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密档——Ｂ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

machachong

王实味一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结果了性命，比国民党还国民党，比蒋介石还蒋介石

machachong

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

路尽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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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天神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

几天以后，一个三十来岁、身体精悍的男子走进刘祥伦科长办公室举报：“杨虎城将军在戴公祠被杀害后，遗体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

这位提供情报的男子叫李育生，三年前因聚众抢劫军统车队的物资被特务机关以土匪罪名关进白公馆看守所，11月24日才被释放出来。这是上个月中美合作所闹鬼时，李育生听白公馆看守所杂工，参与挖坑、掩埋杨虎城、宋绮云、阎继明等尸体的陈紫云说的。陈紫云此时住在童家桥乱石山6号。

这个李育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绝非仅仅如此，在几天前白公馆的大屠杀中，他就已经因为帮助罗广斌等19位革命志士脱险而立了一功。此事稍后再述。

就在李育生举报的同时，公安部刘祥伦科长也送来了从自首或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口中侦知的有关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零碎情报。

12月11日上午，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重庆市军管会的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和一辆美制道奇大卡车相跟着出城，向磁器口方向原中美合作所驶去。车上，坐的是寻找杨虎城将军忠骸的小组，该组由三人组成，胡三高、安志坚，另一位是杨虎城将军的小同乡秦一民。他们正由举报人李育生引导，前去挖掘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忠骸。大卡车上另外还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员。吉普车上坐的则是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的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的记者周德华先生。

汽车进入原中美合作所特区时，大家顿时便感到非常异样，歌乐山中，林深树密，一路上都可看见烈士的尸棺。细雨绵绵，好像也是特意在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可怖的气氛。汽车开到了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感触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最后到了一处很气派的地方，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这就是所谓的戴公祠了。戴公祠大门外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的花台，上面的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靠左边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块。

李育生指着花台说：“不会错，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就埋在这里面。”下午一点钟，工人们开始挖土，由于唯恐将杨将军遗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稍后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很大，然后看见全身，在脚边发现宽长约一尺的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缚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体抬出，面朝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整，额已见骨，鼻尖塌毁。

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都叮嘱胡三高、安志坚和秦一民，要详细鉴别，千万不能弄错了。工人们则继续挖，很快挖出一具头朝左方的青年尸体，面部肌肉已经烂完，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内脏外露。经秦一民细细辨认，认为极有可能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部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其形状大致与杨虎城将军生前头形相似；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酷似杨将军体形；三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日夜不离，其脚边掘出之骨灰盒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以面部肌肉及衣服腐烂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

经秦一民初步辨认后，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黑漆红头内棺外椁内。不久，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的棺木和杨夫人的骨灰盒也移放在白公馆下的平坝里。因来这里辨认、办理领尸手续和观看、凭吊的人很多，环境嘈杂。稍后，闻讯后千里迢迢从西北赶来迎灵的杨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也到了戴公祠，请他辨认，由于忠骸毁坏严重，他也无法肯定从花台中挖出的两具忠骸就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军管会管理人员与杨拯民商量，建议把杨虎城将军等人的棺木另外移往一个地方暂厝，以便开棺作进一步辨认。

给杨虎城将军忠骸作最后科学鉴定的便是曾替杨将军镶过牙的蒋祝华医生。蒋医生如此回忆了当时的经过：“重庆解放后不几天，突然有军管会的同志带着一位穿便服，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到市民医院来找我，自称姓杨，要我和他一道去看一个病人。我于是跟随他出医院大门。他请我上了一辆轿车，车上我们彼此都未谈话。从他的表情来看，非常悲伤。轿车驶向沙坪坝，经杨公桥直抵我曾为杨虎城将军看过病的住所。下车后，他带我进入一间厅堂，里面设立了灵堂，我不知来此何故。忽然，他叫人将堂中棺木打开，让我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手术。我首先环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面部五官尚能分辨，唇浮肿。在我眼帘便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我便慌忙用口镜翻开上唇，显示出我亲自为他作的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我在作前牙活动桥时，前牙龈部不现基底来看，证实这正是我亲手所作的。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假牙外，全口其它牙齿仍像我过去为他检查时的那样，都是完好无损的。我转过身来对这位姓杨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杨虎城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操作特征，以及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正是根据我对杨将军牙齿的特征，才从数百个死难烈士的尸体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我接到军管会的一份请柬，邀我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答谢我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鉴定。”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曹荻秋等首长亲临致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大会后，杨将军、宋绮云等的灵柩均覆以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公祭后，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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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

