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戏说]宰相与帝王的博弈史 zt

木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中国历代宰相的殊荣；“伴君如伴虎”，是历来高管的尴尬；“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是创业功臣的悲剧；“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乱世权臣的奸邪之心。
　　　　　　 在中国历史中，掌握实权的权臣与江山之主的帝王是封建权力的最顶峰，他们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个中关系复杂异常，从而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绝伦的人间活剧。
　　　　　　 他们有一起并肩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有互相欣赏信任的最佳搭档，有裙带关系错综的远亲近戚，有力量悬殊倒置的强臣弱君。而这种种，正好全面反映出二者之间微妙发展的过程与关系。他们居于高堂之上却实行着江湖规则，他们将治国平天下演变成了一场场权力游戏。
　　　　　　 权臣与帝王，这对本来可以互相共存的搭档，一旦置于权力的框架中，便变得不怎么和谐了。只要与权力挂钩，什么反目成仇，什么怒目相向，什么刀光剑影，什么流血漂橹……等等事情的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游戏不断重复上演？将相与帝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坐标，放在今天，就如同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关系。

一、 悲剧一直在重复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悲壮慷慨的陈词从一个农民口中喊出后，时代便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和使命。每当一个朝代走向衰亡的时候，那些本无“种”的人们便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来推翻有“种”人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一时间，无“种”之人称帝称王，封侯封相，似乎也变得有“种”起来。
　　　　由于共同的创业的特殊关系，封侯封相者往往位高权重，大有与称帝称王者平分秋色的态势。 人们常说，情人的眼里是容不下半点沙子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又何尝能容得下半点沙子呢？为了不与昔日的这些难兄难弟们平分秋色，以便更好地享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与荣耀，他们便以排挤和打击为手段来限制与自己分享权力的封侯封相者。于是，一幕幕“狡兔死，走狗烹”的活剧在中国历史上演了又演，唱了又唱，丝毫没有消退的痕迹。

木秋

2. 韩信与刘邦：魆魆死亡路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人生也是这样。当志得意满时，切不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否则，不被别人当靶子打才怪呢！因此，无论有怎样出众的才能，都一定要谨记：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要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人们时常谈及政治家的气度，的确，对于政治家来说，宽容博大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是必备的素质，恃才傲物，我行我素，势必会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韩信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他的被杀，固然有其“兔死狗烹”的必然性，但他的太过自大，有时甚至目无君臣间礼仪等的缺点，为他命运的结束起了催化和加快作用。
　　 韩信曾对刘邦说：“用天下的城邑来分封给功臣，怎么会有人不服呢？”做皇帝的可以这么想，但做臣子的却不能这么说。做臣子的，为君王恪尽职守、无私奉献都还来不及，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索要封赏的份！韩信此语，实际上是在与刘邦做交易，非人臣所宜言。刘邦当时听了，并未因此而不满，反而非常高兴。用司马迁的话说：“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表面看来，刘邦对韩信的这句话不怎么在意，实际上已经在暗暗地痛恨韩信了。
　　后来，韩信在为刘邦分析项羽的失策时又说了很多这样无礼的话，他开口就说刘邦在“勇、悍、仁、强”方面比不上项羽，刘邦听了，肯定不怎么受用。继而，韩信又向刘邦暗示，若他将来有功得不到封赏，就不会继续为刘邦卖命。刘邦即使当时没有流露出不满的神情，未必就不心怀芥蒂。可以肯定的是，自从刘邦与韩信初次会面，到灭掉项羽天下大定，刘邦就一直没有给予韩信以充分信任。比如，无论韩信征战到哪里，刘邦都要将其丰沛老友曹参、灌婴等安插到韩信部下为将，很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们监视韩信，使韩信不得心怀异志。
　　再如，刘邦在韩信所率人马的数量上也严格予以控制。韩信袭取三秦之后，刘邦利用东进攻打彭城的借口，将兵权抓到手，而且不让韩信跟随；在韩信每攻下一地，刘邦都立即将韩信的精兵抽走。
　　 刘邦公开流露出对韩信的不信任，则是在韩信平定燕地之后。刘邦知韩信取赵定燕，实力一定大增，心中喜忧交集，竟只与夏侯婴两人偷偷潜入韩信的营地，自称是汉王使者，直入韩信的营帐，从韩信的卧室内夺得大将军印符，然后召集诸将议事。当时韩信尚在梦中，及醒后才知刘邦突然到来，“大惊”！惊魂既定，才发觉刘邦已夺其军权。
　　 如果刘邦不是因为荥阳战事吃紧，急需兵员补充的话，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下令，从韩信所部抽调人马，又何必做贼一般地搞突然袭击呢？
　　 这说明，韩信初见刘邦时的一番对话，肯定有令刘邦不满的地方。刘邦对韩信，既用之，又时刻防备之，一直未将韩信引为心腹股肱。
　　 尽管如此，韩信还是服从刘邦的调遣，率军开始了伐齐之役。
　　 齐王田广本来起兵与项羽叫板，得知项羽在彭城一举歼灭刘邦三十万大军的消息，自知不是项羽的对手，吓得连忙归附项羽。此时韩信已经扫平黄河中上游的广大地区，只剩齐地尚未易帜。如果攻下齐地，那么，整个黄河流域皆为刘邦所有，项羽就只剩下长江中下游的地盘了。届时韩信挥军南下，可与荥阳以西刘邦的大军构成对楚军的夹击之势，战争的胜负就不言而喻了。
　　齐王田广虽然有兵20万，但此人并无多少谋略，根本不是韩信的对手。所以，当韩信大军压进临淄时，齐王田广只有率众逃走的份。
　　韩信轻而易举地攻下了临淄，随后，分兵几路，于潍水再败齐兵，俘虏田广而杀之。齐相田横得知田广已死，遂自立为齐王。韩信立即派兵击溃之，田横逃走。至此，齐地全境已告平定。韩信收编败降的齐兵之后，实力大增，估计兵员己达三十万之众。
　　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人往往难以保持清醒。此时，韩信犯了一个大错误，即向刘邦邀功，请求刘邦封他做齐之“假王”，即“代齐王”。
　　
　　

木秋

　1. 文种与勾践：忠臣一“错”千古恨
　　　　
　　　　独裁的帝王是容不下一个失去价值而具有非凡本领和崇高威望的谋臣在他眼皮下左右晃动的，把人利用过了，就将之抛弃，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来巩固自己政权的经验和信条。
　　　　
　　　　
　　　　在中国古代官场中，先见之明显得尤为重要，稍有不慎，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文种和范蠡都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特大功臣。尤其文种为越王多方策划，提出了不少的巧计良策。当勾践不听文种的劝阻率兵抗吴战败之后，文种含垢忍辱，多方为其奔走，才使得吴王勉强答应不杀勾践。勾践被囚于吴国的三年期间，文种在越国代为料理政务。他调解各种矛盾，努力发展生产，为越国后来的称霸诸侯打下了基础。
　　　　勾践回到越国后，文种向勾践提出了破吴七策。他对勾践说：“要打败吴国，有七条计谋可以施行：第一是向吴王君臣奉献一些好东西，以取悦他们；第二是向吴国购买粮食物资，使吴国府库空虚；第三是送些美女给吴王，用来迷惑吴王，消磨他的意志；第四是送些能工巧匠给吴王，怂恿吴王大修宫殿以消耗他的物资；第五是送些只会阿谀奉承的人给吴王当谋臣，扰乱他的计谋；第六是离间吴王与忠诚敢言的大臣之间的关系，使吴王强迫这些忠臣自杀，以削弱辅佐他的力量；第七是积聚财物，训练军队，等待可乘之机向吴国发起进攻。”
　　　　勾践采纳了文种的计谋，终于打败吴国，迫使夫差自杀。于是勾践被诸侯尊推为霸王，称雄一时。
　　　　勾践伐吴回国之后，众臣争相祝贺，皆大欢喜，但勾践却没有半点喜悦之情。大夫范蠡看见这种情景，叹息说：“越王不愿承认大臣们的功劳，是怕功高之人今后难以领导，对那些有功大臣怀猜忌之心已经非常明显了。”于是，范蠡见好就收，请求退隐。尽管勾践再三劝留，范蠡还是不辞而别。
　　　　范蠡临走之时，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文种，信上说：“你还记得吴王说过的一句话吗？他说‘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勾践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脖子长得很长，嘴巴像鸟嘴一样尖。他既能含垢忍辱，又忌妒别人的功劳。这种人，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共安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现在不赶快辞职引退，以后必定要遭他的毒手。”果然，勾践消灭吴国之后，并不论功行赏。
　　　　很快地，勾践与曾经一起患过难的旧臣们疏远了，连见面的机会都越来越少。许多大臣看见如此情景纷纷辞职引退。文种虽然对范蠡说的话有几分相信，但不相信问题有这么严重，对勾践还存有幻想，就没有听范蠡的话，只是抱病不朝，并没有离开。
　　　　

