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连载】抗战亲历者口述《我的抗战2》，崔永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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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天：“方先觉壕”
6月28日，衡阳保卫战第6天。6天前，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轰炸衡阳城，湘江两岸市区起火。当晚8时，日军第六十八师团进抵衡阳东郊泉溪，第一九○师驻耒水东岸的警戒部队与日军交火，衡阳保卫战打响。
6月23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欲强渡耒水，被守军击退。 　　
6月25日，日军进攻衡阳城东湘江东岸的机场。
6月26日，日军攻占机场，并迂回至衡阳之南，截断衡阳守军的退路，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对衡阳的包围。 　　
6月27日，渡过湘江的日军向外围阵地猛攻。
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向中国军队阵地猛烈炮轰。
杨光荣躲在临时搭建的防空洞里等待轰炸结束，一颗炸弹落了下来。“没炸到防空洞，炸到墙边，把墙震倒了，倒在防空洞上边”。
倒塌的墙体封住了洞口，出路只剩一个变了形的小窗。“钻不出去，也得钻，浑身被刮出血了，我才钻出去。”
方先觉到一线阵地视察，差点被炮弹击中。
方略说：“日本人看到这么一群人，知道一定有高级将领，就把炮弹打过来了。第一发打过来，大家一看，哗的就向四面散开了，趴在地下，我父亲却待在那地方。据我猜测，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吓呆了，这人之常情啊，再一方面他想着，不能趴下去，不然主帅的风度就失掉了吧。他的副官王泽洪趴下去以后，一看军长还站在那个地方，赶紧跑过去把他拉到坡下面去了。那炮弹掉下来，就掉在离我父亲站那儿大概两三米的地方。”
日军根据经验，预计3天夺下衡阳，火力异常猛烈。
彭忠志回忆：“有一座庙，后来我到那里看到，残垣断壁，东西都打烂了，只有一个莲花台子还是好的。”
第十军先前构筑的工事发挥了巨大作用。卢庆贻在中央银行的天台上看到：“日本人冲锋的那种情形很吓人的，不过，他们一接近阵地上那些碉堡、铁丝网，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打出去，一排排打，一死就是一两百。”
对于中国军队的断崖工事，《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有这样的描述：“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日本人把这些防御工事称为“方先觉壕”。
在“方先觉壕”前，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袭击下，指挥作战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郎上校及各联队长均负重伤，裹伤后送。
在“方先觉壕”前，横七竖八地摆了上千具日军尸体。
这一天，城南作为正面战场，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反复争夺张家山高地，最后阵地依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中。停兵山、高岭据点守军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首次总攻失利的日军没有想到，对手的防御和斗志如此强。之前，一向是日军一个师团攻中国军队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还攻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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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天：毒气弹
6月30日，第8天。天还没有亮，杨光荣在防空洞中，已经能分辨出日军飞机的声音。一颗炸弹落下来。“这是硫黄弹，把我帽子和衬衣都炸飞了，身上也受了伤。飞机走了以后别人说，你头发怎么烧了？我这才感觉到身上着火，结果就在地上滚，滚完了以后，拿土跟洗头一样在头上搓，火才灭了。”
燃烧弹引起了衡阳城的大火。杨光荣回忆：“南方房子是木结构多啊，燃烧弹掉到城里，整个全烧，连城墙也烧，好像烧了几天几夜，衡阳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
浓烟中，彭忠志闻到了一种古怪的气味。“像辣椒的味道，闻到就打喷嚏，窒息似的，出不了气，很难受。”老兵示意他赶紧用毛巾捂嘴，说这是毒气弹，常德会战就用过。
杨光荣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怎么觉得那么难闻啊，后来就是打喷嚏，流眼泪，别人说，这是毒气，赶紧用手巾捂住嘴，蒙住脸。”
卢庆贻回忆：“他们放毒气，那个时候防毒的工具很少，就是用湿手巾捂住鼻子，我们中国兵遭毒气伤害的不少。”
这天傍晚，五桂岭南端阵地，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三营七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员4人外，其余80多人全部中毒身亡。
后来据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的研判，这些毒气弹是芥子气与路易氏剂的混合物。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但显然，这些条例早已不适用于日本人。
毒气战确有成效，日军借机攻占了不少一线阵地，但很快，中国守军组织逆袭，夺回了一些阵地。
彭忠志慨叹：“第十军老兵多，都是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一样的，有必胜的心理。第十军背着‘泰山军’的称号，真是有这种精神的。”
到7月2日，日军攻城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了1.6万，仅推进了1000米。当晚，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下令中止攻城。日本方面承认，这是宏大的“一号作战”计划首次受挫。
日军尸首堆积成山，焚烧尸体产生的焦臭笼罩在阵地上，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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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天：空投
7月8日，第16天。攻城日军仍在休整补充，没有发动进攻。
此时，中国军队开始面临给养问题——衡阳大火之后，囤积的物资付之一炬。
卢庆贻回忆：“炮弹一炸，一烧，把米都烧成了糊米子。没有粮食，只能吃烧焦的米，拿盐水泡了吃。如果不是衡阳人储备了很多粮食的话，我们就算不被打死，也要饿死。”
杨光荣回忆：“他们那么一炸呢，伤兵都没地方搁了，只能把破砖烂瓦垒一垒，搁伤兵。医药、粮食没有了，弹药也没法补给。”
没有吃的，士兵们就上街想办法。杨光荣说：“那个酱油店，有好几十口大缸腌的咸菜疙瘩。日本人丢炸弹，那些缸还有没被炸的，我们就把这些咸菜捞出来，在酱油里一泡，泡个两三天，过一过水，煮来吃。”
这天中午，中美空军飞机给衡阳守军第一次空投了物品，只可惜大多是毛巾、香皂、牙膏以及万金油等生活用品，而部队最急需的粮食、药品和弹药并没有多少。
杨光荣说：“那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这么多守城官兵，哪能供应得上？没有医院，伤兵往哪儿送啊？所以只有困守，期望外边的部队来解围。”
空投物品中，杨光荣和战友们见到一些重庆的报纸，上面有对衡阳保卫战的报道，盛赞衡阳守军，但关于所有人最关心的援军没有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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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天：兄弟
7月15日，第23天。彭忠志不用写标语了，已经在督军营工作的他，此刻最担心的是哥哥彭忠荣。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向衡阳城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不过，日军虽付出极大的代价，仍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
彭忠荣的迫击炮连，炮弹已经用完。“炮弹已经打了两三千发。”彭忠荣说，他们被补充进步兵阵地。
彭忠志回忆：“除了炮兵，那些炊事兵、警务兵也都改成步兵，带着手榴弹就上去了。”
步兵阵地比炮兵阵地危险，兄弟俩心知肚明。
这天黄昏，日军的飞机、大炮一起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彭忠荣回忆：“敌人那个山炮，一排排地打，飞机来很多，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不敢回子弹。士兵死伤很多。”
轰炸声中，躲在战壕里的彭忠荣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有一个我的老兵，迫击炮连带过来的兵，叫杨志成，江苏人，日本人把他打中了，肚子打穿了，肠子打出来，喊连长救命，赶快来救命！”
彭忠荣很难过，因为他无能为力。“敌人飞机炸，机关枪打，哪还能够救得了？这个士兵我记得很清楚。这些兵很勇敢。”
