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渝文化”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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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渝文化”应该缓行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luohongencode("论“巴渝文化”应该缓行 作者：王定天 概念的兴起 我眼拙，重庆直辖以前，未曾见识过 “巴渝文化”这么个概念、至多，于“巴”、“巴人”、“巴国”、“巴渝”、“渝州”这些相关地域历史概念有些印象。与考古发现有关的“巴文化”词语似乎在望中也出现过，却就考古论考古，远未形成为系统的、标志性的、地域亲缘性或文化发生论的概念，重庆人对它也没有多少认同感。千百年来，巴渝地区人民与四川盆地生活的各族居民一样，文化上认同四川、四川盆地、巴蜀、蜀学、盆地意识，有强烈的归属感，并进而经由“四川”，归属于主流的中华大文化。证之历史，从《史记》开始，古籍记载就总是巴蜀并举。“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郡，西并巴蜀。”（《史记?李斯列传》）即使巴渝学者们最常引用的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也免不了一样并论巴蜀：“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其中的原因，如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所说：“春秋战国时代巴的历史，一点记载都没有。”史料委实太少，根本就分不开。当代巴蜀史学专家如徐中舒、童恩正、邓少琴等，他们的著述中，更都是巴蜀并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从来是严肃、科学的。主要的一种形成方式是考古发现，比如“仰绍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有严格的、不容混淆的概念界定和考古实物支持。另一种“次生”的文化概念形成方式，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无、或也有出土文物支持。应用很广泛，如西夏文化、吴越文化等。这种方式也是地方文化学者们常采用的。千万年的独特物质遗存，数千年的文字传载，才能形成一种文化形态，并非容易的事。四川盆地这么大一块独立的地理构造板块，一方水土一方人，连动、植物遗传都没有差异，几千年的文明史，才有“巴蜀文化”的指称，并显然从属大中华文化，是一个支派。“巴渝”这个称谓，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汉书?礼乐志》作“巴俞”，颜师古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巴、俞显然是两个民族）沿用至今。所指代地域、人群却变动不居，由巴西到巴东，由嘉陵江到长江，由川东到重庆，概念并无确指，随意性极大。文化渊源上，巴渝地方从汉以来，只是蜀地的边缘形态，并无明显的特性。直辖以后陡然冒出来的“巴渝文化”，于史无记载，于考古乏支撑，指揆任意。三峡文化学者蓝勇直指：“‘巴渝’是直辖后的概念，就指新重庆。” 1997年3月１５日，全国人大通过重庆直辖，同一天，《重庆日报》开辟了一个“巴渝风”专版，整整两个版，设置了“巴渝儿女”、“巴渝风情”、“巴人春秋”、“重庆与世界”栏目，发表了《巴人起源之谜》、《巴国与巴都》、《巴渝舞》、《南北战争中的四川首府——重庆城》等文章，要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意旨初现端倪。但理论上还比较谨慎，只是散碎地述古，不求过多建树。这个专版没开几期，便因时机不成熟，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热情再度掀起，７月３日，《重庆日报》发表了朱晴方《重庆文化当唱“大风歌”》一文，文章里横空出世，首次出现了“巴渝文化”这个新词“巴渝文化博大精深，品位不凡。”从全文看，论述是落足在传统的“巴文化”上，今天看来没什么新意，似是偶然提到“巴渝文化”。接着，７月２０日，《重庆日报》开辟“重庆文化大家谈”专栏，约了当时西师中文系教授王泉根（泉根目前已经离渝赴京，权执北京师大文学院牛耳）主笔，撰写了《重庆文化思考》之一、之二、之三三篇文章，分三期载出。在第二篇文章《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里，正式提出了“重庆文化精神（或特点）……四大母题”，“巴渝文化”概念赫然便在其中。