木秋

这时便有奸佞之臣诬陷文种自恃功高，对大王没有重赏心怀不满，所以借故不朝，说不定会有异心，对大王不利。
　　　　勾践当然也深深地了解文种的才干，但他认为吴国已被消灭，越国也已称霸，文种对自己已经没有用处了。这种人留着，万一造反作乱，是没有人能制服得了的，最好还是将其杀死。于是，勾践整天冥思苦想，寻找杀死文种的计谋。过了很久，杀死文种的办法终于被勾践想出来了。
　　　　有一天，勾践亲自去探望文种，文种装作病得很严重的样子，勉强支撑着迎接越王。勾践解下身上的佩剑放在座位旁边，坐下来同文种谈话。谈了一阵之后，勾践对文种说：“我听说有抱负的人并不怕自己肉体的死亡，而是担心自己的理想能否实现。你有七条计谋，我只运用了其中的三条就消灭了吴国，剩下的四条计谋，你准备用来对付谁呢？”
　　　　文种回答说：“我不知道应该用来对付谁！”勾践说：“那么，我请你用这四条计谋到地下去对付吴王死去的祖宗们吧。”说完起身走了，走时有意将佩剑留了下来。
　　　　文种取过剑一看，只见剑匣上刻有“属镂”二字。按当时的规矩，凡是帝王持“属镂”赠送给臣下时，这个大臣就必须自杀。吴王夫差就是将这把“属镂”剑送给伍子胥，使伍子胥用它来刎颈自杀的。看来今天轮到文种了。文种叹息道：“我不听范蠡的劝告终于被勾践所杀，我是多么的愚蠢呀！”说完就用剑自杀了。有人对此事写道：“悲哉文种，治国之杰，三术亡吴，一身殉越。”
　　　　帝王视天下为其大产业，视谋臣猛将为自己创业守业的工具。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作为谋臣猛将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凭借自己非凡的本领，在帮助帝王达到了创业、守业的目的后，他们的价值也就丧失了。
　　　　独裁的帝王是容不下一个失去价值而具有非凡本领和崇高威望的谋臣在他眼皮下左右晃动的，把人利用过了，就将之抛弃，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来巩固自己政权的经验和信条。此时，如果没有范蠡那样的先见之明，就只能落个文种似的结局。
　　　　
　　

木秋

刘邦正在荥阳与项羽对峙，战事颇为吃紧。一日，他正在召开军事会议，韩信的使者到了，转达韩信的话说：“齐人反复多变，一会儿背叛楚一会儿归降汉，如果不封韩信做‘假王’来威慑他们的话，恐怕齐地局势很难平稳。刘邦闻言大怒，道：“我被困于此地，日夜盼望他来救我，他竟想自立为王！”张良和陈平正坐在刘邦的左右，见刘邦发怒，两人急忙踩刘邦的脚，刘邦何等聪明，随即住口。张良、陈平悄悄提醒刘邦：“我们这里战事不利，大王能禁止韩信称王吗？不如顺水推舟立他为王，好好对待他，让他为大王守卫齐地。不然的话，恐怕要发生变故。”刘邦立即醒悟，接着刚才的语气说道：“大丈夫平定诸侯，就是真王，为什么要做‘假王’？”
　　由于刘邦随机应变，在韩信的使者听来，刘邦的话听来虽说怒气冲天，却像是在为韩信鸣不平了。在与项羽争斗的关键时刻，刘邦必须要稳住韩信，必须要得到韩信的支持。因此，刘邦派张良为特使，前往齐地立韩信为齐王。张良负有的更重要的使命，是征调韩信的兵马到荥阳与项羽决战。
　　韩信得以封王，自以为平生志愿足矣，当然兴奋不已。为报答刘邦的慷慨封赏，他于公元前202年10月亲率大军南下，以风卷残云之势击破项羽的老巢彭城，然后掉头而东，一路上势如破竹，如一柄利刃从项羽的背后插来，直至在垓下将项羽一举全歼。垓下会战刚刚结束，大概只过了两三天时间，刘邦即采取上次突然夺取韩信军权的故伎，“驰入齐王信壁（军营），夺其军。”又过了几天，刘邦将齐王韩信改封为楚王。
　　从韩信请求刘邦封他为齐之假王这一举动来看，可以确认韩信并无谋反意图。韩信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才能与功劳，得到自己应得的封赏，以使自己扬眉吐气，一扫过去的耻辱。韩信也明白，他虽然被刘邦任为大将，但并非刘邦的心腹和亲信。如果不趁刘邦用人之际主动提出要求，待天下平定之后，刻薄寡恩的刘邦就不会痛痛快快地将王爵封给他了。而这正是韩信的失策之处。当时刘邦正与项羽的主力在荥阳一带鏖战，并且屡战屡败。若没有刘邦将项羽的主力部队紧紧牵制在荥阳，韩信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席卷北方。韩信平定北方后，应率大军南下支持刘邦，而不该拥军自重、要挟刘邦。
　　韩信对改封楚王一事好像仍未引起警觉。在韩信看来，因功被封为王爵，这已是最高的荣誉了，至于什么王倒无所谓。韩信衣锦还乡，特地到淮阴寻找到曾给他饭吃的那个洗衣老人，赏老人千金，以报答她的施饭之恩。即可见韩信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清朝诗人包彬曾有诗云：“鸟尽良弓势必藏，千秋青史费评章。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是啊，一饭之恩尚思报，何况刘邦的知遇大恩呢？
　　后来，韩信位高权重，刘邦采纳萧何之计，伪游云梦擒获韩信后，也知道韩信冤枉，所以只将韩信降为淮阴侯了事。韩信无辜被贬，当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上朝。曾是韩信部下的周勃、灌婴、樊哙等也是列侯，与韩信平级，这令韩信心中很不平衡。韩信曾到樊哙家做客，樊哙对韩信极为恭敬，跪拜送迎，说：“大王竟能来看望臣！”仍将韩信当作王爷。韩信出门时自嘲道：“我竟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
　　樊哙虽说是一介勇夫，但是刘邦的老乡，也曾为刘邦立下过大功。如在鸿门宴上，樊哙便有救驾之功。韩信公开表示瞧不起刘邦的这些故友和功臣，令众人侧目是必然的了。
　　一日，刘邦与群臣闲聊，问诸将能带多少兵，诸将便各自表白自己能够统帅兵力的数量。刘邦问：“我能带多少兵？”韩信回答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刘邦反向韩信：“那么你能带多少？”韩信的回答令刘邦颇为不快：“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心中虽然不快，但表面上还带着笑容，又问：“多多益善，你为什么被我所擒？”韩信也发觉自己失言，忙说：“陛下不会带兵，但却善于统帅将领，所以我才会被陛下所擒啊。”并吹捧刘邦道：“而且陛下的能力是天生的，不是别人学的会的。”
　　刘邦听了这几句话，还算比较受用。但韩信自称带兵“多多益善”，更令刘邦对韩信不放心了。韩信虽然挂了个淮阴侯的头衔，却没有自己的封地，既无兵将，亦无实权，只能在长安闲居。这样赋闲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张大网已经在向韩信撒来。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阳夏侯说起。他也是刘邦的开国功臣，被任命为巨鹿守，公元前197年任代相。不久，他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不是淮阴侯韩信）、燕王绾联合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留吕后和太子以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刘邦走后，吕后突然将相国萧何召来，告诉萧何一个惊人的消息：韩信要造反！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想出了个主意：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己经被刘邦平定，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韩信到时，则立即逮捕之。萧何去跟韩信一说，韩信果然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的钟室。
　　钟室是个陈列宫廷乐器的地方，韩信还以为，到钟室里来则为了听宫廷乐师们演奏乐曲以庆贺平叛胜利。谁知一进钟室，却不见别的王侯大臣，只有吕后阴沉着脸在此等候。
　　韩信正在纳闷，只听吕后一声尖利刺耳的大喝，立即从两面窜出几个武士，将韩信捆绑起来。未等韩信质问缘由，吕后即下令将韩信就在钟室之内斩首。韩信想找萧何说明究竟，但为时已晚，只见寒光闪过，鲜血四溅。一代名将，就这么身首两处了。
　　在专制社会里，多数功臣的结局都很可悲。韩信的悲剧最具典型意义，他的一些言行实在是超出了君臣之间的界限，换了谁做皇帝都难以忍受这种行为。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一个皇帝心里想的就是自己如何才能保住天下第一的位置，在他的眼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可完全信任，别说是手下的大臣了，像韩信这样完全不注意和帝王说话的礼节和态度，连同僚都看不过眼，更何况是刘邦呢？

