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 滩
————五十载智力人生之轨迹
序
十岁不愁、二十不悔、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古来稀，八十为耄耋之年，……
这是古以俱来的经典人生总结。
人们说的人生历程，十年一个里程碑。
十年后，快乐儿童成艨艟少年；十年后，艨艟少年成男子汉；十年后；为人夫，为人父；流浪他乡，拼搏职场；十年后，艰苦创业，用命找钱；十年后，用钱养命，稳定压倒一切。
这，就是我的人生历程真实写照。
在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在解读课文时有一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人生，就像飘在江河中的一叶舟，随波逐流，听凭风吹浪打。
突然，2012，即将到来的2012，随着美国大片《2012》的上映，一幕幕让人惊秫的世界末日场景，让人思绪万千。
我的2012，步入四十九岁。
长久的习俗，男人做九不做十。做九，就是一个男人的四十九岁，是大寿了，步入知天命之年，邀朋友们一聚。
尽管，现在经济发展，人们精神生活丰富，个个精神倍棒，吃饭蛮香，穿质地好的衣服，染一下头发，五十岁，还可称作年轻态；尽管，还有那么多的人，还可以如狼似虎，凭着自己的阅历和实力，与年青一代，争生存，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五十岁，还能感受人生的精彩；尽管，国家政策好，城市日新月异，人生旅程，繁杂的节目让人目不暇接，五十岁，还想抓住青春尾巴，尽情疯狂一把。
毕竟，我必须面对现实，进入五十岁的行列，是执子之手，静听花音、共看日落的时候了。
至今，无论世界风云变化，无论现代医学发达，无论人们关注健康人生和心态调整。还没有谁敢夸海口：攻克了人类延年益寿的难关，每个人可以活到120岁。人类生存规律，70岁到90岁，已经是古来稀。
青春永驻，生命永存，毕竟，仅仅是人们一个生存的愿望。
经过了近五十年的我，开始有了很多感悟，就像很多朋友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总爱唠叨曾经的故事。我也不例外，开始了追忆潜在大脑深处的情节……
第一章 我的青涩年华
1963年7月，我出生在四川一个偏远的小镇——牛华镇。
我是一个幸运儿，说道我即将过四十九岁的生日，母亲突然说，我是三二年的，我也要过八十大寿了。也就是说，母亲是三十一岁时生的我。我父亲大母亲十岁，父亲四十一岁有我这个幺儿，也算他老人家老来得子吧！
父母膝下七个儿女，老大、老五夭折，领养了一个姐姐做我家老大。我头上就是一个大姐、四个哥哥，我是老幺。
我们现在养一个孩子都觉得很吃力，真不知道父母经历了多少苦难，才将我们几姊妹拉扯大。
父亲有三姊妹，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叔伯家有九个儿女、姑妈家有三个儿女，在牛华镇，向氏家族，也算是旺门。
我们家和叔伯一家住在同一个街道，是邻居。叔伯家的九个子女，与我哥哥姐姐年龄相当。有时两家兄弟姐妹玩捉迷藏，在两家之间的泥巴墙洞里来回穿梭。如果玩得很晚，十几个兄弟姐妹没分你家我家，睡在几张床上。两家父母难免分不清，也只有点总人数了。
我和我头上面的哥哥，相差十岁，前面四个哥哥一个姐姐的年龄分别相差1岁至1岁半。所以，和弟兄间相差十来岁的我，也算有些隔代。在哥嫂们眼里，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娃儿。
据哥哥姐姐们介绍，我生下来的时候，身体极其虚弱，满屁股通红，就像血肺一样；特别爱哭、爱闹，很不讨人喜欢。是我的姥姥，每天给我端一碗羊肉汤，一勺一勺喂我，精心护养，身体才渐渐好转。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全家福。在第二排的中间，隐约看到一个带着婴儿帽小孩的头，哭得十分夸张，哥哥们告诉我说：“你看嘛，这个小娃儿就是你。” 一个姐姐还特别告诉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辣，不怕辣，坐在椅轿子上，看到哥哥姐姐们吃面条，很麻辣的，也不怕，吵着要吃，即使辣得眼泪流，边哭还边要吃。”
对姥姥的感情，我应该是很真切。
也许就是感觉到姥姥无微不至的关爱，我被养得十分娇气。一遇到什么事情，我不愿意动脑子考虑问题，只知道哭。而且一哭，就止不住。后来父母、哥哥他们都习惯了，只要我一哭起来，他们就不管我，有时一哭就是几个小时。也许，刚开始是真的哭，因为心情不好。后来，哭的时间长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为啥子哭，无聊了，居然用哭的声音，讴起了歌曲。
跟其他孩子一样，既然是老幺，小时候难得穿上一件新衣，全是哥哥们下放的。我特别不爱干净，到处扑爬滚撞，不选择地方，衣服脏得特别快；特别是冬天，棉袄的袖边，都会起一层油光光的垢，是吃饭后擦嘴巴、擦鼻睇留下的。
可惜在我五岁多时，也就是68年，我姥姥离开了人世。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难舍难分的亲情感，本能地跟着闹丧的队伍后面走。肚子饿了，就闹着要吃的。
