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美国史画——百年沧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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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缠足的陋俗在一些早期移民家庭中残存。“三寸金莲”在美国人眼中是“虐待”和“邪恶”的代名词。图为一名缠足的华裔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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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华法案排斥的主要是华工，华商们的出入境通常不受影响。他们甚至可以申请让妻子来美。图为早期华人移民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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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合影的两位早期华人移民妇女穿的是晚清时期最传统的大院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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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蒙羞直喊冤，正气法官给申张

1905年，华侨在美国受到极端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不断传回大清国。大清国商人组织抵制美国货物。美国商品在大清国的销量剧降，美国商人的利益受损。美国商人纷纷游说国会，希望放松对华人移民的歧视性政策。

同时，随着华人移民受到移民局不公对待的消息越来越多地见诸当地报纸，许多有正义感的白人开始同情华人，对当局滥用权力的行为表示愤怒，要求检讨和修正排华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越来越多，美国社会由于无知而造成的对华人的误解不断减少。美国白人眼中的华人形象渐渐变得理性客观一些。1911年，中国暴发了国民革命，满清皇朝被推翻。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件事令美国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人实行现代政治制度的能力。现在，一向被美国人视为不关心政治制度和民主权利的中国人，居然在亚洲大陆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

国民革命给西方世界造成的视觉冲击不可低估。中国男人后脑勺上的辫子不见了，许多中国女人不再缠足。中国人也开始穿上西服洋装，接受西式教育。这些外在形象的变化，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义。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但拥有悠久的古代文明，而且完全有能力接受现代文明。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排华的理由之一就是华人没有能力溶入美国社会。现在，许多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新形象令这种论调开始不攻自破。中国人整体形象的改观，美国社会舆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自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法院对华人案件的判决。

1913年，杜龄法官到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走马上任。上任后不久，便有一名叫吴金莲华人妇女到他坐堂的法庭喊冤。移民局指控吴金莲为妓女，决定把她拘留并驱逐出境。吴金莲拒绝承认自己是妓女，并要求与指控她为妓女的证人当面对质，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移民局官员拒绝了吴金莲质询证人的请求，并拒绝听取对她有利的证据。被政府指控有罪的被告在法庭上有质询证人的权利，这是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的明文规定。尽管此前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判决，华人移民不享有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次杜龄法官决定把联邦宪法放在它应有的高度。杜龄法官判决吴金莲有权当面质询行政当局的证人。

政府律师不甘罢休，争辩说，允许一位妓女当面质询政府的证人会给移民官员添麻烦。杜龄法官同意，这可能会给移民官员添麻烦。但是，他话锋一转指出，这起案子本身对吴金莲来说就是个大麻烦。吴金莲的权利不是用移民局官员是否麻烦为标准来衡量的。在这起案件中，只有允许吴金莲质询政府的证人才能令事实水落石出。所以，移民官员必须允许吴金莲质询证人，否则便无公平可言。

在行政、立法的联合排压的狭缝中，华人移民从联邦法院的判决中寻回了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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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妇女争自主，传统文化遭挑战

在封建的传统观念中，妇女的地位远远低于男子，父母包办了她们的婚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经济不独立，只能处处依附别人。在美国出生的早期新生代妇女，也面临相同的困境，不同的是，她们为自己幸福开始奋争了起来。

在很多早期的华人移民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顽固地延伸残留。第一次大战后，美国通过了教育法，强制美国的所有青少年，不论男女都必须上高中。但是，对于大多数华人妇女来说，上大学的梦依然遥远。多数中国移民家庭依然思想保守，在家庭中对儿子和女儿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儿子接受的教育越高越好，而女儿最好不要到外面抛头露面，最好的出路就是能嫁个好人家，从此相夫教子，终此一生。当然，父母开明愿意送女儿读大学的情况寥寥无几。据统计，从1881年到1892年，只有4个中国妇女得到教会的资助从美国的医学院毕业。

教育只是第一步，找工作才是目的。受过教育，会说英语的中国妇女比起没有知识、不会说英语的母亲一代具有一定的优势。制衣厂不再是她们唯一可能的工作空间。一些华人妇女变成了电话接线员。美国电话通讯公司设在唐人街的交换局开始招收高中文化的华人妇女来处理华人客户的业务。这些中国员工聪明，记忆力好，英语流利，能讲普通话或广东话。平均每天处理一万多个电话，背几千个电话号码都不成问题。除了做接线员，唐人街的旅游纪念品商店，票务公司等也是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