木秋

彭越只得跟着陆贾进京，刚来到城门边上，只见大夫扈彻悬门而谏。彭越见了，忙令人解下。
　　彭越说：“大夫何必如此苦谏？”
　　扈彻流着泪说：“我今天有倒悬之苦，大王见而救之，大王若去，必有倒悬之危，谁去救呢？我如今不容大王像韩信那样说‘悔不听蒯彻之言’也！”
　　彭越致谢说：“大夫之言虽为至论，但是我也只凭此心去见皇上。大夫之言虽善，但是我无法听从你的建议。”
　　彭越说罢，仍与陆贾同行，扈彻嚎哭而去。
　　彭越来到京师，刘邦召入相见。
　　刘邦责问：“我亲征陈豨之时，召你出师，你为何不至？”
　　彭越说：“我的确有病，不是抗旨不遵。”
　　“你的太仆告你谋反，你有何说？”
　　“此人不理政事，我正要处罚他，因而怀恨在心，诬言陷害，望皇上明察，当面对质，不要被小人所欺。”
　　刘邦下诏叫廷尉勘问彭越谋反一案，尚未得到回报，忽然有一人候于朝门，要见皇帝。刘邦叫人领进。
　　刘邦问：“你是什么人？”
　　来人说：“我是梁王大夫扈彻。”
　　“你来干什么？”
　　扈彻说：“皇上被困荥阳，如果不是梁王断绝楚军粮道，开展全面的游击战争，皇上会有今天吗？梁王屡建大功，而皇上如今听到一个逃奴的无稽之谈，就要杀戮有功之臣，惟恐天下人人自危！”
　　刘邦思考一会说：“彭越谋反，本该斩首，看你说得有理，姑且废彭越为庶民，徙居蜀地青衣县居住。”
　　彭越本无反意，如今落得如此下场，难免伤心落泪，但也只得奉诏前往蜀地。
　　吕后正从长安来到洛阳，在路上碰上了彭越。
　　彭越拜伏路旁，落泪哀求，哭诉自己忠于汉室，绝无叛意，乞请吕后说情，求皇上开恩，放他回到故乡昌邑。吕后假装安慰，当面应允，一同返回洛阳。
　　吕后赶到洛阳，对刘邦说：“彭越是天下壮士，如今既然调来，就当除之，以绝后患，岂可让他去蜀，这是放虎归山，后来必然伤人。我在途中与他相遇，一起带了回来，可以暗中令人告发彭越谋反，皇上因而杀之，以绝后患！”
　　刘邦认为可行，就让吕后去办理这件事情。不久，彭越舍人状告彭越“谋反”，刘邦下令捉拿彭越，交给廷尉王恬审理。此时的彭越才知道他本来可以活下去，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王恬说：“过去皇上命你起兵征陈豨，你听韩信之言称病不来，皇上就有杀你之心。昨日皇上幸贬你入蜀，此是莫大皇心。但是你贪心不足，又随皇后来见皇上，皇上因此又生猜疑，知你定要作乱，不如杀之，以绝后患。祸福本无门，惟人自找之。不是皇上与皇后寡恩不仁，实在是你咎由自取。你是虎入牢笼，绝无生还之望。不若老老实实招来，不过一死，免受酷刑。”
　　彭越说：“你的话说中了我的毛病，但是可恨我不听好人之言，果有今日，你既然明白地开导我，我也不会麻烦你。你要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任皇上处罚。”
　　王恬不费吹灰之力，一份彭越“谋反”的卷宗，很快齐备，于是一张彭越“谋反”的奏章送到了刘邦手中。
　　刘邦下令照韩信之例，斩首、夷三族。
　　吕后说：“天下诸侯都因皇上仁慈，所以玩火自焚之人很多，应该将彭越煮成肉酱，分赐诸侯，让天下震恐，看谁还敢谋反？”
　　刘邦点头，并下诏：“有收尸者，辄捕之。”
　　刘邦斩了彭越，灭了彭越三族，竹竿悬首洛阳示众，旁边还挂着刘邦告示：“有收尸者，辄捕之。”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彭越的“谋反”完全是刘邦自导自演的一出悲剧，作为事件的受害者，彭越实在是太冤了。可是，他要是不死，又怎样消除人君的心病呢？
　　在人君专横、权谋纷杂的仕途上，谋臣良将不察时势，不能远谋而慎择其处，常使其毕生功业毁于一旦，不仅官位为之不保，对生命也往往会有致命的伤害。
　　

木秋

3.彭越与刘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身为皇帝，很少能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在他看来，天下既为他所统治，当然天下的一切也就属于他，那么助他成功的良将谋臣不过是帮他追逐天下的猎犬，看护天下的良驹而已，一旦天下太平，猎犬总是逃不了被“烹”的结局。
　　
　　刘邦得了天下，大行封赏，致力于大后方的萧何被其推为功在首位。众将不服者甚多。刘邦知道后就问道：“你们知道狩猎的事吗？”
　　“知道！”众将答道。
　　“那么，猎犬呢？”
　　“当然知道！”
　　“很好，狩猎的时候，猎犬负责追捕猎物，但必须有人的指引；你们就像骁勇的猎犬，而萧何就是指点迷津的人。”
　　这里，我们抛去别的不论，应注意的是刘邦的态度。在刘邦看来，所谓的臣下不过是追逐猎物的良犬，这虽不过是比喻，但身为人君的骄色却也显而易见。就此点而言，刘邦与许多中国皇帝并无两样。
　　身为天子，很少能视天下为天下之人的天下。在刘邦，天下既为其所统治，当然也就属于刘氏，那么助其成功的良将谋臣不过是帮他追逐天下的猎犬，看护天下的良驹而已，一旦天下太平，猎犬总是逃不了被“烹”的结局。
　　楚汉相争时，彭越长期在楚地坚持游击战争，项羽每次眼见快要取胜，但是由于后方不稳，屡次前功尽弃，直到垓下败亡。彭越的功劳虽不及韩信，但是足以称为开国功臣。张敖被降，韩信被贬，同病相怜，彭越惟恐大祸及己，因而小心翼翼，格外谨慎。
　　陈豨叛乱，刘邦亲征，到了邯郸，下令彭越派兵。彭越称病，只派手下将领带兵协助刘邦。刘邦大怒，派使责备彭越。彭越惊恐，准备亲自前去谢罪。
　　部将劝说道：“大王开始的时候不去，而等到被责备的时候才去，难免会有韩信的下场。不如乘机起兵，西进关中，大事可成。”
　　彭越说：“刘邦待我不薄，起兵叛汉，有失忠信。”
　　彭越手下有一太仆，获罪于彭越，准备斩首。太仆私下逃往长安，向刘邦告密。
　　刘邦听了太仆之言，急忙问计于陈平。
　　陈平说：“彭越看到韩信被诛，物丧其类，谋反之心难免不生。为了谨慎行事，可派一名使者，宣召他进京。如果他来了，就是没有反心，废置不用可矣；如果他不来，就是谋反，派兵征讨，师出有名。”
　　于是，刘邦叫大夫陆贾去召彭越。
　　