几天以后，一个三十来岁、身体精悍的男子走进刘祥伦科长办公室举报：“杨虎城将军在戴公祠被杀害后，遗体掩埋在戴公祠左侧的花坛内。”

这位提供情报的男子叫李育生，三年前因聚众抢劫军统车队的物资被特务机关以土匪罪名关进白公馆看守所，11月24日才被释放出来。这是上个月中美合作所闹鬼时，李育生听白公馆看守所杂工，参与挖坑、掩埋杨虎城、宋绮云、阎继明等尸体的陈紫云说的。陈紫云此时住在童家桥乱石山6号。

这个李育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绝非仅仅如此，在几天前白公馆的大屠杀中，他就已经因为帮助罗广斌等19位革命志士脱险而立了一功。此事稍后再述。

就在李育生举报的同时，公安部刘祥伦科长也送来了从自首或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口中侦知的有关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零碎情报。

12月11日上午，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重庆市军管会的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和一辆美制道奇大卡车相跟着出城，向磁器口方向原中美合作所驶去。车上，坐的是寻找杨虎城将军忠骸的小组，该组由三人组成，胡三高、安志坚，另一位是杨虎城将军的小同乡秦一民。他们正由举报人李育生引导，前去挖掘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忠骸。大卡车上另外还有十几个工人和一些参观人员。吉普车上坐的则是中央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和《大公报》的记者陈琦震先生、《新民报》的记者周德华先生。

汽车进入原中美合作所特区时，大家顿时便感到非常异样，歌乐山中，林深树密，一路上都可看见烈士的尸棺。细雨绵绵，好像也是特意在为杨将军志哀，更增加了阴森可怖的气氛。汽车开到了一个山坡上停住，大家一下车，即感触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装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杨将军预备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红头，分内棺外椁，很是讲究。最后到了一处很气派的地方，下边是个院坝，上边有好些房子，这就是所谓的戴公祠了。戴公祠大门外左边，有一块靠外边是石砌的花台，上面的泥土左右长约两丈、宽约五尺，靠左边这一头泥土甚松，上边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块。

李育生指着花台说：“不会错，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就埋在这里面。”下午一点钟，工人们开始挖土，由于唯恐将杨将军遗体毁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稍后发现头部，臂边并放有呢礼帽一顶，颜色不可辨别，但很大，然后看见全身，在脚边发现宽长约一尺的小木箱一个，内装骨灰。人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缚于头后。当即继续挖掘，用白布铺于平地，将尸体抬出，面朝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整，额已见骨，鼻尖塌毁。

李育生和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同志及两位记者都叮嘱胡三高、安志坚和秦一民，要详细鉴别，千万不能弄错了。工人们则继续挖，很快挖出一具头朝左方的青年尸体，面部肌肉已经烂完，脚上穿的是胶底帆布鞋，腹部已破，内脏外露。经秦一民细细辨认，认为极有可能是杨虎城将军父子忠骸，其确证有四：一是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长，额部饱满，颧部不太大，须长多半寸，发长数寸，均有白者，其形状大致与杨虎城将军生前头形相似；二是骨骼甚大，胸部发达，酷似杨将军体形；三是杨夫人谢葆贞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狂而死，杨将军将遗体化灰置于左右，日夜不离，其脚边掘出之骨灰盒当系杨夫人无疑；四是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虎城父子。旁人没有这样巧合。再以面部肌肉及衣服腐烂情形来看，确系两个多月前被害……当发掘工作进行期间，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将这惨绝人寰的景况摄入镜头。

