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净化器真能除霾吗？检测报告偷换概念昆明火车站的12分钟医生自由执业是解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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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真能除霾吗？检测报告偷换概念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4-03-02http://img.caijing.com.cn/www/images/magazine_content/ensmall.gif


对于室内PM2.5颗粒物的消除，空气净化器仅有辅助作用，实效与“99％去除率”相差甚远

　　2月21日12时，在启动黄色预警整24小时后，北京市启动2014年首个橙色预警。次日环保部通报，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出现严重雾霾，20个城市重度污染，波及面积约143万平方公里，吞噬15％的中国。

　　雾霾笼罩下，空气净化器成为“新宠”。《财经》记者走访大中电器、苏宁电器、物美等大型商超发现，商家主打“除霾牌”，声称“99％去除率”，各种型号空气净化器热卖，多个品牌从去年12月底持续断货至今。

　　仅以网络商城京东集团的统计看，2013年，空气净化器销售额已达10亿元，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20％，成为小家电第一大品类。京东小家电业务部总经理庄佳预测，2014年，京东空气净化器销售额将达到30亿元，至少是2013年的3倍。

　　但被遮蔽的事实是，对于室内PM2.5颗粒物的消除，空气净化器仅有辅助作用，实效与“99％去除率”相差甚远，且由于没有科学统一的检测方法，一些产品甚至没做过检测。

　　是否除霾

　　2013年3月，浙江省嘉兴市市民张允（化名）花费1600余元网购一台乐扣乐扣空气净化器ELA-230C。韩国乐扣乐扣有限公司在华企业于2013年涉足空气净化器，由一家浙江公司代工生产，共销售两款产品，“就为了消除PM2.5而生产”。上海乐扣乐扣贸易有限公司客服人员称。

　　一年之后，这台空气净化器被张允丢在房间角落里。“除尘效果不尽如人意，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智能亮灯提醒室内空气有几级污染，但这不是我们最关心的。”他说。

　　空气净化器在中国起步于2002年左右，最初定位是消除室内甲醛及挥发性有机物。从2010年起，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气持续严重，成为激活这一产业的契机。商家纷纷打出“消除PM2.5”“告别雾霾天”的广告。

　　一位知名检测机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有近千家厂商在售空气净化器，比如亚都、飞利浦、夏普、松下、安利逸新等众多品牌，价格从几百元至上万元不等。商家们均宣传PM2.5去除率高达99％，但真正除霾有效的屈指可数，根据其所在机构的检测，一点效果都没有的产品很多。

　　空气净化器的原理并不复杂。世界上第一台空气净化器是1823年诞生于消防事业。当时这种新型烟雾防护装置，可使消防队员在灭火时避免烟雾侵袭。后来，空气过滤器中被加入木炭以过滤空气中有害和有毒气体。“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投资研制出可过滤有害颗粒的HEPA过滤器。HEPA是像纸一样的、由叠片状硼硅微纤维制成的一种干型过滤器。

　　经过多年技术研发，空气净化器分为过滤式、吸附式、紫外线技术、负离子技术以及光催化式等。各种技术只针对特定种类的室内污染物有效。

　　国内以PM2.5为营销概念的空气净化器，基本采取的是过滤式技术，均配置有：过滤网、风机，外配机器外壳。工作原理比较简单：机器内的微风扇搅动室内空气，在风机的作用下，将空气中的颗粒物吸附在过滤网上，使空气中的颗粒物递减，达到清洁室内空气的目的。

　　而产品价格的差异，取决于过滤网配有几层，以及材质的优劣。初效过滤层可过滤毛发、针织物等大杂物；针对细微颗粒物的吸附，最关键的部件是——HEPA过滤层，它就像更细密的针织网，也是整台机器最贵的核心部件，成本从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最终决定了产品的价格高低。HEPA过滤层的面积越大、密度越细，吸附颗粒物的效果越好。

　　但这种过滤层必须及时更换，才能满足更好效果，因为它吸附颗粒物达到饱和后，将不再工作，也会带来二次污染。而更换时间根据使用环境、污染程度决定。

　　从技术原理上，空气净化器对于去除颗粒物具有一定效果，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只在特定的适用面积及时间内有效”。一位业内研发人员说。然而，目前还没有对一台产品在单位时间、适用面积净化效能的界定标准。这也导致产品标识混乱，比如，同一款乐扣乐扣空气净化器在不同的销售渠道，对净化适用面积有“40平方米”“20平方米以下”等多种表述。

　　一个空间若要彻底清除污染，理想做法是，经过测算在不同位置灵活轮换摆放，或多摆放几台。

　　每台空气净化器在单位时间内的有效循环次数也不同，也就是说在开启足够时间下才能有效吸附颗粒物。开启1小时、3小时、6小时还是一天甚至几天才有作用，每个产品各有差异。但开启时间越久，越加快磨损机器，过滤网越需及时更换。

　　上述检测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有些产品是在连续开启多日之后才有效果，不过，除霾率也与99％去除率有很大差距，“而花大价钱、高耗能、长时间开启解决的问题，还不如‘天好就多开窗、天不好要关窗’来的经济、直接”。

　　彻底治理室内颗粒物的方法是，首先切断持续的污染源，之后根据室内条件做各种精细测算，制定科学的技术方案。最主要是调节通风、气温和湿度条件，空气净化器仅是一种具有辅助作用的手段。

　　对室内污染治理而言，污染来源的影响因素有多方面。比如，北京近期持续一周的雾霾天气下，应首先关闭窗户，尽量少开门，将室内营造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其次调节室内气温和湿度条件，在冬天里通过加湿器、洒水等方式将相对湿度提高，不让室内起尘。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空气净化器才会更有效果。

　　否则，污染源将持续通过窗户进来，即便空气净化器一直开启也明显降低除尘效果。

　　检测偷换概念

　　售价近万元的逸新空气净化器，是安利集团推出的产品，宣称PM2.5去除率为99.9％。该产品的检测报告称：对于固态污染物（以香烟烟雾为净化对象）在18分钟内去除率高达99％，60分钟后高达99.9％。检测单位是清华大学建筑环境检测中心。

　　该中心检测室副主任苑蕊对《财经》记者表示，安利集团分别在2009年、2012年共两次送检产品，上述检测数据是在该中心的实验舱测试而得。然而，这些数值并不代表市场上在售的此类产品的具体实效，“如果企业忽略实验条件，拿检测报告变相宣传，我们干涉不了”。她说。

　　实验条件和生活环境差异很大。实验舱往往是30立方米容积的封闭式空间，这与生活中开放的空间环境不同。该中心的检验师王红广介绍，在实验测试时，以临时点燃的香烟作为模拟颗粒物的唯一来源，这是一次性投放的污染物，而现实中除了香烟烟雾，还有其他污染源，甚至有持续排放的污染物。因此，实验结果不可作为实际使用效果理解。