木秋

二、左右逢源的“真本事”
　　
　　在衡量宰相能力的问题上，我们往往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政治能力，常常把他与忠君爱国、体察民情、抚慰百姓等等联系起来。因此，给人的结论是，某人与百姓关系融洽，他能力就强，反之，则弱。对于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静下心来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它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人的能力分为很多类型，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能力的驾驭也不一样，拿宰相来说，有的宰相身居高位，却从不体贴民情，但与帝王的关系却极为融洽，我们说他也是有能力的，他能力的长处就在与帝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上；而有的宰相关心民间疾苦，敢为百姓做牛马，但与帝王的关系闹得很僵，他也是有能力的，他能力的长处在于治理国家上。
　　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种奇怪的现象呢？答案是，宰相的能力——官场生存能力。官场生存能力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洞悉了其中的玄机，并坚定不移地认定他，执行他的人，才真正算是开窍，可以入局了，开始在这个名利生死游戏中成为参赛者，并开始游刃有余地进行个人奋斗。

木秋

5．宋濂与朱元璋：兔死狗烹的悲剧总是在重复
　　
　　权位的“棘杖”内外都是刺，去了外刺，内刺犹在，刺是无论如何也去不完的。此杖弃之不得，握之扎手，就是历史，对之也是无可奈何！
　　
　　朱元璋朱元璋是农家出身的，对农民生活多少有点了解。他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好像初飞的鸟，不能拔它的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的负担。以后，他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
　　 新建立的明王朝统治也巩固下来。
　　 但是，朱元璋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国的功臣。他设立一个叫做“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大臣在外面或者家里有什么动静，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谁被发现有什么嫌疑，就有牢狱之灾甚至杀头的危险。
　　 朱元璋对待官员极其严酷，大臣上朝的时候惹他发了火，就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板子，叫做“廷杖”，有的甚至当场就被打死。这种做法弄得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向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平安无事，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地庆幸他又活了一天。
　　 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告发叛国谋反，朱元璋立刻把胡惟庸满门抄斩，还追究他的同党。这一追究，竟株连文武官员一万五千多人。朱元璋一发狠心，把那些有胡党嫌疑的人全杀了。
　　大学士宋濂，是明朝开国初期跟刘基一起受朱元璋重用过的，后来，又当过太子的老师。宋濂为人谨慎小心，但是朱元璋对他也并不放心。有一次，宋濂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喝酒。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喝过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备了哪些菜。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你没欺骗我！”
　　原来，那天宋濂家请客的时候，朱元璋已暗暗派人去监视了。
　　后来，朱元璋在朝廷上称赞宋濂说：“宋濂伺候我19年，从没说过一句谎言，也没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啊！”宋濂68岁那年告老回乡，朱元璋还送他一匹锦缎，说：“留着它，再过32年，做件百岁衣吧！”
　　胡惟庸案件发生后，宋濂的孙子宋慎也被揭发是胡党，于是株连到宋濂。朱元璋派锦衣卫把宋濂从金华老家抓到京城，要把他处死。
　　这件事让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劝朱元璋说：“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的老师呢。再说，宋先生一向住在乡下，他孙子的事他怎么会知道？”
　　朱元璋正在火头上，不肯饶恕宋濂。当天，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她呆呆地坐在桌边，不沾酒，也不吃菜。朱元璋感到奇怪，问她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马皇后难过地说：“宋先生犯了死罪，我心里十分难受，在为宋先生祈福呢。”
　　马皇后是跟朱元璋年青时候共过患难的夫妻，朱元璋平时对她比较尊重，听她这么一说，也有点感动，才下令赦免宋濂死罪，改罚充军茂州（今四川茂县）。七十多岁的宋濂，禁不起这场惊吓，再加上路上劳累，没到茂州就死了。
　　过了10年，又有人“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往来密切，明知胡惟庸谋反不检举揭发，采取观望态度，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李善长是第一号开国功臣，又是朱元璋的亲家。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曾经赐给李善长两道免死铁券。这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可是朱元璋仍然翻脸，借此机会，把李善长和他的全家七十几口全部处死。
　　接着，又一次追查胡党，处死了一万一千多人，这次大狱史称“胡狱”。
　　

木秋

自从胡惟庸案件发生以后，朱元璋觉得把军政大权交给大臣不放心，就取消了丞相职位，由皇帝直接管辖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的尚书（官名，部的长官）；又把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废了，改设左、右、中、前、后五个都督府，分别训练兵士，需要打仗的时候，由皇帝直接发布命令。这样一来，明朝皇帝的权力就大大集中了。
　　事情到这里并没结束，过了3年，锦衣卫又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得朱元璋的宠爱，封为凉国公。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跋扈。他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并仗势侵占民田。北征时，私占珍宝驼马无数。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没有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的不满，朱元璋总想找个机会整治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愈觉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
　　 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作为赳赳武夫，时常由着性子，管不住嘴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发蓝玉谋反，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制造谋反卷宗，以假作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迅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谄、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批准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立即被锦衣卫探知并告密，最终，王弼也难逃被杀的结局。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早年帮朱元璋打江山的“二十四将”，除花云等少数将领战死沙场，汤和主动交出兵权，请求归乡养老之外，其他都被毒、被杀而亡。太子朱标眼见父皇大杀功臣，心实不忍，曾几次进谏相阻，都被拒绝。
　　 朱元璋为了让儿子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便在一天带太子到朝外出游的路上，将一根尽是棘刺的木杖扔在路旁，转身对太子朱标道：“你把那根刺杖给我拿过来！”太子不知其意，上前一看，木杖上全是刺，不知从何拿起，面有难色。
　　朱元璋见后，遂令随从上前把木杖上的刺全部去掉，使其变成一根很光滑的木杖，又令太子朱标去拿。这次，朱标上前很容易地拿了起来递给父皇。朱元璋问太子道：“你知道现在这根木杖为什么好拿了么？”太子道：“因为木杖上的刺都去掉了。”朱元璋听后，微微带笑而又语重心长地对太子道：“大杖有刺，你不好去拿。今天的一些功臣，他们自恃有功，日益变得骄横，将来你同样不好控制他们；如今，我把他们一个个杀掉，就是为你刨去那些刺，使你将来稳操权杖。”
　　 协同帝王出生入死，建立基业的那些有功之臣，无疑是开国之君的重要手杖，一旦江山已稳，天下太平，这些手杖变成了手杖上的刺了，很是扎手，所以除去这些刺，在君王看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木秋

1. 李林甫与唐玄宗：有舌如簧，游戏官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正是李林甫做官保位的秘诀。尽管这种做法不足为范，但却发人深思。因为，古代从政而取高位者，有许多这样的人，而且，采取这种手段谋取高位，往往事半功倍；那些以德从政而取胜的臣相反属凤毛麟角。不过，历史自有公论。
　　
　　在英国人崔瑞德所编的《剑桥隋唐史》中，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被描绘成一个做事干练，很有治世才能的人。而他的对手张九龄则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这种定性似乎与我们熟知的情况刚好相反，使初涉历史的人一头雾水，不知何往。细想想，出现这样的结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每个人的官场生存能力是不一样的。不管李林甫用什么手段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乃至重用，其稳居相位19年，不能不说他有着较强的官场生存能力。
　　 李林甫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在中国官方的史书中是一个不学无术、什么事都不会做，专学了一套奉承拍马本领的人。他的这种本领正好迎合了太平天子唐玄宗的心理。
　　唐玄宗在做皇帝的初期，励精图治，孜孜以求，是个有作为的皇帝，等到天下太平，百姓相安时，骄傲怠惰的情绪在他心里渐渐滋长起来。他想，天下太平无事，政事有宰相管，边防有将帅守，自己何必那么为国事操心。于是，他便声色犬马，追求享乐。这时，李林甫适时地进入了玄宗的视线。他开始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探听宫内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他都先摸清底数。等到唐玄宗找他商量什么事，他就对答如流，简直跟唐玄宗想的一样。唐玄宗听了挺舒服，觉得李林甫又能干，又听话，比那个只喜欢和自己唱反调的腐儒张九龄强多了。
　　后来，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升为宰相，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正路人，就直截了当地说：“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到灾难。”
　　这些话传到李林甫那里，李林甫对张九龄恨得咬牙切齿。
　　朔方（今宁夏灵武）将领牛仙客，目不识丁，但是在理财方面，很有点办法。唐玄宗想提拔牛仙客，张九龄没有同意。李林甫在唐玄宗面前说：“像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张九龄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