凭借着火力优势，敌人又冲上来了。彭忠荣大喊：“弟兄们，杀！杀！”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做好了肉搏的准备，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忠荣。
彭忠荣回忆：“我冲在前面，敌人扫射的时候中的弹。”他重重地倒在地上，背后鲜血渗出。他没有叫喊，他看到旁边有死尸，他的士兵们正向敌人冲锋。后来他昏死过去。
阵地保住了，但彭忠志没有在退下休整的人群里见到哥哥。不敢多想，他冲上了阵地。“那个战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天气热，臭得不行，我只晓得哭。”
彭忠志一边哭，一边在死人堆里寻找哥哥。来衡阳，是因为哥哥；当兵，是因为哥哥；回家时，不能没了哥哥。
彭忠志终于找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彭忠荣。他看到的哥哥“一颗子弹从胸前打进去，从背后打出来，一个鸡蛋大的洞”。
哥哥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彭忠志抱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走。
彭忠荣叹道：“老弟把我抬下来，没有老弟就没有我的命。那前面死了好多人，别人谁给你抬？”
在野战医院，彭忠志听到了哥哥微弱的呼吸声，他笑了。“哥哥头上一个小洞，只有六七天就结疤了，好了，但是背后那个洞，军医用黄色的纱布塞进去，拿出来，血流了很多，哥哥痛得在地上打滚，那真是九死一生。”
手术后，彭忠荣脱离了危险。不过，醒来后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失声痛哭。“我的两个排长都死了。我这个连118人，就剩了13人，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连只剩了七八个。”彭忠荣说。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缺医少药，很多手术已不能做，棉花、纱布都快用完了。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对一个姓盛的伤兵印象深刻：“他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宽约二寸的伤口，露出一点肠子，四五天就活活痛死了。”有个连长腰上受了枪伤，子弹没法取出，也活活痛死。加上天气炎热，伤口生蛆，重伤后自杀的也不少。
对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的肖光来说，每天耳闻目睹的都在考验他的心理承受力。“这次打仗，一讲起就要落泪，打得好惨。伤兵多得很，来了，去了。”
此时，一线阵地的预备第十师，伤亡已经超过70%。日军也很凄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的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损失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长时间厮杀过后忽然安静下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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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天（下）
第十军困守衡阳城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中国军队节节挫败，国内外舆论对此群加指责。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倍感压力。1944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豫湘战事颇降低中国信誉，拟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在整军会议上“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做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他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此时，日本政坛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衡阳城下的失利，加剧了日本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东条英机于7月18日递交辞呈，小矶国昭新内阁上台。
日本人希望在衡阳城挽回颓势，蒋介石希望在衡阳城重振士气，这场血战，注定将更为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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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天：烧掉劝降传单
7月20日，第28天。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的耳朵里，已经开始产生幻听。
卢庆贻说：“我现在耳朵不好，就是由于那个时候太用心听，那个声音只有蚊子声大。”
日军开始采用心理战术，用飞机向衡阳城内外撒“归来证”和劝降传单。传单上这么说：“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经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绝不以敌对行为对待！”
第十军官兵把“归来证”和劝降传单都烧了，誓与衡阳共存亡。
“衡阳保卫战啊，第一点就是士气。”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调到衡阳支援的杨光荣说，“第二点，我在第十军里头，始终没气馁，我始终认为有希望解围，我们一定要坚守，等着周围兄弟部队来解围。那么多的部队呢，是吧？”
快一个月了，衡阳守军早就完成守城任务，援军还没有来。
衡阳城外围，枪声时隐时现，第十军辎重团二营营长陆敬业仔细辨听。
陆敬业之子陆启东说：“我父亲讲，敌人的枪声和援军的枪声很容易分辨，因为日本人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他是一枪两响。中国军队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或者“汉阳造”，枪声从远而近的时候，听得出来。”
杨光荣回忆：“听着听着，机关枪响了，以为是友军来了，快解围了。”当时有人说，见到一连援军进城了，他们头戴钢盔，肩扛机枪，斗志旺盛。不过，大家没高兴多久，就听到了一个经查实的消息：是炮兵连没有炮弹了，补充进前线。大家顿时心凉了半截。军部有人随口唱起了京剧《杨家将》唱词：“不提那援军则还罢了，提起那援军令人失望。”
当然，也有好消息：此时，经过报纸宣传，第十军官兵已成为国人心中的英雄。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那个时候，我看到桂林的商店橱窗里面都放着我父亲的相片啊，大家都说方先觉是民族英雄。”
其时，少年方略很难理解，身为民族英雄的父亲，为什么没有人去救他。
其时，第十军伤亡已超过八成，弹药几乎耗尽，阵地后方池塘里的鱼虾和浮萍早已被饥饿的士兵们吃光了，有人冒死进入敌人射程内去摘南瓜，很快中弹。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参谋的彭忠志回忆：“那时根本没法讲卫生，有什么吃什么，吃生的，没得办法，不知道怎么过，但精神上还坚持着，不想死，就是这个心理，好像第十军没打过败仗一样的，自己打赢了。”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集中湘江以西部队向进攻衡阳的日军攻击，可惜被日军情报人员破译，日军作出相应部署。国军第六十二军一度突进至衡阳火车西站，但在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反击下，伤亡甚大，且弹药告罄，被迫撤退。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四军主力及第一○○军的第三一九师也被阻止于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堵截线之外。
据《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记载，7月27日，蒋介石给方先觉写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此信复制数百份用飞机在衡阳上空投下。城内守军的弹药、粮食和医药用品也都靠空投接济，即便在暴雨天，蒋介石也让空军派了飞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驾机冒险空投。
7月28日，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为第十军官兵祷告：“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7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8月1日，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说，“一定死守”，“一死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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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天：援军撤退了