经秦一民初步辨认后，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黑漆红头内棺外椁内。不久，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的棺木和杨夫人的骨灰盒也移放在白公馆下的平坝里。因来这里辨认、办理领尸手续和观看、凭吊的人很多，环境嘈杂。稍后，闻讯后千里迢迢从西北赶来迎灵的杨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也到了戴公祠，请他辨认，由于忠骸毁坏严重，他也无法肯定从花台中挖出的两具忠骸就是他的父亲和弟弟。军管会管理人员与杨拯民商量，建议把杨虎城将军等人的棺木另外移往一个地方暂厝，以便开棺作进一步辨认。

给杨虎城将军忠骸作最后科学鉴定的便是曾替杨将军镶过牙的蒋祝华医生。蒋医生如此回忆了当时的经过：“重庆解放后不几天，突然有军管会的同志带着一位穿便服，身材魁梧，操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杨拯民）到市民医院来找我，自称姓杨，要我和他一道去看一个病人。我于是跟随他出医院大门。他请我上了一辆轿车，车上我们彼此都未谈话。从他的表情来看，非常悲伤。轿车驶向沙坪坝，经杨公桥直抵我曾为杨虎城将军看过病的住所。下车后，他带我进入一间厅堂，里面设立了灵堂，我不知来此何故。忽然，他叫人将堂中棺木打开，让我辨认是否为这个死者作过牙的修复手术。我首先环视了这个死者的体貌仪容：胡子花白，面部五官尚能分辨，唇浮肿。在我眼帘便浮现出杨虎城将军的生前仪容。这不是杨虎城将军吗？接着我便慌忙用口镜翻开上唇，显示出我亲自为他作的两颗假牙。无论是从假牙的部位、数目、工艺形态，特别是我在作前牙活动桥时，前牙龈部不现基底来看，证实这正是我亲手所作的。两个单臂卡环仍牢牢地固定在两个上尖牙颈部，杨将军除这两颗假牙外，全口其它牙齿仍像我过去为他检查时的那样，都是完好无损的。我转过身来对这位姓杨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杨虎城将军，无论从全口牙的数目、形态、缺牙的位置和镶牙的工艺操作特征，以及卡环部位的设计，都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正是根据我对杨将军牙齿的特征，才从数百个死难烈士的尸体中辨认出杨将军的遗体，大约两三天后，我接到军管会的一份请柬，邀我到皇后餐厅赴宴，表示答谢我对杨将军遗体的科学鉴定。”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曹荻秋等首长亲临致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大会后，杨将军、宋绮云等的灵柩均覆以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公祭后，安葬于长安县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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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历史上，刘国誌无疑是一位彪炳千秋的铁血壮士。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想必都会对刘思扬这个形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出身豪门巨富，年轻英俊，风流儒雅，才华横溢。虽然身处人间魔窟之中，面对敌人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却毫不动摇，最终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艺术形象刘思扬，便是根据刘国誌烈士的事迹为主创作而成的。1948年4月，刘国誌与未婚妻曾紫霞双双在荣昌被押回重庆后，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个细皮嫩肉、文质彬彬，出生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骨子里不可能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理论，只不过是青年人图新鲜，赶时髦，误入了歧途。他认为制伏刘国誌不会有多大问题。因此，他会同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渝站站长颜齐，这三个西南的特务巨头，对刘国誌进行了审讯。

徐远举对刘国誌说：“你这万贯家财的公子少爷，家里有钱有势，有吃有穿，你也去跟着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党是闹不得的，是要坐班房，要杀头的。”

