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贤 1721 年奉命完成的《皇舆全览图·雅鲁藏布江图》

吕国宾龙坪山

这段话中，“Ya lu zang bu jiang tu” 没有明确的对应含义，或许存在拼写错误等情况；“Ripa, Matteo (1682-1746). Graveur” 可译为：马国贤（1682 - 1746），版画家。马国贤是意大利传教士，在清朝时期来华，在绘画、雕刻等方面有一定贡献，“Graveur” 在法语中有 “雕刻师、版画家” 的意思。
将与现今亚东县地图对比（图 1），可知当时帕里宗南境大致在今姐普拉山口（即图 1a 所标几母拉达巴罕）以南至提斯塔河（Teesta River）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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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曾派人进藏，采用目测的方式，手工描绘《西藏全图》一幅。康熙时期全国大测量刚开启，清廷就曾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派遣侍郎赫寿去拉萨监督西藏的摄政王拉藏汉。据雷孝思回忆，赫寿及其随从居住西藏两年多，在此期间绘制了所有直接臣服于大喇嘛地区的地图，并带回一幅西藏地区全图。康熙五十年（1711年）他把这幅地图提交给雷孝思神父修订，期望形成与中国各省地图相同的样式。雷孝思神父在审阅此图并询问负责测绘的官员后发现，他找不到任何使用天文观测确定的位置，各地之间的距离也没有进行过测量，只是依靠普通的估算。由于这次所测地图未实测经纬度，所以无法与内地各省测绘的地图进行拼接。但是正如杜赫德所言，尽管这幅地图存在诸多缺点，但还是注意到了更多的细节，显示这块地区的范围比当时最好的亚洲地图表示的都要大得多。福克司推测，尽管雷孝思不承认这次测绘的成果，但它们仍有一部分被印了出来，“抑或他没有对西藏中部和西部进行测绘，所以我们看到的16—18号地图（1717年第一版木版《康图》）只覆盖了西藏东部地区。”

康熙皇帝得知这幅西藏地图的缺点之后，决定重新绘制一幅令人满意的准确地图。为此，他派遣两名在蒙养斋学习的喇嘛前往西宁，由此开始测绘，直到大喇嘛居住的拉萨，再由拉萨测至恒河（Ganges）源头，并带回河源之水。《大清一统志》对此也有记载：“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受这条资料的影响，欧洲文献通常把这一年，即1717年，当作测绘西藏的年代。福克司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一年应该是测绘的官员们从西藏回到了北京，并把他们的测绘资料交给传教士的时间。他的依据来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的记载：负责测绘的喇嘛受准噶尔侵扰西藏的影响，从恒河回到了拉萨。“受雇绘制西藏地图的两位喇嘛属于格鲁派，他们侥幸避免了与其他人类似的遭遇。然而他们因这次事故匆忙赶路，不得不止步于恒河源头周边地区，包括他们从邻近地区喇嘛那里得到的信息，以及从拉萨大喇嘛处获得的历史记载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这条资料亦可与《平定准噶尔方略》的记载相互印证。“又大喇嘛刍尔齐木藏布喇木扎巴奏称，我等由刚谛沙（指冈底斯，笔者注）还至拉萨。拉藏（汉）告云，策妄阿喇布坦令策零敦多卜等率兵六千余至净科尔庭山中，扼险来战，中夜越岭而至，遂据达木地方。”策零敦多卜带领由六千人组成的远征军向西藏进发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一月。次年十一月，准噶尔军攻占拉萨。两天之后拉藏汗被杀。由此可知，受准噶尔侵扰西藏的影响，测绘官员在西藏开始测量的时间应该早于1716年末至1717年初。孔令伟根据藏文资料也得出，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确实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底抵达西宁。据《清实录》得知，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约在1717年底至1718年初之间自冈底斯山返回拉萨。

根据时任四川巡抚年羹尧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六月十三日上奏的奏折推知，这些测绘官员把图交付北京的时间约为该年年末至次年年初。“前奉钦差于藏、卫等处画图，喇嘛楚尔齐母藏布拉木占木巴（即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已从打箭炉至成都，现在绘《御览全图》，大约六月内可以告竣，齐图回京。”由此可知，这些测绘西藏的官员，并没有如福克司认为的那样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回京，而是在成都待了一段时间才回京城。这次测绘成果成为《皇舆全览图》增订西藏地图的基础。奏折中出现的《御览全图》似乎也不仅限于西藏地图，故对西藏的测量应该始于1716年底，最迟不晚于1718年上半年，持续时间不确。