有趣的是，在这篇专论文章中，王泉根几次用的都是“巴渝（传统）文化”这个词语，显示他虽用了“巴渝文化”概念，在这里只是“巴渝传统文化”的一个代称，概念还没有硬化，或者说还只是描述性的，他的态度还有些游移。王泉根毕竟是一个有素养的学者，对一个根基不稳定的新概念，他表现得很谨慎。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巴渝文化” 不是本地域文化的最终概括，也不能概尽本地域多元文化要素，尚不足成为地域文化的共名。 从朱晴方到王泉根，“巴渝文化”完成了它走出象牙之塔的过程，其实还远未成型。但对于一件功利性巨大的事业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其实还有一个先知先觉者，早在６月８日，直辖市挂牌之前，王群生就在《重庆日报》发表文章，疾呼《为新重庆“地域文化”定位》，只不过，他主张的是“三峡文化”）。从那时以来，直辖八年到今天，在本市，“巴渝文化”学术研究团体和“巴渝文化”学者已然“遍地英雄下夕烟”；以“巴渝文化”为名目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大炒冷饭；本地十余家新闻媒体上，每天都不难找到“巴渝文化”字样。“巴渝文化”整天在重庆人民耳边吹，耳熟能详了，于是俨然成为重庆地区最显赫也最通用的词汇概念。 续这“文化”的人看来比较匆忙，无暇虑及两位肇始者的谨慎与顾忌，在他们手里，“巴渝文化”就是“巴渝文化”，一个足够硬化了的概念。 回溯“巴渝文化”概念的诞生兴起过程，两点很明显：一、“巴渝文化” 最大的孳生地在媒体，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身价，重庆媒体“功”不可没。二、这个概念的兴起，适应了直辖市成立的政治需要，是应运而生的。直辖市行政地位的合法性之外，它的形象、体面、尊荣还系于文化。“神授天定”，自炫、自神，是文明古国民族潜意识里的情结，连皇帝都要自称“天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都知道捣鬼，在鱼肚子里藏一块字绢，以示其造反“应天顺人”，“直辖市”当然也有兴趣寻找能引来更深广荣耀的理由。如果能有一种文化上的自系渊源，数典有宗，事情岂非就臻于完美？本地学人敏感到这一政治机遇，做出了这一理论建设，得到直辖市当局的首肯和支持，以至几年间飙升为本地显学。学人趋之若骛，就不以为异了。但这一过程也说明了：“巴渝文化”概念不是诞生在学科发展的必然基础上，而是服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在媒体的煽惑下，以一种极其廉价的方式诞生。这注定了“巴渝文化”是一种只能在实用层面解读的文化形态——它还得到了一个机遇：重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地位由直辖市、西南大区、省属市、单列市、直辖市，反复变迁，几十年沉浮，市民心态也由尊荣到失落，再尊荣，屡经变化，因而被扭曲，乐于与四川（根柢是与成都）区别。适应这种心态，“巴渝文化”就容易有成。这是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 一片凯歌声中，今天，仍值得警示的恐怕是：“巴渝文化”无论如何鼓噪，它也只在重庆直辖市范围或原川东地区流行，影响所及只限这一地区，域外应者寥寥；巴渝学者虽众，全部都只在直辖市内；“巴渝学”也没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问题还在于：直至今天，在域外人眼里，地理或文化概念上，仍然只有四川、四川人，四川重庆人，文化形态巴蜀一体。 概念的内涵 “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此说听来顺理成章，其实是虚假命题，“源”与“流”并不一致。如上节所述，“巴渝”概念虽然所指屡变，内涵并不确切，毕竟古已有之，要害在“文化”二字，它是直辖以后在古典“巴渝”概念上羼入添加形成的，“巴渝文化”因而是现实命题，只能在现实层面解读；因而是伪古典、真现实的概念。 巴族、巴国终止于秦，此后，这块土地的历史更多地由中原入主的华夏民族书写，这块土地的文化，从此进入大中华文化形成的整体过程，这是基本历史事实。非要发掘秦以前那一段“巴渝”的文化，只须剔除羼入、臆想成分，专注“巴人”这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弱小民族，根据历史零散记载，参证考古发现，也并不难。那文化无非就是由持短剑短匕、善跳阵前舞的巴师、献头毁诺的巴蔓子所呈示的那种尚武、血勇、粗放少文的气质。这种气质固然可以扩而大之为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但必需承认，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张扬为凶杀、嗜血、好勇斗狠。 