刘国誌冷冷地盯了徐远举一眼，没有吭声。

徐远举不满刘国誌那轻蔑的态度，按捺不住有点起火，哼了一声又说：“你的上级冉益智已经把你的情况全都讲了，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地抓到你，今天让你来，就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如果不老实，只怕你的皮肉细嫩，吃不消。”

听了徐远举的话，刘国誌冷笑着回答：“既然冉益智已经出卖了我，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徐远举恼怒了，他感到这少爷太不识抬举，喝令对刘国誌用刑。

在酷刑面前，刘国誌没有屈服。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弄得敌人无法审讯，只得将他带上脚镣，投入监狱。

刘国誌的家庭在四川有钱有势，他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向军统施加压力，要求放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等国民党要员打电话给徐远举，请求对刘国誌的案情个案处理。但是徐远举认为刘国誌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有现行的共党要犯，重庆的几次学生罢课示威，都是由他组织的。“如果放了刘国誌，今后出现共党案件，徐某人一概不负责任。”他甚至准备将刘国誌和许建业、李大荣等一齐杀害。由于刘航琛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何应钦也出面说话，刘国誌的生命才暂时得到了保全。于是刘家又变换策略，从香港请回他的五哥刘国琪（刘国琪是国民党经济部部长的女婿，在香港开公司作生意。刘国琪解放后仍住香港，每隔几年要回来一次。每次都要在刘国誌的墓前给我们讲述他当年两次营救弟弟的情况）。

刘国琪第一次从香港回来，带回了许多贵重物品，用以打点军统局的上上下下。他专门给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香烟盒，送给徐远举的妻子耿静雯一只劳力士名贵女士手表和其它礼物，希望徐远举能网开一面，对刘国誌个案处理。徐远举收受了刘国琪的贿赂，军统局的里里外外也帮刘国誌说话。徐远举终于同意放人，但他提出，要想从军统局的监狱出去，必须要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刘家认为这个条件一点不过分，反对刘国誌参加共产党活动一直是刘家的要求，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迫使刘国誌退出共产党组织也是刘家的心愿，现在要从监狱出来，退出共产党组织，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同意了徐远举的条件。

刘国誌从渣滓洞监狱被带到了重庆市中区老街32号“慈居”。

刘国誌一跨进徐远举的处长办公室便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办公室里看到自己的五哥……是的，他太想念自己的亲人了，被捕以来，他一直被当作重刑犯戴着脚镣单独关在牢房里，每日三餐吃的是沙多、糠多、稗子多的三多饭，每天只有早晚各十分钟的放风时间，现在突然看到自己的亲人，他太激动了，他真想冲上前抱住哥哥痛哭一场！

可是，他立即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意识到远在香港的哥哥突然出现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五哥，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刘国琪说：“七弟，你不知道，为了你的事，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这次是专门回来解决你的问题的。我与徐处长已经谈妥，只要你在退党声明上签个字，在报上公布一下，徐处长对你以前的过错就一概既往不咎。出去后，你愿意读书可以到美国去攻读博士研究生，不愿意读书就随我一同到香港我的公司里帮帮忙。反正你不要再去跟着共产党搞什么革命了，弄得一家人都为你担惊受怕的……”说完，刘国琪把弟弟拉到徐远举的办公桌前，“来，赶紧在上面签个字，签完字就可以跟我走了。”

刘国誌一看，退党声明上写着：吾加入中国共产党匪组织，现经政府教育帮助大彻大悟，即日起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匪组织，今后该组织一切活动与本人无关。具首人一栏，等待他签字。

徐远举也在一旁劝说：“你这样的家庭，还缺什么？怎么也去当共产党。现在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马上就可以随你五哥一道离开了。”

可没想到，刘国誌却毫不犹豫地说：“不行，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要我退出共产党，我活着也等于死了。”

徐远举拍案大怒：“放肆！你现在还这样执迷不悟，我可以马上下令枪毙你！”

刘国琪着急地嚷道：“七弟，你怎么这样不懂事？……赶快签了吧！徐处长刚才已经说了，签了字你马上就可以跟我出去啊！”