木秋

有一次，唐玄宗又找张九龄商量提拔牛仙客的事。张九龄还是不同意。唐玄宗发火了，厉声道：“难道什么事都得由你做主吗！”自此之后，唐玄宗越来越觉得张九龄讨厌，加上听信了李林甫的诽谤，终于找个借口撤了张九龄的职，让李林甫当了宰相。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就是把唐玄宗与百官隔绝开，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有一次，他把谏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旨意办事，用不到大家七嘴八舌。你们没看到仪仗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只要哪一匹马叫了一声，就被拉出去不用，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一个谏官不听李林甫的话，上奏本给唐玄宗提建议。第二天，就接到命令，被降职到外地去做县令。大家知道这是李林甫的意思，以后，谁也不敢向玄宗提意见了。
　　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名声不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的，他就千方百计地把他排挤掉。他要排挤一个人，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待，却在背地里暗箭伤人。
　　有一个官员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到外地当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他，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还可以用呢。”
　　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念他，我去打听一下。”
　　退了朝，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我倒有一个办法。”
　　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当然很感激，连忙请教该怎么办。李林甫说：“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
　　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真的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看病。李林甫就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说：“真太可惜，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了。”
　　唐玄宗惋惜地叹了口气，也就算了。
　　像严挺之这样上当受骗的还真不少。但是，尽管李林甫装扮得怎么巧妙，他的阴谋诡计到底还是被人们识破了。人们就说李林甫这个人是“口蜜腹剑”，还有人说他“腹有鳞甲”。
　　李林甫当了19年的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了排斥，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了重用提拔。就在这个时期，唐朝的政治从兴旺转向衰败，“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消失了，接着出现的就是“安史之乱”。
　　虽然唐朝的衰亡多少与李林甫有点关系，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太多。不能一方面要求他爱国爱民，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在仕途上游刃有余，如果那样，就近于完美了。是的，抛开他的治国方法不论，单论与玄宗关系的处理，李林甫是成功的宰相，不然，他怎么能居相位19年而不倒呢？

木秋

2. 张全义与朱温：风光墙头草，一吹两边倒
　　
　　成功的道路是曲折艰辛的，在成功之前，有时难免会说一些违心话，做一些违心事，甚至还会屈己事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纯粹的个人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呢？我们惟一所能做的就是期盼，期盼这样的日子早点结束。
　　
　　在古代官场上，做官看起来是一门极其高深而又十分神秘的学问。其实，说白了，只隔一层纸，一旦戳破，人人皆会。无怪乎清末重臣李鸿章曾说：“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当官，如果这人连官都当不了，那就太无能了。”
　　唐末的张全义无疑是深谙此道的高手，要不然，他怎么会历任三个朝代，侍奉过八个皇帝，并都为各个皇帝所宠幸呢？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其任官经历简直可以称为奇迹。
　　据记载，张全义的出身十分贫苦，为了生存，便到当地的县衙里当了仆役，在哪里，他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侮辱。不堪忍受欺凌的他后来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败后，又加入了黄巢起义的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勇敢，又精明能干，在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在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也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饷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起义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他军阀，张全义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胜利。诸葛爽对他也是倚重有加，还保举他出任唐朝的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
　　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来也无法抵敌，势力悬殊，无可奈何之下，他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求援。在诸葛仲方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沙陀军阀李克用求救，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被李罕之保荐为河南尹。
　　河南尹的官虽比泽州刺史的官权大了些，但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剽掠的军阀，根本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因此，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努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加上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就对送粮官员大肆责罚，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因此，他的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不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地知道必须早作打算。于是，他一面假装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疑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
　　888年，李罕之再起战端，率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占领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为河阳节度使。李罕之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前去收复河阳。张全义早已做好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也正想扩展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河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的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
　　然而，朱温对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生怕他在什么时候反过来咬自己一口。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做河南尹，去河南洛阳一带组织生产。
　　

木秋

洛阳虽是名都，但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就屡遭破坏，等张全义治理洛阳时，只在洛阳找到了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这个历史上的军事、商业、文化重镇已残破到了这种程度。但张全义并不灰心，他出身农民，确实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只带去了一百多个部下，到洛阳所属的十几个县去招收安顿流民，并制定具体措施，在他的努力之下，数年之后，每个县都招募安顿了数千户流民。然后，张全义就趁农闲组织强壮男子练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在治理洛阳时，张全义确实立下了功劳。
　　在他任河南尹的时候，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想废掉唐朝，建立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朱温生怕张全义反对他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此时，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了，他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惟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张全义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地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的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弄得朱温都有些感动。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晋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做河南尹。
　　朱温晚年时，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父子，因此，朱温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为自己说情，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终于打败了后梁，于923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替朱温置办军需品，十分恼恨，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准备上了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勖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表示愿意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
　　后来，张全义又表忠心，李存勖的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备起来，弄得李存勖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习惯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求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他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他为齐王不久还做了李存勖的岳父，由此，张全义又在新朝站稳了脚跟。
　　后唐庄宗李存勖精于战争，却疏荒于政务，更不善治国，他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土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很快衰败下去。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大有取代李存勖之势。恰在此时，节度使赵在礼在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就极力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确的，李嗣源一旦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是很有利的。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并未与赵在礼开仗，而是与之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勖。这一下可把张全义这个推荐人吓坏了，恐怕李存勖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地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张全义在官场上就像一根随便摆动的墙头草，风向那边吹，他就向那边倒，来来回回，左右晃动。见风使舵是他的本事，含辱忍垢也是他的长处，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利益”为第一要义的，这就对于他的生存状态的性质有了根本性的否定，也就是说，他为了能够为官，为了得到皇帝给他的权力，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什么样的屈辱都可以忍受，在他的身上根本不能找到“人格”二字。是的，要是连最起码的“人格”都不要了，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木秋

　3、高毬与宋徽宗：无论什么，总得有点真“本事”
　　
　　要想取得成功，除了必须善于识别时机并把握住时机外，拥有真本事也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那些拥有真本事而又善于把握机遇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并在以后的历程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北宋哲宗即位之后，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东京开封府有个破落户高毬，胸无点墨，更不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但能踢一脚好球，所以东京人都管他叫高毬。后来有人状告他诱导少年犯罪。高毬被开封府打了20大棍，驱逐出境。3年过后遇赦，高毬回到东京，经人介绍，几经辗转进入驸马府。驸马王晋卿一见高毬，就有故交之感，高兴得很，便要高毬做自己的亲随。从此高毬在驸马府随意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一天，王晋卿打发高毬往端王府中送玉制玩器。那端王姓赵名佶，神宗之子，哲宗之弟，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端王虽是个花花公子，但琴棋书画，吹弹歌舞，倒也十分精通；踢球走马更是爱不释手。
　　当高毬被领进端王宫中时，正赶上端王赵佶在庭院里同小太监们踢球。高毬不敢冒失，便在人群里观看。也是高毬合该发迹，时运到来。只见那个球腾空而起，端王没有接着，直落到高毬身边。
　　高毬勇从胆边生，顿时使出个鸳鸯拐，把球踢给了端王。端王大喜，便问道：“你是什么人？”
　　高毬走上前跪下禀报自己是王都尉的亲随，特受命来向大王进献玉器的。端王收下玉器，便问高毬：“你原来会踢球？你叫什么名字？”
　　高毬拱手跪禀说道：“小人叫高毬，胡乱能踢得几脚。”
　　端王说：“好！你上场来踢着玩会儿吧。”
　　高毬拜谢说：“小人是何等样人，敢在大王面前献丑。”
　　端王说：“这里就是‘齐云社’，名字叫做‘天下圆’，不分尊卑贵贱，踢几脚何妨？”
　　高毬再次拜道：“怎敢！”
　　端王三番五次地要他上场，高毬禁不住他的执意要求，便只好叩头谢罪进入球场。才踢了几下，端王就不住地喝彩起来。
　　高毬见状，愈发精神抖擞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奉承端王。只见那球在高毬的脚上、膝上、腹上、胸上、肩上、臀上、背上、头上，高起低落，上下
　　3.翻飞，不离左右，就像是用胶粘在他身上一样。端王看得如痴如醉，也跟着手舞足蹈起来。
　　当晚，端王留高毬在宫里歇宿，次日请来王都尉饮宴。席上，端王说：“这高毬脚下功夫过人，我想要他来做亲随。”王都尉同意，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从此，高毬吃住在端王宫中，给端王做伴，形影不离。
　　未及两个月，哲宗驾崩，端王即位，他就是徽宗。徽宗一心要抬举高毬，所以那高毬不到半年功夫就官至殿帅府太尉。高毬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便把自己的名字删去毛旁，添作立人，变成“高俅”了。
　　高俅借助脚下功夫平步青云，官至禁军统帅，无人望其项背。高俅飞黄腾达的故事，在官场学上是有一定价值的。它告诉人们，要想取得成功，除了必须善于识别时机并把握住时机外，拥有真本事也显得格外重要。经常听到有人说自己不走运，似乎运交华盖，却不知机遇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只有那些拥有真本事而又善于把握机遇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并在以后的历程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木秋