小时候的我，跟同龄人一样，怕指月亮，因为指了月亮，就会被割耳朵；吃橘子必须吐橘子仁，因为吞了橘子仁，脑壳上就会长橘子树；不敢吃鱼肚子里面的蛋，因为吃了不见天的蛋，会没有记性；不敢吃猪蹄尖，因为吃了猪蹄尖，会找不到老丈母；不敢说谎话，我们家的后面就是耗儿（老鼠）山，说了谎话，山上的耗儿就会下山来，乘我睡觉时咬我；不敢多吃味精，吃多了脑子不够用，每当我做错了事，长兄们就会说：你味精吃多了；还有很多不敢……
我常常为无意中指了月亮，而担惊受怕好几天，做噩梦；也经常为吞了橘子仁，而感到焦虑，想着如果脑壳上长了橘子树，怎么见人？
在一次起早，未天亮前，我和哥哥们一起从牛华镇走路去乐山大佛。在山边小路上行走时，我问哥哥：“天空现在是黑的，一会儿会怎样变亮？”我哥哥回答我说：“待会儿要注意，天空要变亮时，会‘哗嚓’一声，天就亮了。”我就傻傻地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我的父母是牛华镇街上的小贩，靠买些小吃养家。后来公私合营，他们加入了牛华贸易公司，国营企业，铁饭碗。父亲做厨师，母亲做服务员。
我的父亲，是文盲，只字不识，一生没有什么爱好，连我们家乡最普通的娱乐工具，桥牌，他都没法认完字。父亲不赌钱，没有经验传授，我也没赌运。无论打什么牌，我都没有天分，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秀才搬家，全是书（输），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我的母亲，她告诉我说她只读了高三（后来才知道，是高小三年级）。能识字，再加上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当了几十年的店长，还被借调到牛华镇政府做了几年知青办公室工作。小时候的很多时间，我是在镇政府院里度过的。
做医生的朋友告诉我，人的正常记忆，应该是从7岁开始。现在生活好了，小孩的身体发育早，智商高。但是，六岁以前，很多小孩的记忆还是模糊的，即使偶尔遇到一些熟悉的情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也只能觉得似曾梦见。
我第一次真正感觉有记忆，应该是五岁半的时候。1969，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疯狂时期。那个时候有一个游行项目叫平台游行，牛华贸易公司的青壮年们，将餐馆里面的四方餐桌，四张一组，捆绑起来，组合成一个平台，台上布置得像舞台。我们几个小孩子扮成工农兵学商，站立在台上，摆着一个动作，由下面的大人们抬着游行。报酬就是吃为了多吃几个肉包子。小时候，在大人的眼里，我是一个乖孩子，皮肤白、高鼻梁、大而明亮的眼睛。也是因为看到我可爱吧，惹来了叔叔伯伯们的胡须，狠狠地往我脸上扎。
游行，在牛华镇，在70年以前，是比较平凡的活动。
在这里，请允许我先粗略介绍一下我记忆中的家乡牛华镇。
“垂杨夹柳水平铺，春风微拂青石路；凤尾竹尖倒光影，满目青绿美画图。”
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我的家乡牛华镇，一点都不夸张。
牛华镇，曾经中国的四大名镇之一。
曾经风云一时的盐帮码头；曾经人群聚集的割麻湾；曾经迷宫般幽深的林家院子、百家院子；曾经高耸入云的盐井架；曾经我的母校——牛华中学，大门前的铭语：我劝天公重抖手，不拘一格降人才。
牛华中学，可以说是牛华镇的文化山，很多建筑都是依山而建。据说山上的建筑是由一个盐商修建的。通往山上的石阶，婉转延伸。满山遍野的斑竹、翠竹，动时随风飞舞，静时满目青翠，是夏天伙伴们玩耍的清凉之地。直到现在，还依稀可见工字厅的朱红凭栏。
沿牛华中学山边环绕的，是一条山溪水。
据我所知，这条山溪水源自观音堂方向的高山步，流经割麻湾，在柯家院子和流石巴桥分流；一支流沿着中医院、巴岩井、柑子园、方便桥、桃花园、进入涌斯江；另一支流沿着牛华中学的山沿，经沙红井、草市坝、苞谷市、老公园、牛华中学、震华小学流入涌斯江。
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当涨洪水季节，我就跟着朋友们拿起撮箕，卷起裤管，到溪边去捞鱼虾，总有不少收获。小鱼小虾，炸脆后放上些许盐和花椒面，独特的河鲜鲜香，回味悠长。
平时的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两边柳树茂密，伴有不同颜色的野花，风景很自然。每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枯黄的树叶夹杂着不同颜色的花瓣，飘落在水面上，像一条长长的锦带。老人们说：牛华原名流花溪，后来“花之华者”，成了牛华溪，也是因此溪而得名。
从公园到牛华中学，要经过一座跨溪桥。跨溪桥两旁的古建筑与山上学校的建筑相呼应，山上曲径通幽，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闲时，我和朋友们常去那里爬山，捉迷藏，捡烧柴，是儿时玩伴们难忘的好地方。
牛华镇依山傍水，有两条河流绕镇而过，岷江和涌斯江，我们称为大河、小河。两条河环抱着一个中坝，方圆十多公里。中坝土地肥沃，植物根胖苗壮，郁郁葱葱，是牛华镇人民的蔬菜基地。河边竹林遍布，映在平静的江面上，典型的江南田园风光美画卷。
也是记忆中，每当夏天，我爱跟同伴们到涌斯江去游泳。成百上千的人们聚集在中坝河边，或漂流，或戏水，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那时的河边，沙滩是银白色的，偶尔一个两个身材姣好的美女，穿着泳装，漫步在阳光洒满的沙滩上，总惹无数眼球的关注。在人不多的地方，透过清澈江水，可看到江底五彩的鹅卵石，奇石、艺术石资源丰富，鬼斧神韵、千奇百怪。