8月2日，第41天。卢庆贻接到两封给军长方先觉的电报：一封是蒋介石发来的，上面说“援军不日可达城郊”；另一封来自方先觉的弟弟方先守，内容是“黄涛、王甲本两军（即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确已奉令解围衡阳，现在正破敌阻滞向衡阳靠近，兄可做好里应外合之准备”。
这天，空军飞机再次向衡阳守军空投蒋介石手令，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
第十军官兵望眼欲穿的援军终于来了。
陆启东说，第十军此时仅剩的一个整建制的营——特务营营长曹华亭，被紧急召进军部。“这是一员猛将，他奉命率领一支150人的突击队冲出城，到城外的五里亭，就是离城五里的地方接应援军。”
突击队杀出重围，到了五里亭，却没有等到援军。“援军第六十二军已经撤退了。”陆启东说。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的彭忠荣回忆：“第六十二军不能反攻，自己撤了。”
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记载：8月2日，第六十二军及第一○○军确已到达三塘、两母山地区，第七十四军到达佘田桥、新桥，第七十九军到达望城坳附近，与日军第四十师团激战。第六十二军在进攻二塘、两母山时与日军第二三四联队进行了白刃战，予该联队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第六十二军等在战斗中伤亡亦众，始终未能歼灭依托工事坚守阵地的日军残部，被阻于日军堵截线之外，未能与衡阳守军会合。在此期间的外围各兵团，除第二十四集团军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积极向湘江以西进攻衡阳的日军进攻外，湘江以东的第九战区各军没有进行积极有力的进攻。”
已突出重围的曹华亭本可以趁机离开危城衡阳，但他调转马头，率众人又杀了回去。
陆启东说：“他们冲回来，死伤惨重。既然这150人可以冲出城然后再回来，外边这么多友军冲不进来，是什么原因呢？”
突击队杀回城里已是三天之后，150人仅剩15个。第十军官兵心里都在犯嘀咕：150人尚且可以来回一趟，上万援军就是不能靠近？
杨光荣感叹：“外边解不了围，你在里边越打越少，死一个少一个，弹药都没有，你怎么能打赢啊？！”
悲观气氛开始蔓延。卢庆贻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再守三日，援军即可进城。”方先觉看过电报，摆摆手，长叹。
8月3日，日军对衡阳城大肆轰炸。蒋介石下令：“着第六十二军不顾一切牺牲，再迅速奋勇前进，如达到衡阳解围，官升级，兵有赏。”
第六十二军官兵到底还是没拿到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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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天：血拼西禅寺
8月4日，第43天。日军发动第三次总攻。《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

重炮五门，野山炮五十门，统计约五个师团之兵力，于八月一日，集结于衡阳外围，八月四日晨，在横山司令官之指挥下，开始了第三次总攻击，预期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近10万日军以飞机、大炮向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和市区狂轰滥炸，从南北西三面猛攻，留守营部的杨光荣担心着前沿阵地上的弟兄们。
杨光荣回忆：“一个副排长，带着十几个伤兵，到后头了，碰见我。我一看，唉，这不是一连的人嘛，我在一连当过排长呢，那个副排长那时当班长，他叫杨赞。我说，杨赞，你怎么回来了？他说，连长，阵地失守了。第五军的规定，阵地失守者必杀啊。杀谁？杀连长。我问，你连长呢？他说，连长失踪了。我又问，副连长呢？他说，阵亡了。”
这个副排长镇守的是位置极为重要的西禅寺阵地。这个阵地一失守，城区也就洞开。杨光荣二话没说，跑去向营长请战。“我说，营长你别着急，我去。那时我年轻气傲，体格也好，认为别人不行，我还行呢，有点豪情壮志。他说，好，你去，把营部这些卫生兵、炊事兵、军械兵都带去，有十七八个吧，把一连撤回来的也带去。”
杨光荣把30多个弟兄分成了3组。天色已晚，月光下，他们悄悄地摸到了西禅寺外。
杨光荣回忆：“我带两个组在前，一个组作为预备队在后。我对大家说，帽子都翻过来，夜晚嘛，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大家都把帽子翻过来戴着。”
因为刚占领阵地，日军正在修补工事，西禅寺外只有两人站岗。
“我派两个兵先把日本的哨兵干掉。两个兵爬墙进去，日本哨兵看到了，就是一枪，这一枪不要紧啊，四处的枪全响了。”杨光荣说，中国军队的突然反攻，杀得对方猝不及防，混战中，他一把抱住了日军的一个小队长。“双手死死抱着，如果让他腾出胳膊，你治不了他。”
正在搏斗中，杨光荣一扭头，看到一个日本兵端起枪向他刺来。“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营部的一个军械兵，把枪倒过来用枪托砸，他砸得太厉害了，把日本兵的枪砸坏了，我的枪也砸坏了。”
军械兵和日本兵展开肉搏。“日本兵上来一口就把这个军械兵的左胳膊咬住了，那个疼啊。军械兵把右手腾出来，掏出手榴弹，木头柄那种，举起来一砸，把日本兵脑袋砸开花了。日本兵脑袋被砸开花都不松口啊。砸死了日本兵，他过来帮助我，把小队长解决了。”杨光荣说。
拼得难解难分之际，杨光荣留在寺外的那一组人，也翻过墙杀了进来。
杨光荣说：“我让那个副排长带这个组，一听见枪响，都翻进墙里，大声喊‘杀’。夜晚正清静的时候，这‘杀’声瘆人啊！”
月光下，曾经香火兴旺的西禅寺，变成血腥杀戮的战场。
杨光荣回忆：“我们后面留着的那一个组翻进墙里，把日本人弄糊涂了：究竟来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人啊，怎么一直上啊？他们的决心就动摇了。我们一看他们动摇，拼得更带劲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用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有的跟日本人在墙角摔打。我先后跟两三个日本人抱在一起，到最后我们把日本人全解决了，我已经没力气了。这样子，把阵地又收复了。”
阵地收复了，精疲力竭的杨光荣独坐在西禅寺外的一棵大树下。此时，雾气渐渐散去，天上一轮皎洁的满月。杨光荣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六。
“那时候月光比较明亮，我就想，哎呀，我都二十三四了，爹娘养我这么大，一分钱都没给寄，我就牺牲在这衡阳了，唉。”杨光荣叹道，“想起来也伤心，刚一出来，雄心壮志，青年为国，结果现在弄的，兵溃衡阳，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怎么能出去啊？没得盼望了，非死在衡阳不可，完了，完了。想着想着，自己就流泪了。”
一个多月前，杨光荣是作为援军来到衡阳的，可现在，却没有一支援军来救他们。两年前地狱般的缅北野人山，他忍受住了暴雨、饥饿、疟疾和大面积死亡，却无法忍受在晴朗的衡阳无止境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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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天：“决不突围，一定死守”
8月5日，第44天。从长沙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由衡阳西北投入战斗，猛攻第一九○师阵地。
坐在电台前的卢庆贻已经有些麻木了，一天也没有一封电报。
卢庆贻对于援军迟迟不来有些想不通：“你七十四军在常德被日本人围了，我们第十军来救你，我们牺牲一个师长，帮你解围，现在我们在衡阳城里40多天了，你为什么打不进呢？”
衡阳已是一座愁城，攻城日军已达10万，城中守军能拿起枪的只剩1000多人。
第十军军部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在场者之一、时任第十军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的蔡汝霖在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记下了这样的片段：
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
周庆祥之子周立起说：“常德会战时，大概还有将近300个官兵在那里，余程万就突围了。”
蔡汝霖写道：
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
8月6日夜，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一部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在日军眼中，对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如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盘动摇’，且抗拒益形激烈”。
第46天：“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8月7日，第46天。清晨6时起，日军集中炮火对守军进行了约2小时的攻击后，发起冲锋。守军阵地大都被毁，伤亡惨重，但第三师及预备第十师的官兵仍顽强抵抗。
中午，报务员卢庆贻发出了方先觉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电报：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卢庆贻说：“这真是‘最后一电’，等我发了电报以后，就与外头没有联络了，友军电台的信号没有了，重庆台也没有信号了，第十军也没得什么电报发出了。”