刘国誌缓缓转过脸，两眼含着泪水说道：“五哥，我谢谢你，可是，你并不理解你现在的七弟。无论如何，我是宁愿坐牢，宁愿枪毙，也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声明上签字的！”

由于刘国誌拒绝签字，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1949年9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已成定局。刘国誌的家人再一次为他的安危进行奔走努力。刘国琪又专程从香港赶回来了，这一次，他没有送徐远举任何礼物，而仅是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

他对徐远举说：“你们要多少美元，自己填，我们刘家只有一个要求，放人。”

徐远举把支票拿在手里，想了想，回答说：“我个人不会要你们刘家一分钱，现在国难当头，这笔钱可以视为你捐给组织，为国分忧。”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许多达官贵人纷纷由南京、上海撤到重庆，再由昆明、广州逃往台湾。当时兑美元、抢黄金乱成一团糟，这时候有人送上一大笔美元，对保密局来说是莫大的诱惑，毛人凤立即答应。但徐远举为人非常固执，他向刘国琪提出：“考虑到刘国誌情况特殊，不要求他公开退出匪党可以，但必须认错，写悔过书，悔过书可以不在报上发表。”

刘国琪上次回来已经深知以弟弟的倔强性格，根本不可能按照徐远举的要求写什么悔过书，便向徐提出：“我弟弟中毒太深，恐怕不会写什么东西的，这悔过书，干脆就让我代他写了吧。”

徐远举让了一步，说：“可以由你代写，不过，必须要刘国誌本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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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7日上午，刘国誌第二次被带进了“慈居”徐远举的办公室。

刘国誌一进门看见刘国琪，便立即问道：“五哥，我要的全家福带来了吗？”

刘国琪赶紧递上一张全家照片，刘国誌一看这张全家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不是在敌人面前，眼泪差一点就要夺眶而出。因为，照片上除了他想念的父母兄妹，还有他的未婚妻曾紫霞。他跟曾紫霞恋爱已经好几年，因革命工作的需要，一直未结婚。他和曾紫霞在荣昌被捕转送到重庆后，他关在白公馆，曾紫霞关在渣滓洞，便再也没能见面。一看到照片上的她，刘国誌心绪难平。他深情地看了看照片，然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

刘国琪赶紧说道：“七弟，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要再争了，你不知道外面已经乱成什么样子了，你再不出去，小命就真是保不住了！你看重你那个共产党员的牌牌，徐处长宽宏大量，已经答应你带着共产党员的牌牌出去，但是你得向政府认个错，你组织罢课捣乱的确是不对的嘛。”说着便递给刘国誌一张纸，说，“这个悔过书是我代你写的，你只在上面签个名字就算数，走走过场罢了，实际上与你无关。”

刘国誌看也不看，把悔过书往地上一扔，气愤地说：“五哥，你好糊涂！既然要签上我的名字，怎么能说与我无关呢？这一切，都是他们耍的把戏。”

徐远举平日唯我独尊惯了，怎容得刘国誌在他面前如此放肆，他的牛脾气也上来了，猛地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大喝道：“死不改悔，那就再也怨不得我了。来人，把犯人给我带下去！”

刘国琪这下吓坏了，赶紧对徐远举道：“徐处长，你不要冒火，让我再劝劝我这兄弟。”

刘国誌毅然说道：“五哥，我理解你同家里人对我的关心。可是，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在加入共产党时就宣誓自愿为我献身的事业牺牲自己，那不是说着玩的。你们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来了。”

“七弟！”刘国琪目瞪口呆！

第二次营救也失败了。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多钟，也就是刘国誌拒绝签字出狱后的第19天，敌人对他挥下了屠刀。

