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假”回到了甘洛,想躲过那些渐感无聊的游戏,偏偏又赶上另一场好戏开场!
县里唯一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几个“走资派”如越西礼堂里上演的一样,正一字排开,带着足一米长的高帽,正站在台上亮相呢。“红全球”的战旗下,“控诉”正如火如荼。火辣辣的日光下,县委书记严友圣耷拉着头,他站的地方是多年前他带工作队进驻甘洛,主持公审叛乱头子麦扎阿洛的地方。一股“怜悯”之心又油然而起。因为他的大女儿严晓林是我小学的同学呀(后来我跳班了),我跟他儿子小民也挺要好的,他爸不是口碑很好的吗?我亲眼见过他将棉衣脱下,穿在老农身上,惹得那些贫苦人家“严菩萨,严青天”的叩首??…..
突然,台下开始骚乱,一队人马冲击了会场。立刻,广播中传来争吵声。接下来,抢麦克,砸广播,那轰轰烈烈的“声讨”会刹那间吵闹声中流了产,台上又变成“红造司”的军旗!我看见,带队的是县砖瓦厂的朱建寒,那个曾经给我们0.6元一天下砖窑的工人阶级!(见另一篇,6毛钱一天的零工)。会是无法开下去了,双方的争执无休无止,各自搬来救兵。到是那几个台上的“当权派”无所适从,偷偷的抬起了头。趁着这个个空歇,朱建寒突然冲上了主席台,背起发愣的严就跑,“红全球”的人清醒过来,终于明白这是“保皇派”的“反革命”向他们宣战了,刹那,漫山的跑的跑,追的追,朱建寒背上的严书记戎马一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种下场。一场争夺“当权派”的闹剧,把甘洛的文革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不明白,北京的学生,“红全球”的战士(大多来自成都支铁的县上的职工),都对“走资派”恨如锥骨,而山沟里的人如我,朱建寒之流,却怎么恨不起来呢。
我自感跟不上革命形势,山里待不下去了,到处打打杀杀,我如同丢在热锅里大蚂蚁,越想找条出路,越感到处处困惑!我终于下定决心步行串联北上,有机会去问问他老人家,(可惜那是在人山人海人头攒动的第八次接见,只看见了老人家伟岸的身影......)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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