4. 蔡京与宋徽宗：命运的稻草捏在自己手中
　　
　　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创造的。对于为政者而言，更是如此。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无论在宦海、还是在商海，或是在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让自己站在前排，主动一点，将命运的稻草紧紧地捏在自己手中，这样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很多。
　　
　　对于为政者而言，牢牢掌握时势发展的主动权，是权力运用中的重要环节。
　　 上可以进，下可以退，进与守的转换在于自己，也就是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宋朝宰相蔡京的发迹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传说蔡京小时天资聪明，过目不忘。在学馆里，他不但跟随先生熟读经书，而且练就了一手好书法。蔡京24岁时，和弟弟蔡卞一起来到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参加了朝廷举办的科举考试，结果，蔡京、蔡卞兄弟中了同榜进士，蔡京的名次比弟弟靠前，为甲科第九名，兄弟俩甲及第，真是春风得意，高兴无比。
　　按宋朝的规定，对进士授官，官职低一点的可授县尉、主簿，高一点的可授县令。蔡京被派往钱塘（今浙江钱塘）任县尉，随后升为起居郎。
　　蔡京官拜起居郎不久，朝廷便命他到辽国出使。对于这次小试牛刀的差遣，蔡京不但没辱使命，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朝之后，旗开得胜的蔡京就被拜为中书舍人。
　　在朝廷中，蔡京的字是写的最好的，这也给他带来了升迁的机会，很快便被拜为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就在蔡京青云直上的时候，赏识他的宋神宗死了，其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由于哲宗即位时还不到10岁，宋神宗之母高氏便以太皇太后 的身份垂帘听政。高氏反对变法，所以她垂帘听政之后，立即重新启用守旧派大臣，任命过旧派领袖司马光为宰相，并把神宗时期的变法派纷纷逐出朝廷。变法派的失势，使蔡京不免惊慌起来，唯恐自己费尽心机得来的高官厚禄化为乌有，于是不失时机地摇身一变，又成了守旧派。
　　司马光上台之后，要求在五天之内废除募役法，重新实行原来的差役法。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都认为不可能实现。但蔡京认为这是他讨守旧派欢心的一次好机会，岂能放过？于是蔡京不遗余力地在开封府境内推行差役法，将新法中的募役法全部废除，并亲自到政事堂对司马光说：“在下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全部实行差役法。”
　　司马光听后，非常高兴地称赞蔡京说：“如果人人都像你那样奉法而行，那天下的事情有什么办不成的呢？”司马光的夸奖使蔡京受宠若惊，心中满以为这下可以保住自己从变法派那里得到的高官厚禄了。但好景不长，台院，谏院便弹劾蔡京说：“蔡京心术不端，想破坏差役法，应当罢黜。”就这样，蔡京被排斥出中央政府，出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这是蔡京入仕以来，第一次尝到贬官的苦涩滋味，心中怏怏不乐。到成德军不久，又接到朝廷改派他为瀛州（今河北河间）知州的命令。不得已，蔡京又出发赴瀛州赴任。
　　 蔡京自从任瀛州知州以后，日子有了转机。闲暇之时，蔡京一边写字作画，一边琢磨进身的机会。在瀛州，蔡京只字不提变法之事，别人如果敢谈起“变法”二字，他便大加斥责，甚至于陷害。时间一长，守旧派中的一些大臣认为蔡京可以任用，将他升迁为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知府。但对于蔡京是否可用，守旧派内部意见不一。在范祖禹的竭力反对下，蔡京的成都知府一职随即被免去，改任江淮荆浙发运使。蔡京听说是范祖禹坏了他的好事，心中十分怨恨。此后，蔡京一直在地方上做官，始终受守旧派的排挤，郁郁不得志。
　　宋哲宗即位后8年，太皇太后高氏死去，哲宗亲政。由于哲宗年幼即位，守旧派都看高氏的脸色行事，把小皇帝哲宗根本不放在眼里。有时甚至连宋哲宗说话，守旧派大臣也置之不理。
　　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哲宗越来越不满守旧派大臣目中无君的傲慢态度。高氏一死，守旧派失去了靠山。宋哲宗便把那些对自己不恭敬顺从的守旧派大臣一一逐出朝廷，把原来遭受排挤的变法派召回朝廷，并表示要“绍述先圣（即宋神宗）”，恢复变法，因而改元“绍圣”。蔡京由于在熙宁变法时投靠变法派，后来又屡受守旧派的排斥，自然也在被召之列，回朝后位列翰林学士之列。
　　 蔡京自从初任县尉以来，在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投机钻营，练就了一套欺下媚上的本领，成了一个混迹官场的钻营老手。虽然蔡京已身居翰林学士，但他仍不满足，又想捞个副宰相当当。知枢密院事曾布对蔡京嫉妒不已，非常害怕他官居自己之上，便乘机上奏哲宗说：“蔡卞已经是副宰相了，兄弟不可以同升。”于是，宋哲宗便拜蔡京为北门承旨，仍兼任翰林学士等职。
　　