据福克司论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前完成了两份雕刻的铜版总图的草图，一份根据省界和自然边界分幅，另一份是按照排和号分幅的草图，这份草图的分幅形式与在沈阳发现的《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一致，《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铜版图系使用排图草图作为样本，并于当年年末印制的地图。但是这套41幅铜版图是否如铜版草图一样是由马国贤或费隐（Fridelli）等人印制，则不得而知。因为马国贤有关制作44幅铜版图的陈述与盛京的41幅地图的数量不相符，也不同于用作测试的草图。

这次测量方法包括在途中观察罗盘方位、测量道路距离、使用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圭表等来推定纬度，似乎也收集了主要山脉的坐标和海拔高度。和在朝鲜的测量过程一样，他们在拉萨获得了一些地图和路书，还有一些当地官员和向导陪伴着他们。福克司所引宋君荣的描述也说明他们对于西藏地区无法观察的地方是根据当地人的描述来绘制的：“这些中国的数学家和喇嘛，在观察方位、测量距离和使用日晷观察极点的高度方面均受过相应的训练。他们跑遍了西藏，来到恒河源头所在的冈底斯山。这些地理学家除了大喇嘛提供的地图和有经验的人外，还有熟悉当地环境的向导陪同。康熙皇帝命人对这些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和制图原则进行检查，并做出了多处校正……有一位参加西藏地图绘制的官员，杜赫德神父曾教导他如何还原路线，以及每条纬度中一度经度所对应的里数。这位官员也留存了一份笔记，里面有一幅经杜赫德神父校正过的地图，神父减少了路线，并使用他所能观察到的纬度值对路线进行纠正……就恒河的流路以及周围所标注的城镇而言，不是由派去的……人亲眼所见，而是从拉萨以及冈底斯山附近居民那里所了解到的。”

除此之外，他们还根据周边较为准确的测量值对测量结果进行了校正，也曾利用已有的路程记载和更早年代的地理学家的数据，来验证测量的准确性。如由喇嘛数学家绘制的西藏东部靠近四川的“西番”地区，其测绘过程中没有进行过任何天文观察。耶稣会士把这幅图与他们绘制过的地图进行关联，通过打箭炉（Ta-tfyen-lú）、云南的丽江府（Li-Kyáng-fu）、塔城关（Ta-ching-guan）以及永宁府（Yong-ning-fu）等地的经纬度对之实施校正（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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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铜版地图的基础上，康熙借大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对西藏的扰乱之际，对西藏地区的地名也进行了修订。“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进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明具奏。”颁发这道谕旨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十七日，福克司根据这道谕旨把前文提及的第二个木版地图完成时间推定为次年，即1721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皇帝在派兵平定叛乱之后，也曾专门派遣测绘技术人员对西藏地图进行补测，以加强对西部边远地区的管理，由传教士蒋友仁在《康图》基础上，增加补绘了西藏边疆测绘信息，编绘完成了《乾图》。

四、铜版《康图》及其谱系地图的比较

由上可知，尽管自顺治年间就开始绘制西藏地区的地图，康熙全国大测量初期也对西藏进行了测绘，但是由于没有使用近代测绘方法，无法与其他地图进行拼接。后在传教士指导下，又对西藏地区开展了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由于受到准噶尔对西藏侵扰的影响，没有全面展开，但测量人员通过局部的实地测量、间接校准、参考已有测量数据或当地人民提供的信息，初步完成了西藏地图的绘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入藏大军遵照康熙的指示，再次增订西藏地区的地名，进一步推进了西藏地图的绘制。前述测绘工作依次生成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版中文木版地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第二版满汉合璧铜版地图和康熙六十年（1721年）第三版中文木版地图。

《康图》完成之后，最初通过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得以传播。这本书共四卷，随书出版了法文标注的地图。据杜赫德介绍，这些地图由唐维尔依据《康图》改编。福克司认为，唐维尔的地图参考了三种《康图》的版本。康言也证实，唐维尔关于中国十五省的地图完全是照着早期的木刻版本绘制的，但是有的居民点没有标注地名，可能是翻译的缘故。《中华帝国全志》一经出版，很快成为一本关于中国的名著，并在欧洲广泛传播，乾隆三年（1738年）即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由此也产生英文标注的《康图》。鉴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版木版地图中西藏地区的绘制存在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故下面的比较不考虑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版的《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