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了主任油菜苔
李旭葵
1960年冬天,也就是我邛崃县第一初级中学校考上邛崃中学上高中的第一期。当时正处在饥寒交迫的大饥荒年代,学校勤工俭学劳动安排,执行的是“大一一五”和“小一一五”。即在一个星期七天时间,要劳动一天和一个半天,种菜种粮来度日。
当时劳动,主要是在县郊文笔山对面马厂坝农场、西门外原丝厂和原崃山纸板厂的河坝地种菜及白鹤山一侧的幽居寺农场劳动,有时到十几里外王石盘等地去背木柴作学校食堂的燃料。
有个星期六的上午,是安排我们班半天劳动。学校后勤总务处孟梦主任叫我们班安排一些学生,在学校的菜园里摘菜,学校伙食团食堂正等待中午的菜下锅。
在学校里,当时为了度过困难饥荒难关,除了有整块大面积空地为学校集体种菜外,还把一些边边角角、房前屋后的零星小空地,分配给一些有家属的老师作为个人自留地,自已利用课余空闲时间种菜来度饥荒。
我是班长,记得是安排了班上几位体弱的女同学去摘菜。有一位女同学问我,学校里有集体的菜地,还有老师个人的菜地,到底去摘哪一个地的菜,我说当然是摘学校集体的。又有一位女同学不知是否有意问我:“那教学大楼斜对面土墩上的油菜苔长得又嫩又好,摘不摘?”我随口答道:“怎么不摘呢?”
我和班上其他男同学,抬粪到西门外河坝地里去给白菜施肥。半天劳动完后,回学校在食堂吃午饭。有一位女同学悄悄告诉我说:“安逸!你叫我们去摘菜,惹大祸了!”
我忙问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她们去摘了教学大楼斜对面土墩上的油菜苔,谁知那是学校教导主任自已种的自留地。在上午课间操休息的时候,教导主任下课回寝室发现了,气得大发雷霆,骂道:“这龟儿哪里是在劳动嘛!简直是些土匪棒客!摘菜就摘菜嘛,还把油菜尖尖全都给我摘得光溜溜的!”
午饭后,班主任杨修文老师把我和团支部书记包联华叫到他的寝室。他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讲:“谁叫你们去摘学校主任的油菜苔?”
我不服气地说:“是学校孟梦主任叫我们班安排一些学生去摘的,我们怎么知道是主任的自留地呢?摘的菜又是全校的同学和老师吃的!”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校长和副校长不在学校,是由教导主任全面负责主持学校工作。他是党支部的委员,还是学校的行政领导。你们二人去代表全班同学向他当面说清楚,深刻地作检讨和道个歉。”杨老师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
“凭什么要我们去说清楚?又不是我们去偷他的菜?摘的菜又不是只有我们班同学吃的?我们错在哪里?凭什么要向他道歉?他既然是党的领导,又是老师,他为什么还骂我们学生是龟儿棒客土匪?我们是龟儿棒客土匪,他就是龟儿棒客土匪头子!”不服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看法,更不同意去道什么歉。
按杨老师说的意思,教导主任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代表党。但犟脾气的我,根本不服那口气,便说:“他凭什么要骂我们学生是龟儿棒客土匪,他是老师,要道歉,应该是他先向我们道歉。”我的心里,也是非常理解和同情杨老师的苦衷,他也是牛踩乌龟背疼在心里头,鼻子大了把嘴巴压住了。
团支部书记包联华是个女同学,心里也不服气,埋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杨老师见了,觉得有点僵,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们下去考虑一下。”
杨修文老师心地善良,是个很好的老师。我知道他的苦衷,他是原国民党刘文辉第24军少将参谋长杨家祯的弟弟,家庭成份又不好,夹着尾巴做人,诚恐诚惶,惊恐就得罪了领导。教导主任为油菜苔的事专门批评杨老师,杨老师他也是无可奈何,是有苦说不出来,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下来后,杨老师又问过我,我还是那句话。团支部书记包联华,就像老鼠躲猫一样,干脆躲避了,怕见杨老师的面。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起油菜苔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一年级下期,在春节过后,即1961年2月开学。学校执行上级指令,学校高63级7个班要精减压缩为5个班,也就是要裁减一百多学生休学回家。手板心手板背都是肉,到底该裁减哪些学生呢?学校出于实在的无奈办法,将历年来规定的开学三天报名时间,临时突然发通知报名改成一天,并规定过时不报名。就是有意让部分学生一时凑不够几元钱的学费而报不了名,也就让这些学生以误时理由而报不了名。学校因裁减学生还未达到上级要求的人数,因此有的同学虽然报了名,后来也不明不白地被劝其退学回家。
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包联华就是当天报名时还差5角钱,她请了假又赶回大邑县安仁镇农村乡下去借钱。第二天一早,她带钱赶到学校,学校教导处却以过时不报名为由而被拒。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欲哭无泪,无可奈何,她含着满眶泪水,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同学,只好认了这个命运,回家脸向黄土背朝天当了一辈子农民。
事情虽然过去了六十多年了,但是在包联华同学的身上,就有当年摘油菜苔惹祸而留下的阴影,使她含泪不明不白地离开了学校,影响了人生,留下了一生难忘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