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房子
1980年,爸爸决定修建我们的新家,搬离X家老祠堂,这新修的房子也就是现在我印象里的老家。
在那个年头,就是修个普通的砖瓦房,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很大很困难的一件事,包产到户才刚推行,一般人家没有多少余粮。修房子要请很多的手艺人和帮工,手艺人按天算钱,帮工一般是关系好的邻里和亲户,他们是不要钱的,那个年代还不兴外出打工,帮人做事可以挣饭挣烟,所以帮工也比较好找。不过手艺人和帮工和有些帮工的家属的饭那是要一直供到房子修好的。现在看来不要工钱只管饭等于白捡便宜一样,可是那个年代,这项支出却是最重的,一般家庭是承受不了的。
爸爸拿出积攒了多年的粮票,全部买成粮食,妈喂了两头肥猪,种了很多的蔬菜,这些还不够,又跟亲戚和队里的亲户借了一些粮食和钱,外公外婆也给我们凑来了几挑粮食。上有老下有小而且没有亲兄弟帮忙的爸爸,便有了修房子的决心和底气。后来修房子的过程中,一些村民又陆续送来几十今米或几斤粉丝,作为给我们家修房子的贺礼。
那个年代,地里的粮食产出在缓慢恢复,山坡上的树木恢复得更慢,因此木材非常缺乏。从自家老房子拆木料是每家修房子都必须要做的事。我们几家人同住老祠堂,因此一些墙壁就成了公共财产,公共墙壁上的立柱和横梁,都是很粗的大料,这些大料的归属就成了大家的分歧。
公在临死前给我爸爸说过,队里分房子是注明了公共隔墙的归属的,县里存有人民政府盖着大印的证明,我们和隔壁人家那堵公共墙壁是应该属于我们家的,因为公是以前的老生产队长,分房子这些事情他都清楚。我爸爸说你老应该召集两家人一起说一说啊,意思是何必造成无法证明的遗留问题,因为一般人是不能去县里翻看那些证明的。公摇了摇头,道出了他的苦心,他若说了,两家势必关系不好,公死过后,爸爸又在外面做事,家里就剩下孤儿寡母,势必会遭人欺负,公现今只需给爸爸说了真相,到时拆房子能不能保住那些木料,就看爸爸的本事了。
爸爸后来凭借他的智慧,当然全部要了那些公共墙壁里的木料,爸爸每每提起这件事,都感慨不已。公的深远谋事,也影响了爸爸后来的处事风格。
我们新屋基的审批也有点小的波折,队里说我们屋基地有其他原因不能批,叫我爸爸另选,爸爸直接在乡里找他当干部的好友给越级批了,让队里的干部很尴尬。那个时代,上级是很权威的,下级是要绝对服从的,因此队里也没再说什么。后来邻居悄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屋基地是爸爸当队长的堂兄弟在捣乱,据说他很佩服爸爸的眼光,爸爸选好这个屋基,他也看起了。
新家离老祠堂大约二里远,搬家的事我只能听大人讲述,自己大都忘记了,那时我差不多三四岁,我只依稀记得我提了两个烘笼子,步履蹒跚走在沙巴子(小地名)的小路上。我弟弟更小,他连这些印象也没有。
家里没人照顾我们这些小孩子,妈于是把我们一起送去了外婆家。半年后房子修好了爸妈来接我们,看见我们瘦了,妈当时抱住我和弟弟就哭了,弟弟却不认识爸妈了,哭着闹着不回去。
我们新家按照本地建房习俗修的三间一转,就是三间正房(包含中间一间大堂屋),一间转角房,一间环房,总体呈“L”形,转角房和环房的后面,就是L的短边外侧,又修了灶屋和猪圈,灶屋里安放了从老祠堂搬过来的磨子和石桌子,猪圈半块养猪,半块做茅厕。
爸妈住了一间正房,婆和姐姐住了一间正房,大堂屋是堆放大型农具的场所,包括风斗、晒垫、蚕架、簸箕、婆的老木,当然还有公共墙壁里拆下的没用完的大料,后来又添了爸爸的自行车。转角房后半部分堆放做饭用的柴草,前半部分放一张漆成橙色的大方桌吃饭,转角房按功能说也就是现在人的饭厅。
环房是我和弟弟的卧室、书房、游乐天地。现在回去,都还能看见我们堆放在屋角的爸爸蜂箱改成的几个书箱,和满墙壁斑驳的奖状,以及钉在墙上的同学送的明信片。对着门放了一张老样式的架子床,挂着打着补丁的旧蚊帐,曾几何时,我和弟弟就在床上的席子上,光着屁股,兴高采烈看笋子虫打架,或是一人一头睡好,口里喊预备三四起,两双小脚一起乱蹬,一边登一边高声欢笑,我们称之为炒干胡豆。我们家的多少床被单,就这样被我们小兄弟俩给炒成了油渣,当然也被妈骂了很多次。
我们房子朝向很好,坐北朝南略偏东一点,那是爸爸扔了阴阳先生的罗盘,自己翻书定的方向。冬天可以晒一天的太阳,环房刚好能挡住北风。夏天的太阳很快就掠过我们阶阳,又不会西晒,很多村民都对爸爸赞叹不已。
这段跟俺家的状况差不多。恩。有一个伟大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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