很少有人知道，在援军不至、弹药耗尽、兵力枯竭之时，还有更可怕的危机潜伏在衡阳城内。
周立起说：“当时第十军内部有霍乱爆发，曾向蒋介石汇报。如果突围了，那么，第十军遗留下来的一些事务，日本人肯定是要抓周围的老百姓去处理，那么霍乱就一定会扩散。”
这天，一个上千人的中国伤兵营陷落。“伤兵营在衡阳城外一个教堂里，日本人来了以后，把这些伤兵全用机枪打死了。”卢庆贻说。
电台已经停止了工作，摘掉耳机的卢庆贻，耳中是一片杂乱的声音。一个军部的副官气色凝重地走来，告诉他，军长想要自杀。“这是随从副官，经常把一些情况告诉我们电台人员，他说方军长准备死。”
《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道：“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据方先觉的副官王洪泽回忆，方先觉拔出手枪准备自杀的时候，他和一个叫李绶光的团长夺下了方先觉的手枪。在场的人都劝慰方先觉，要以全城的伤兵为重。
“后来我在家里亲耳听他讲过这件事。”方先觉之子方庆中说，“当时受伤的官兵有将近7000人。像这样子惨烈的打法，日本人的报复心理会很强烈。”
方先觉之子方略认为父亲很爱兵：“我们住在长沙的时候，父亲经过军营，有时候正好碰到士兵们蹲着、坐着吃饭。他们一看军长来了，赶紧把饭碗都放下，起立。后来我父亲对手下说，士兵吃饭的时候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吃。”
这天，中国空军飞机又投下通信袋，内有蒋介石手令：“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中正。”
方先觉面临抉择：要不要战至最后一人？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部少尉文书的伍志鸿感叹：“当忠臣很难，武将当忠臣更难。”
薄暮时，日军炮兵观测所报告发现“白旗出现于敌阵地”，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报告：午后5时之后，“师团正面森林高地重庆军阵地白旗翻飞”。
当晚，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玉与日军联系停战事宜。据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回忆：
“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
卢庆贻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这是协议停战，在部队没得联系、没得弹药、没得人员的情况下，不打了，但是我有条件，协议停战就是有条件的，你不能够伤害无辜——这些医务人员、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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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天：“日本人对中国人害怕起来了”
8月8日，第47天。
凌晨4点，睡下没多久的蒋介石默默起床，为衡阳守军祈祷。
凌晨，“方先觉率其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师师长容有略、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及副官处处长孙广宽在城南天主堂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会见，正式缴械投降”。
伍志鸿也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现在你就是杀死我，我也不承认方先觉投降了。”
时任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迫击炮连连长的白天霖在《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卢庆贻被军部参谋叫出了中央银行。“我到中央银行的门口，就看见日本兵进城了，从城门进的城，举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卢庆贻否认挂白旗之说：“我们第十军剩下的部队，没有挂白旗的，没有这个事。”
卢庆贻回忆：“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教堂里面，门口有机枪守着。”
此时，城外几个阵地仍在战斗，城内巷战继续。一些官兵选择了突围，比如杨光荣，战至只剩4个兵后，他从湘江突围出城。一些伤兵自杀殉国。《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有如下段落：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开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当时突围出来的伍志鸿说：“就是破釜沉舟，大家用生命救国，死之前都要杀死一个日本人才甘心。我为什么又活着出来了呢？因为日本人对中国人实在是害怕起来了。”
当天，由第四战区抽调来援的第四十六军等已进抵距衡阳8公里的二塘。日军第十一军参谋岛贯武治在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攻克衡阳，力攻40天……是一场竭尽了全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因帕尔的结局’。”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距十五分钟之后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接获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衡阳保卫战，中国军队伤亡17000余人，《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中声称，日军伤亡19380人，其中军官伤亡910人（军官战死390人）。不过，1945年8月，曾担任过第十军军长的李玉堂将军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时，曾询问日方将领，衡阳之战日军究竟伤亡多少，日军将领答道：“48000余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显示：“日军死伤超过70000人，其中48000人被击毙；中国伤亡15000人，其中7400人阵亡。”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作战时间最长、敌我伤亡官兵最多、空前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日本方面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日军战史称：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重庆《大公报》社论说：“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
当年8月中旬，被俘的彭忠荣和彭忠志兄弟，趁着日军看守不严，偷偷逃出了衡阳。
被俘的卢庆贻和战友被逼给日本人收谷子。一天，他跟20多个战友打死看管他们的日本人，也成功逃脱。
第十军大部分被俘官兵乘日军后勤补给紧张、关押松懈之机从俘虏营中脱逃，周庆祥、孙鸣玉、饶少伟等将领也在其中。
11月18日，在重庆方面的帮助下，被看管3月有余的方先觉也逃走了，并于12月11日回到重庆。
12月13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
1945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2月，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阳，与滞留的60多个前第十军官兵一起，历时4个多月，在原来的阵地上收集忠骸3000余具，并建烈士公墓于张家山之巅。
葛先才在回忆录中写道：
现在回想那一段搜寻忠骸的日子，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古人”都是生龙活虎般的战斗伙伴。如今嘛，这“古战场”已经荒草没头，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炸弹破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零乱的、随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顾地弃置在那里；而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敌人的枪弹、炮弹、炸弹没有“碰”上我们，否则，今天又不知道是谁来捡我们的骸骨了！
……
忠骸搜集完成之日，我们请了一位摄影师摄影存照。我面对这座高约丈余忠骸堆成的山丘，直觉其巍峨神圣，壮丽无比！我在心中默默祝祷：“弟兄们，安息吧！你们没有白死。日本已经投降，国家已经因你们之死而得救，你们是求仁得仁了。”然后我们把忠骸逐一移入墓穴安葬。不知怎的，我忽然鼻头一酸，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啊，弟兄们！弟兄们！我敬爱的弟兄们！若非我身历其境，又怎能体会到这“求仁得仁”的背后，竟隐藏了这么深重的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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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远　征