　　苑蕊进一步透露，国内所有的检测机构，目前都不会在送检产品的检测报告上具体提到PM2.5字样，因为现行的GB/T 18801- 2008《空气净化器》国家标准（下称净化器国标），在产品测试上，没有针对PM2.5的统一的检测方法，无法给出准确值。

　　依据净化器国标，对颗粒物去除效果，检测机构只能给出实验环境下的清洁空气量，即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清洁空气总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效能等级综合评价。“检测仅是功能性测试，即这款产品是否具有除尘性能，这与具体使用时的实际除尘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王广红说。

　　国家室内环境及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宋广生对《财经》记者表示，空气净化器不在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名单中，所以不需要进行功能性认证，只需通过安全质量认证即可。这意味着质检、工商部门不用介入，企业只要自费委托第三方得到检测报告后，便可上市宣传。

　　企业也可自主选择是否检测、送检哪个批次，或某几款样品。检测机构仅对送检样品得出的结果负责，不涵盖除此以外的任何一款产品。

　　而送检的样品中一旦添加某些有效催化剂等成分，检测结果就变得十分理想。“这种理想的检测结果将与实际严重不符，检测机构无从得知也不会过问。”上述检测机构负责人称，国内几家稍大的检测机构基本包揽了行业内大厂商的检测，“中小厂家更没有底气找我们检测”。

　　企业从第三方检测单位拿到“理想”的检测报告并不难。

　　上述检测机构负责人透露，一种方式是直接花钱买报告，“如果结果很难理想，就直接塞钱，不用检测直接出报告”；另一种是企业嫁接、拼凑使用报告，即多找几家检测机构，然后在多份报告上选取各指标的最高检测结果用于宣传，最终以受委托的最权威机构作为宣传的“幌子”。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分别在2013年5月、12月两次曝光了产业乱象，通过市场随机购买产品的方式送检至上海市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总站。检测结果显示，实际除霾率与广告标识有较大差异。这其中涉及亚都、飞利浦、大金、夏普、松下、莱克、德龙、康瑞等多个品牌的产品。

　　严规待立

　　虽然PM2.5的检测方法已经非常成熟，在大气监测中逐渐成为常规项目，但若其用于衡量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性能，不仅需要检测方法，还需要设计试验方案。

　　2013年12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标准委前期启动了净化器国标的修订工作，完善针对不同特征污染物的产品技术指标、细化实验方法，便于消费者理解，并增加了适用面积和清洁空气量的折算方法，同时完善产品的标注要求。

　　检测过多家空气净化器产品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师王志勇指出，净化器国标有很多漏洞。比如，产品适用面积、使用效率和有效寿命等一些重要指标，缺乏详细的规范。

　　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曾计划抽检空气净化器，由于没有可靠的测试依据，最终无法执行。

　　对此，国家空调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室内空气品质检测室主任邓高峰分析，因为存在着测试起始浓度确定、仪器仪表的选择、采样和分析方法不适用等技术问题，直接造成监管部门无处下手。

　　据《财经》记者了解，由国家标准委牵头的修订工作已形成草案稿。一位参与修标的专家透露，草案稿加入了产品净化PM2.5的测定标准，最快在今年10月公开发布。但新国标的一大缺憾是可能仍是推荐性标准，即企业自主选择是否遵守。

　　此次，修标过程中，召集了国内的龙头企业代表参与，且须获得一定数量的厂家支持。“制定一个强制标准不难，但如果很少企业能达标，那相当于国标修订的没用了。”这名参与修标的专家称。

　　空气净化器在美国的普及率达到27％，欧洲42％，韩国70％，日本17％，中国不到0.2％。

　　国外空气净化器是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技术，并且主要用于除味、消除细菌以及挥发性有机物等，且产品要进行细分，并标明重点消除的污染物，比如主要用于甲醛、微生物及病菌的，会叫做空气消毒机。

　　从发达国家的空气净化器标准来看，强制性实施较为通行，其具有威慑效果，如不符标准以及虚假宣传销售的，企业将被处以高额的罚金。

【作者：《财经》记者 高胜科 陈晓舒 】


代表委员批地方政府热衷卖地:土地财政类似毒瘾本文来源于经济参考报　2014年03月03日 09:08

“通过土地赚钱容易，这就让地方政府把精力过度放在经营土地上，而忽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征地卖地推动城市建设，容易导致土地资源的粗放使用，同时容易引导高科技等实体经济产业转向追逐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扭曲产业结构升级。

　　记者 王敏 刘敏 于文静 北京报道

　　前两月北京土地出让金总额突破623亿元，达到去年全年土地出让金的1/3，预计一季度土地出让金很可能接近千亿元……一线城市土地市场的火爆，不断引发人们对2014年房价走势的担忧。回应民生关切，前来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纷纷问“症”土地财政。

　　政府热衷卖地抬高房价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13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同比增长5.8%，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持续上涨。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总金额达4.1万亿元。

　　“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尤其一线城市地价有刚性市场需求，成本收益还会上升。”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长廖永林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院副院长窦晓玉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土地财政的形成和积累，房价地价的不断攀升走高，和地方政府的“纵容”有着莫大的关系。

　　“政府热衷卖地，抬高了房价；房价高涨，政府又有更多的税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柳树林说。

　　“土地财政同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紧密相连。”廖永林指出，应该客观地看待土地财政，它不但是地方政府眼中的“金矿”，也是“提款机”。这部分收益要支撑保障房建设、水利建设、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还要用于水、电、气、暖、公共交通、城市环境绿化等大量民生支出。

　　代表委员指出，不少地方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说明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深化，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导致很多地方只能依靠卖地推动地方发展。

　　危险的“钱袋子”

　　地价不断攀升引发一系列问题。

　　柳树林指出，土地财政极易刺激地方政府“快卖地、多卖地、卖好地”的利益冲动，本届政府虽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土地收益，而下届政府面临着土地收益锐减甚至无土地收益的危险。

　　“通过土地赚钱容易，这就让地方政府把精力过度放在经营土地上，而忽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窦晓玉指出，靠征地卖地推动城市建设，容易导致土地资源的粗放使用，同时容易引导高科技等实体经济产业转向追逐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扭曲产业结构升级。

　　“地方政府热衷卖地生财，必然导致房价不断攀升，出现‘越调越涨’的怪圈。”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老百姓把收入集中投在房地产，会造成居民的消费结构畸形，对其他行业带来负面影响。“一业兴旺百业衰，我国长期以来居民的支付能力严重透支，调整经济结构、拉动内需举步艰难。”