木秋

蔡京对曾布的做法非常憎恨，但他并不放弃要做副相的野心，乘机发挥自己能写善画的特长，将其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按宋朝惯例，翰林学士要给皇帝、皇后等人献词，蔡京为了献媚于哲宗与皇后，特意撰写了四首，其中一句深得哲宗欣赏，那就是：“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蔡京知道后非常高兴，又画了两个扇面，作为凉扇进献给哲宗和皇后。宋哲宗夸奖蔡京说：“蔡爱卿书法，天下第一。”这句话，使蔡京兴奋得彻夜不眠，以为自己升官的机会又要到了。
　　 但是，蔡京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台、谏两院大臣便借此弹劾蔡京，吓得蔡京提心吊胆。由于蔡京曾对后宫给过好处，这时，遇有危难，后宫自然不能不理，在皇帝面前，对蔡京多有美誉，因此宋哲宗并没有罢黜蔡京，使这位钻营老手又侥幸成了漏网之鱼。从此，蔡京在朝廷之中地位日益巩固，他对权力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其奸诈狡猾的本性也逐渐原形毕露。
　　哲宗亲政刚刚6年就病死。由于哲宗无子，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经过一番强烈的争吵后，以皇太后向氏为首的守旧派占了上风，拥立端王为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宋徽宗。
　　皇太后向氏是个守旧派，政治野心很大。宋徽宗即位之后，向氏模仿太皇太后高氏的做法，和宋徽宗一起处理朝中政事。在向氏的要求之下，宋徽宗召回了一批被贬官的守旧派大臣，让他们担任要职，并任命守派大臣韩琦之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不久把他升为右相。在韩忠彦的活动之下，司马光、刘挚等人都恢复了官爵，守旧派势力又开始得势。
　　守旧派的再次抬头，对于蔡京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由于他曾依附变法派，徽宗即位不久，就把他从翰林学士降为端明殿学士和龙图阁学士，这仅是两个虚衔，一点实权也没有。不久，宋徽宗又下诏，让蔡京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出任太原（今山西太原）知府。这时，皇太后向氏发下话来，说：“让蔡京修完国史，再行赴任。”蔡京虽然暂时留在了京城，但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尽。谏官陈瓘乘机弹劾蔡京，说他与内侍太监来往密切，徽宗大怒，贬蔡京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
　　蔡京被逐出京城不久，朝中形势发生了变化，皇太后向氏归政，宋徽宗全面亲政。宋徽宗为了调和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便任命韩忠彦为左相，并将拥戴自己即位的曾布拜为右相，两派并用，并且改年号为“建中靖国”，表示要大正至公，消除朋党之争，平息两派之间的互相打击报复。实际上，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积怨已深，根本不可能调和。就在曾布任右相不久，便和韩忠彦产生了权力之争。曾布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便又向宋徽宗建议“绍述先圣”，鼓动宋徽宗排斥守旧派。蔡京闻知朝中形势的变化，心中窃喜，觉得自己回朝有望了。
　　蔡京为了能够重返朝廷，竭力讨好奉玄宗之命来江南搜集民间书画和奇巧之物的宦官童贯，每当童贯来到杭州，便陪他日夜玩乐，并将自己画的屏风、扇面和写的条幅奉送给童贯，让他献给徽宗。童贯对蔡京的字画非常欣赏，便每天派使者送一幅到京城，并附上一些吹捧之词，使得宋徽宗龙颜大悦，对蔡京赞赏不已。蔡京为了进一步取得宋徽宗的欢心，便投其所好日夜不停地书写、作画，真可谓用心良苦。
　　就在蔡京巴结童贯，以字画讨取宋徽宗欢心的时候，朝廷中的权力之争日益激烈。曾布为了打击韩忠彦，想让蔡京入朝，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当时恰逢宋哲宗的皇后为了排遣空虚寂寞，一时竟迷恋上道士作法。于是，太常博士范致虚把自己的至交、道士徐神翁推荐给哲宗的皇后，这样一来，徐神翁便可以经常出入后宫。
　　范致虚又按照曾布的意思，让徐神翁借作法之机，在后宫为蔡京多说好话，并散布非蔡京为相不足以有所作为的言论，徐神翁全部照办。过了不久，后宫嫔妃乃至于宫女，都在宋徽宗面前夸赞蔡京。宫中宦官则在童贯的影响下，也纷纷说蔡京的好话。宋徽宗在嫔妃、宦官的言语蛊惑下，再加上他又非常赏识蔡京的字画，于是，决定重新起用蔡京，让蔡京任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
　　 没过多久又改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知府。这时，曾布与韩忠彦的权力之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宋徽宗则在曾布“绍述先圣”的鼓动之下，开始考虑重新实行熙宁政事。
　　起居舍人邓洵武是曾布一派的，极力劝说徽宗“绍述先圣”，他煽动说：“陛下乃神宗之子，现任左相韩忠彦乃韩琦之子，神宗实行熙宁新法，韩琦表示反对。今韩忠彦变更神宗之法，是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乏志，陛下为天子反不能绍述先圣吗？要想继承先圣遗志行事，没有蔡京万万不行。”他还画了一幅《爱莫能助之画》呈给徽宗，一再表示满朝文武大臣均欲祸乱朝政而不欲绍述先圣，非以蔡京为相不可。
　　在曾布和邓洵武等人的煽动下，宋徽宗也改变以调和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做法，把年号改为“崇宁”（表示要追崇熙宁新法），并罢免了韩忠彦左相一职。曾布将韩忠彦排斥出朝廷，目的在于独揽朝政，不料，宋徽宗也把蔡京召回，并拜为尚书左丞。蔡京在曾布的眼里，不过是驱逐韩忠彦的一个棋子，达到目的后就没了利用价值，却料不到弄假成真，反而引狼入室。曾布与蔡京实质上只是暂时的盟友，他们一旦失去共同的敌人，争权夺利在所难免。
　　蔡京几经起落，又比曾布狡猾无耻，所以他一到朝廷，就投徽宗所好，经常进奉自己的字画博取徽宗喜欢。蔡京绝不满足于尚书左丞，他有更大的野心，眼睛早就盯住了宰相的宝座上。
　　经过蔡京不断的献媚和取悦，宋徽宗最终决定拜蔡京为右相。下诏之日，宋徽宗在延和殿宴请蔡京，并亲切地说：“自先圣神宗创法立制以来，先帝哲宗继承先圣新法，中间发生了两次变更，国事至今未定。朕欲绍述父兄之志，扬我大宋国威，蔡爱卿有何良策？”
　　蔡京见宋徽宗如此看重自己，受宠若惊。听见徽宗问自己，便赶忙起身离席，跪在一旁，磕起头来，口中说道：“谢陛下知遇之恩，臣愿尽死效力。”宋徽宗听他说得诚恳，心中欢喜，更加看重蔡京。
　　一年后，蔡京又被宋徽宗拜为左相，成为真正的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但是，对于北宋王朝来说，却进入到历史上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亡国的阴影正在来临。

木秋

三、女人身上的权力阴谋
　　
　　 中国历史上，曾经活跃着那样一批权威极为显赫的人物，他们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呼风唤雨，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与帝王分享权力的风口浪尖上，表现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是什么使他们有如今的胆识和气魄呢？女人！
　　 大凡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帝王政治，帝王就是一切，是权力的中心，因此讨好了帝王，就有了政治上生存的资本。于是，一批女人被一些有政治野心的人送到了帝王那里，这些女人一旦受到帝王的宠幸，那么，跟她有关联的这些人的前途也就坦然无比了。反过来，这些人为了巩固既得的权力，又向帝王敬献美女佳丽，如此往复不断，便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在网中，各取所需，帝王与人臣都填补了自己的欲望。

木秋

6.和绅与乾隆——顺着毛摸，老虎也变猫
　　
　　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不可取，但没有政治经验与手段，如求生存似的，出于本能的对待政治，实在也是无能的表现。对政治战略和手段的运用，是宰相获得事业成功的有效辅助，就像掌握了一门技术一样，它的效果往往是不可估量的。
　　
　　想当好官就不要整天想着发财，当官发财只能是贪污腐败。在乾隆、嘉庆两朝最成功的大臣，大多是两袖清风的廉吏，刘统勋和刘墉父子是典型的代表。官大遭人妒，财多遭人嫉。弄不好还要让皇帝亲自出马，最终落得身败名裂，下场悲惨。然而，也有例外，就在乾隆朝鼎盛时期，出了一位有名的贪官，他凭着自己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一贪再贪，其家产是清王朝15年国库收入的总和。他又官位不倒，一人同时兼任清王朝数十个重要官职，此人就是极富传奇色彩的第一贪官——和珅。
　　和珅在发迹之前，只是一名御前侍卫，他的发迹得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乾隆看奏报，得知要犯逃亡，心中生气，随口说出《论语》中的“虎兕出于柙”，众侍卫都不知何意，和珅则说，“皇上是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乾隆很是高兴，问和珅是否读《论语》，又问他的家世年岁，和珅皆奏对称旨，于是受到提拔，从此飞黄腾达，官职一升再升，成为乾隆所倚重的左臂右膀。
　　 乾隆帝退位两年之后，记忆力明显减退，常常是刚用过早饭，又传令送早膳，而且往往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早上的事情晚上就不记得，看来显然是得了老年健忘症。八十多岁的乾隆帝退位之后不久，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除了，和珅就没有人能听懂这位太上皇（乾隆帝）在说些什么，因此和珅自然也就成为乾隆帝的“贴身翻译”，太上皇对他则是寸步难离。
　　 有一天早朝之后，乾隆帝单传和珅觐见。和珅进殿后，太上皇面南而坐，嘉庆皇帝西向凭几而坐，这与平时每天召见大臣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和珅进殿跪拜良久，太上皇紧闭双眼，像熟睡一样，但口中喃喃自语。嘉庆皇帝极力辨听，但终不能清楚一个字。
　　 过了许久，太上皇突然睁开眼睛，问道：“那个人是何姓名？”和珅应声回答道：“高天德、苟文明。”（高、苟均为白莲教首领）太上皇又闭上眼睛，吟诵不止。过了一个时辰，才挥手让和珅出殿，不再多问一句话。
　　 对此嘉庆皇帝十分惊骇，有一次他暗中召来和珅问道：“你前日回答太上皇，太上皇是在说什么？你所对的六个字又作何解释?”
　　 和珅回答说：“太上皇所吟诵的是一种西域秘咒，诵此咒时，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也必定会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听太上皇诵此秘咒，猜想所咒的一定是教匪悍酋，所以以二教匪首领的名字对答太上皇。”
　　 尽管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但从乾隆帝晚年对和珅的依赖和倚重来看，虽然乾隆帝已经退居太上皇，但他仍旧大权在握，而包括嘉庆在内的骨肉都不能与他沟通，这就意味着和珅俨然是这位太上皇的代言人，是隐藏在乾隆背后的一个影子，也就是英国使团一位官员所说的“二皇帝”。
　　 这位英国官员名叫乔治·斯当东，他当时任使华团副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绘和珅说：
　　 “和中堂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来向特使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由此可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
　　 “他是皇帝惟一信任的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如果将乔治·斯当东这几段描述和历史中的和珅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言辞是非常符合和珅的实际的，而且和珅与此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珅得到乾隆帝的异常恩宠之后，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表现得日益明显，于是就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爱，为所欲为，大肆擅权，俨然以“二皇帝”自居。
　　 和珅的擅权，首先是表现在培植私党，打击异己分子等方面。
　　 得到权势以后的和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到处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大搞裙带关系，并且充当这些人的保护伞。
　　 和珅的弟弟和琳只是生员出身，按当时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和琳根本就没有资格入朝为官。但是在和珅这棵大树的荫庇之下，和琳竟然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先后担任过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当贵州、湖南两省苗民于1795年爆发起义时，和琳又以云贵总督的身份前往镇压，于次年病死在军营中，死时身兼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四川总督等数职，成为和珅家族的第二号权力人物，而他的这一切权力的获取，都无不是与他那位在乾隆帝御前当红的兄长和珅有密切关系。
　　 和珅青年时期的老师吴省兰、舅父明保也因为有了和珅这座大靠山，而被安排在朝廷中担任要职。
　　 吴省兰在和珅得势之后，被任命为学政，担任乡试主考官。嘉庆皇帝即位时，和珅为了探察新主子的举动，竟胆大包天地将吴省兰安排到皇帝身边记录诗稿，实际上为自己充当密探。
　　 此时的嘉庆皇帝因为太上皇乾隆还活着，自然不敢得罪和珅，因此对和珅派来的吴省兰也是礼遇有加，有时还要违背心愿地称赞和珅几句，说他忠心为国、勤勉可嘉等等。
　　