出于商业的需要，一些唐人街外面的美国老板也开始雇用中国妇女。譬如，服务中国顾客的百货商店会特别雇华人当导购小姐或电梯操作员，方便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开在白人居住区档次较高的中餐馆也会找一些相貌娇好的华人女孩子，身穿中国传统服装来吸引白人顾客。能力再强些的人还可能被聘用为秘书或收银员，但是支付给她们的工资总是比白人女职工少得多。尽管大多数中国妇女从事的还是低档次的职业，但还是有一些中国妇女凭着坚韧不挠的勇气跻身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导的职业领域。有些人做了教师或医院的护士，有些人则成了公共或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甚至还有人坐了律师。

教育上的提升开拓了中国妇女的眼界，经济上的独立增强了她们的信心。一些中国妇女开始尝试摆脱父母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

庄贝茜就是少数成功的例子之一。作为出生在美国的华裔第二代移民，她从小在严格的家庭管教下长大，目睹了姐姐包办婚姻的不幸，意识到彻底服从父母和丈夫、失去自主的后果有多么可怕。于是，当她年满14岁，父母开始试图为她安排婚姻时，她拒绝接受，并离家出走，逃到当时专门收容受迫害的中国妇女的旧金山长老院。在院长的支持和资助下，她在先在一家女子中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毕业后进入斯坦福大学。1927年她从该校毕业，成为那所著名学院培养的第一名中国女学生。之后，她又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女子医学院就读，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华裔医生之一。在婚姻方面，她也是完全凭自己的意志为主，选择理想的丈夫，幸福地度过一生。

庄贝茜成功的原因是内外两方面的。遇到了能帮助她、引导她的旧金山长老院的院长当然是她最大的运气，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她自己不屈不挠的个性，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和随机应变的适应能力。对于传统的家庭和思想保守的父母，她不但没有任何怨恨，反而对他们的做法表示谅解，并和父母冰释前嫌。在社会上她也广交朋友，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能相处得非常愉快。对于婚姻和家庭，她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事业家庭两方面都很成功。当然，像庄贝茜这样幸运又能够把握机会的妇女非常少见。很多妇女在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的斗争中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服从家里的安排，要么彻底和父母决裂，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

从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男女受授不亲”到西方文化提倡的“自由恋爱”中间的确隔着很大的鸿沟要逾越，而这个逾越的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间完成的。对于那些向往自由、解放的华裔妇女来说，让保守的父母接受西方的思想比让美国社会接受西化了的中国妇女要难得多。开始时，要想象美国青年那样大方地和异性交往在一开始简直被视为伤风败俗，年轻的男女只能偷偷的约会，躲避家里的干预和阻挠。后来，随着一些中国年轻人社团的成立，父母渐渐无法阻止女儿参加一些聚会。而聚会等活动使男女学生有了了解、接触的机会，很多人就是在各种活动中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

压力归压力，困难归困难。成长在20世纪初期的华人妇女逐渐与传统的封建观念决裂，开始设想和拥抱她们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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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寻夫渡重洋，三进公堂终团圆

排华法案实施后，美国行政当局禁止华人劳工的妻子入境。劳工和他们的妻子们只能隔洋叹息。两三代华人劳工及其妻子的青春就被这样一项无理的判决而葬送了。

比起华工，华商的命运要好得多。排华法案只适用于华工，不适用于华商。如果华商不在被拒入境的行列，那么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妻室进入美国与他们一起生活。另外，按照中美蒲安臣条约，华商可以携仆从进入美国。如果仆从可以随商人进入美国的话，家眷自然也应在允许入境之列。

然而，由于美国行政当局常常曲解法律，滥用权利，华商妻子进入美国的道路依然坎坷不平。另外，美国政府和法院在确认华商合法婚姻方面的确存在困难。由于中美两国的风俗和法律不同，在中国结成的婚姻有时在美国难以得到合法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行政当局经常以没有证据证明合法婚姻关系为由，拒绝华商的妻子入境。许多案件不得不诉诸联邦法院，甚至美国最高法院。