　　此外，房价高企，城镇化中农民工进城的成本加大；地方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进一步扩大；卖地冲动甚至触及耕地红线……代表委员普遍认为，依靠土地财政是一种类似“毒瘾”的依赖症，必须下大力气戒除。

　　为土地财政“支招”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但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未来几年房地产业仍将是地方政府比较依赖的收入来源。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代表委员纷纷提出各自的建议。

　　廖永林指出，要区别对待土地财政，根据地方所处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特点，让土地财政发挥不同的作用。“现阶段要对土地集约使用，对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要有顶层设计，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

　　柳树林建议将现行的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征收，改为由房屋产权人分年度向政府缴纳。“这样可以将房屋的成本摊薄，减轻居民购房的压力，有利于拉动居民购房消费。从长远看，政府的收益细水长流，可以更好地规划建设城市”。

　　蔡继明指出，政府既要集约使用土地，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又要财政支出公开透明，削减不合理开支，建设节约型政府。

昆明火车站的12分钟：最先到场警察大多没有佩枪
本文来源于京华时报　2014年03月03日 03:30

张立元跑向歹徒，向他们喊话：“喂，你们几个来砍我！”突然，不知从哪儿又窜出来一名歹徒，5人一齐向张立元砍去。 张立元挥舞了下防暴叉，向人少的公交车站场跑去。“他是想引歹徒去人少的地方。”

    毫无征兆，昆明火车站遭遇一场血洗。

    3月1日晚，10余暴徒手持长刀，从站前广场到临时候车室、临时售票区、第一售票大厅，一路杀戮而来，惊慌失措的旅客纷纷被砍倒下。当公安民警到场处置时，暴徒仍持刀顽抗。警方在鸣枪示警无效后，果断击毙其中4人，击伤1人并抓获。

    短短12分钟的杀戮，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这是一起有组织的、严重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其余暴徒仍在抓捕当中。

    铜牛雕像下暴徒乍现

    3月1日，星期六，晚9点，昆明火车站。即将踏上旅途的人们，有的和同伴走在广场上，有的坐在临时候车室，有的在第一售票大厅排队购票，有的则在临时售票厅取票，有的在二楼候车大厅候车。

    20岁的女孩陈自宏和男友坐在临时候车室里，打算去丽江上学。

    9点20分左右，陈自宏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离他们不远处，候车室的中间位置，一名穿黄色衣服的男子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和边上的人争执起来。很快，两个人打了起来。“看到他们打得很激烈。我们都很害怕，很多旅客都四处慌跑。我们就赶紧往售票厅里面跑。”陈自宏说。

    和陈自宏一样，很多人涌向一号售票大厅。

    旅客王定庚注意到，广场上有两个全身穿黑色衣服、蒙着脸的人，一步步迈向第一售票大厅。

    黑衣人身上藏着长刀。然而，手无寸铁的旅客们，起初并未意识到危险迫近。

    据央视报道，当晚，10多名持刀暴徒，从昆明火车站广场上的铜牛雕像处开始砍人。随后，暴徒进入第一售票大厅继续行凶，之后进入临时售票区杀戮。

    有人在事后回忆起暴徒的特征。其中一名女子，30岁左右，身高1米65到1米70，一身黑衣，头上有黑色丝巾。一名男子3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身穿灰色衣服，中长头发，微胖。

    从1号窗口砍到14号

    尖叫声打破了火车站的平静。

    在站前广场上，哈尔滨人王宇和父母在一起，一家人准备坐火车回故乡。突然间，王宇发现远处出现一群人，“手里拿着五六十厘米长的砍刀，见人就砍。”

    看到歹徒直奔而来，王宇和父母立即向火车站旁的招待所跑去，但王宇的母亲被一张椅子绊倒。“我没拽起我妈，我父亲赶紧去拉母亲，那凶手就一刀扎到我妈喉咙上……”王宇哽咽着说。

    歹徒没有拔刀，而是换上另一把刀，追着人群，继续疯狂砍杀。

    来不及多想，王宇跑向招待所。

    匆匆跑出临时候车室的陈自宏，和男友拖着箱子，冲进了第一售票大厅。在他们身后，传来一片惨烈的呼救声。王定庚看见，两个黑衣人一路砍人，很快进入第一售票大厅。

    正在第一售票大厅7号窗口买票的旅客杨女士看到，两个黑衣人径直走到1号售票口，其中一人手持一把砍刀，另一人持两把砍刀，刀长约一米。两人一路从1号窗口砍向14号售票口。

    26岁的陈玉德正在买去丽江的票。听见有人尖叫，他循声回头看去，头上便被砍了两刀。他下意识地往前跑，腰部又被砍了一刀。他摸了一把，满手是血。

    大厅陷入混乱，惨叫声此起彼伏，人群随即往大厅外面涌。

    王定庚挤在人群中跑了出去。他看到，广场上一个中年男人趴在地上，背后插着一把刀，“只看到刀柄，太恐怖了”。

    第一售票大厅门口的临时售票区，贵州人左如兴带着儿子，与朋友潘华兵父女站在这里。左如兴说，七八个黑衣蒙面人突然出现，他们抽出长刀，朝周围人狂砍。其中一人挥刀划向潘华兵6岁的女儿，潘华兵快步上前，把女儿拉到身后，自己咽喉挨了一刀，血涌如注。

    左如兴拉起儿子和潘华兵的女儿，飞奔逃走。奔跑中，左如兴看到身边一男子，被暴徒一刀从背后捅入，刀拔出后，人扑倒在地。

    餐馆商店庇护逃命者

    火车站陷入混乱后，警笛声大作。警车从各个方向赶来。惊慌失措的人们，本能地四散而逃，躲避黑衣人和长刀。

    火车站西北角的中国邮局是一个较大的避难点。不少旅客陆续拎着行李，从火车站跑到这里，50岁的保安冯师傅和另外4名保安在这里值班。

    冯师傅打开邮局大院的门，40多个旅客跑到里面避难。之后，他关闭大门，和同事手持铁棍站在门口。陆续有旅客跑过来，冯师傅会开门接应，很快，院子里聚集了近百旅客。

    附近的商店和餐馆也成为临时避难场所。王定庚跑进了一家商店，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商店老板把门上了锁。过了一会儿，听到外面有人喊“安全了”，挤在店里的人走出来，准备返回站前广场。但不久，广场上又有人喊“还有危险”，大伙儿又跑了回来。

