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周熙/图）
中国近十年的群体性事件中，2008年“6·28”瓮安事件不是最为激烈者，也不算是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却是处理最为公开透明的一个。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表现，现今回过头来看，也堪称优秀。
在那场震撼世人的大骚乱中，石在事件平息的第二天即出现在瓮安街头。与传统处理群体性事件“高压”和“封锁”方式不一样的是，他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曾三次向民众道歉，并罕见地给自己打出50分的低分作为自我评价。
他断然放开国内外媒体对此事的采访报道，称：我也希望记者现在到瓮安县城去采访，不要通过我们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户。
他直言：若瓮安事件发生反复，自己将向中央请辞。
这些举动，一举扭转了之前地方政府的定调：“有组织、有预谋”“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
当2009年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吸取教训，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本报当年的评论称，“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这种突破，在一向斗争神经紧绷，视此类事件为禁忌的地方治理上，事后证明也是管用的：
瓮安在短期内就实现了稳定。2009年底，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贵州省瓮安县的群众安全感达95.57%，而2007年，这一数据为59%。
瓮安，群体性事件之始
瓮安事件后，本报记者曾与石宗源面谈其当时所思所想。石坦言，一些处理举措，亦是根据形势主动做出。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光鼐等人的研究无不证明：
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具有暴力色彩的群体事件，就是地方的上层精英制造出来的当地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而不是民众和国家的矛盾。他们并不具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既不“求官”，也不“干政”，无非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合法利益。
但对更多的官员来说，主观上，并不愿将其视为传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由开始对这类事件的不承认，到后来有了“群体性事件”的公开称谓。一贯的处理办法，仍然是对外的高度封锁，对内不顾一切的强硬镇压，这其实已然是一个极为固定的处理模式。
连之后的伊春空难，地方官员仍不惜以自己“是个粗人”为由扣押记者。而“抢夺尸体”，更在石首事件后成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经验。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瓮安之后，中国正在面临着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冲击。
征地、拆迁、移民……
种种不公正最后指向的，都是日益显现的官民矛盾。
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对本报记者称，1990年代后，县乡政府与农民形成了直接面对面的社会结构，在全面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后，县乡政府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由此和民众发生冲突。
2005年6月11日的河北定州绳油村事件、2008年7月19日孟连事件，无一不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滥用强制性权力的恶果。
而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于建嵘说，民众的维权行动传递路径就会发生转向和反弹，直接指向最高执政者，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
研究表明，对社会最不满、挫折感最强的人，还有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往往却是青少年。在瓮安、陇南事件中，年轻人的暴力行为都非常突出。
而值得反思的是，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矛头所向始终针对的是当地政府及其部门。之前发生的万州、汉源、黄石事件，以及前年的瓮安、陇南事件，都是针对当地政府及其机关，民众打砸烧的仅是政府机关，而对周边的商场、店铺秋毫未犯。
在瓮安事件后，北京开始进行三千县级公安局长大轮训。维稳更是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的群体事件还在继续发生，并呈现新的特点：
城市以80后和90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一代雇佣工人，开始不只维护已有的权利，还要伸张新的权利。
在大城市，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发挥设置议题和放大信号的重要作用。既有上海大火这样自发的大规模民众鲜花活动，也有最近几年的上海市民“购物”、成都市民“戴口罩”、厦门市民“散步”以及保定工人“旅游”，穿T恤锻练。
这些无不预示着，群体表达已成为一种常态。
于建嵘说，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
他说，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2010年8月21日，年届65岁的石宗源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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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7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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