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朋友、同学情难忘(2)
文革结束了,我们在恢复的大学里艰难的发愤着。原单位的工资停发了,学校只补贴19.5元的生活费,其余还得靠家中接济,而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儿!
生活困苦可想而之!
假期,我重抄旧业,提起了马据,——分不清是大学生的手,还是弹簧工的手,那厚厚的老茧至今安在!
找到文件里可以带薪学习的条款,我没少与那个杜老头子磨尽嘴皮!惊动了县委书记,大闹了二轻局,方获得每月10元的“代薪!”
那些甘洛部队上、家在广州的朋友们,探家给我带来了那些因开放流进来的走私手表,——金光闪闪、全自动、夜光,全是名牌!给禁锢多年的人们带来欣喜,摘掉那多年不变的、镀络的“老上海”,换上罗马、勒克斯,该是有多么的现代!——不是我要带,我课余替他们作起了走私生意。
我把大把的手表放在一个口袋里,利用星期天,摆放在校园里叫卖起来,——那时不兴叫“走私”的,我的脸皮也真够厚。进价统统50元,我分类卖100至250元不等。学校卖够了,那军区,部队(都是部队朋友辗转介绍的),我更大胆的去卖,狠狠的赚了一笔,不然,我兴许在学校早呆不下去了。
那时的学生们老实呀,对我只有羡慕的份。班主任潭玩笑的说:“如果复辟资本主义了,你是当资本家的材料!”,我想起了那曾经种“资本主义的草”的风波。
胆子大了,假期我甚至走街串巷,到昭觉、越西那些我的老窝子里去卖朋友们的钱,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表大都都是塑料的机芯——假的呀!现在想起来还真不好意思呢。
我的那个哥们倪国强也扬眉吐气了,开始买了手扶拖拉机,后来竟与人合伙在甘洛对面的特尔目山上、开起铅洞子来。为了资助我,经常随便编造一个电器故障,就叫我下矿进一趟修理(假期),上来就是三百五百的补助呢。
别看跛着脚的鞍平,他也有另一套赚钱的方法。
他会逮鸟,常常不知那里逮来一些名贵的鸟儿,装在自编的笼里卖。后来才知,他家就住在峨眉山下,各种奇花怪鸟多呢。他告诉我,他会布上一张网,然而猛的从另一头赶过来,那些鸟就落在了网中央了。有画眉、百灵、还有相思鸟。
他手极巧,用竹筷编得一手好鸟笼,这不就可以卖了吗,一笼鸟大概可卖50左右。
不过他的脸皮薄,没我大胆,一直托那些茶馆的人代销,当然利润就大大的折扣了。
“我同你去卖!勤工俭学嘛!”,在小馆里对饮二两酒后,我开始给他打气出主意。
“我不敢,我喊不出口!”,憨厚的他。
“那看我的!”,壮着酒胆,我自告奋勇,其实那些茶馆我一次都没去过。
又一个星期天。我们从他家里带了两笼相思鸟,在桥头的茶馆里坐了下去,要了两杯5分钱的大碗茶,装模作样的抿着。眼睛就瞟着那鸟,它们就挂在旁边的那颗小松树上。
文革后的茶园,也算新生事物,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在这下里巴人的地方,热气腾腾,自得其乐,在这岷江大桥的头里,算乐山一景吧。
没用我多吆喝,一会儿就有个老头,慢悠悠的对着那对还有些野性的鸟,哼哼着京腔:“我站在城楼观山哪景……”
鸟儿似乎遇到了知音,也喳喳的唱了起来,引得老头哈哈大笑。
没讲一分钱价,好像那时是不兴讲价的,他付了钱,将笼聆在手里,洋洋得意的去了。
剩下的这一笼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待到下午三时许,那大碗茶已喝得淡而无味,鞍平也去给我俩物色吃的去了,朦朦胧胧我靠着茶座打起磕睡来。
“谁的鸟?”一个女士的声音。
“哦?你要买?”,我一高兴,精神也起来了。
“有没有画眉?我好喜欢画眉的。”
“有!有!有!一会儿我们到家里给你拿!”,我受宠若惊:“画眉贵哟!养在沙湾的家里嘿”
“没关系,明天给我送到家里就行了!”女士大度和蔼的声音。
“家在那里?”,我本能的觉得她声音很熟。
“小段,你装到不认识我,我可对你很熟哦!”,她终于转过身来。
我一阵眩晕!她是我们的陈校长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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