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优秀的儿女，牛华人，也传承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牛华的电影院，曾经历史的标志建筑，也算是牛华第一个群众娱乐建筑。我是一个电影迷，《流浪者》、《大篷车》、《高山下的花环》、在七、八十年代，陪伴了我们一代人。那时侯的电影票，可谓一票难求。特别是遇到有好看的电影，总要排上一个多小时的队。我记得邻居张大爷，他每天很早就去电影院，总能到排前第几名，在他的兜里，随时都能拿出令人羡慕的几张电影票。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牛华镇的茶馆文化丰富多彩，唱玩友、听评书、耍龙灯、写对联、讲故事、玩桥牌，总让人乐此非彼。
七十年代初，我母亲因为工作需要，被分配到牛华镇茫溪旅馆负责，属下有一个茶馆。记得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就可以提起茶壶，挨桌添茶。晚上，没事做，就跟喜欢泡茶馆的老人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曾经的故事。尽管现在想不起他们讲了些什么，但他们开朗的笑声、儒雅的面容、侃侃而谈的话音、摇头摆扇的姿态、时而若有所思的眼神，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
在南华宫粮站旁的茶馆里，每晚总有一位学者讲评书；每逢周末，总有一群业余玩友（唱川剧）聚在一起，周六一出戏，周日一出戏。
无论是讲评书的学者，还是唱戏的玩友，都是平时喜欢在我母亲属下茶馆里的茶客。
先说那个讲评书的学者吧。他大约五十岁左右，被打成右派，靠拉牛儿车为生。他雄壮的身体、黑嗷嗷的皮肤和布满沧桑的面容，让人们早已忘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突然有一个晚上，他穿上长袍，正襟地坐在讲台旁，手里拿起一个方木，“啪”的一声，开始了他的《三国演义》评书。随着书中故事的跌荡，他抑扬顿挫声音，将人们带进了三国年代。台上的他，口若悬河，神采飞扬；台下的听众，目不转睛，聚精会神，享受着难得的精神大餐。
再说那些玩友们，年龄从30岁到70岁不等。每当周末的傍晚，随着“哐、哐、哐、哐，锵、锵、锵、锵”的锣鼓声起，生旦净末丑，纷纷亮出了他们的绝招。我听不懂川剧的唱腔，但他们深厚的功底，悠扬地讲述着中国古老的传说和历史故事；那时我读书不多，有很多戏剧故事听不懂，我就只能感受着当时的情景。有时，他们还穿起了戏袍，舞上一把，即使有一定年龄了，动作还是做得那么到位。
因此，在牛华镇，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如果有什么庆祝活动，无论从宣传的标语，和生动的宣传画，都非常有文化气息。
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活动，小镇都要举行万人游行。最热烈的时候，在游行队伍的边沿两排，是荷枪实弹的民兵，他们没走十几米，就朝天放一枪，以示庆贺。枪声、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随处可听到，震撼人心。
还有一个震撼人心的声音，是铁炮。在牛华，都知道“秦爪爪放铁炮”，每遇一家人有什么黑白喜事，都能见到一个弓着背的老人，走在队伍前面。他左手里拿着一个铁筒，右手拿着一个用火纸裹成的火种，每走几步放一炮，极响。总引来不少人围观，跟着队伍后面跑，看热闹。
在记忆中，还有一个响声，让人难忘，那就是从北方来加工爆米花的。每当到了冬天，总有一个或者两个北方人，肩上扁担两旁扛着一个滚筒式的闷罐，一个炉架。每走到人居集中的地方，他就坐下来，将炉具架好，将炉子里柴火点燃，将闷罐的口子打开，放进大米或玉米，放进少许糖精。北方人左手不停地转动闷罐，右手不停地扯风枪，十几分钟后，闷罐前的压力表显示一定的压力后，就停止。最精彩的，就是最后一个动作，北方人拿着一个铁管，套进闷罐的一个手柄，用脚一蹬，“砰”的一声，震天响。闷罐盖子被打开，白花花的米花或玉米花倒腾出来，酥脆、微甜，小孩大人皆宜。我和朋友们没事，每每看到有加工爆米花的来了，都要去围观，要爆响时，我们就两手捂着耳朵，既喜欢，又害怕。有时遇到大方一点的人，还分些爆米花给我们吃，这就算是“嗅嘴”吧。
说道“嗅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嗅嘴狗”了。父母亲是在餐馆里工作，母亲是当服务员的，就“嗅”不到什么好东西吃。父亲是掌勺的，每当要吃饭时，我就坐在离父亲炒菜不远的水池旁，睁着眼睛，盯着父亲炒菜。父亲在炒完菜时，偶尔就在我的饭碗里给我添上一点鲜炒的菜，鱼香肉丝、酱肉丝、炒猪肝、回锅肉、干煸牛肉丝、嫩肉丸汤。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身体基础那么好，是小时候“嗅嘴”的结果。时间一长，就成习惯了，每当中午的时候，总能在固定的地方看见我。我想，现在的我能做很多美味的菜品，也跟小时候潜移默化的熏陶有关吧。
在我的记忆中，我能“嗅”到嘴的，都是吃的新鲜炒菜，非常幸福。