1942年3月，滇缅公路畹町桥路段上，中国远征军的车辆排成长队。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和战友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它很沉，而且发亮。大家讨论起来，有人说这可能是金子。从来没有见过金子的闫廷春有点激动，把这东西拿过来，想要好好研究一下。他把这东西放在石阶上，用枪托砸它，要看看它是否有金子的硬度。
闫廷春是贵州贵定人，1936年应征入伍，1942年3月随第六十六军编入中国远征军。这一年，他23岁，满身活力，单纯得像个孩子。
“金子”在闫廷春的枪托下猛然发出一声巨响，炸开了，震落好些屋顶的瓦片。原来，这是一颗地雷。幸好它没伤到人。
“闯祸之后，连长很生气，他要把我调到团部当勤务兵。”闫廷春回忆说。他不愿去团部。在他看来，在团部伺候长官远没有上前线有意思。他跟连长表决心：“我要打仗。”连长也就依了他。
在这支滚滚向前的队伍中，像闫廷春这样急于求战的军人还有很多。就在远方，一个陌生的战场正等待着他们。他们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一场终其一生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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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老百姓送来口粮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内，日军横扫东南亚各国。
1942年1月中旬，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政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缅甸首都、海港）待运。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惊呼：“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此时的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大半国土已经沦陷，全部出海口都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外来物资输送渠道。缅甸，历史上中国的附属国、英国的殖民地，此时成了抗战大局中的战略要地。
1942年1月，席卷中南半岛的日军将矛头指向缅甸，出兵4个师团，企图彻底切断中国的输血管，同时以缅甸为跳板进军印度，实现和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英国不想失去印度这块最大的殖民地，中国要竭力保护最后的国际运输线，双方最终达成了中国出兵缅甸的共识。
其实，早在1940年，因为日军侵入越南，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伐，中英就开始酝酿结盟，但其间经历不少波折。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
1941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请求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军事委员会于11日向第五军、第六军先下达了动员令。16日，第五军将防务交给第七十一军后开赴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六军向保山、芒市（潞西）集结，编组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长官（由于卫立煌并未到职，由杜聿明代理），准备入缅援英。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中方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及陆军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参加。中方向韦维尔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遣8万人入缅作战。”但韦维尔以运输不便为借口予以拒绝。中国军事委员会遂下达了暂时不入缅的命令，正准备进入缅境的远征军停留在滇缅路附近。
1942年1月31日，日军击退英、印军第十六步兵旅，占领了毛淡棉。英方于2月3日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军队入缅。
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下达命令：“优先运送第五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第五军于当日开始用汽车运送，先到畹町集中，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入缅。
这注定是一场前路坎坷的远征。在闫廷春的记忆中，从那颗差点让他送命的地雷开始，死亡的阴影似乎就一直如影相随。
闫廷春记得，部队在保山歇了一夜，由保山开到龙陵，又从龙陵到了芒市。在路上，第五军拉伤兵的车，把一个小孩轧死了。第二天到畹町的时候已经入夜，一辆军车撞到了一个土堆上，一人受伤，一匹马被撞死。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从美国运抵此处的几十万吨援华物资落入敌手。就在同一天，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先头部队第二○○师到达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第一次入缅作战正式拉开帷幕。
在第五军军部，一位名叫穆旦的年轻随军翻译，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发》的诗。出发之后，投笔从戎的他从远方飘来的硝烟中，也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他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势，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
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美。因为
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了自由；
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
给我们希望和失望，给我们死，
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须摧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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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戴师长手提轻机枪激战通宵
1942年3月18日上午，同古。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在昏暗的前线指挥所里，仔细查看刚刚缴获的日军文件。就在几个小时前，负责警戒的前哨部队伏击了一支日军侦察队，击毙日军30余人。戴安澜从日军文件中分析，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正在向同古开进。
同古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仰光失守后，同古成为日军的主攻目标。原在此驻守的是英缅军第一师，掩护他们撤退并防守同古的重任，由刚刚抵达同古的第二○○师承担。
第二○○师是当时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两个战车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步炮比例为3∶1。1939年11月，第二○○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鏖战一个月，反复争夺阵地，击毙日方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取得昆仑关大捷。这一战役充分显示了第二○○师的战斗力和装备优势，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当时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老兵杨鸿恩印象中的戴安澜矮墩墩的，一身普通棉服，一双胶鞋，系着皮带，打着裹腿。
而在戴安澜之子戴澄东心目中，父亲爱兵如子，做事用心，他可以叫出师里每个排长的名字。“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布置第五军入缅后的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他对戴安澜格外看重，3月3日一天之内三次召见戴安澜，面授机宜：第二○○师要保存实力，在同古坚守，而不是主动出击——蒋介石不愿意让自己的王牌部队替英国人当炮灰。
此时的缅甸战场，多了一个特殊人物——美国人史迪威，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3月3日，腊戍，蒋介石与史迪威见面。第二天，蒋介石告诉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叮嘱杜聿明，对史迪威要绝对服从。杜聿明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