林蓝英两岁时即被送到一户姓陈的人家做童养媳。在她尚未成年时，陈家的公子陈钊赴美经商，后来成为俄勒冈州著名华人商人。林蓝英十八岁时，陈家为她举办了婚礼。当时，新郎陈钊尚在美国。他请几位美国律师起草了一份合法婚姻文件，证明陈家在中国举办的婚礼使他与林蓝英结成了合法夫妻。陈钊把这份文件送回远在中国的林蓝英，希望她能持这份文件以商人妻子的身份合法进入美国。

1893年6月，林蓝英乘船到达旧金山，以陈钊妻子陈氏的名字申请入境。然而，她被执法当局拒绝入境。林蓝英到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也遭到法官拒绝。被拘留一段时间后，林蓝英被美国行政当局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林蓝英远渡重洋，万里寻夫，本想与丈夫团聚，没想到却被原路送回。

但是，林蓝英不甘心，她决定再次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三渡大洋。不过，为了避免上次在旧金山的厄运，这次她选择了在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口岸入境。然而，厄运又一次降临到她头上。林蓝英再度被美国行政当局拒绝入境。于是，她再度诉诸法律，到联邦法院驻俄勒冈州地区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

主审法官贝林格并不熟悉中国的婚姻风俗，对童养媳的事情更是闻所未闻。好在，贝林格法官是位正直较真的人。为了解中国的婚姻风俗，他找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从中查找有关华人婚姻风俗和童养媳的知识。在做了这番研究后，贝林格法官判定，陈钊与林蓝英的婚姻在中国属于有效婚姻。按照英美的普通法传统，在结婚地合法的婚姻在所有地方均合法。贝林格法官于是认定，陈钊与林蓝英的婚姻在美国合法。既然林蓝英是商人陈钊的合法妻子，既然林蓝英不属于排华法案中任何被禁止入境的范畴，美国政府必须允许她入境。

陈钊与林蓝英夫妻团圆后，双双移居加州洛杉矶。不幸的是，陈钊于1894年10月在洛杉矶病逝。夫妻短暂的团聚生活就这样匆匆结束了。然而，林蓝英的厄运并没有结束。美国行政当局还没有放过她。陈钊尸骨未寒，林蓝英便被美国执法人员拘留，罪名是以虚假身份获得入境权。林蓝英在旧金山申请入境时用了陈氏的名字，在波特兰则用了林蓝英的名字。美国执法当局便抓住这一点不放，试图再度把林蓝英驱逐出境。

无奈，林蓝英只得三进法院，再度向联邦法官申请人身保护令。联邦法院驻南加州地区法庭判决，对林蓝英入境的合法性当初驻俄勒冈州的法院已有定论。行政当局不得无视法院的判决，随便逮捕林蓝英。联邦法院责令美国政府立即释放林蓝英。这位无辜的华人妇女为了与丈夫团聚，三渡重洋，三次被拘留，三进联邦法院，才最后终结了厄运。

此后，更多的华工把省吃俭用的钱积攒下来, 买下某桩生意，洗去劳工身份，变成商人。转换身份后他们才可以合法地把妻子接到美国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了华劳工与妻子团聚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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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良为娼移民官，小脚阿芳诉公堂

早期华人移民大多为青壮年男性劳工，唐人街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统计，1870时，妇女只占华人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左右；受排华法案的影响，至1890年，妇女在华人移民人口中的比例降至百分之三左右。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为色情行业提供了机会。华人黑帮开始从中国走私妇女到美国从事卖淫。由此，妓院成为唐人街的一景。

美国白人对华人劳工的种族歧视也波及华人妇女。在旧金山，市政府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曾指称，唐人街绝大多数华人妇女为妓女。这种结论不乏种族主义色彩。而且，在这种偏见之下，要求入境的华人妇女经常被指控为妓女，而遭受拘留并驱逐出境的厄运。1866年，加州实施“消除华人妓院案”，授权州政府的检查员拒绝被怀疑为妓女的华人妇女入境。当时，尚不存在统一的联邦执法机构管理移民事务。移民事务尚是各州的管辖权限。

1874年，二十二名华人妇女乘轮船到达旧金山港口，被加州的检查员以涉嫌进入加州卖淫为名拘留。这二十二位妇女中，一名叫阿福，另一名叫阿芳。唐人街一位名叫阿龙的华人立即到加州地方法庭，为阿福申请人身保护令。一名叫昆特的律师负责为阿福辩护。在法庭上，昆特律师申辩道，加州政府非法拘留阿福。根据美国和大清国之间的蒲安臣条约第六条，大清国臣民可以自由到美国旅游、做生意、或定居。加州拘留阿福的唯一理由就是她涉嫌进入美国从事卖淫。但加州政府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证明阿福为妓女。