    一些受伤的群众逃进附近的铁路宾馆自救。宾馆门口，随处他们留下的斑斑血迹。

    一位旅客拖着行李箱跑进广场旁一家重庆餐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食客也停下了筷子，站起来往墙角躲。老板娘陈芳高喊着，提醒就餐的顾客照看好自己的财物。门外，提着行李的旅客、没穿鞋子的旅客四散逃命。陈芳招呼着跑到门前的旅客进屋。很快，80多平米的饭店便挤满了人，很多没地方站的旅客直接站在了桌子上，灶台上。“实在是太多了，但是饭店已经容纳不下。”陈芳说，她忍痛让伙计把卷帘门拉了下来。

    饭店里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悲戚的气息。许多小孩子和妇女在哭泣，男人们也迷茫而无助。

    陈芳说，当时饭店里塞进了两百多人。大概到了22时左右，她才将卷帘门打开，发现外面全是警察后，让旅客自行离去。

    记者采访时，许多人对陈芳的行为鼓掌致敬。陈芳说：“这些暴徒太残忍了，冲老百姓下手。我也是能力有限，能救一个是一个，相信换一个人也会这样做！”

    副所长带人冲向歹徒

    有目击者说，最先到场的警察大多没有佩枪，只有警棍。在铁路宾馆内，两名警察被持刀的暴徒当场砍伤。

    在广场上，佩枪的民警果断开枪。在场的旅客胆子大了起来，有人高叫“警方开始击毙暴徒”。

    惨剧发生前，宏盛招待所的陈宇贵正在出站口拉客。因为影响了秩序，他和几个同伴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带进治安亭。

    进去没多久，广场发生骚乱。见状，正在给陈宇贵登记的派出所副所长张立元，给治安亭里的每个人发了一根木棍，自己抄起一根防暴叉，带领大家一起跑了出去。

    陈宇贵出去一看，“蒙了”。两男两女在站前广场的临时售票区见人就砍，地上已经躺着十多个人。

    张立元跑向歹徒，向他们喊话：“喂，你们几个来砍我！”突然，不知从哪儿又窜出来一名歹徒，5人一齐向张立元砍去。

    张立元挥舞了下防暴叉，向人少的公交车站场跑去。“他是想引歹徒去人少的地方。谁知歹徒跑到一半停了下来，拐回去向火车站第一售票厅砍杀。”陈宇贵说。

    几名保安与歹徒展开对峙。保安老刘截住一名歹徒，却被刀刺中前胸，倒在血泊中。另一边，保安小丁一棍打在一名歹徒身上，瞬间被5名歹徒围住，乱刀砍死。

    陈宇贵提着棍棒和张立元以及头上已经有约10厘米长刀口的火车站派出所执勤三中队队长谢林一起赶过去欲解救小丁。搏斗中，张立元被歹徒一刀砍断左手手指。谢林和陈宇贵等人将张立元救下。

    特警开枪击毙4凶徒

    5名歹徒继续向北京路与永平路方向砍杀，张立元、谢林等人带伤在后面紧追。在三叶饭店门口，大家将歹徒围在路口。

    警察朝天鸣枪示警，5人仍然胡乱挥舞着手中的刀不断挑衅。随后赶来的特警开枪，4名歹徒倒地。一名蒙着头巾的女性歹徒仍然不放下凶器，被警方击中肩胛处，倒在地上。

    陈宇贵脱下自己的白衬衣，紧紧按在谢林的头部。“没多久，衣服就被血渗透了。”陈宇贵哽咽道，“我和大家抬了四五十名伤员到刚开来的一辆公交车上，车厢地板上全是血，空气中都是血腥味，好多人在哭。”

    塞满伤员的公交车急速向最近的铁路医院驶去。到达后发现，铁路医院已人满为患，一车人被送往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从最初的骚乱到随后的疯狂砍杀，前后大约12分钟。据官方消息，警方在鸣枪示警无效后，果断击毙其中4人，击伤1人并将其当场抓获。

    当晚，143名伤者被安置在昆明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等10多家医院。

    截至昨晨5点，此次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已经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两名车站殉职的保安，伤者中有7名公安民警。其中，警察王海港和谢林身负重伤，仍在抢救。

    昨天早上，昆明火车站现场仍血迹斑斑，清洁工正在清扫地面。据了解，临时候车室和临时售票区是最严重的两个杀戮地点，从凌晨两点开始，清扫5个小时，血迹仍未扫净。而在临时候车室，遇害的旅客多达11人。

    中午，火车站恢复售票，售票大厅人来人往，买票者井然有序。地面已经清洁干净，看不出有杀戮的迹象。

    临时候车室则仍被特警看守，一道道警戒线提醒人们，这里遭遇过暴徒的血洗。

    □逝者

    急着回家的他再也见不到妻儿了

    3月1日晚9点，33岁的曲靖火车站搬卸工王天斌被亲戚送到了昆明火车站。出门几天，他不放心妻子和3个孩子，急着回家。次日凌晨，亲属们在太平间找到了他的遗体。

    “他就在昆明的妻弟家住了两天，本打算坐火车回曲靖，人就没了。”王天斌的堂弟说，当晚王天斌执意要回家，因为外出几天不放心家里。9点多，开出租车的妻弟把他送到了火车站。半小时后，妻弟得知火车站出事了，立即赶到火车站，现场一片狼藉，被警戒线封锁。“大家不敢往坏处想，希望他已经坐上了火车，离开了昆明，期待两小时后他能平安到家。”王天斌的堂弟说，可过了12点，妻子也没盼到丈夫归来。

    亲戚朋友们全乱了，连夜开车赶到了昆明，一家一家医院找，最后在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找到了他的尸体。

    “家里很不容易，全靠他一个人。”妻子聂柳英红着眼睛说，王天斌在曲靖火车站当搬卸工，靠卖苦力挣钱，每个月六七千的工资养活全家5口。聂柳英没工作，没文化。三个孩子中，两个儿子分别上一年级和四年级，一个女儿上三年级。

    “他没什么爱好，就是爱上网。”聂柳英抽泣着，追忆说，因为家里没电脑，以前王天斌隔三差五去网吧上网，现在孩子们都上学了，他压力也大了，为了多陪孩子学习，他放弃了仅有的一点小爱好。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孟凡泽综合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报道

(来源：京华时报)

劫后一天的昆明火车站2014年03月03日 07:55 来源于 财新网

迎面碰到一位背双肩包的青年，边走边哭泣，我们以为是伤亡者的亲友，询问后得到的回答是，刚刚从火车站广场那边路过，伤感而泣
http://image1.caixin.com/2014-03-03/1393804141459763_480_320.jpg3月2日，“3.01”昆明火车站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火车站秩序逐渐恢复，多警种联合巡逻防控加强。