由典籍记载和考古所揭示的巴渝文化核心就只这些罢。巴渝历史人物身上表现的其它气质，并无多少特异性，更多地其实从属于中华大文化。 分析此“巴渝文化”的内涵，有以下特点： 一、狭隘性。与巴蜀文化示人的人杰地灵、传说丰沛、多元发展，人文荟萃、英华辈出、出土文物富集、记述详瞻不可同日而语，实足显示其弱小狭隘。 二、封闭性。狭隘是封闭的产物。封闭性来自川东地理的闭塞，大巴山、武陵山半环，南北绝塞，东去水路瞿塘滟预堆挡道，一去一回鬼门关，唯西向蜀通达无碍。这种几千年地理的封闭，使“巴渝文化”的生成中少有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自生自灭而已。，只是一文化小支，也不具华夏民族的普遍意义。顺便说一下，不仅巴，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封闭、缺乏交流的。特殊的地理构造，形成了它的空间封闭和时间滞后。 三、自恋性。狭隘与封闭本身并不构成不足，世外桃源也可自得其乐，不知其苦。但这种封闭一旦打开，种种狭隘显出了狼狈像，一种自卑与自我肯定相纠结的自恋情结就会发生。而这，正是宋元以来巴渝大地经受几番移民浪潮冲击时的文化心理。抗战期间，江浙富饶发达、文化先进、精神优越的人士大量涌进，面对文化的挑战，重庆人只一句话就保全了自已、轻蔑了别人：“下江人”。有下流、不足道的意思。这与中国开放之初面对世界时表现的中华文化的情结有些相似。但中华民族今天已经走过来了，情结解开了，不卑不亢，真正具有了大国风度；而重庆，选择今天建设“巴渝文化”，要显示自己在地域文化上也是足够丰富的形态，则还在继续着自恋。 四、残缺性。对“文化”的描述应当产生于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有关‘巴渝文化”（巴文化）的这种发现与记载，充其量，只能描绘出一段残缺的文化，可以领会的，仍只是这一群灵活闪动在山地中的矮小男人，好战喜斗，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强势，是野性与雄性交织的一群，尚且不懂得什么叫温柔敦厚。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有关巴渝（巴）的物质生存状态、精神生活及其结构的文化要素，逼得巴渝学者们只能伸手向神话、向民间传说索取史料，甚至扭曲记载，其结果可想而知。 五、落后性。具狭隘、封闭、自恋、残缺于一身的“巴渝文化”，在华夏各种地域文化如齐鲁、燕赵、吴越等文化中，是较不发达、较少借鉴意义的，相对中华民族主流的文化形态因而是落后的。在这样基础上来生成现实的“巴渝文化”，甚且想要割断与蜀（巴蜀）文化进而与中华大文化的联系，自立门户，注定徒劳。勉强为之，最终只能酿成一股文化逆流。 ") </script> 复制代码 论“巴渝文化”应该缓行 作者：王定天 概念的兴起 我眼拙，重庆直辖以前，未曾见识过 “巴渝文化”这么个概念、至多，于“巴”、“巴人”、“巴国”、“巴渝”、“渝州”这些相关地域历史概念有些印象。与考古发现有关的“巴文化”词语似乎在望中也出现过，却就考古论考古，远未形成为系统的、标志性的、地域亲缘性或文化发生论的概念，重庆人对它也没有多少认同感。千百年来，巴渝地区人民与四川盆地生活的各族居民一样，文化上认同四川、四川盆地、巴蜀、蜀学、盆地意识，有强烈的归属感，并进而经由“四川”，归属于主流的中华大文化。证之历史，从《史记》开始，古籍记载就总是巴蜀并举。“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郡，西并巴蜀。”（《史记?李斯列传》）即使巴渝学者们最常引用的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也免不了一样并论巴蜀：“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其中的原因，如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所说：“春秋战国时代巴的历史，一点记载都没有。”史料委实太少，根本就分不开。当代巴蜀史学专家如徐中舒、童恩正、邓少琴等，他们的著述中，更都是巴蜀并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从来是严肃、科学的。主要的一种形成方式是考古发现，比如“仰绍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有严格的、不容混淆的概念界定和考古实物支持。另一种“次生”的文化概念形成方式，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无、或也有出土文物支持。应用很广泛，如西夏文化、吴越文化等。这种方式也是地方文化学者们常采用的。千万年的独特物质遗存，数千年的文字传载，才能形成一种文化形态，并非容易的事。