1998年秋天与2000年1月，厉华曾将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亲手掐死“小萝卜头”、在“11·27”大屠杀的当天又与杨进兴一同首先杀害黄显声与李英毅的杨钦典从河南堰城县老家请到纪念馆，请他回忆当年情况，以充实丰富资料。杨钦典等刽子手与罗广斌、毛晓初等19名白公馆脱险志士，当年都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到刘国誌在被特务架出牢房押赴刑场的途中，挣扎着大声吟诵他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诗歌：“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吟诵声犹如滚滚春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人生绝唱！

午夜过后，白公馆屠杀结束了，陆景清对看守们宣布：“明天你们进城到保防处向周主任（养浩）报到。”说完后，他便坐上三轮车进城向毛人凤复命去了。参加大屠杀的刽子手和杂工，各得了两块银元的赏钱，另各领得二钱黄金作资遣费。

此时，白公馆还剩下17名二处寄押在这里的囚犯和两名小孩，杨进兴根据雷天元的布置，派当天的值日看守杨钦典将所有囚犯移押到楼下右边二号牢房（郭德贤与小波、小可母子三人仍在楼上监舍中）。

事后据被俘的徐远举供称，这些人因各种原因和社会背景决定不杀，但并没有告诉他们。等大屠杀结束后，把他们集中在一间牢房里，不上锁，待看守们撤走后，让其自行逃生。

白公馆在押的50多名政治犯，管理权限分属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执行屠杀时，各自执行所管辖人员。下午4时许大屠杀最先由白公馆开始，当执行到第4批时，由雷天元带刽子手前来提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政治犯外出枪杀。到晚上10点多钟，杨进兴已执行完屠杀任务，而雷天元才提出两批共计8人杀掉，由李磊指挥的渣滓洞也只执行了3批26人，尚余200多人待执行。

李磊不断向雷天元告急，催他赶快率人去渣滓洞增援。于是雷天元将剩下的16名男政治犯集中在楼下2号牢房，将郭德贤母子三人关于楼上，请杨进兴帮忙代管，然后带着人匆匆驱车赶往渣滓洞。

杨进兴虽说杀人如麻，但也很狡猾，上峰要他杀的人已经全部杀掉，奖金和资遣费也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他还待在这里岂不是白白等共军来索命么？三十六计走为上！当雷天元前脚刚走，杨进兴马上命令当天的值班看守杨钦典留下照看剩下的19个人，其余的人员各自去屋里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大家把身上的手枪、子弹、手铐全解下来扔到地上，院坝上叮叮当当一片乱响。杨进兴叫杂工陈紫云和李大富拿去埋进地里，或者丢进大门前面的池塘。

看守们很快提着行李出屋，在院坝上七嘴八舌，有的说上歌乐山，看能否搭车到成都去，有的说进城去二处。

最后，杨进兴还是决定去歌乐山顶，想法搭汽车去成都。

看着众看守一窝蜂出了白公馆，杨钦典此时真有树倒猢狲散之感。杨钦典也不是个傻子，虽说他平时给了难友们一些帮助，但毕竟也欠下了共产党人的累累血债，此时见杨进兴带着人跑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等死，心里又气又恨。于是也收拾起衣物，一头钻出白公馆大门，给大门外面兵房内隶属交警队的警卫排的人打了个招呼，也慌不迭地朝歌乐山顶跑去。

到歌乐山顶上一看，成渝公路上全是逃亡的人群，只好随着人流向前移动，走不多远，竟碰到了大屠杀之前离开白公馆的李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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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辉

比较喜欢阅读此类史料。对解放前的共产党志士先烈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义，肃然起敬！对国民党特务杀人魔鬼无比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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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生，原是四川绵阳县一名袍哥，因抢劫军统货车，被抓后押送到白公馆关押。刑满后，就在白公馆伙房帮炊事员陈紫云打下手。此人长年浪迹江湖，懂点拳脚功夫，更操得人情练达，最讲桃园义气，在白公馆，他是个极特殊的角色，能上与所长陆景清、看守长杨进兴，下与杨钦典、安文芳一帮看守员，都亲亲热热称兄道弟，对政治犯则抱敬重、同情态度，常给予方便。