昆特律师传唤阿福来美乘坐的轮船的船长。船长做证，阿福在旅途中和其他乘客一样守法，没有不良行为。法庭又传唤了几位乘客，其中包括传教士、商人等。这些乘客的证词不无矛盾之处。但是，按照加州法律，只凭相互矛盾的证词不能给被告定罪。昆特律师坚持，加州政府要将阿福驱逐出境，必须先在法庭上给阿福定罪。如果不能定罪，必须立即释放阿福。

从当时的记录和报导推测，阿福是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妇女。由于语言不通，这个从来没有打过官司的小脚女人，被法庭程序和双方辩论搞得莫明其妙。在法庭上，她表示来美国没有什么不良企图，不知道为何要没完没了地回答一些莫明其妙的问题。

尽管昆特律师为阿福做了有力的辩护，尽管加州政府呈交法庭的证据无法证明阿福进曾从事不良职业，但法庭仍然判决阿福和其他二十一名华人妇女为妓女。这样一来，加州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她们驱逐出境了。但是，在她们搭乘的轮船即将离开旧金山码头时，昆特律师赶到船上，手持加州最高法院法官签发的人身保护，将这二十二名妇女截下，转往位于旧金山的县监狱。她们暂时避免了被驱逐出境的厄运。然而，两天后，加州最高法院批准了地方法院的判决。人身保护令失效。阿福等二十二位华人妇女的命运又处于危机之中。

既然州法院的路走不通，只好再走联邦法院。于是，这二十二名妇女再以阿芳的名义向位于旧金山的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此案由费尔德、霍夫曼和索雅三位法官听审。法庭一致推翻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并宣布加州针对华人妇女的立法违反联邦宪法。费尔德法官肯定加州有权限制从事不良职业的外国人入境，但是手段必须适当。

在费尔德法官的判决中，有两点对华人妇女进入美国的问题至关重要。其一是蒲安臣条约对华人妇女的适用性问题；其二则是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保护条款对华人妇女的适用性问题。

在阿芳案的判决中，费尔德法官引用了蒲安臣条约第六条。按照这一条，大清国臣民来美国旅行或侨居时，享有其他最惠国臣民享有的所有特权、豁免以及例外。按照费尔德法官的判决，蒲安臣条约的最惠国条款显然适用于独身来美国旅行的华人妇女。阿芳和另外二十一名被加州政府拘留的华人妇女受到这项国际条约的保护。

另外，费尔德法官在判决中，还引用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按照这一条款的字面意义以及费尔德法官的解释，不仅美国公民，而且所有在美国土地上的人均受到美国法律的平等保护。阿芳和其他二十一名中国妇女也不例外。加州政府拘留阿芳和其他二十一名中国妇女的行为，事实上等于拒绝了她们享有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因而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费尔德法官责令加州政府立即释放阿芳。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联邦法院陆续向受害华人妇女签发了数百份人身保护令。阿芳案开创了华人妇女在联邦法院诉讼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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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美国对我们国人的欺凌，就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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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人在美国的奋斗史，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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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华裔演员刘查理与好莱坞影星简·威曼、罗纳德·里根的剧照。里根息影后从政，先后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长和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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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着传统服装的华裔少女与一位美国青年在一起。新生代移民对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在融合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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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暹罗连体兄弟”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家喻户晓的传奇明星。兄弟两人通过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攒下了丰厚的家底，后分别娶两位白人女子为妻，并在美国南方买下庄园，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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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共同的敌人使中美结成盟友，在美国的华人形象大为改善。图为华裔与其他族裔少年“童子军”在国会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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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扎根建家园，褒贬沉浮百余年


早期的唐人街只是中国劳工来来往往的的一个驿站，他们在那里短暂停留后便各奔前程，四出谋生。真正意义的唐人街始建于20世纪初期。

1920年，规模较大的唐人街已经先后在美国一些大城市中出现，包括西部的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中部的芝加哥，以及东部的纽约、波士顿等。但是就规模而言，最大的要数纽约和旧金山的唐人街了。单是在这两个城市居住的华人，就占在美国华人总数的40%。对于很多中国移民来说，他们一辈子就生活、居住在唐人街那几个拥挤、狭小的街区里，从不越雷池一步到白人的世界里去。从某种意义上，唐人街是早期移民的一道精神防线。只有在里面，他们才可以抬起头大声说话、谈笑；也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稍微感到一点自在、自由和自信。