四川盆地这么大一块独立的地理构造板块，一方水土一方人，连动、植物遗传都没有差异，几千年的文明史，才有“巴蜀文化”的指称，并显然从属大中华文化，是一个支派。“巴渝”这个称谓，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汉书?礼乐志》作“巴俞”，颜师古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巴、俞显然是两个民族）沿用至今。所指代地域、人群却变动不居，由巴西到巴东，由嘉陵江到长江，由川东到重庆，概念并无确指，随意性极大。文化渊源上，巴渝地方从汉以来，只是蜀地的边缘形态，并无明显的特性。直辖以后陡然冒出来的“巴渝文化”，于史无记载，于考古乏支撑，指揆任意。三峡文化学者蓝勇直指：“‘巴渝’是直辖后的概念，就指新重庆。” 1997年3月１５日，全国人大通过重庆直辖，同一天，《重庆日报》开辟了一个“巴渝风”专版，整整两个版，设置了“巴渝儿女”、“巴渝风情”、“巴人春秋”、“重庆与世界”栏目，发表了《巴人起源之谜》、《巴国与巴都》、《巴渝舞》、《南北战争中的四川首府——重庆城》等文章，要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意旨初现端倪。但理论上还比较谨慎，只是散碎地述古，不求过多建树。这个专版没开几期，便因时机不成熟，应者寥寥，无疾而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为直辖市文化张目的热情再度掀起，７月３日，《重庆日报》发表了朱晴方《重庆文化当唱“大风歌”》一文，文章里横空出世，首次出现了“巴渝文化”这个新词“巴渝文化博大精深，品位不凡。”从全文看，论述是落足在传统的“巴文化”上，今天看来没什么新意，似是偶然提到“巴渝文化”。接着，７月２０日，《重庆日报》开辟“重庆文化大家谈”专栏，约了当时西师中文系教授王泉根（泉根目前已经离渝赴京，权执北京师大文学院牛耳）主笔，撰写了《重庆文化思考》之一、之二、之三三篇文章，分三期载出。在第二篇文章《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里，正式提出了“重庆文化精神（或特点）……四大母题”，“巴渝文化”概念赫然便在其中。有趣的是，在这篇专论文章中，王泉根几次用的都是“巴渝（传统）文化”这个词语，显示他虽用了“巴渝文化”概念，在这里只是“巴渝传统文化”的一个代称，概念还没有硬化，或者说还只是描述性的，他的态度还有些游移。王泉根毕竟是一个有素养的学者，对一个根基不稳定的新概念，他表现得很谨慎。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巴渝文化” 不是本地域文化的最终概括，也不能概尽本地域多元文化要素，尚不足成为地域文化的共名。 从朱晴方到王泉根，“巴渝文化”完成了它走出象牙之塔的过程，其实还远未成型。但对于一件功利性巨大的事业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其实还有一个先知先觉者，早在６月８日，直辖市挂牌之前，王群生就在《重庆日报》发表文章，疾呼《为新重庆“地域文化”定位》，只不过，他主张的是“三峡文化”）。从那时以来，直辖八年到今天，在本市，“巴渝文化”学术研究团体和“巴渝文化”学者已然“遍地英雄下夕烟”；以“巴渝文化”为名目的著作、文章，汗牛充栋，大炒冷饭；本地十余家新闻媒体上，每天都不难找到“巴渝文化”字样。“巴渝文化”整天在重庆人民耳边吹，耳熟能详了，于是俨然成为重庆地区最显赫也最通用的词汇概念。 续这“文化”的人看来比较匆忙，无暇虑及两位肇始者的谨慎与顾忌，在他们手里，“巴渝文化”就是“巴渝文化”，一个足够硬化了的概念。 回溯“巴渝文化”概念的诞生兴起过程，两点很明显：一、“巴渝文化” 最大的孳生地在媒体，它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身价，重庆媒体“功”不可没。二、这个概念的兴起，适应了直辖市成立的政治需要，是应运而生的。直辖市行政地位的合法性之外，它的形象、体面、尊荣还系于文化。“神授天定”，自炫、自神，是文明古国民族潜意识里的情结，连皇帝都要自称“天子”，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都知道捣鬼，在鱼肚子里藏一块字绢，以示其造反“应天顺人”，“直辖市”当然也有兴趣寻找能引来更深广荣耀的理由。如果能有一种文化上的自系渊源，数典有宗，事情岂非就臻于完美？本地学人敏感到这一政治机遇，做出了这一理论建设，得到直辖市当局的首肯和支持，以至几年间飙升为本地显学。学人趋之若骛，就不以为异了。但这一过程也说明了：“巴渝文化”概念不是诞生在学科发展的必然基础上，而是服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在媒体的煽惑下，以一种极其廉价的方式诞生。