在我父亲所在的餐馆里，即便是洗碗工，大家都会抢着干。有一个李会计，是高度近视，带着很厚的镜片。每天他随身带的，是一个很大的茶缸，直径大概有15厘米，深度有30厘米左右。后来听我父亲说，他这个茶缸，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养活了李伯伯一家人。这位会计每天将茶缸放在洗完台上，每天在洗碗的时候，只要遇见盘子里面有剩菜，就往里面放，有些菜仅仅吃了一半，倒了肯定浪费。所以，时间长了，他家里人不愁沾不到油荤。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嘛，就没有高贵、低贱之观点，生存第一位，他们都希望能跟厨师搞好关系，跟店长搞好关系，以便能吃上点福喜。
那时，政治活动十分频繁，经常要开会。开会前，人们总要唱一首歌。我记忆中，我爸爸虽不识字，但是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可是铿锵有力。开会时、上班时都能听到他的歌声。后来我长大后才感觉到，他大声唱歌，有两个因素：一是为了争表现，让领导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大，就没人敢整他；另一原因是通过大声发泄，可以驱除由于长时间体力劳动的疲乏。
在牛华的大街街上，随时可以看到一些青壮年穿着军装，配着红袖套，套上印有“纠察队”字样；几人一队，急急冲冲、风风火火，仿佛总有纠不完的阶级敌人；有时，突然会在大街上，几个人扮着样板戏的人物，表演着戏中的故事，真真切切。
我父亲是一个活动家，与人沟通，非常自信。我经常跟父亲去他的朋友家，每次都会玩得很迟，满耳朵边全是父亲的声音，聊了哪些内容，我肯定记不清了。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有时喝的很迟，我睡着了，他就把我背回家。
牛华镇有九条街，每个街道居委会，都是大地主的四合院，很大，很深。几乎每天都有批斗大会，地富反右，都是斗争对象。被斗争的人，头戴尖尖帽，跪在地上，四周的人们歇斯底里地大声吼叫着，似乎要把对万恶旧社会的滔天罪行要彻底揭发出来，一解心头之恨。在人们最愤怒的时候，有拳打脚踢，也有人往被批判人的身上泼墨，扮花脸，……
每个月，各个单位都有组织忆苦思甜活动。在活动的开始，都有几个人要讲一段曾经令人痛切、伤感的故事。我在我的母亲身边，每次她在发言时，我都仰着头看着她。有时她讲得热泪盈眶，感染了会场里的很多人。接着，每个人吃一碗米糠糊，里面放些蔬菜，偶尔吃一顿，觉得好吃。
牛华的公园，是人们看坝坝电影的地方。只要听说今晚有电影，早上一早，一定有不少人拿着自己家里的条凳，围着放映机的位置摆放，占好位子。电影在放映前，在一株近千年的榕树下的空地，有些成人，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或聊天，或摔跤，总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
那时的牛华镇，每逢赶场，都十分热闹。来自杉树林、沙红井、路边井、解放公社、牛华公社、冠英场的人，都喜欢来牛华赶场。在窄窄的街道两旁，摆放着很多商品任人选购。特别是过年，更是热闹非凡。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那些买打打药的了。他们找一个空地，扯起人圈子，就开始表演武功，把式、套路、拳脚、嘴上，无不显示其真功夫，惹得不少人大声叫好。目的是肯定的了，就是为了卖纸包里的跌打损伤药。在他们的嘴里，外伤、内伤、咳嗽、哮喘都能治，药到病除。即使抬着或背着来的病人，在他们的料理下，也能走着回去。
每年一度的年末商品交易会，最让我有记忆的，是一个卖生活用品的推销商。他的摊位前，摆满了很多小商品；他用丰富的语言，将每个产品的用途描述得十分生动。语言之流利，表情之丰富，抑扬顿挫，总吸引不少人围观。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算是一个营销天才。而我，每年的这个时候，一定是他忠实的听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受到不同程度的熏陶。
爸爸是餐馆里的厨师，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大家生活都比较急剧，一个餐馆掌勺的，也算是吃得开了。父亲所在的餐馆，每隔几天，就会杀几十、上百只鸭子。
我第一次干活，应该是从六岁半开始，破鸭肠子。在一大盆刚从鸭肚子里掏出来的鸭肠子前，父亲扔了一个竹子片给我，形状是由尖到平，很长。要破鸭肠前，将鸭肠头从竹尖处刺入，往下压，鸭肠自然破开。简单动作，不断重复，开先觉得很好玩。后来，发现时间长，觉得有些累了，扔掉竹片，就想出去玩。结果，被父亲吆喝回去，要求直到把那一大盆鸭肠子破完，我心里觉得很憋屈，但我很听话，坚持破完了鸭肠子。这一情节，给我烙下了难忘的记忆。父亲最拿手的，就是鲜卤鸭肠，看着他用粗长的筷子，夹上一大串鸭肠，在热气腾腾、翻滚的卤水中，就像挑面一样，几上几下，就烫熟了。卤过鸭肠很脆，现卤现吃，加上少许辣椒面、花椒面，吃起味道很鲜。
真正有了记忆，应该是1970年后，还没有耍够的我，七岁了，该上学了。