唐人街的英文是Chinatown，直译出来其实应该是“中国城”。但是，“城”实在是与事实相差太远，因为不管在哪个城市里，唐人街只不过是市政府划给中国移民居住的几个街区而已，所以“唐人街”的叫法更加贴切，反映现实。就以旧金山的唐人街为例。据调查，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在该城10个街区大小的唐人街里，就一共有14000多个给单身中国劳工提供的铺位，其居住空间之狭小可窥一斑。

进入20世纪后，很多移民逐渐把家里人从中国接到美国来，住房情况变得更加紧张。一家老小的吃住全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很多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洗手间，浴室往往整个楼里也没有一个。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很多中国人不得不在商店和商店的夹缝中找空间，或者干脆住在地下室里。中国移民的居住情况根本无法符合城市里对个人居住面积的规定。人一多，卫生条件自然无法保证，于是唐人街到处脏乱不堪，看上去与贫民窟没有区别。中国移民的形象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到处不受欢迎。就算有钱的中国人也根本无法搬出唐人街到其它地方与美国人住在一起，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把房子租给中国人的。

后来，唐人街成了充满了神秘色彩和异国情调的一个特殊角落。于是，好奇的游客纷至沓来。一向与世隔绝的华人社区抓住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做起了旅游生意。

中国商人是精明的。他们很早就看出了旅游的商机。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几乎毁了唐人街的所有建筑。重建仍保持了唐人街原来的中国特色。1909年，第一本关于唐人街的导游手册在旧金山出版，给游客一些关于唐人街的介绍和导游信息。同时商人们建议把唐人街进一步加以改造和修整，在建筑和店面装修上突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并恢复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每年二月在唐人街上举行的春节庆祝游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到今天仍然是唐人街的一个传统。

当然，美国商人也同样看到了发财机会，比如旧金山商会。他们相信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到唐人街观光游览会同样地带动整个城市的其它消费。于是商会长篇大论地给唐人街做广告。随后，一些美国当地的英文报纸也相继刊登了一些关于唐人街的介绍，不但批驳了那些有关唐人街及为不安全的谣言，甚至还告诉游客们可以放心到中餐馆去吃饭。而中餐馆方面为了吸引外国顾客，也不断地了解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并与中国传统烹饪方法结合起来。炒面就是中西结合的第一个产物。这种中国没有的食品成了美国人眼中典型的中餐。

于是，旅游收入给旧金山的华人和该市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据统计，旧金山市在1938年一年的旅游收入总额就高达2800万美元，而其中有近五分之一是来自唐人街。就这样，唐人街成了该市除金门大桥外最吸引游客的场所。

纽约的唐人街与旧金山的唐人街有所不同。首先，纽约的中国人还是以单身男子为主，有家庭的人很少，男女比例是6比1，而这一比例在旧金山是2比1。其次，旧金山的中国人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也就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占大部分，而纽约的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但是，尽管两地的唐人街在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差距，但在美国游客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实际上，纽约唐人街的旅游在20世纪初期就发展得相当不错，甚至有专门带游客在那里观光的电车。

旅游业掀开了唐人街神秘的面纱，给中国人带来了利益，解决了一部分失业华工的生计问题，也给唐人街以后的发展定了一个基调。包括旅游在内的服务业成了唐人街上的主要行业，包括各种中国餐馆、洗衣房、中国工艺品店等。同时，唐人街也是华人购买中国特产的唯一地方。大多数在唐人街上开的杂货店都出售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中药材等等。此外，唐人街还为华人提供各种方便和社交场所，华人可以在那里看医生，到庙里拜菩萨，很多商店还代顾客收发信件。

旅游业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带进了唐人街，但是却无法真正把中国人带出去。华人移民告别唐人街，融入主流社会大家庭，还需要走更多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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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改造唐人街，华人扬眉世博会

早期的唐人街并不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去处。在白人的心目中，唐人街不仅肮脏杂乱，而且黑帮横行，赌博卖淫，吸食鸦片，五毒俱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排华法案的影响，大部分美国华人只能在唐人街生活和工作。只有少部分富裕的华人住在白人区。