3月19日，兵力是第二○○师两倍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开始猛攻同古。老兵李镇春回忆说，敌人不仅兵力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越，“但是师长戴安澜，他死守同古”。
戴安澜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
中国官兵凭借简陋的工事，抵抗源源不断涌来的日军。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况惨烈。
3月22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
同古敌约千余，山野炮六七门。连日以来，增加至二千余，并野、迫炮数门，飞机多架协助，继续向我第二○○师前进阵地鄂克春（OKTSIN）东西之线猛烈攻击。自拂晓至午，炮火之烈为数日以来所未有。敌我冲锋肉搏数次，双方伤亡均重。
3月24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
同古正面之敌，于本辰展开大战，以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以一部约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门，于本日午前九时由铁道以西向同古以北地区，拟包围我戴师，企图作战在飞机场。迄午后五时止，正面仍在鄂克春东西之红线，侧后方仍在飞机场附近激战中。
3月28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
围攻同古之敌，自本晨来激增无已。10时后，敌飞机多架更番轰炸，掩护战车，纵横进出，炮兵则使用毒气弹，依其炽盛火力向戴师阵地之正面及左翼不断强行攻击。战况之烈，战斗前所未有。我全体将士，仰遵钧座意旨，视死如归，虽伤亡惨重，仍坚守不退，迄现在犹在原阵地与敌激战中。
3月28日深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第二○○师司令部。戴安澜手提一挺轻机枪，率部与日军激战通宵。司令部全体人员不分官衔全部上阵，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危在旦夕之际，一营援兵赶到，师部才化险为夷。这一战被戴安澜写进日记里：“二十八日一战，是我经历过的恶仗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我还是用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3月29日，英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把同古的侧翼暴露给敌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借机迅速渡过西当河，开始包抄第二○○师后方。
敌人援军的到来，使得第二○○师腹背受敌，形势更趋严峻。
戴安澜给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写了一封遗书：“亲爱的荷馨：余在此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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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戍：日本人的冷枪，缅甸人的冷眼
1942年3月23日深夜，缅甸腊戍，第六十六军行军途中，闫廷春和战友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来到缅甸已经好几天了，虽然还没有碰见敌人，但大家都绷紧了弦。
据闫廷春回忆：夜色深沉，战士们在行进中靠敲打随身物品发出声响，作为联络信号。
一条不知名的大河横亘在大家面前。对岸河滩轮廓模糊，摸不清虚实。
队伍走到桥边停下。一位班长用一根炭棒顶着个帽子作为伪装先过桥，又敲了敲随身物品，看周围没什么动静，才传令队伍前进。
战士们毫不犹豫地纷纷踏上桥面，向对岸跑去。闫廷春和几个炊事班的战士跑在了队伍后面，刚上桥就听到了枪声。“他(班长)交代每个人不准抽烟，不准点火，不要出什么声响，把吃饭的碗放在背包里。但是炊事班做饭的罗锅太大，不可能放在背包里，碰到路边的树枝发出了响声，敌人就发觉了，朝我们开枪。我们就赶快卧倒，看到子弹在地上打出梅花点。”
枪声一直持续。
闫廷春说，经过侦察，发现对岸不远处有一个日军的临时据点，冷枪就是从那里打出来的。上级决定，立刻对日军据点发起夜袭。
闫廷春成为夜袭小组成员之一。几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英军士兵，成了这次行动的向导。
这些英国兵驻扎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熟悉周围地形。由他们带路，夜袭小组到了日军据点哨兵所在的一棵大树附近，听见两个打鼾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决定以火光为号。翻译官点了一根火柴，火光一起，我们就从两边一起下手，把他们按住，让他们动不了，然后拔出刀来，往他们脖子上一拉，就完了，他们就没有声音了。”闫廷春如此描述自己第一次在缅甸杀敌的过程。　
擦拭完刀口的血迹，闫廷春忽然看到前方立着一个东西，像人，却又不动。他有点害怕，不敢上前。
闫廷春回忆说，翻译官叫大家后退，独自上前侦察，发现那个东西是一只汽油桶，装满汽油。“参谋长把燃着的火柴扔进了汽油桶里，火苗迅速蹿起两三层楼那么高，随后就听见四周噼噼啪啪的枪声一下子响了起来。”事先埋伏在日军据点周围的战士们，开始向措手不及的敌人开火，据点里的日本兵全部被干掉。
战斗的血腥还未散去，天一亮，闫廷春和战友们继续前进。首战告捷的兴奋逐渐在闫廷春心中消退——在这个陌生的战场上，随时都面临死亡威胁。
“从哪儿走到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没日没夜地走。”闫廷春回忆说，后来到了一个寨子，“第五军失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看到很多第五军战友的坟堆，有些战友的遗体半边身子都露在外面，已经发臭，没有人再去掩埋。
闫廷春认为，第五军吃亏在很多缅甸人做了奸细。
第五军九十六师二八八团一营营长陈启銮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入侵缅甸之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利用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以帮助缅甸打倒英帝为幌子，进行欺骗宣传，笼络人心。缅甸人上当受骗，把中国远征军当做殖民主义的帮凶，抱有敌意。“我们却没有做什么宣传工作，没有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帮助，这就不能不遇到很大困难，造成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在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以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经营多年，培养了一支由缅甸奸细组成的“第五纵队”，他们到处放火、投毒、挖铁轨、袭军车，用各种手段妨碍远征军行动，暗杀远征军官兵。不少中国军人死于缅奸之手。
中国远征军所到之处，除了华侨，大部分当地人望风而逃。
远征军在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气候不适、情报不灵的恶劣条件下作战。此时官兵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作为一支外籍军队，回家的路，那么遥远。
穆旦后来在《阻滞的路》一诗中写出了这种特殊的感受：
我要回去，因为我还可以
孩子，在你们的脸上舐到甜蜜，
即使你们歧视我来自一个陌生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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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38岁将军的最后一眼
1942年3月29日，同古保卫战进入第11天。日军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敌人施放的毒瓦斯随风飘散，但是同古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第二○○师残存的官兵们已经记不清究竟打退了日军多少次进攻。
这一天，在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戴安澜向杜聿明发去了一封电报：“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据杨鸿恩回忆，此时，第二○○师损失惨重，有的连只剩下五六个人，实在难以再支撑下去。
杜聿明下令让第二○○师在29日晚上突围，但他的想法遭到仍坚持对敌发动攻击战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两人在电话里激烈争吵。史迪威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杜聿明直接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联系。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让第二○○师撤离同古。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断然下达撤退命令。
经过一夜苦战，到30日拂晓，第二○○师官兵终于成功突围。戴安澜最后一个撤离。在他的周密部署下，全师在行动中连一个伤兵也没有丢失。