杨钦典、李育生二人在逃跑途中，杨不免对同伙们扔下他一窝蜂跑了之事骂声连连，同时也把白公馆里还关有19个犯人的情况说了出来。

李育生一听，不禁灵机一动，把杨钦典一把拉到路边商量：“你龟儿子好憨，手头有救命的宝贝，你还跟着国民党跑啥子？不如我两个回到白公馆，把那19个人放了，共产党来了，还能不给我们一些好处？”

杨钦典有些迟疑，说：“我出来时看见外面警卫连还没有撤，弄不好会把命出脱了。”

李育生说：“国民党垮定了，你已经拿了资遣费，还跟着跑到成都去干啥子？如今兵荒马乱的，胆大能漂洋过海，胆小就寸步难行。走，说干就干，哥我陪你回白公馆。”

杨钦典在李育生的鼓动下，想到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于是掉头回白公馆。

二人下得山来，看见警卫连正慌得像炸了营盘的马蜂窝，想撤，又没有命令，呆在这到处摆满了死人的荒坡上，又害怕解放军打来。

杨钦典和李育生刚走到白公馆大门口，迎面碰上白佑生（当天释放的叛徒）。李育生一把揪住白的衣领，喝道：“你龟儿滚远点，再待在这里，谨防老子捶死你！”

白佑生赶忙缩回到屋里去了。

再说白公馆剩下的16个人被锁在一间牢房里（郭德贤母子3人在楼上），既不杀，又不放，也没有人来管他们，大家正感到奇怪，忽地看见李育生和杨钦典走了进来。罗广斌眼疾嘴快，忙向杨招呼道：“杨钦典，把我们集中关在这间号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杨钦典答道：“看守长临走时交待，你们的案子都归二处管，雷科长现在带人到渣滓洞那边执行任务去了，过一阵忙完了他会回来处理。”

罗广斌叫了起来：“嗨嗨，你就不能给大家想想办法吗？”

杨钦典说：“我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能有啥子办法。”

罗广斌说：“你要想和徐远举他们一路坐飞机跑到台湾去，根本没你的份，搞了那么多年，你现在还不是个上士。我给你说，只要你想办法把我们的人救出去一个，把今晚搞的大屠杀公之于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解放军来了，我们都可以给你证明。你要相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杨钦典犹豫着说：“可我在重庆，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

李育生赶紧给他打气，说：“现在都啥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娃积点阴德，先把他们放了再说。”

难友李荫枫从风门口递出一个信封大声说：“生活上你尽管放心，这信壳上有我家的地址，你可以住到七星岗我家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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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钦典回来就是打算放人的，现在又得到了难友们的保证，于是他咬咬牙，掏出钥匙递给罗广斌，又和罗广斌约定，他和李育生先到楼上侦察，看大门外的警卫排是否撤离，如果已撤走，他就在楼上跺三下脚为号。

杨钦典和李育生上楼后四处看了看，见警卫排已经开始撤离，于是重重地跺了三下脚，对楼下发出三声信号，并打开了楼上郭德贤的牢门。

这时罗广斌也上楼来接郭德贤一家。大家集中在楼下二号牢房中，由罗广斌组织人员，按老中青搭配，分编小组，并指定周居正、李荫枫照料郭德贤母子三人。大家悄无声息地出了牢房，穿过院坝，走出白公馆大门。刚下了石阶，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激动，有的人竟然忘记了罗广斌的叮嘱，往山下的大路上直奔而去。

而此时警卫排的人正在撤离，看见门里涌出一群黑影，立即问道：“什么人？”

众人全都愣住了，罗广斌急中生智大声回道：“二处的。”

对面再问：“口令？”