这注定了“巴渝文化”是一种只能在实用层面解读的文化形态——它还得到了一个机遇：重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地位由直辖市、西南大区、省属市、单列市、直辖市，反复变迁，几十年沉浮，市民心态也由尊荣到失落，再尊荣，屡经变化，因而被扭曲，乐于与四川（根柢是与成都）区别。适应这种心态，“巴渝文化”就容易有成。这是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 一片凯歌声中，今天，仍值得警示的恐怕是：“巴渝文化”无论如何鼓噪，它也只在重庆直辖市范围或原川东地区流行，影响所及只限这一地区，域外应者寥寥；巴渝学者虽众，全部都只在直辖市内；“巴渝学”也没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问题还在于：直至今天，在域外人眼里，地理或文化概念上，仍然只有四川、四川人，四川重庆人，文化形态巴蜀一体。 概念的内涵 “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此说听来顺理成章，其实是虚假命题，“源”与“流”并不一致。如上节所述，“巴渝”概念虽然所指屡变，内涵并不确切，毕竟古已有之，要害在“文化”二字，它是直辖以后在古典“巴渝”概念上羼入添加形成的，“巴渝文化”因而是现实命题，只能在现实层面解读；因而是伪古典、真现实的概念。 巴族、巴国终止于秦，此后，这块土地的历史更多地由中原入主的华夏民族书写，这块土地的文化，从此进入大中华文化形成的整体过程，这是基本历史事实。非要发掘秦以前那一段“巴渝”的文化，只须剔除羼入、臆想成分，专注“巴人”这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弱小民族，根据历史零散记载，参证考古发现，也并不难。那文化无非就是由持短剑短匕、善跳阵前舞的巴师、献头毁诺的巴蔓子所呈示的那种尚武、血勇、粗放少文的气质。这种气质固然可以扩而大之为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但必需承认，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张扬为凶杀、嗜血、好勇斗狠。 由典籍记载和考古所揭示的巴渝文化核心就只这些罢。巴渝历史人物身上表现的其它气质，并无多少特异性，更多地其实从属于中华大文化。 分析此“巴渝文化”的内涵，有以下特点： 一、狭隘性。与巴蜀文化示人的人杰地灵、传说丰沛、多元发展，人文荟萃、英华辈出、出土文物富集、记述详瞻不可同日而语，实足显示其弱小狭隘。 二、封闭性。狭隘是封闭的产物。封闭性来自川东地理的闭塞，大巴山、武陵山半环，南北绝塞，东去水路瞿塘滟预堆挡道，一去一回鬼门关，唯西向蜀通达无碍。这种几千年地理的封闭，使“巴渝文化”的生成中少有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自生自灭而已。，只是一文化小支，也不具华夏民族的普遍意义。顺便说一下，不仅巴，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封闭、缺乏交流的。特殊的地理构造，形成了它的空间封闭和时间滞后。 三、自恋性。狭隘与封闭本身并不构成不足，世外桃源也可自得其乐，不知其苦。但这种封闭一旦打开，种种狭隘显出了狼狈像，一种自卑与自我肯定相纠结的自恋情结就会发生。而这，正是宋元以来巴渝大地经受几番**浪潮冲击时的文化心理。抗战期间，江浙富饶发达、文化先进、精神优越的人士大量涌进，面对文化的挑战，重庆人只一句话就保全了自已、轻蔑了别人：“下江人”。有下流、不足道的意思。这与中国开放之初面对世界时表现的中华文化的情结有些相似。但中华民族今天已经走过来了，情结解开了，不卑不亢，真正具有了大国风度；而重庆，选择今天建设“巴渝文化”，要显示自己在地域文化上也是足够丰富的形态，则还在继续着自恋。 四、残缺性。对“文化”的描述应当产生于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有关‘巴渝文化”（巴文化）的这种发现与记载，充其量，只能描绘出一段残缺的文化，可以领会的，仍只是这一群灵活闪动在山地中的矮小男人，好战喜斗，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强势，是野性与雄性交织的一群，尚且不懂得什么叫温柔敦厚。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有关巴渝（巴）的物质生存状态、精神生活及其结构的文化要素，逼得巴渝学者们只能伸手向神话、向民间传说索取史料，甚至扭曲记载，其结果可想而知。 五、落后性。具狭隘、封闭、自恋、残缺于一身的“巴渝文化”，在华夏各种地域文化如齐鲁、燕赵、吴越等文化中，是较不发达、较少借鉴意义的，相对中华民族主流的文化形态因而是落后的。在这样基础上来生成现实的“巴渝文化”，甚且想要割断与蜀（巴蜀）文化进而与中华大文化的联系，自立门户，注定徒劳。勉强为之，最终只能酿成一股文化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