至此，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日本人占领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则退守100英里外的彬文那。12天里，第二○○师9000余名官兵与20000日军血战同古，据台湾官方战史《抗日战史》记载，第二○○师伤亡共计约2500人，歼灭日军5000余人。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役。
同古之役使得盟军乃至敌方对中国军人有了重新认识。 　　
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其记录中说：“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二○○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
《戴安澜列传》：“……敌酋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承认，同古之役为旅顺攻城以来从未有过之苦仗。” 　　
《印度快报》：“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元帅说：‘我原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能够做点什么。’” 　　
史迪威：“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同古一战之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继续北进。他们这样描述：“在远征缅甸的途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中国人的尸首。”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在回忆录中提到远征军损失惨重的原因：“友军从来没给我一个通报，上级从来没给我一个正式命令，纵有命令也是口传，只听说昨日第六军某地失陷，今日第五军某地失陷，或者是敌人进到某处，始终不晓得敌人是何番号。糊里糊涂地在缅甸参加了对日作战。以新成立的第六十六军参加远征军，是应付英美两国，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当做了牺牲品。”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最后一个胜仗是著名的仁安羌大捷：4月19日，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数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歼灭日方一个精锐大队，解救出被围困多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一师7000余人，以及传教士、记者约500人，轰动一时。
局部胜利难挽大局颓势。日军在东线取得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于4月29日占领滇缅公路缅方起点腊戍，切断了缅甸与云南之间的重要交通线，然后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5月1日，曼德勒陷落。
战略中枢腊戍、曼德勒相继落入敌手之后，远征军的补给线被截断，回国之路也被截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期待异国扬威的10万青年，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始。
4月30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中国远征军各部陷入一片混乱。在闫廷春的印象里，最后的逃亡来得那么突然。“夜里，我们见到日本人在那儿，和日本人打了两三个小时。后来折回来找师部，师部已经撤了，找不到。营长就说，他来负责指挥（往回）打，弟兄们整理一下背包，留一套换洗衣服，多余的东西就扔掉。”
5月18日，此前孤军深入敌后、向北转移的第二○○师遭遇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阻击，混战之中，戴安澜中弹受伤。
戴安澜长子戴复东说起当时的情况：“我父亲腹部中弹，不能动了，没办法背，身边的人就砍了几截树枝，做成一个简易担架，把他搁在上头，抬着往前跑。当时没有急救包，干净棉花、盐水也都没有，哪怕有一小瓶酒也好啊……”
突出日军重围后，第二○○师不足3000人的残部抬着受伤的师长，在暮色中进入了缅北大山，向着祖国的方向走去。
为了不影响行军，戴安澜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部下问他：“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云南瑞丽，示意部队从此路线回国。
多年后，很多远征军老兵跟戴澄东讲：“当时你父亲给我们指了一条回来的活路”。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戴安澜叫来第二○○师步兵指挥官兼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
5月26日，距离云南仅100公里的缅甸北部芳邦村，戴安澜38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弥留之际，戴安澜叫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朝着北方，也就是祖国的方向，他最后看了一眼。
最后一眼，一眼深深。
戴安澜牺牲的消息传回国，蒋介石电令：务必将戴师长遗体抬回祖国。据郑庭笈回忆录记载：“5月29日，因为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不能再继续行走，又不能留在缅甸，乃决定火化。我们将戴师长的棺材遗体在原木上火化后，拣出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跟五九八团团部行进。”
戴安澜遗骨随部队回到祖国。
国家英雄，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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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把血肉脱尽
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非常庞杂和混乱。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整理出5条主要撤退路线：
野人山路线——第五军军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残部
英帕尔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新编第三十八师
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新编第九十六师残部
滇缅公路沿线——第五军军部部分、第二○○师和第六十六军的新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残部
景栋路线——第六军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和暂编第四十九师残部
1942年5月8日，缅甸卡萨通往北面的公路上，撤退中的远征军车辆塞满道路。同两个多月前发生在滇缅公路上的那次拥堵不同，此时此刻，空气中弥漫的是混乱与惊慌。
杨鸿恩所在的第五军是机械化部队，上边为保存实力命令其连夜撤走。杨鸿恩记得，撤退途中，有些汽车开不动了，沿路停下，泼上点汽油烧毁了，不留给敌人。
这一天，与第六十六军大部队失去联系的闫廷春，正和战友们在缅北的丛林中挣扎前进。“我们从东边进入缅甸，又从西边出来，大家都说，我们要回国。就这样一直走，走了5天。大路上的车我们没有坐过，我们都是往大路背后走。”
这一天，杜聿明接到罗卓英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英帕尔）东150公里之温藻撤退”；而就在前一天，杜聿明接到蒋介石指令：“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
是继续听蒋介石之命回国，还是遵从罗卓英令撤到印度，杜聿明徘徊不定。后来他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5月9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召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新三十八师师长开会研究突围部署。杜聿明决心放弃从已被日军攻占的密支那正面突破，选择从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会议后，立即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撤退。
唯一没按杜聿明方案行动的是孙立人。眼看雨季就要来临，北撤回国路途遥远，他率新三十八师于6月8日撤到印度英帕尔。在中国远征军各部中，新三十八师是唯一保持完整建制撤退的一个师。
史迪威拒绝了用飞机送他去印度或者昆明的建议，率领中、美、英、缅、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114人，于5月22日到达印度英帕尔，仅仅走了14天，是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耗时最少的，且无一人死亡。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
5月中旬，近3万中国远征军官兵陆续抵达缅北山区，计划经胡康河谷退回中国。写诗的随军翻译穆旦也在其中。他听说，在当地人的传说里，这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有一个可怕的名字——野人山。
