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主题新探

带血杜鹃

                                                      李白《蜀道难》主题新探

　　　　　　　　　　　　　　　　　　　唐世贵

       最近，我从同事那里得知：将在被一些所谓的“新儒教权威们”讥讽为“盆地意识”的李白故里举行什么研讨会，而我！为此有感而发，来谈谈李白《蜀道难》的主题，也来打躬作揖，凑凑热闹而已而已。李白，是不是也患了“盆地意识”症？那些总有点优越感的新儒教权威们，如果也把这顶桂冠，象某些人头上的绿帽子一样戴在李白头上，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呀！不错，李白的诗歌是一座任何人无法逾越的高山，千百年来曾使那些总有点优越感的中原文人自惭形愧啊？然而，没有李白的大学教材，那就会使中国的大学教育暗然失色，然而，没有郭沫若的《大学语文》却就遇到了海峡对岸打着学术晃子从事政治阴谋的人士拍手称快。不管怎样，曲解也好，贬低也好，污蔑也好，司马相如、杨雄就是有汉300余年文学的代表；李白的诗歌就是唐朝诗歌黄金时代的顶峰；苏东坡的词难道不是有宋300年文学的象征吗？这三座大山就横垣在了中原文人的面前，想越过去，那新儒教的高头大马架子，实在是太慵肿了，想绕过去吗，又放不下那新儒教学阀的架势。然而，把它的山脚刨空该行吧！当然，研究李白的人不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但却真有些人不怀好意，干着贬低前人，来抬高自己，来满足其新儒教的优越感。

       五千年前的黄帝统一了中原，从此，中原一直作为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地缘优势，这种优势也感染了中原文人。李白是蜀人，从盆地走出来的，他当然是边缘诗人。他只有忧患意识，却没有中原文人掌握文化大权的优越意识，更没有新儒教的学阀强加给蜀人头上的“盆地意识”。李白抱着太阳融化了；苏东坡抱明月长眠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意义却越来越清楚了！而我！这个被新儒教的学阀威胁为没有”自知之明“的边缘人，在承担国家教改办课题并主编《大学语文》时，看了一些国家级教材对李白生平的糊弄，于2005年涂鸦了一篇《李白入蜀县名、乡名考──兼谈＜大学语文＞等中文教材中的个别问题》，象我写的这样的揭老底的文章，当然没有杂志会给我发表的，只有在网上去流浪吧！为此引一段读者看看：“上引四部大学中文专业的教材，在上一个世纪，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应该是最权威的大学教材了，但对李白入蜀的县址，要么下的是大范围，随父来到绵州（今天四川绵阳），要么是不准确的结论：绵州彰明县。我想这些专家在编写教材时，可能因为有关李白资料搜集不全所致。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就有清代编写的《彰明县志》，李白与江油县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清代的《江油县志》上从旁有所涉及。这些县志在上一个世纪很难见到，给专家学者研究工作造成不便是在所难免的。但遗憾的是21世纪初出版的所有的大学中文教材，仍然沿用上一个世纪不太准确的“定论”，我想有必要作点补正。今天，在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已经建立有李白纪念馆，象李白这样具有国际影响的伟大诗人更有必要把他的生平事迹搞准确。而大学教学中，强调提高大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不能再把错误的东西传授给下一代以及外国留学生了。下面再罗列当下几本旨在提高大学生综合人文素质的《大学语文》为例。这几本教材都是教育部组编的，并由徐中玉教授担任主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版对李白简介道：“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生于西域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当时属于唐王朝所建置的安西都护府），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昌明县（今四川省江油）。”这个版本虽然把过去的教材上的“彰明县”改为“昌明县”，但仍然是不准确的，李白随父入蜀时，唐王朝根本就没有“昌明县”这个名称，六年后才设置此县名，但总算接近了，因为“彰明县”是李白去世后一百多年的五代设置的县名。1996年的版本对李白介绍道：“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一带），隋末其先人迁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南的楚河流域）。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这个版本对李白入蜀县名的简介本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到20世纪初的修订本却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上去了。2004年8月第4次修订本对李白简介道：“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在隋朝时因罪徙西域。他出生在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南的楚河流域），年幼时随父迁居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把原来小括号中的“今四川江油县”，改为“今四川省江油”。上面引的是高校使用最广泛的人文素质课教材《大学语文》对李白入蜀县名、乡名的介绍。此教材20余年发行一千多万册，那就有一千多万大学生接受了有关李白生平的不准切介绍。我们再看一本权威教材：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4次印刷本）对李白介绍道：“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其先人于隋末流寓西域。李白即出生于中亚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南的楚河流域），五岁时随父亲迁居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县）。”这显然是沿用的上一个世纪的不准确的东西，特别要指出的是，时过境迁，江油县已经于10多年前的1988年撤县建市了，所以今天的“江油县”根本就不存在了。下面根据新编《江油市志》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李白的入蜀县名、乡名作点考证。李白定居的昌隆县境，古称孟津里，西晋永嘉元年（307）属涪城（今绵阳市）县，东晋孝武帝时自白沙戍迁汉昌县侨置于青廉乡，后转实县（县治在今青莲镇，即李白随父入蜀定居地），西魏废帝二年（557）汉昌县治迁治城（1958年撤县时，“治城”更名“彰明”），更县名为“昌隆”，沿用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因避李隆基讳更名昌明县，五代时又因为避讳更名为彰明县。1958年11月1日与江油县合并，当时称江彰县，1959年4月30日恢复江油县名，1988年2月24日撤县建江油市至今。李白随父入蜀是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定居地是绵州昌隆县青廉乡（据传南朝宋明帝君臣议事，绵州人范伯年言家乡有康泉、让水。得明帝赞许，时人感慕，改盘江为廉水，命该地为青廉乡。唐代因李白号青莲居士，后人为追怀李白，故改“青廉”为“青莲”，所以，后世才有“青莲乡”之名）。七年后，公元712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昌隆县更名为昌明县，当时李白12岁。

