1975年12月17日队上通知我到西宁糖厂去上工,这是因为冬天正是收获甘蔗的季节,称为榨季,所以急需大批工人,工作一完成,工人就解散,故名“季节工”。前几年有次从西宁回西昌城,我还去这个厂原址去缅怀,已经不生产糖,厂区也是破烂不堪的状态。
19日下午带着行李乘车来到糖厂,办理了手续,被安排在一幢有20张高底床的大房子里住下。在这里做工的有成都、西昌等各地知青,有西昌的社会青年,也有各乡农民青年,男女各色人等约百来人。夜晚,大房间里是集会时刻,农民青年爱围着火堆烤火吹牛,不爱说笑的则躺在床上看书,成都知青自以为优雅,弹着吉他,哼点《美酒加咖啡》等另类歌曲。
我的工作是运糖,就是把在车间里熬成的砖块样红糖运到仓库里堆放起来。由于这工作是白天做,而这时恰又遇到招兵的问题,我需要一些时间去跑,所以就换了个在车间里熬糖的工种,这是三班倒的工作。车间里一溜排着约十口大铁锅,我的任务是看守前三口锅。榨出来的甘蔗水灌满第一口锅,随着糖水的翻滚蒸发,就要拿起长柄铁勺不断地从三口锅里捞出那些浮沫与残渣,又把糖水舀进第二口锅,再从第二口锅舀进第三口锅,就这样不停地打捞、倒腾,又劳累又枯燥。班长叫周碧仙,二十岁的西昌社会女青年,是糖厂的老雇工了,为人较宽容体谅,因为我常常溜号,不好好干活,但不知是不是她也给厂里报告过我干活态度不佳之事。
1976年的元月24日干完最后一个夜班,把袖套、围腰交还班长,然后找糖厂干部封光照结算工资、伙食,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季节工生活。因没好好干活,封光照扣发了一部分工资,我还吵了一架,但也无法改变结果。在这里结识了几个季节工朋友,其中周明镜是成都知青,他下在西昌兴胜公社江管大队,大家决定到他那里去玩。此后我还单独去过几次,在我后来招工不如意的日子为了散心,还曾和他到成都他家去呆了一周,当时他最小弟弟正读高中,曾说起国家要恢复高考,但我未引起重视敏感,都是国家正式公布才走上复习高考之路,失去了提前冲进起跑线的良机,最后三进考场,才得录取。其中有一次我在他那里过夜,半夜门外一阵喧闹,并有人敲门,居然被他们队上的农民认为是坏人告密,他们队的民兵来把我押解到兴胜公社所在地,要我交待是什么人,我说是红旗公社知青,当时恰好红旗公社的副社长还是副书记,一个姓倪的认识我,才得以放我回去,可想而知当年社会控制严密程度。还有一个女工叫王萍的是地区木材公司的司机之女,其母曾是车站食堂的工人,她大姐和妹曾到糖厂车间里来看过她。她们一家也曾和我家过从甚密,这是另话了。还有一个红旗公社在百货站仓库旁边队上的农民青年,叫岳开友也是这时认识的,一度也往来甚密,他后来考上了西昌机电校分到西昌市农机局,后转市林业局,现退休已久难得来往了。还有一个田姓知青,其父是当时驻小庙机场部队的部队长级别的军官,后来招兵到重庆白市驿机场部队,我1979年大一时还到他部队上去看过他,最后转业回湖南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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