在野人山撤退中幸存的穆旦，3年后写下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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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野人山
1942年5月初，缅甸北部胡康河谷以南一座村落里，撤退途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朱锡纯正和战友们做进山前的最后准备。
“炸光了，粮食啊，武器啊，什么都被炸光了，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跟着师部走，后来到村庄上弄了一罐子盐，捡了一把刀，就把这当武器。”朱锡纯回忆起当时的狼狈处境。
朱锡纯是湖南平江人，1939年应征入伍。此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在日军追赶下连日奔波数百公里，虽还保持着建制上的完整，但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他回忆说：“士兵当时还弄了不少粮食，所谓弄，就是抢。到寺庙里，二话不说，粮食、金菩萨，抢了就走，根本就没什么规矩。杀缅甸人的牛，拿根竹棍削尖当杀牛刀，往牛身上一捅，就那样杀。总而言之，打胜仗不乱来，打败仗就乱来。”
朱锡纯和战友们将要进入的胡康河谷，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缅语意为“魔鬼之居”，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又被当地人称为野人山。穿越这片原始森林前往中缅边境，直线距离为138公里。据抗战史专家戈叔亚考证：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3万多人，在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下，途经野人山撤退（途中第九十六师改走其他路线，剩下1.5万人全程穿越野人山）。
戈叔亚撰文说到部队进山前的情况：“5月中旬，部队到达曼德勒以北500多公里的小镇曼西一个叫做莫的的小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军长下令把大炮、汽车、装甲车等一切重型装备全部集中销毁，原来乘坐车辆的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最后这些伤病员全部死亡）。”
据时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卫生员的刘桂英回忆：“这个时候把伤兵集中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我们走到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他们把汽油点了火，自焚。一千多伤病员带不出来，我们都趴在地上哭。”
对于1500名伤病员集体自焚这令人震惊的故事，戈叔亚通过调查，发现仍存疑点，真相成谜。尽管如此，这么多伤病员的死去，已预示出野人山撤退的空前凄惨。用戈叔亚的话来说，“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黑暗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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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辎重的大象摔死了
远征军官兵每人肩背轻装和5天的粮食走进原始森林。
“进山那一天大概是5月7号。一进山，路都没有，工兵营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后面走。那么高那么密的树挡着，根本就看不到阳光，白天就像夜晚。没有人戴手表，更没有人穿皮鞋，都穿草鞋，连师长也一样。”朱锡纯回忆说。
5月的野人山，闷热难熬。从未受过野外生存与丛林作战训练的远征军官兵，只能靠着几张并不准确的地图和少数指北针，摸索前进。
对于时年18岁的朱锡纯来说，这段行程的开始阶段，还是有些乐趣的。“大概是进山四五天的时候，还没有下雨，一个山窝子里有一块平地，一串猴子，大的拽小的，慢慢下来，距离我们不远。最小的猴子来摘我们的钢盔，然后抓了野果就朝我们打，打在钢盔上嘣嘣响。我那时候没有戴钢盔，野果就直接打在我头上，很疼。”
告别了调皮的猴群，一头大象突然出现在朱锡纯面前。“我们的部队里有大象，用来驮枪炮、粮食等辎重。大象力气大，什么东西都放它背上。当时我们中国人不知道饲养大象的方法，大象看到芭蕉想吃，它的鼻子像手一样去够芭蕉，够着够着把拴它的铁链子都挣脱了。”朱锡纯听说部队里有两头大象，“我只看见一头，他们讲摔死了一头，后来那一头也摔死了。不光是大象，电台也摔掉了。”
5月13日，就在杜聿明向担任断后任务的第九十六师发出“自行突围”的命令后不久，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军部发报员不慎坠崖身亡，唯一的电台损毁。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官兵，从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眼看进山时所带粮食越来越少，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官兵中蔓延。
这时，朱锡纯的战友李国良想到了一个鼓舞士气的方法。“李国良就跟我讲，我们今天晚上唱唱歌，打打气吧。我说，唱歌有什么用？李国良说，你不知道，唱一些抗战歌曲，比如《中国不会亡》等，可以提高大家的士气。”朱锡纯说，当天晚上，战友们唱起了歌，第一首歌是《游击队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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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枪的野人，求死的战士
5月中旬，缅甸腊戍以西的丛林里，一队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沿着一条林间小道艰难前进。他们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已经半个多月了。由于通往缅北野人山的所有道路已被日军切断，大批掉队的远征军官兵只好化整为零，利用日军立足未稳的机会，向中缅边境东段国境线悄悄渗透，曾经手刃日军哨兵的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也在其中。
“当时有很多散兵游勇跟着我们走，难民也跟着我们走。”闫廷春说，后来士兵们发现了一间当地人搭建的小木棚，这小木棚是专门用来放水，供行人饮用的。他喝了水，惬意地在木棚棚顶躺下休息。此时，一架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开始扫射。“我赶紧从棚顶往下跳，刚跳下来，棚顶就被打掉了。当时我就在心里叫我的妈，心想：‘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回到我的妈身边呢？’”
敌机飞走后，士兵们继续前行，遇到一条小河。闫廷春回忆，河上搭着一座两丈长的木桥，“有一匹马眼看要过桥了，结果一个趔趄，掉到河里了。当时有四五个人拉着马的缰绳，有个人说，下去帮一把，结果他正要下去的时候，缰绳一断，他就被砸在那儿，砸死了。”
5月下旬，从腊戍方向突围的第二○○师剩余数千名官兵，正带着师长戴安澜的骨灰，与大批掉队的远征军残兵一起，向中缅边境行进。他们大多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时为第二○○师士兵的李万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太困难了，路上弄不到吃的，很饿。过一条河，有些人坐竹筏子，我是抱了一根大竹子浮在水上，他们把我拖过河。”
官兵们除了要忍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敌视态度，还要面对一大麻烦——野人。李万芳说：“野人皮肤是红色的，要抢我们的枪。打了一天，把一个贵州战友的腿给打断了，我们也扔了手榴弹炸那些野人。一路上炸，炸死了不少。”
闫廷春和战友们也遇到了强盗。“营长传令：如果有强盗的话，就包围起来打。我们在一个寨子的山头和强盗打了一仗，时间不长，抓到了抢枪的。我们的人没有损失，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营长说，我们打是要打，但是枪口要抬高一点，不要打死人。”闫廷春说。
终于临近边境，祖国就在眼前，闫廷春却病倒了。
“那天晚上我拉肚子，上吐下泻，还要挑罗锅。”闫廷春回忆道，一个伙夫在山脚处死了，罗锅总得有人挑，“黄排长对我说，走嘛，平时你走得很快，谁都走不过你，今天怎么走不动了？我说我拉肚子。他说，拉肚子，恐怕你是想死了。我就对他说，你给我一颗子弹就行了，我走不动了。”
排长的子弹，最终没有射向自己的战士。闫廷春留在当地一户农家养病，幸运地康复后归队。
6月17日，第二○○师残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的带领下，抵达中缅边境；6月25日，在云南保山与接应部队会合。这支出征时近万人的机械化王牌师，连同沿途收容的大批友邻部队散兵在内，回到国内的总共不到4000人。
此时此刻，缅甸已进入雨季，在野人山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远征军部队，依旧杳无音讯。杜聿明和他率领的数万名将士，仿佛人间蒸发般，消逝在野人山重重的雨雾之中。

萍水

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