大部分白人没有兴趣或没有机会亲自了解华人的生活和文化。传媒导报的偏见影响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唐人街的印象。二十年代后，电影业在美国蓬勃发展，对美国社会开始产生重要影响。但好莱坞电影中的唐人街大都是盗匪、妓女和烟鬼出没的地方。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不是畏畏缩缩，就是奸诈邪恶。这种形象迎合了白人观众的趣味，同时也强化了白人观众对唐人街和华人生活的误解。

与第一代华人移民不同，华裔美国人把美国视为他们真正的家，而不是一个暂时寄居的地方，所以他们更急切要求改变唐人街的形象。1939年的旧金山国际博览会给华裔提供了一个改变唐人街形象的良机。

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新政” 带动下，美国经济逐渐从大萧条中复苏。世界博览会的组织者筹措了充足的资金，准备大兴土木，改造城市面貌。华人向组织者提交了改造唐人街的计划。旧金山市划拔一百万美元资金，并在金银岛划出大片土地，专门为世界博览会兴建一处中国村。旧金山的华人决心全力以赴，向世人展示一个崭新的唐人街形象。

自从第一批华人在旧金山登陆，美国社会接触的往往是各种扭曲的中国人形象，而与真正的中华文化无缘。建成后的中国村应体现真正的“中华风格和中华色彩”。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村完全依照原原本本的中国人生活进行设计和兴建。而且，主要的材料和实物均从中国进口。

1939年2月18日，正是阴历年三十，旧金山世界博览会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引领游行队伍的是身着民族服装的华人锣鼓队和两条四百英尺长的巨龙。一条为金色，另一条为银色。在响亮的锣鼓声中，两条巨龙飞舞，令观众赞叹不已。这两条巨龙均由国内艺术家精心制作，海运至旧金山。几十年来，备受歧视的旧金山华人第一次这样扬眉吐气。数十万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观众亲眼目睹了华人的崭新风貌。
在博览会上，更令人惊叹的是新建成的中国村。它与旧金山市内的旧唐人街完全是两个世界。中国村的入口模仿紫禁城的大门，金壁辉煌，气势宏大。在博览会期间，共有一百多万人从这座城门下走进中国村。村内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建筑，包括剧院、祠堂、寺庙、茶馆、酒肆以及各种店铺等。店铺中陈列着五花八门的精致陶瓷和各种民间艺术品。中国村中最为独特的去处是一座中式花园。大部分游客第一次观赏到苏州花园的景致，被其美丽和别致深深打动，流连忘返。在中国村的后院，是一座一百三十英尺高的仿古塔楼。塔楼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包括各种陶瓷器玉、国画书法等。游客犹如置身东方文明的幻境。

同时，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老唐人街也旧貌换新颜。重新装修和粉刷的店铺干干净净迎接客人。许多华人都感受到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虽然这时候离废除排华法案尚有四年时间，但经济大萧条正在过去，华人的地位逐渐改善。尤其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子女，经济好转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得以走出唐人街，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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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夹缝左右难，移民后代两迷惘

对于19世纪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来说，虽然他们的后代在法律上与其他美国白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社会对整个华裔族群的敌意和排斥，这些第二代移民无法像其他大多美国公民一样享受这个民主、自由国家的种种好处。许多华裔青年要长时间地面对种族的冲突和文化的认同等问题。

由于具体家庭环境的不同，第二代华人移民也分成几种类型，对自己作为华裔美国公民这一现实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总的来讲，生活在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一般分两种。一种孩子受家里大人的影响，从小接受中国语言、文化的教育，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以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他们牢记父母的教导，在学校里有意地向同学介绍中国文化，言行举止中处处保持中国人的尊严、谨慎、敏感，觉得自己的任何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整体中国人的印象。另一种孩子则不然。他们接受美国白人社会对中国人的丑化描绘，相信种族优劣论，认为中国人是不文明、未开化的民族。他们，以身为中国人感到羞耻，甚至厌恶和自己一样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

还有一些孩子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生活在中国人比较少的农村，不知道唐人街是什么，一生下来就和白人做邻居，除了自己家里人以外没怎么见过其他中国人，因此对中国文化和背景完全失去了认同感，心理上也从不觉得自己是东方人，认为自己只是长相与白人不同的“白人”。
但是，一旦这些孩子长大便会从种种迹象上认识到自己身份的特殊。随着小时候的白人玩伴与自己渐渐疏远甚至表示出敌意，这些英文说得比中文好的华裔美国人感到疑惑和不解。比起从小就知道自己和白人学生不一样的城市里的中国人，这些孩子心理上受到的冲击更大。很多孩子苦苦思索的问题是：我究竟是谁？