       从上面的引文，读者可以得知事实的真象，于是乎我在本人主编的《大学语文》（2009年9月，科学出版社）对李白介绍道：“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一带），隋末其先人因罪迁安西都护府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南的楚河流域）。五岁（705）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青廉乡（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昌隆县：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因避李隆基讳更名昌明县，五代时又因为避讳更名为彰明县。1958年11月1日与江油县合并，当时称江彰县，1959年4月30日恢复江油县名，1988年2月24日撤县建江油市至今。“青廉”，因后人追怀李白，故改“青廉”为‘青莲’）。”

       上面谈了李白入蜀县名、乡名的问题，下面该进入正题了。从李白去世的唐代就有人对他的《蜀道》的主题进行过研究，到如今总共大约有12种观点：  

1）罪严武以危杜甫说。此说肇始于中唐李绰的《尚书故实》一书，为唐人研究李白《蜀道难》的成果之一。其后，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范摅《云溪友议》、《新唐书·严武传》、钱易《南部新书》等，皆主是说。据两《唐书》记载，严武镇蜀，事在唐肃宗上元二年，其时距《蜀道难》为《河岳英灵集》收诗的下限天宝十二年，已迟了八年，故是说之不能成立是极为明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沈括《梦溪笔谈》、洪刍《驹父诗话》、赵翼《瓯北诗话》等，均对是说进行了辩驳。如《瓯北诗活》卷一说：”严武先后镇蜀．在肃、代两朝．而青莲天宝初入都，即以此诗受贺知章之赏识，其事在严武帅蜀前且二十年，其为附会，更不待辩。”按赵翼此辩甚是，但其认为《蜀遭难》作于天宝年间“受贺知章赏识”之时，仍是沿袭旧说。