也是1970年，我刚进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姐被下放到马边当知青。马边是乐山很偏远的彝族群居地方，听说到那里当知青是非常艰苦的，她每年回来一两次。回来后，她还要帮家里去碳坝市的碳渣堆里拣二碳。特别是大冬天，在我的记忆中，大姐穿着一件红棉袄，头戴一条棉巾，在大河边去拾煤渣。牛华有一个盐厂，煤渣都是从盐厂用汽车运出来的。每当煤炭车来倒碳渣时，热气、灰层布满了整个碳渣坡，有很多人不顾滚烫的碳渣，去抢占有利位置，为的是能拾更多的二碳。大姐他们每次都不得不站在半坡上，如果站不稳，很容易滑进河里。
我的大哥，那时也被下放到牛华镇的解放公社当知青。我听说也是很苦，每天必须很早起床，跟当地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我的大哥个子高，但身体很薄，不是做体力的料，他每周回来一次，总是累得皮包骨头。父母很心疼他，他每次回来，父母都要割点肉，煮给他吃。那个时候卖肉要凭肉票，能割上半斤一斤肉很不容易，难得吃一次。我不懂事，看到饭桌上有肉，就要抢着吃，屡被父母的制止。
我的二哥运气好，小学毕业就不读书了，没有下乡。在他15岁的时候，1971年就参加了工作。工作不到一年，二哥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那年我刚九岁，拍了一张全家福，至今仍挂在我们家墙上。那个时候参军很不容易，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参军，在大门前的门方上，就会钉上“光荣军属”的方铁牌，我和母亲走在大街上，总有人向她致意，军属老太太嘛，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
当军属有很多优越感，那个时候的“拥军优属”工作落实到了单位，除了年终有慰问品外，每年定时，有不少学生，来到我们家里，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
父母膝下子女多，交学费是父母最头疼的难题，没法按时给我和其他兄长交学费。我记得，每期报名时，父母都要从单位开几份缓期交学费的证明，每期都有几次被点名，要求回家告知家长，该交学费了。每次交完学费，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的小学，是在二码头学校，老杀猪房旁边，离我们的家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上课的第一天，我们的语文老师，当时是在割麻弯住，她问我们：“热爱毛主席不？热爱，就不学拼音了，就从‘毛主席万岁’开始学习！” 没想到，到了现代经济发展之快的今天，当我需要向工作伙伴、朋友、家人发短信、聊天、写回忆录，都离不开拼音。我的很多同学，也许是我们一代人，就这样，拿着手机只能接电话，只能读短信，不懂拼音，就发不来短信，悲哀！
从我们家到学校，要经过很多空旷的菜园地，每年开春，菜籽花黄的时候，我和同学们行走在菜花地之间的小道上，满目金黄。菜花黄的时候，总会有不少蜜蜂出现，总有同学被蜜蜂刺伤。更有一些同学，他们大胆地到菜花地里去捉蜜蜂，扯掉屁股后面的刺，对着蜜蜂屁股，吸蜂蜜；也有不知细节的学生，抓起蜜蜂就往嘴里咀，肯定是被蜜蜂刺得舌头肿、嘴唇肿了。这是要命的事情，如果不及时治疗，有被封喉的生命危险。
沿着我们上学的路边，有盐厂的输卤管（称减杆子）。是用很大的斑竹，工人们把斑竹的每个结掏通后，就是很长的管子了。常年卤水流过，总渗透出很多盐坠子，晶莹剔透。很多同学，包括我，时常从管子上取下一些，没管是否卫生，就沿途咀嚼着，也算打发时间。
在牛华，盐厂、亚西厂是最大的国营企业，铁饭碗。在我母亲工作的旅馆里，每年都有一些新进盐厂的青年临时进驻。这个消息一经传出，总要吸引不少少女来旅馆选对象，很大胆大方。
在牛华中学山下的一个大礼堂，经常有些文工团表演。演员们也进驻在旅馆里。我享受了不少优越，看了无数场免费表演。
在我母亲工作的旅馆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煤炭院子，是牛华很多人来此购生活用煤的地方。煤炭堆都很高，我放学后，喜欢和儿时朋友在煤炭堆里捉迷藏。肯定，几个小时下来，我和朋友们都成了黑娃儿。
除了捉迷藏，跑“大雁儿”，“电棒猫”，都十分有趣。
小时候，我和朋友们玩捉迷藏，除了在煤炭堆里玩，还有很多方式。牛华中学山上，也是跑猫儿的好地方。有些朋友找到一个地方藏起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结果一觉醒来，天黑了，朋友们都回家了，只好一个人回家。
有时，一场“大雁儿”，变成了长途行步。
晚饭后，朋友们纷纷围成一圈，先要分队。分队的方式有几种，厂用电是一个人站在中间，一声预备起，大家异口同声一起喊：“麻，麻，呼切”，大家同时伸出一只手。伸出手心的，为一队；伸出手臂的，为一队。分成的两队，一队藏，一队找。如果都不愿意藏或都不愿意找，就用另一个方式，来“枠，枠个刺”。两个领队一起在喊的同时，分别伸出三个手指：幺指、食指、拇指。幺指赢拇指，拇子赢食指，食指赢幺指。继续呼下去，直到决出胜负。我们的一队赢了，是藏。一个朋友突然召集大家围成一圈，说到：“我们今天玩久一点，让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我们”。也是跟从，也是好奇，我不发表意见。我们从牛华四官堂出发，一直走到了牛华的方便桥，来回十多公里。的确，谁也想不到的长途步行。一路上，时而设定后面有追兵，时而躲藏一会，看是否真有人跟来，像模像样的；跑跑停停，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加了乐趣。