　　【财新网】（记者 秦旭东）3月2日9点左右，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口，多了穿防刺服的警察。工作人员说，前一天晚上就有了。
　　开往市区的大巴车上，工作人员还在介绍，美丽的春城昆明，是旅游热地。车上的乘客大多沉默，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这里昨天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暴徒恐怖袭击，已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伤。
　　机场大巴2号线的终点站就在离火车站不远处。我和几位同伴下车往火车站方向走去，迎面碰到一位背双肩包的青年，边走边哭泣，我们以为是伤亡者的亲友，询问后得到的回答是，刚刚从火车站广场那边路过，伤感而泣。
　　站前广场周边，几个建设工地有围墙围着，墙上依次画着少数民族人物风情画。云南有25种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广场周边停着很多警车，很多警察警戒，包括一些持枪的特警。
　　车站正对面的铜牛雕像前，摆放着两个花圈。花圈前面，围着很多人，大家自发地点起蜡烛，围成心形以及“安息”、“3.01”等字样，祭奠死难者。有人表达着对暴徒的愤怒和仇恨，一位青年则提醒注意区别少数暴徒与特定地域的人，说话时脸上满是忧伤。
　　惨剧主要发生在站前广场、售票大厅以及站前的临时候车大厅。一天过后，临时候车大厅还拉着警戒线，有持枪的特警，也有值班的民警。大厅的一个角落，很多昨天晚上丢散的行李包裹等，被收整好放在一起，包上还贴子字条，可能是标着他们主人的名字。
　　聚集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向过往者谈及昨晚的惨状。一位家住附近的阿姨说，昨晚9点半左右，她们在家里听到枪响，后来听说暴徒已经被击毙，就跑出来看，看到广场上人群惊慌失散，从站前广场一直到售票厅，一路上有人受伤到地，鲜血直流，有的人已经一动不动，看到能动弹的就赶紧帮扶者逃跑。
　　这位阿姨说，昆明是个清静的城市，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场景，当时吓得腿都软了。
　　一位男士是来云南度假，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昆明锦江大酒店，3月1日晚9点半左右听到枪声，至少十几发，有连发的。开始还以为是有人放鞭炮，后来得知是发生暴乱，赶紧熄了房里的灯。事态稍平静些后出来看，在距离车站一两百米的永平路和北京路交叉口处看到被警察击毙的暴徒，穿着黑衣躺在地上。
　　火车站不远处的一家经济型酒店，前一天晚上店里都住满了，但第二天基本都走光了，3月2日晚入住的客人极少。工作人员安慰入住的客人说，酒店门口就是北京路派出所，不用害怕。
　　而据新华社引述昆明铁路局昆明站相关负责人的话介绍说，到2日下午，目前整个车站除站前东广场临时候车区仍有警戒线外，其余客运场所、设施、岗位已正常运转。昆明铁路局要求局属各单位进一步加强沿线治安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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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恐机制镜鉴2014年03月03日 09:19 来源于 财新网

关于恐怖主义，我们应该了解什么？又能如何借鉴美国反恐经验


　　【财新网】（特派华盛顿记者 唐家婕）3月1日晚间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的行凶事件，已被官方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媒体上，恐怖主义一词被广泛地使用，但是，何谓恐怖主义?

　　何谓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一词翻译自英文的Terrorism，源于1793年至1794年法国大革命末期的恐怖政治时期(terrorisme)。广义来说，施暴者对非武装人员(平民)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将之置于恐怖的情境中，以达到某种政治、宗教、种族、意识型态目的，被称为恐怖主义。
　　不过，因为恐怖主义定义者通常夹杂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及意识型态，因此这个词仍未通过联合国第六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也就是尚未有国际法律上的共同的定义。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包含：涉及暴力及危险行为违反联邦或州法律、企图以恐吓、威胁平民或大规模伤事件影响政府政策。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则是“使用非法暴力或威胁以灌输恐怖，企图强迫或恐吓政府或社会，达成政治、宗教、意识型态目的”。
　　在欧洲，1974年的英国防止恐怖主义法的定义更为简单，“为了政治目的使用暴力，包括任何为了使公众或其他陷入恐怖而使用的暴力。”2011年欧盟委员会则定义为“个人或组织故意针对一个或多个国家，进行威胁、严重破坏、甚至摧毁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及建筑物的行为。”这又显然是针对“9·11”攻击事件后的调整。
　　虽然各方定义能找到基本的交集，但是否必须是政治目的？动机又是否必须是意识型态或政治原因？造成的结果是否必须包含对财产的危害、或单指威胁到人身安全等，仍无定见。
　　用美国学者霍夫曼（Bruce Hoffman）的话说，“至少，每个人都同意恐怖主义是个贬义词，一般适用于自己的敌人与对手，或是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或宁愿忽略的人。”
　　Brian Jenkins在他的书《何谓恐怖主义》中则写道，定义取决于观点，也直接意味着一个人的道德判断，“如果一方能够成功地将对手标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就已经间接地说服他人接受其道德观点。”“一个人的恐怖主义者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就反映出这种困境。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共同谴责暴力、滥伤无辜，但对于恐怖主义一词仍要谨慎使用及看待。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2013年4月发生在波士顿的爆炸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时间用“悲剧”来表述，使他受到一些政治正确的批评。一天后，他改口称其为“恐怖主义行为”，主要是确定了该爆炸案符合了美国政府定义的几项恐怖主义事实：非法暴力、侵犯人民胁迫政府。
　　反恐机构建置
　　“9·11”事件是全球对抗恐怖主义的重要转折，特别在美国。2001年这场造成近3000人死亡的恐怖攻击事件，让美国意识到恐怖主义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而把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为防范和制止恐怖袭击的再次发生，美国政府的因应包含完善立法、增加预算、到对政府部门进行结构性重组、情报机构重新布局、调整外交关系、建立国际反恐合作等。
　　2001年10月，美国国会快速通过了以断绝恐怖主义为目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主要增强了在移民规定的管控，延伸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及扩大情报单位的权限。这项法案使警方有权以抵抗恐怖主义为名监控私人通讯记录，这也为2013年爆发的斯诺登事件埋下种因。
　　2002年通过的《国土安全法》促成国土安全部成立，宗旨是“美国政府没有比确保人民安全与维护民主生活方式的更高目标。”其主要任务是整合国家所有力量防止恐怖活动在美国境内发生、减少美国在应对恐怖主义的弱点、以及加强攻击发生后的应变、复原能力。
　　国土安全部成立十多年来组织架构因时调整。一开始的五大部门分别是边境运输安全部门（Border and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BTS），负责边境安全、移民海关行政管理；紧急事件整备应变部门（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EPR）； 科学技术部门（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下设各类国家安全实验室； 情报分析和基础建设防范部门（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IAIP）；及负责财务预算及人事的管理部门（Management）。
　　2007年，国土安全部因应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救灾检讨而进行调整。核心任务除了提升天然灾害、传染病应变能力，还有加强网络安全维护、及小型恐怖主义（如小规模爆炸案）的应对。
　　在情报单位改革方面，“9·11”事件导致美国情报系统遭到严厉的批评。三大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家安全局（NSA）情报难以交流、协调机制不完全等问题，促成了美国国家反恐中心（NCTC）在2004年8月由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成立。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占据情报搜集工作的至高点，负责统合来自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务院情报司、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全美国16个情报单位的信息，还职掌向总统简报、及参与战略行动策划的工作。
　　十多年的反恐工作发展仍有需多缺憾，2010年公布的《国土安全战略检讨报告》，在部会职能划分、任务优先级、新时代反恐上都出现检讨声浪，但反恐经验仍值得借鉴。■