木秋

如果说吴省兰入朝为官还算是凭借了自己的一点学问的话，那么明保能够当上朝廷大员，则完全是靠自己外甥和珅的一手提拔罢了。明保既没有学识，也没有任何资历，却当上了汉阳知府。上任之后，明保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弄得当地民怨沸腾。据说明保出任之前，乾隆帝曾接见过他，对他十分不满，后来又向和珅打听他的出身情况。深知乾隆帝心意的和珅不知编了些什么花言巧语，乾隆帝居然被他蒙混过去。
　　 与和珅有直接关系的人只要愿意依附和珅，和珅就没有不帮的。而那些通过间接渠道来找和珅的，只要能为已所用，和珅无不加以援引，推荐为官。
　　 和珅之弟和琳的女儿亲家苏凌阿，为人贪婪无耻，只因与和珅攀上了亲，就得到了和珅的特别提拔，曾担任兵部、工部和户部三部侍郎，后又升为户部尚书、两江总督。
　　 在两江总督任上，苏凌阿接见属员时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蒙皇上圣恩，我这老头儿到这里来捞点儿棺材钱。”
　　 由于对和珅惟命是从，苏凌阿得到和珅的特别眷顾。1797年，苏凌阿被和珅推举为东阁大学士，而这时的苏凌阿已经年过80，两眼昏花，两耳不聪，不辨亲友，连一举一动都需要别人扶掖，被人笑称为“活傀儡”，但和珅为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就是不向嘉庆皇帝禀明真相，而嘉庆皇帝忌讳太上皇，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和珅去摆布。
　　 对于和珅的大权独揽和胡作非为，一些正直大臣非常气愤，有些人宁愿冒杀身之祸对也要他进行弹劾。但是和珅依仗乾隆帝这个后台，对这些异己分子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
　　 1786年，监察御史曹锡宝将弹劾的矛头对准和珅的管家刘全。
　　 刘全早在和珅发迹之前就跟随在他左右，成为和珅最得力的管家。当年刘全为了替主子寻求资助，只身前往河道总督嘉谟的任所求见，在寒冬腊月只穿着一件单衣；冻得瑟瑟发抖。因此和珅对刘全也另眼看待，在他得势发财的同时，也没有忘了这位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奴才。刘全也仗着和珅的势力为非作歹，营私谋利，到处招摇撞骗，平常的衣食住行都逾越了封建礼制。此外，刘全还在京城私开当铺、购置房产，家产达到了20余万两白银。
　　 对刘全这种不符合封建礼制的行为，负有监察权的曹锡宝愤然上疏；但是陪侍乾隆帝在承德避暑的和珅早已得知消息，已经通知刘全拆除房屋，并转移其钱财，所以当乾隆帝责问此事时，和珅一面请罪，一面又要求皇上严查重惩。结果乾隆命曹锡宝等人前往核查时，却一无所获，于是指责曹锡宝参奏不实，是想打击和珅。
　　 曹锡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得承认自己道听途说，一再谢罪。乾隆帝下旨将其革职留用，曹锡宝受此打击，两年后郁郁而死。
　　 另两位挺身而出弹劾和珅爪牙仗势欺人的监察御史谢振定、尹状图，也因为触犯了和珅的利益，和珅怀恨在心，借乾隆帝之手，罢免了谢的职务，又将尹状图收捕入狱。
　　 和珅对敢于直言的官员进行打击报复的阴险手段，使许多大臣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和珅则在自己一手编织的权力网中愈陷愈深，为所欲为，成为无人敢惹的大权臣。专断擅权的和珅除了欺上瞒下、培植私党之外，还欲壑难填，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
　　 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上的历代贪官一一揪出来算一笔账，就会发现其他人与和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九牛之于一毛。可以这样说，在理财聚敛方面，和珅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致富”高手。
　　 和珅敛财的手段繁多，名目不同。早年他靠出租房屋收敛钱财，还经营钱庄、粮店、当铺、古玩店等，又向亲友放债收取高额利息，连自己的舅父也毫不留情。当他的权势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时，和珅又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势，广开敛财之门。那些想巴结讨好和珅、希望获得一官半职的趋炎附势之徒，欲得肥缺必须向和珅送厚礼，甚至有的宗室子弟为了继承爵位，都要通过和珅向乾隆求情。连宗室亲王尚且如此，普通官员可想而知。
　　 除了经营店铺、收受贿赂之外，克扣贡品是和珅聚敛钱财的另一手段。和珅常陪侍在乾隆帝身边，深知皇帝的脾气性格和喜好，知道皇上会将哪些贡品视为珍品，因此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时，他会擅自扣留部分贡品归自己所有。
　　 当他想要的东西即便是进贡给皇帝时，和珅也敢通过同党从宫中偷盗出来，窃为己有。
　　 然而，对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和珅并不满足。他还嫌自己的气派比不上皇帝，许多皇帝用的东西他却不能使用而心有不甘。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珅甘冒违制灭族的极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对镜身着龙袍、悬挂朝珠，直到过足了瘾才将龙袍、朝珠取下来。
　　 为了给自己安排后事，和珅还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块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其规模超过了亲王墓地，简直与皇陵不相上下，当时人们都把和珅的陵墓称为“和陵”。
　　 然而，在1799年正月，随着乾隆帝的去世，这位仗着老皇帝颐指气使了大半辈子的和珅大人，在嘉庆皇帝的一手策划之下，距先皇之死仅仅半个月之后，就被迅速扳倒，打入大牢，赐其自尽。骄横了二十几年的和珅不得不哀叹着“今皇上已有钟爱之臣，不再需要我们了”，于是悬梁自尽，结束了专断跋扈的人生旅途。
　　 和珅作为乾隆帝统治时期炙手可热的权臣，凭借乾隆帝的宠幸成为位极人臣的权势人物。据说乾隆帝晚年的时候，对和珅的信任与喜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几位太子。但乾隆一死，他也就家败人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