小时候，我的很多朋友是非常聪明的。我智商不很高，很平庸的那种，只有听从、跟从。
在读小学的时候，平庸的我，无法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学习不好，成绩总是班上最后几名。经常不完成家作，很多时候被老师留下来做作业，每次要做到下午很迟才回家。想到这里，我有些怀念我的数学马老师，无论是我没做家作被留下来，还是没有学懂知识被留下来。不知不觉，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他的家里人很多都认识我了，也经常帮助我，我就是不开窍，头天学懂了，完成了任务，到第二天又搞忘了。马老师是仁寿人，说话口音较重，很大声。我的数学，唯一值得骄傲的是珠算，考试得过一次100分。语文学科，由于背课文经常无法完成，被留下来。基础不好，写文章总是文不对题被罚重写。体育课，做运动，体力没别人好。好不容易要开运动会了，在班上选拔运动项目的时候，我就被淘汰。
那个时候，每个学校都有支农任务。就是往农村松肥料。我个子小，力气不大，但是支农活动，还是不能缺席。每周有一次，全班出动，力气大的，就挑肥料；力气小的，双手也必须端一撮箕肥料；高年级的，还要到农村去帮忙收割。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热心这个活动，因为走出了学校，大家忘记了学习任务，轻松自由。
每年学校都号召学习雷锋，做好事。每做一件好事，都要写一篇作文。我家是军属，每周有很多学生来给我们打扫房子。我就去找其他军属，给别人打扫房子。现在回想起来，主动、热心帮助人，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在我们学校的操场坝边上，有几个卖颗颗香，萝卜片，薄饼等小食品的商贩。我家里不富裕，零花钱根本没有，我偶尔能有几分钱的零花，买点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心里会特别高兴。
颗颗香一分钱十个，是用面粉捏成团油炸，或者烤干，涂上一些颜色，有糖精味，咬起来很脆、很香；萝卜片也是一分钱一盘，一个小碟子，放上两片或三片，甜酸麻辣，每次都有很多同学去吃，个个被辣的泪留满面、张口哈气。
班上很多同学家庭经济条件好，我看到他们经常去买来吃，心里十分羡慕，我只有流口水的份。
我却有另一个优越感。
当时，父亲被借调到杀猪房工作，杀猪房离学校很近，几分钟就到。杀猪房里有一个很大的瓮子锅，至少两米深，直径有一米五左右，整天锅底都燃着火。那个时候是大锅饭、集体餐，大家都去闹革命去了，定时要吃饭，后勤工作肯定要跟上，否则造反派的头头们会有意见，那个年头，谁也不愿意被革命。杀猪房每天几百头猪，父亲的任务就是把猪骨头剔下来后，扔进锅里，一锅骨头汤，几十天都不换，不断掺水，不断加骨头。直到把骨头熬得不剩一丝肉，然后拦腰敲断，继续扔到锅里熬。我是每天上学、放学、甚至课间，只要一有点时间，就往杀猪房跑。那是我一辈子美好的记忆，骨头汤非常鲜美，浓郁。冬天的时候，喝了一口，我满嘴都附上骨油，擦不掉。
在牛华的猪市坝，有一个收购站，专门收购废旧物品。废铁、废锑、牙膏皮，烘干了的橘子皮，很多，明码标价收购。我是偶然一次机会，得知橘子瓣上的茎，摘下来烘干后也可以卖钱，每两1毛2，这可让我上心了。
在牛华，是盛产橘子的地方，每年九月、十月份，总有不少农民挑着橘子到街上收购场卖。我们家就在牛华人市口，爸爸总爱坐在门口，看到有熟悉的农民挑着橘子路过我们家门口，他就飞快地跑出去，抓几个回来。爸爸是厨师嘛，大家都愿意跟她拉好关系，也不好拒绝他的。就这样，每到这个季节，我们家不愁吃橘子，也是让我盼望的季节。牛华，是国道213必经之地，也是在这个季节，总有不会少满载橘子的卡车路过。当车子行驶到牛华中学后面的公路时，是上坡路，会开得非常慢。总有几个调皮的人，爬到车上去，扒出装在用竹子编成大箱子里橘子。我们在牛华中学山上耍，每每看到这些，心里不知道是羡慕还是无奈，因为我没勇气去攀正在行驶的汽车。
吃橘子的时候，我喜欢把橘子瓣上的茎剥下来，积累多了，烘干后就拿去收购站卖，总能得到几分钱，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收获。
贪玩，是我的天性，自然，学习总不上进。
看到同学们都比我优秀，纷纷加入了红小兵。学校每年学校要搞一次野练活动，看到各年级的同学们纷纷带着红领巾、拿起红缨枪、昂首挺胸、自豪地站队伍的前面。听到学校领导宣布哪个年级红小兵如何英勇，在野练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发奖状表扬；看到一队队同学们站在会场台上，宣誓加入红小兵时，我心里总是很难受、很自卑，我也想加入。可惜，递了四年半申请。在五年级（我们的小学只读五年）下半期，我终于带上了红领巾，心里那种高兴劲，没法形容了。
1975年，我小学毕业了，算是混毕业的吧。回头一想，课文没背几篇，数学没学懂多少，我就不是一个爱好学习的料。
学习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也没有让我感觉到充实和自豪。有的，只是不合群，被人冷落和自卑。
于是，我向父母提出：“不想读书了，我要耍。”
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对我总是疼爱有加。子女多，不可能个个都管得那么细致。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的父母、兄长们说了什么，反正就同意我不读书了。