过招高通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4年03月02日 22:32

当高通的价格空间与国产厂商的利润诉求，甚至与中国通信业的战略发展利益相竞合，这场博弈折射的价值已经远超可能的反垄断罚金本身

http://tx3.cdn.caijing.com.cn/2014-03-02/113971543.jpg

　　一方是国家发改委，一方是全球移动芯片行业的绝对老大。2014年2月19日，在价格监管与反垄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证实：发改委对高通公司开展价格垄断调查的消息属实，调查仍在进行中。

　　许昆林透露，对于高通公司的反垄断举报来自于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举报反映的主要是美国高通公司涉嫌滥用其在无线通讯标准必要专利市场和手机芯片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主要包括不公平的高价、歧视性定价、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

　　这是国家发改委在介入调查后的首次公开表态。这一天距高通遭遇反垄断调查已有三个月。

　　相较反垄断案的诉讼审理，反垄断行政执法的标准难以把握，一般最后也不公开执法决定的法律说理。高通案本身涉及大量知识产权中标准专利的问题，更使得反垄断法的应用异常复杂。不过，对执法机关来说，在2013年11月19日启动调查前，已经有了可资借鉴的司法经验。

　　此前2013年10月末，华为公司与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DC）的诉讼在广东终审审结。这场司法裁判同样涉及标准专利人的价格垄断问题，它对于高通案中确立相关市场的范围、判断高通是否具有并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等，提供了参考。

　　这次利益博弈的大背景，是各方对于4G市场正在进行的角力争夺。时逢中国电信产业从3G时代迈入4G时代，新一轮洗牌已然开局。在这个关键时刻，这场执法调查涉及哪些方面、沿用什么判断标准、进展如何，又将带来怎样的“蝴蝶效应”？

　　“突袭”前后

　　2013年11月19日下午16时许，在微博上由一家电商公司发起的在线访谈中，美国高通公司业务拓展全球副总裁沈劲被问到，针对4G终端市场，高通目前已和多少家终端商有相关产品计划？

　　“在中国移动的LTE测试采购中，使用高通芯片组的终端数量名列前茅；相信大家即将看到的最早一批上市的4G终端中，绝大多数将采用高通芯片组。”他回答说。

　　这个答案，除了折射出高通目前的实力和市场份额，也无意间成为它此番遭遇反垄断调查的最佳注脚——在这次网络访谈前后，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所辖执法调查处的工作人员，同时突击造访了高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办公室。

　　据一位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称，在这次“突袭”中，调查人员带走了公司在价格、市场方面的电子资料，并向高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问题主要覆盖两方面：首先是高通芯片的价格，其次是高通在其他国家受到的反垄断调查。

　　对前者，高通需要向发改委说明，所有涉及中国市场的芯片和技术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成本包括哪些，同时，它们在过去几年中的价格是如何变化的，变化的依据是什么；对后者，发改委意图了解在日本、韩国、欧洲，高通涉及的反垄断调查都被问了哪些问题，涉及哪些方面。

　　在这一过程中，高通并不清晰发改委的主要调查方向。但从提问的内容来看，调查方向很可能是围绕《反垄断法》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展开。

　　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事件双方都没有对外表态，但外界可以通过对高通产品特点、销售模式以及市场格局的分析，从中一窥端倪。

　　目前，在全球移动通信芯片设计领域的企业中，高通处在金字塔尖。在3G时代，由于高通引领制定了庞大的3G技术标准，在CDMA通信领域取得大量基础专利，所以全球绝大部分芯片生产商和终端生产商只要生产3G设备，就绕不开要向高通缴纳的专利“保护费”；另一方面，在研发和整合上，其实力也远超竞争者，能够提供适合全世界所有3G和4G制式的芯片方案。

　　自2007年起，高通已经连续六年蝉联全球芯片市场老大的位置。其客户包括从苹果、三星、HTC等国际品牌，到天语、中兴、联想、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移动芯片领域，几乎没有公司能与之竞争。在中国的3G手机市场中，高通占比约40％。

　　这种领跑优势，伴随4G时代到来将更为扩大。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移动在2013年二季度采购TDD终端的芯片时，高通的芯片占到60％以上。

　　“4G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实际上需要和2G、3G甚至还有其他无线技术融合在一起，所以进入4G时代后，高通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了。”通信观察者、《通信世界周刊》总编辑杨海峰解释。

　　根据国产手机商对外披露的消息，在目前占据绝对优势的“五模十频”（可以同时支持五种通信模式和十个相应频段的终端设备）方案中，高通计划向每款使用该方案的手机征收5％的专利授权费。加上芯片方案成本和其他费用，这样高通会在未来每部使用该方案的4G手机上拿走20％以上的销售价格——一个对比是，大多中国手机厂商的净利润仅为总售价的5％，这种成本令人难以负担。

　　相比华为与IDC的知产纠纷诉讼从美国打到中国，高通这次的对手潜伏在暗处。

　　“举报方应该是下游，即手机生产商。因为如果通过诉讼，第一，对方的胜诉率可能很小；第二，公开的话会破坏双方的产品合作关系。”一位业内人士揣测。

　　由于企业的定价行为非常复杂，如果针对高通的定价问题进行诉讼，举证上会出现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在国内目前的智能手机市场中，高通的芯片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小商家无法抵抗高通的断货风险。在这种情境下，转而向发改委举报是个理性且有利的选择。

　　法律落脚点

　　如果将发改委披露的举报内容与《反垄断法》两相对照，高通案涉及的法律条文和法律关系并不复杂。

　　对高通，发改委需要经过“确定相关市场—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具有滥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一分析过程，来确定其是否符合《反垄断法》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问题。

　　在这样的法律模块分析中，技术难点往往在界定“相关市场”和确定存在“滥用”上。

　　高通遭遇反垄断调查之前，2013年10月，华为诉美国IDC案已有结果。在深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广东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定IDC公司构成垄断，赔偿华为公司2000万元。