造成这些第二代华裔移民这种特殊心理矛盾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学校。在白人学生为主的公立学校，种族歧视尤为严重。首先，华人学生不但要面对来自同学们的白眼，更可怕的是还要忍受一些老师的公开侮辱。有些极端排华的老师甚至会在课堂上故意找中国学生的麻烦，吹毛求疵，百般刁难，从而更加助长了白人学生们的排华情绪。其次，课本教授的内容本身也对种族歧视言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在历史或是地理课上，当涉及到亚洲，提到中国的时候，课本总是用一些极为夸张的词汇向学生们描述了一个经过扭曲和丑化了的事实，宣扬中国人是未开化的民族，形容委琐，灵魂丑恶，善于说谎，行事鬼鬼祟祟。于是，在这种教育下，所有的白人学生更加理所当然地深信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而在座的中国学生，好像成了书本介绍内容的活标本，只能在众人鄙视、厌恶的目光下受尽心理上的煎熬。

除了学校，另外的压力来自第二代移民的家庭。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避免成为彻头彻脑的美国人而禁止他们在家里说英语，并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要求他们接受中文教育。这样一来，很多第二代移民的读书时代便是在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双管齐下的情况下度过的，白天在公立学校里满嘴说的都是ABCD，晚上则必须忘记英文跟着先生大声读“之乎者也”。头脑每天都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摇摆不定，像开关一样被拨来拨去。再加上两种文化在很多观点上持相反的意见，更让这些思想处于成型阶段的青少年感到茫然无措,不知道到底何去何从。此外，很多学生在内心深处根本不觉得自己有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必要，毕竟将来要在美国生活一辈子，何必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学难度那么大而又基本用不上的中文？

此外，家庭环境也影响了青年的成长。一些华人家庭生活动荡，年幼的华人从小就生活得战战兢兢，仿佛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的恐惧中。孩子们下了学后一般很少能象白人家的孩子那样在社区里一起玩耍，特别是女孩儿，一下学就关在家里，帮着母亲做各种繁重的家务，没有大人的陪伴不能随便到外边抛头露面。对男孩子的管束相对要宽松一些，但经济情况不理想的家庭会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打工来贴补家用。

尽管中国父母用心良苦地从家庭、学校两方面向孩子灌输中国文化以及传统观念，但毕竟无法防止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即使生活在唐人街的中国移民家庭也一样不可能完全做到与世隔绝。从收音机里播放的娱乐节目，到随处可见的英文报纸，从流行音乐到周末社区里播放的露天电影。美国的大众文化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塑造着这些年轻、单纯的思想，改造着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衣着打扮。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消费文化盛行，各种商业广告铺天盖地。中国移民的孩子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外表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但再也不像父母那样穿中式服装，还紧随潮流学着时髦的电影明星的样子变换着自己的发型和洋装的式样。让女孩子们缠足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穿高跟鞋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

当然，根本的变化还是反映在思想和观念上。父母施加给他们的传统中国哲学和价值观受到严重的冲击，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态度来势汹汹、势不可挡。年轻的华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把父母的话当成金口御言来听从了，而是更倾向于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女孩子再也无法忍受关在家里的生活，而是走到社会中去，自由地交朋友，自由恋爱结婚，再也不按中国传统的做法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了。

总之，这些出生在美国的中国第二代移民们在生活和心理上遇到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困难，处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左右为难。他们即无法完全像父母那样做地道的中国人，也无法让美国人主流社会完全地接纳为理所当然的成员。东西文化的冲突体现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矛盾和迷惑，而这种迷惑往往追随着他们，甚至一生都难以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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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的华人移民要靠翻译与白人交往。图为一位华人翻译与白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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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装虽然穿在身，但心依然是中国心，这是早期移民普遍的心理写照。图为五位早期华人移民身着西装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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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青年陈果仁无辜被害，法院判决不公，激起美国华人社会和其他亚裔组织的强烈反响。在美国的亚裔群体首次走到一起，保护自己的权益。为陈果仁案鸣不公。图为亚裔组织游行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