不读书了，可以睡懒觉了，每天睡到中午或下午两三点钟。有时睡醒了，躺在床上无聊，两眼瞪着蚊帐顶的洞洞眼眼发呆。起床后，随便吃点东西，就出去耍。
在牛华每条街的居委会，都有一个租书的摊摊。我每天给母亲要几分钱，就到书摊上去看连环画。回想起来，我看了不少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灯记》、《林海雪原》、《白毛女》，很多，很多。
可惜，看了，完了，又忘记了。
当时的四街居委会，有一个十分斯文的摊主他有好几个箱子，每个箱子里密密麻麻装满了连环画。他把书的名字和编号写在墙上，想看书的人，根据书名和书号查找，很容易找到。我去看书的次数多，与他很熟悉了。他决定让我免费看书，但是必须定时去帮他守书摊。反正都没事做，还可以多看书，我觉得很有优越感，就同意了。休息的这一年，我很多时间就在这里度过。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对面，一个跛子经营的租书店，人称“六麻儿”，他经营店书摊也有很多书。他是一个人残志坚的人，敢于和命运抗争，敢说敢做。虽然腿脚不便，但他的胸总是挺着的；虽然看到他的摊位环境不是很好。他除了租书生意外，其他生活用品玲琅满目，从来不为生计发愁。
有时晚上找不到耍的了，牛华油坊拐有一户王氏人家，他们算是牛华第一个拥有黑白电视的人家。每天吃完晚饭，他们就把电视搬出来面向大街，就像看坝坝电影，很多人都会准时报到，看电视节目，消遣时间。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不多，就是中央电视台1频道、5频道、四川频道。
不久，我叔伯家的一个姐夫，一个能干的文化人，他自己组装了一部电视，在柯家院子，我们晚饭后没事，常跟哥哥们去他家看。香港武打片《霍元甲》流行时候，我一集不漏，全部看完了。
一年的时间，一天到晚傻玩的我，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我们的家在牛华镇人市口，是牛华中学、胜利街中学、生产街小学，二码头小学交叉汇集之地。所以，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看到不少同龄人背着书包，上上下下，路过我家门口，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下子，感觉到自己没有朋友，成了孤独的人。。
1976年5月的一天，我走到妈妈跟前说道：“妈，我想读书了。”
母亲很惊异，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说道：“好嘛，你等我问一下学校的校长，看他们要你不，学校，不是你想去就去的地方。”
牛华胜利街中学的王主任，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我们家门口。是一个干练、慈祥的文化人，当我的父母找到他请他帮忙后，他很快就找到学校的袁校长，把我的情况向袁校长汇报。经过学校的核实，同意我九月份去报名，读中学。
1976年9月，我再次背起书包走进了学校，心里高兴极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小学，就是在不懂事，不在状态中度过。
留了一年学，进入中学，我在同学们眼里，就算大哥哥。个子比别人大、声音比别人大、力气也比别人大，于是，我有了“向胖儿、向大力”的绰号。再加上在校外晃荡了一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学习，也开始努力了。
我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我难忘的好老师，她慈祥、善良的面孔，总是在我的记忆中出现。
初中时期，我虽然反应比较慢，但大胆，说话大声，上课爱举手发言，老师们都比较喜欢我的性格。总是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爱劳动，做事总积极努力。比小学幸运，我在进入中学后的第二个月，光荣地加入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
也是在第一学期的半期考试后，一个下午，学校负责宣传队的田老师来到我们班上，通知宣传队员去排练。那个时候的宣传队员让人很羡慕，可以不等下课就出去，在操场里排练节目，学习任务相形之下比较轻。贪耍是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天性，都希望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田老师临走时顺便捎上一句：你不是说你们班有一个学生可以的嘛，叫他出来嘛！一时间，全班的同学都盯着了班主任，大家都希望这个幸运的学生是自己。班主任指着我说：“向智力，跟田老师去学习嘛！”
我站起身来，那一瞬间，心里非常甜美。
197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日子。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的噩耗不断传来。