　　由于两案涉及类似的通信产品、标准必要专利技术以及标准必要专利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方面，深圳市中级法院及广东省高级法院在华为诉IDC案中的审判标准，可以作为发改委的重要参考。

　　这种司法裁判的标准，对于外界预判行政执法有非常大的价值。作为发改委此番调查“智囊团”之一的一位北京律师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调查处于敏感期，发改委调查高通的思路和进展不便多谈，但“可以看看华为与IDC的案子和思路”。

　　在华为诉IDC案之后，深圳市中级法院曾作出评议总结。《财经》记者获得的内容显示，评议对“相关市场”分析如下：《反垄断法》对“相关市场”的界定，主要取决于商品或服务市场的可替代程度。当专利与技术标准结合以后，经营者欲实施标准，必然要实施某专利技术或某专利技术的某项权利要求，因而标准的制定就可能导致产品制造商必须使用某一专利技术，使专利技术规避不再可能。

　　评议认为，从专利权人的角度看，当被纳入标准后，专利技术是产品的制造商唯一且必须要使用的技术，于是专利权人成为该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唯一供给方。结合2G、3G和4G标准是技术升级关系，2G、3G和4G标准下的每一必要专利都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因而在标准技术条件下，每一个3G无线通信领域内的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均是唯一和不可替代的。

　　在华为诉IDC案中，这一点体现的结论是：标准必要专利人在中国和美国的3G无线通信技术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中的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均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相关市场是该一个个独立相关市场的集合束。

　　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深圳市中级法院的主审法官认为，在标准技术条件下，专利权人在与被许可人（产品的制造商）进行专利许可谈判时，专利权人通常处于强势地位。当专利权人利用其强势地位迫使被许可人接受利益严重失衡的许可条件时，就涉嫌滥用其专利权危害正常的市场竞争，被许可人可以寻求反垄断法的救济。

　　在该案中，法官基于3G标准中每一个必要专利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认为标准必要专利人在3G标准中的每一个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均拥有完全的份额，且有阻碍或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因而与被许可人进行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时，具备控制原告使用其3G标准必要专利的价格、数量及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构成“市场支配地位”。

　　最后，在认定被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主审法官认为，在进行必要专利的授权许可谈判时，必要专利权人掌握其必要专利达成许可条件的信息，而谈判的对方不掌握这些交易信息，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故必要专利许可合同交易的实现，依赖于必要专利权人在合同签订、履行时均应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且需要将之贯穿于必要专利授权许可谈判、签订、履行的整个过程。

　　其中，必要专利的交易价格，是反映必要专利权人是否按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进行授权许可的关键因素。

　　将IDC授权给苹果、三星等公司的专利许可条件，与向原告发出的要约条件进行比较，无论是按照一次性支付专利许可使用费为标准，还是按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率为标准，拟授权给华为的专利许可费均远远高于苹果、三星等公司。

　　由于IDC还强迫原告方给予其所有专利的免费许可，使之可以获得额外的利益，表明其存在过高定价和歧视性定价的行为。

　　对比高通遭遇的反垄断调查，高通公司掌握的专利特点及其在专利授权许可谈判中的强势地位在后两点上存在类似之处。

　　就差异而言，由于高通还自产芯片，定价问题就变得更复杂——忠实客户折扣、交叉专利授权，甚至高通的产品特点与出货量的要求都可以成为对其高定价或差异定价进行指责指责的抗辩理由。

　　“比如我跟你做生意，一个客户可以帮你卖掉1亿的货，另一个只能帮你卖掉1000万的货，这种时候谈判的筹码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任何一个市场，都会存在不一样的价格。对一家芯片公司来说，肯定是要保证优先大客户的出货，包括价格上也是一样。”杨海峰认为。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同济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中心研究员刘旭则认为：对于高通案，目前举报方对芯片市场的界定不够清晰，对高通到底在哪些芯片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未加论证，对芯片销售上存在怎样的歧视举证不足。相比之下，调查可能是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授权费过高或者存在不合理的歧视定价。

　　“如果从标准必要专利角度着眼调查，由执法者论证出一个合理的收费标准是异常困难的，也会招致粗暴干预市场或保护竞争者与下游手机制造企业、甚至间接偏袒相关电信运营商的指责；而在认定是否存在歧视性收费的合理性时，也需要论证（这种收费差异）对下游手机市场竞争结构的影响，并结合是否存在专利交叉授权等因素找到合适的参照对象。”刘旭说。

　　潜在博弈的三个层次

　　在对高通的调查中，在已有法律模板的条件下，发改委若要作出反垄断处罚，可能并不艰难。然而正如业界将《反垄断法》视之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剑悬于顶的时刻才最为骇人。双方深层的心理博弈，正在这种看似平静的背后进行。

　　在2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副巡视员卢延纯表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和取得的证据看，初步印证了举报反映的一些事实，案件仍在调查中。不过，他同时表示，下一步将针对举报反映的问题一项项去核实，现在尚未到处罚阶段。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去年11月19日被突袭调查后，高通与发改委仅有一次正面交手——一个月后的12月20日，高通公司高管前往发改委接受调查询问。知情者称，与已经承诺整改的IDC不同，高通的态度比较坚定。“这次见面主要是沟通，表示愿意配合调查，但高通并未主动提出有何需要整改。”

　　目前，双方尚未有第二次照面。发改委此次公开发声，并举例说明IDC已经承诺整改，可以说是给高通的“隔空暗示”。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看似不疾不徐、云淡风轻的调查节奏背后，是双方不断“掉血”的博弈过程。如果将双方可能面临的潜在利益或损失计入，即便是按照《反垄断法》顶格处罚，相比未来整个中国4G市场，数亿美元的罚金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这种潜在博弈的第一个层次，首先来自移动通信终端商，特别是处在中低端位置的国产生产商的利益诉求。

　　高通想要不被处罚，最直接即是像IDC一样表明“诚意”：主动对芯片和专利授权使用费进行降价。对于国产手机商而言，这会极大缓解成本压力，从而不至于在4G市场的起跑点就继续落后于苹果、三星一大截。但从本质上来说，由于国产手机商大多在上游供应链中缺乏创新能力与核心专利，这种受牵制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无法扭转。

　　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种核心成本变化的可能，将影响到4G手机的定位和普及：未来市场上大部分的4G手机采用什么样的芯片技术，中低端价格4G手机的配置与性能，国产手机能否在4G时代实现“逆袭”……这些都存在于高通案可能将引发的“蝴蝶效应”。