2）刺章仇兼琼说。此说始作俑于北宋。清人缪曰芑影印北宋本《李太白集》于《蜀遭难》题下有注云：“讽章仇兼琼也。”对于此说，沈括、黄庭坚、曾国藩等人均表赞同。今人聂石樵《蜀道难本事新考》亦力主是说。而辩驳者亦有之，赵翼《瓯北诗话》首发其难，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继予支持，梁超然《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一文，则专就聂文提出商榷。但对于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之辨，瞿蜕园、朱金城所著《李白集校注》认为其“尚无坚证”，并举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说：“‘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屐迎’，下文有‘肮脏不能就珪组，至今空扬高蹈名’之句，知章仇亦非好贤之人，更观其……权要诸端，亦未可谓李白断不致比诸豺狼也。”按章仇兼琼刺蜀，据《旧唐书，吐蕃传》等材料，知始于开元二十七年，止于天宝三载。又据《金石萃编》卷八八《章仇元素碑》及王昶跋语引《四川总志》可知，其在蜀八年间，颇具政绩，既“兴大南市，创新津”，又以“通济堰溉眉、蜀二郡田”，后人为纪念其业绩，乃“立庙于堰南，号寅德公祠”，是见章仇兼琼在蜀不曾有异。由此可见是说之不可信。

3）讽玄宗幸蜀说。首倡者为元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清季沈德潜《唐诗别裁》认为“得其解”，陈沆《诗比兴笺》则深为支持，《唐宋诗醇》亦表赞同。建国后，俞平伯《蜀道难说》、王瑶《李白传》、苏仲翔《李杜诗选》等，皆认为是说乃深得《蜀道难》之旨。按唐玄宗幸蜀，乃在安禄山乱唐之翌年的七月即天宝十五年秋，此距《河岳英灵集》收诗“终癸巳”之下限的天宝十二年，亦迟三年，后写之诗显然是无法为早成之书所收入的，故是说之误显而易见。但俞文认为，所谓《河岳英灵集》之“英灵”乃指已逝之诗人而言，即不同意殷璠的“终癸巳”之自述。对此，梁超然《综述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一文，从该书所收王昌龄等人之诗入手进行考察，最后认为，《河岳英灵集》收诗截止于天宝十二年乃是十分正确的，并认为“英灵”乃英华灵秀之气。自梁文发表后，学术界至今尚未见到仍有持是说者。

4）蜀人自为蜀咏说。这是明人胡震亨《李诗通》提出的一种新说：“《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所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意远矣。”此说问世，影响甚众，近年来主是说者有裴斐主编之《李白诗歌赏析集》、刘友竹《蜀道难新议》等；刘文认为，《蜀道难》是李白直书在蜀中之所见所闻，即出川前曾一度到过由蜀入秦之一带。文章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如认为诗中的“太白山”、“青泥”均在今四川境内，李白当年所走的蜀道是古金牛道等。这些说法，实令人疑窦丛生，如李白出川前曾到过金牛道一带，他要咏写那一带的山山水水，何不在当时而待出峡后数年呢，这与李白每到一地便即兴题咏的创作思想是何等不符！另外，既是咏蜀，诗中为什么有那么愁惨的气氛？如果我们将《蜀道难》与李白现存的其它咏蜀诗作进行一下比较，就不难发现，二者在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对于这些问题，刘文均无只字语及。

5）即事名篇，别无寓意说。此说为顾炎武《日知录》所持，实则是承袭胡震亨的“蜀人自为蜀咏”说所致。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支持是说。但此说难以成立，除了如梁超然《综述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一文所质疑的那些问题外，我以为其根本性问题还在于脱离了乐府诗“缘事而发”的创作宗旨，因为“即事名篇”与“缘事而发”是有区别的：前者重在记述，后者重在抒怀。《蜀道难》是乐府诗，而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的，怎么能说其“别无寓意”呢？

6）歌颂祖国的壮美河山说。此说可以樊兴《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一文为代表。持此说者在六七十年代特多，近年则以毛水清《李白诗歌赏析》等为代表。此说是否能够成立，下面引梁超然《综述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一文对其质疑的一段文字，即可见其端倪。梁文说：《蜀道难》“假如是歌颂祖国山川壮丽，像作品中所写的这样困难，寸步难行、危险重重的险道又有什么值得歌颂呢？如果是歌颂，为什么作品中没有歌颂的词句，而只见‘愁’、‘悲’、‘长叹’、‘长咨嗟’？‘问君西游何时还’的‘君’指谁？‘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远道之人’又是指谁？‘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是劝什么人？……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都无法解释清楚”。