继伟大的周恩来去世，人民的总司令朱德去世后，在九月的一天，我和母亲在家门口坐着，突然，门前的广播传来了哀乐的声音，我母亲专注地听了广播内容，眼泪一下子刷刷直流，我一时慌了手脚，叫来哥哥姐姐。妈妈告诉我们说：“毛主席逝世了，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死了，我们国家该怎么办啊？”
哥哥姐姐都在安慰母亲，我站在一旁发呆。
第二天上学，学校设了灵堂，四周都是松枝和白花。老师们都神色肃穆，讲课的时候，语音都放低了三分。同学们也都非常认真地学习，连平时在班上比较调皮的学生，也没了声音。
下午四点，全校操场结合。高年级的同学们都悲伤地哭出了声。田老师，学校负责宣传的老师，带领她全班同学路过我们班。她们走近台前哀悼、鞠躬，哭得非常伤心。接着，全校各个角落都传来了悲痛的哭声。在这样的气氛感染下，我也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大声。
第二天，在牛华镇的人民政府设置的大灵堂，要求各个单位都必须组织去悼念，我们也没例外。全牛华镇的人民，十个一横排，排着长长的队伍前去悼念。我们走进公园门口，班上有同学开始了低声哭泣，接着，全班开始大声地哭着，哭得十分伤心，哭着走到灵堂前，哭着鞠了三躬，哭着返回了学校，趴在课桌上，继续哭。哭得那么投入，哭得那样尽致，是我一生切身难忘的感受。
接着的几天，在晚上，大家纷纷聚在油坊拐的王家门前，看着电视上中央领导人逐个悼念毛主席，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全国人民都沉侵在无比悲痛之中，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作为宣传队的一员，每周要下乡去演出好几次。演出任务重，学校允许宣传队员可以缺课，或在上课无聊时，随时可以走出教室去背台词，可以不交作业。
进入初中后，父母也不像小学时候那样管我了，牛华镇的人都有同一教育理念：读得书的娃儿是读能读的，读不得书的娃儿，你就是逼他，他也读不得。
我母亲算是比较开明的教育了，就是几句话：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情，其他事情，你喜欢干啥就干啥。
1976年，也是我的三哥和四哥下乡到金山镇金岩公社。那时牛华到金山的路很难走，崎岖的山路，随地形起伏，爬坡上坎，就是空手走都费劲。
我的两个哥哥分在在了同一生产队，同一住房。我在暑假的时候，呆在家里没事，三哥问我想不想去金山镇，去看他住的农村，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那时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牛华镇，出去耍十几天。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路程，我的哥哥连拖带拽，把我带到了金山镇金岩乡，他的驻地。
记忆中，他们的住房是一间大概60平方的泥巴墙和草房屋顶。住的房间一个大约80公分的方框作为通气孔。
在农村的第一个晚上，是一个好奇的晚上。下午，两个哥哥到队里去报到后回来做晚饭，一路的田耕路，我走起很不习惯，要买东西很不方便，这匹山要翻到那匹山。黑灯瞎火，蚊虫苍蝇漫天飞。回到家里累得不行了，在一旁傻呆着，看着哥哥们做饭。其实最难忘的是，吃完晚饭后，洗脚睡觉。钻进蚊帐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寻蚊帐里是否有蚊子，打着电筒四处照，一个黑点都不放过。蚊帐外，蚊虫飞翔的声音，就像波音747飞机，在小小的房间里，“嗡嗡”作响，吵得无法入眠。
两个哥哥继承了父亲的性格，耿直，善于外交，跟队里农民的关系很好，也经常有邻居请他们过去吃饭。
在金岩公社，最好吃的一顿饭是一个农民推的豆花饭。几两老腊肉在桌上，切的很小，人们称之为塞牙缝的肉。说豆花饭好吃，是他们制作的豆花蘸水。主人将干辣椒放在灶台火口，烤上几分钟，烤脆后就舂烂，每个盘子里放上一些刚舂好的辣椒颗粒，放点盐，放点味精，再倒上火口上悬挂的湫壶水，真是辣的过瘾，很送饭的。
金岩公社离牛华镇至少有20公里左右，平时空手走路都很折磨人。我去耍了十来天回来时，哥哥准备了一担谷子，要挑回家。
谷子一担至少有40公斤吧，即使我是进入初中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分担，没能帮助他们什么。就是空着手，一路小跑，也跟不上他们挑着担子的脚步。
至今我还依稀记得他们赤着臂，被太阳晒得通红，肩上一根毛巾，全身是汗。
经过了几个小时，终于回到了家。母亲见到我很高兴，更心痛我的两个哥哥。
回到家里的第一顿饭，爸爸妈妈煮了一大碗肉，给我们吃，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迟到嘴里的肥肉不油腻，就像吃罗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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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31 14:46
发表于 2012-5-31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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