他们哪儿知道敌人的口令，转身就往密密的树林中四散跑去。随即，敌人的枪声就响成一片。

郭德贤不顾一切地背着小可跑到了厨房后面的石梯那里，看见李荫枫已经跑在了前面。

李荫枫回头问她：“你伤了没有？”

郭德贤气喘得紧，回答不出，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腿软得迈不开步。这时好几只手电筒光和冲锋枪声跟着从后面追了过来，她和李荫枫只好又没命地向后山上逃。跑到半山实在是跑不动了，李荫枫说：“你跑不过他们的，就在那草笼笼里躲一下吧。”他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了郭德贤就跑了。郭只好躲在草丛里，幸好卫兵们向李荫枫他们追去了，没有发现她。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听见不远的地方小波叫了一声妈妈，她想答应女儿，又不敢开口。小波仅叫了一声就再没叫，她估计是周居正捂住了女儿的嘴。后来，她听见卫兵们骂骂咧咧地回到山下，爬上汽车，匆匆地疾驶而去。

她一点不敢出声，再后来，四下里都静了，渣滓洞方向的火光正烧得漫天通红。又过一会儿，郭德贤这才发现鞋子早已跑掉了，只好赤脚背着小可向歌乐山顶爬去。翻过了几座山，天亮时，看到前面有一户农家，便上前去求双鞋子，说是夜里遭了土匪，那农民也好，马上就给了郭德贤一双鞋。过了两天，郭德贤听说重庆解放了，马上赶到城里，住进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立刻去寻找女儿小波。

罗广斌已经在这里了，他告诉郭德贤，城市刚解放，非常混乱，为了安全，孩子可能被周居正暂时放在乡下了。其实，罗广斌也不知道小波的下落，那天夜里，他和周居正跑散了。罗广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他马上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上歌乐山上去找，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没办法，他只好将实情告诉了郭德贤。郭一听，顿时就昏了过去。   

而周居正说，当子弹扫来时，他一慌，一跤跌倒在山坡下，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去老远。四周漆黑一片，他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看到敌人打着枪追了过来，没办法，只好转身跑了。

郭小波哪儿去了？原来，小波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时，身边已经空无一人。她惊慌地叫了一声妈妈，看见电筒光追了上来，枪声也响得紧，再不敢叫了。她先是躲在梯田旁边的小水沟里，特务们回来了，汽车亮着雪亮的大灯从她旁边一掠而过。她害怕了，在漆黑的山林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去，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睡倒在地上。等小波醒来，天已经亮了，她发现自己睡在大路脚下。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旁边走过，她还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老百姓家的孩子，伸手把她拉了上来，并问她：“小孩，你去哪里？”小波只想离白公馆越远越好，就说：“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士兵把小波带上了大卡车。进了重庆城，到了精神堡垒（今市中区解放碑），士兵把小波抱下车，放在了马路边上。小波没地方可去，只好在路口游荡。

天色落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摆摊的妇女叫王素珍，见这小孩怪可怜的，便问她：“小孩，你家住在哪里？”小波说：“白公馆。”王素珍不晓得白公馆是啥地方，只猜想能住公馆的，肯定是有钱人。可是眼前这个小姑娘弄得这样狼狈，想必是战乱和父母跑散了吧。收摊时，王素珍见小波无处可去，索性把她领到家里，让她和自己家人一起吃了饭，还给她洗了澡，换了衣服，把她收养了起来。

而此时，党组织也一直在为寻找小波努力，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小女孩。不几天，一个市民提供线索：11月28日早上，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了一个穿着红毛线裤的小女孩。这说明小波还活着。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今犹健在）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登寻人启事。

说来也巧，一张登有寻人启事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边。她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请人把报上的启事读了一遍，知道了报上要找的小女孩正是在自己身边的孩子，当时就激动得喊了起来：“娃儿，你的妈妈找你来啦！”夫妇俩马上收了摊子，抱起小波，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郭德贤见到女儿激动得失了态，磕磕绊绊地冲下楼梯，大哭着将小波抱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