7）送友人入蜀说。这是1942年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一文中提出来的一种新说。詹文认为：《蜀道难》与《送友人入蜀》、《剑阁赋》三者为一时一地作，而《剑阁赋》于题下又有“送友人王炎入蜀”的自注，故《蜀道难》为送友人入蜀无疑。此说在当时影响甚微，随着学术界近年对《蜀道难》主题的讨论深入，遂广为研究者注目。如上引梁超然质疑之文，以及郑临川《李白蜀道难新探》、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李晖《李白诗选读》、刘忆萱等《李白诗选讲》等，即皆从詹说。但詹说也有两个问题：①王炎并非与李白私交甚笃的人物，李白为什么要在他入蜀时花那么大的气力来以诗赋相送呢？②据《送友人入蜀》中的“春流绕蜀城”，《蜀道难》中的“子规啼夜月”，知二诗乃写于春夏之际；而《剑阁赋》中的“鸿别雁兮秋声”，明显地表现为秋天之作，时令上的如此差异，怎能说是皆为送王炎入蜀而作呢？据此，詹文的送友人说是可取的，而送王炎入蜀说则不确。

8）歌颂前人勇于牺牲的精神说。赞扬游子敢于攀登的毅力说。这是王定超《蜀道难别论》的观点。它是建立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蜀道难》为李白“少作”这一基础上的，这与刘友竹《蜀道难新议》的立论具有某种共性。文章对李白游剑阁“经过蜀道”的行踪进行考察后，再结合李白的诗歌即《蜀道难》予以分析，才得出了这一结论。纵观王文的核心部分即对《蜀道难》主题的讨论，多为叙说之辞而无任何材料上的依据，纯属以诗谈诗，故有诸多问题未能笺释。比如，这位游子是李白、是他人？诗中的“君”与“尔”指谁？这位“远道游子”为什么要到艰难险绝的蜀道上去攀登？等等，文章皆语焉不详。那么，这种说法是否能够成立，也就不用明说了。

    第9“担忧盛唐产生新的割据”和第10“痛斥四川的反动势力”两说，实际上可以综合成一种意见。持这种说法的先后有胡力三《试谈蜀道难的寓意》、魏兴南《简论蜀道难》、姜光斗等《蜀道难作年与主题思想质疑》等。这些文章，对《蜀道难》主题的认识虽不尽完全相同，但在大体上则是一致的。其立论的基础，一般是以诗中“—夫当关”诸句结合有关材料为依据，这种方法，实属以偏概全之举。因为事实上，“一夫当关”几句，只不过是李白对前人作品的一种化用，而非实有所指。若借用朱金城《从李白蜀道难看诗歌的兴寄》一文的话来说，如果一味在这方面探求《蜀道难》的主题，并“从而下肯定的结论，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      对时弊的揭露与讽刺说。这是罗伏龙与黄焕勋《蜀道难主题新议》的观点。它主要是建立在对李白生活的时代和生活的经历所作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认为：《蜀道难》的基调是一个“难”字，李白的在诗中极言山川之险恶，实际上是用来比喻世道之险恶的，它所反映和揭露的是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一说法，从研究的方法而言，与“寄托仕途坎坷”说有着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是将李白的生活经历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考察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比兴寄托”的问题。“仕途坎坷”说既已为诸家所质疑与辨驳，则是说之能否成立或为学术界接受也就可想而知。

12）寄托李白的仕途坎坷说。此说源起于郁贤皓《李白丛考》，为安旗《蜀道难新探》、《蜀道难求是》等文力倡。啸流《也谈蜀道难寓意》、柯昌贵《说蜀道的主题》等对此说亦予以首肯。此说主要从比兴寄托入手，对《蜀道难》进行了新的分析和笺释，认为这首诗有“言外之重旨”，即全诗自始至终是以蜀道艰难喻仕途之坎坷的。此说虽新，但质疑者亦众。如王启兴《蜀道难新探质疑》、杨栩生《读蜀道难新探质疑》、鲜述文《蜀道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周韵春《蜀道难求是质疑》等，皆对安文进行了商榷与辨驳。其中，以王启兴之质疑尤为犀利尖锐。王文分别从六个方面对安文提出质疑，认为安文之依据无一能够成立。但安文的新说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它指出这诗写于李白一入长安时期，乃是颇具见地的。

