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是出生于西充县青狮镇苦竹垭村的杨吉甫烈士牺牲80周年纪念日。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的杨吉甫,在求学中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前,杨吉甫担任了川东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家乡人民对烈士深切怀念。在杨吉甫烈士牺牲纪念日,本报特刊发杨吉甫烈士的孙子、武汉铁路局退休干部杨常明的回忆文章《烈士杨吉甫:西充走出的中共川东特委代理书记》,以纪念烈士。
杨吉甫:西充走出的中共川东特委代理书记
杨常明
祖父杨仁叔字吉甫,西充县青狮镇苦竹垭村人。
1903年,我的祖父出生于一个家业殷实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祖父乃前清贡生,思想守旧,对子女管教很严。他反复嘱咐祖父“食息交游,诸事缜密”,大望以后能够“启后承前,增长家声”。少年时期的祖父生活很富足,但整个农村在重租、苛税和高利贷的盘剥下,灾荒不断,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终年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这使他感到苦闷。
背叛封建地主家庭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祖父不顾父母的劝阻,毅然离开家庭,奔赴省城求学。当时的成都新旧势力斗争十分尖锐,祖父目睹了官僚政客们形形色色的污秽行为后,在家信中说:“一些势利之徒只知刮取民财,为他人做走狗,不顾百姓痛苦,为国家之蛀虫。”他认为“新文化真是改良社会的工具”、“倘中国教育普及,前程还未可限量”。为了这个目的,他发愤读书,“但求学业进益,不畏人言,不计得失”。很快他就确立了“为国家培养人才,改良社会,以富强我中国”的革命夙愿。
1926年秋,祖父从成都来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政治系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上海斗争十分激烈,在祖父入党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公开叛变,继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又在各校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整个上海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不少学生被迫离开上海。而祖父却不畏艰险,留在上海,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
愿做共产党的鬼
不做国民党的官
1928年初,祖父受组织派遣,从上海回到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兼农工团长。军阀割据下的四川,百业萧条,政治黑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仅经济十分困难,同样随时有遭到残酷镇压的危险。
曾祖父知道儿子的处境后,一直心急如焚,一再用各种手段要儿子回家,不让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祖父致信父亲说理言义:“社会需要我迫切,还是家庭需要我迫切呢?”“家庭是社会构成者之一小部分,如果大的社会问题解决了,家庭亦当不成问题,随之而解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祖父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钱财和个人的衣物,拿来资助革命,接济友人。在上海时期,家里平均每年寄去400多块大洋,不少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回到四川后,祖父还卖了家里一百挑田,把钱拿到成都开了一家石印铺和两家书店,既为革命集资又宣传革命思想,并成为党的联络站。
1929年12月,祖父任中共成华区委常委,他亲自拉黄包车组织车夫们为生存而斗争,并领导了一系列学生运动。
1931年2月,正当祖父出生入死、忘我奋斗的时候,党内发现叛徒,情势异常紧张。党组织为了祖父的安全,立即把他调离成都,并改名为杨德光,以《新蜀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到重庆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1年7月,川东特委撤销,成立江(北)巴(县)中心县委,祖父又改任江巴县委组织部长。祖父在重庆开展了工运、学运、兵运等。
由于叛徒也跟踪到了重庆,同年9月9日,祖父在重庆十八梯同搞军运工作的李家俊接头并开会时不幸被捕。敌人千方百计对祖父诱降,祖父的舅父严纯武也奉刘湘之命,对其苦口相劝。严纯武对祖父说,只要你说一句“共产党不好”,便可安然脱险,恢复自由,而且还能得到高官厚禄。西充籍在重庆的军官和任刘湘家庭教师的祖父的舅父都劝祖父自首,祖父严辞拒绝:“你去做你的官,我当我的囚犯。我愿做共产党的鬼,绝不做国民党的官!”
祖父被捕后,江巴中心县委积极组织营救,不几日就杀死了刘湘的特务数人。刘湘恼羞成怒,对祖父下了毒手。9月20日,从刘湘的军部到较场坝,军警夹道,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而祖父面色不变,神采飞扬,沿街宣传共产主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两旁的群众,多有叹息,且为之泪下。祖父在罗家湾慷慨就义,时年28岁。
祖父的遗体由驻渝经商的表兄收殓,灵柩送回故里安葬。
中央人民政府命名
杨吉甫成为革命烈士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祖父“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几十年来,我们幸存的家属倍受党和社会的尊重和关心。
祖父为革命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而他那战斗的一生、他的英雄业绩却流芳百世,永活人间。祖父的遗体送回故乡时,当地贫困农民、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压力,以“年少英俊、赤胆忠心、功德盖世、浩气长存”等挽联排成长长的行列,迎接烈士忠骨。解放后每年清明节,总有成百上千的少先队员和群众给祖父扫墓。他们在烈士的墓前举手宣誓:“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踏着先烈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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