       综合12种观点，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对李白《蜀道难》缺乏依据的牵强附会；其二是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曲解；其三是对李白《蜀道》的有意贬低；第四是涉及到了李白《蜀道难》的主题。前三种不用我多评论了，读者自明。因为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这是自古以来的惯用手法，从这惯用手法中还派生出了伪造历史，欺骗无知的年青人新法。那些衮衮诸公们，专事“川驴马叫”的权威们，为什么不看看，不听听中央电视台曾经不断地播送假广告“李白故里山东”、“李白故里湖北陆安”。“川驴马叫”式的学者们，听到这样的假广告，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当然保持沉默，附在马屁股上，作个跟屁虫，闻闻马屁还是不错的选择吧！否则会连头上新儒教们送给的那顶“盆地意识”的绿帽子也会丢掉的。第四种就是“寄托李白的仕途坎坷说”，这一说刚刚问世，立即遭到了一些李白研究权威的反对，这些反对，虽然并非全无道理，但却回避了《蜀道难》的主题，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其用心是很清楚的吧！那些反对者，为什么不去追问：“仕途坎坷”究竟是李白个人现象？还是整个蜀人现象？还是全体华夏民族文人现象？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就因为她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假如《蜀道难》仅仅是“寄托李白的仕途坎坷”，那还有什么普遍意义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李白真的应该扫进涪江里去淹死算了！郁贤浩、安琪不太可能是中原学者吧？他们可能不大可能有中原文人的心态吧？所以尚能涉猎《蜀道难》的一点点本质特征。其实，李白从司马相如、杨雄曲折的仕途道路，陈子昂悲惨人生经历中，加上诗人16岁时在昌明县府的短暂仕途经历，李白在蜀地时可能就读过多种乐府《蜀道难》。应该说，李白在蜀地时已经产生了创作《蜀道难》灵感，并在心中萌生了腹稿，在长江、黄河漫游的十几年中，不断地修改完美，到了长安才最后定稿的。李白这首诗是借用乐府旧题表达人生道路的艰难，寓于深远的人生哲理。全诗紧紧围绕一个“难”字，以豪放雄健的笔触，神奇丰富的想象，大胆巧妙的夸张，长短错落的句式与和谐多变的韵律，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蜀道的雄伟壮丽、峥嵘突兀、奇异险绝的景状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李白作为一个蜀人，他的心态，与中原文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同。后人对他的十几种评论，李白绝不可能苟同中原文人的私见的。因而李白的《蜀道难》象征着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感悟，换句话说：一个蜀人要走出盆地，步入仕途，比上青天还要难！这才是诗人的本旨，这也是李白《蜀道难》所体现出来的对人生哲理探索的普遍美学价值所在。

       新儒教的衮衮诸公们，千里迢迢地来到笼罩着“盆地意识”的李白故里聚会，当然，这些权威们是从中心来到边缘的，来给边缘人开研讨会，早已是弹冠相庆，总不会空手而回罢，头上的桂冠已经作为“盆地意识”的绿帽子送给了蜀地文人，那么，总得要有点收入。正的虽然只有一个，但十几个副的，总还有一席吧！副的弄不到，那几十个理事，总不能空缺，绝不能象当年，成立什么“李白研究会”，竟然在一亿之众的盆地，找不到一个当会长的人选，是的，真可怜“川驴马叫”式的边缘人！可在这盆地里，曾经出过象武则天那样的中国唯一女皇帝，还产生过象杨贵妃那样的大美人，夜总会、休闲会所早就敞开了大门，象李白当年掷金三十万，又算得了什么呢？

      

       　　　　　　　　　2011年12月2日于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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