　　博弈的第二个层次，则关乎三家中国运营商的市场格局，以及国家通信产业的战略发展利益。

　　回顾中国通信业自2G、3G至4G的发展历史，将此刻比喻正站在“成王败寇”的关键节点，并不为过。

　　在2G时代，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家运营的是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主持制定的GSM网络，中国电信运营的则是美国电信工业协会主持制定的CDMA网络。在3G时代，中国提出完成TD-SCDMA标准。为了推广这种中国具有更多知识产权份额的标准，客户最多的移动获得这一牌照，联通和电信则分别沿用欧洲和美国主导的WCDMA以及CDMA2000标准。

　　由于起初TD-SCDMA标准的技术成熟度很难企及WCDMA和CDMA2000，在3G时代，中国移动将大量的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

　　“在认识到自己发展3G存在的天然短板后，移动很早就开始了对4G网络和基站的部署。”北京移动的一位核心网工作人士说。

　　进入4G时代，技术标准分为FDD、TDD两大类。两者技术差距不大，FDD目前在欧美国家使用比较广泛，对后者，中国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份额则相对更多。去年12月4日，工信部发出4G运营牌照，三家运营商这一次领到的同是TDD网络。

　　个中主要原因，工信部的官方回应是发放FDD牌照条件还不成熟，但在业内评论中，“让国家扶持的技术标准先跑一会儿”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答案。

　　这种牌照发放的不确定性，使得原本市场中对适用于FDD制式下相关产品的期许，转向对适用及兼容TDD制式的技术需求。由于国产芯片制造商研发技术有限，高通因此扮演了重要角色。上海大成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分析，“中国移动花了几千亿元部署TDD，如果因为高通芯片的价格没有办法降下来，使得在中低端手机上没有办法铺开，从而导致4G网络闲置，每天的损失会有上亿元。”

　　博弈的第三个层次，则来自中国市场对于高通的重要性。公开资料显示，高通2013财年总营收为248.7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应收额达123亿美元，几乎占到一半。对于这么大的市场，高通不会冒轻易退出的风险。

　　在3G时代，高通与中国政府达成有关专利协议，TD-SCDMA的手机可以不向高通缴纳专利费。这背后，对于政府而言，能一定程度加速TD发展，高通则可以有效占领中国市场。眼下4G网络推行在即，站在商业盈利的角度，如果没有外在压力，高通不会轻易放弃这块巨大的利润。

　　“当发改委介入后，案件很可能的走向就是高通的价格低一些，给国产手机商多一点利润空间，发改委则少罚一点。现在双方之间正在博弈的是降价可能的幅度。”一名了解内情的专业人士说。

　　此案可能拖至半年左右，而在反垄断调查的第一阶段，一般不会涉及具体的“讨价还价”。

　　对于高通而言，与发改委下一步的交手或成为判断降价幅度的关键。这种双方互探心理价位的过程，一方面取决于掌握对方信息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考验着彼此的耐受力。

　　在这一点上，虽然双方迄今为止的表态都留有余地，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博弈变得敏感和紧张——面对《财经》记者的采访，参与发改委方面讨论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守口如瓶，“目前是关键时期。”

　　对高通来说，虽然终端商对其依赖性主要在于难以取代的技术成熟度，但在被调查期间，国产芯片生产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研发出可以作为替代品的芯片，另外，来自股东方面的压力也可能对其决策产生影响。

　　“法律方面的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经济层面来解决，这个事情就是看谁沉得住气，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游云庭说。

　　谁是下一个“高通”

　　“我们注意到媒体对本案的背景有各种解读。实际情况是，本案源于举报，是我们反垄断执法的一项正常工作。反垄断执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许昆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高通和IDC的调查是源于举报，没有任何背景，是很纯粹的反垄断执法，和4G、3G的战略发展没有关系。

　　“大家很愿意去猜反垄断后面的背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调查处理的所有案子，没有任何大家想的背景。”许昆林说。

　　调查动机如何并不重要，但它的结果必然给产业带来影响。同时，伴随《反垄断法》在中国进入第六个年头，企业之间运用反垄断工具来影响商业竞争也将越来越普遍。

　　“在国外，企业适用竞争法维权或争取有利的竞争地位是很常见的，中国企业及相关行业组织能够自发地公开借助反垄断法，是个进步。对国家发改委而言，启动调查是执法机构应尽的义务，同时也会是不小的考验。”刘旭说。

　　当产业开启新一轮的关键变革，供应商、终端商到运营商都试图在这轮洗牌过程中占得先机，发改委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变数也可能给更多的小企业带来机会，从而撬动了原本受制于商业巨头的利益分配格局，客观上有利于民族企业和技术标准。

　　从“茅台案”“液晶面板案”“奶粉案”到如今的高通案，国家发改委作为反垄断“三驾马车”之一，执法表现在这两年中发展日愈骁勇。据其公开披露，《反垄断法》实施五年来，执法对象既有民企和外企，也有国企和行业协会，案件涉及酒类、电信、奶粉、医药、日化等数十个行业。通过这些反垄断大案的影响，发改委正在向市场上的巨头们传递出明确警告信号。

　　下一个“高通”会是谁？国家发改委称目前正专注于航空、化学、汽车、电信、医药和家电等六大行业的反垄断调查。下一个被盯上的巨头，或将从这份目录中诞生。

　　本刊记者王真对此文亦有贡献

余额宝用户超A股股民人数 证监会：有压力
本文来源于京华时报　2014年03月03日 03:30

余额宝用户数快速超越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为A股市场敲响了警钟。尤其是证监会主席肖钢也表示，余额宝的高收益对资金流入股市带来压力

    余额宝的快速发展壮大，引来各方的羡慕嫉妒恨。根据天弘基金发布的数据，截至2月26日，余额宝用户数突破8100万，这一用户数量甚至超过了A股股民的数量。截至目前，沪深股市有效账户数分别为6700万和6500万，由于一般投资者都是沪深各一个账户，所以股民总数大约也就6700万人。

    余额宝用户数快速超越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为A股市场敲响了警钟。尤其是证监会主席肖钢也表示，余额宝的高收益对资金流入股市带来压力。

    虽然余额宝被打上了“高收益”的印记，但这只是相对于银行活期存款而言，目前余额宝的约6%年化收益率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高收益”。但就是这种收益水平的余额宝，却引得国人趋之若鹜，一方面说明了国人对投资风险的厌恶，毕竟相对于股票投资来说，余额宝的风险要小很多；而更重要的是股票投资回报率太低，甚至还不如余额宝，股市投资的“七二一”定律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注释。

    如何增加A股市场的吸引力，这是目前股市监管层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最近在上交所发布的2014年工作重点中，上交所提出要做大做强做活蓝筹股市场，其中提到“继续督促、引导上市公司分红，促进资本市场投融资平衡”；随后上交所在“投资者之声”平台表示，将推强化分红机制，推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交所一再强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当然涉及到股市投资回报的问题。但仅限于推动上市公司分红还不够，更应该取消红利税，因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越多，缴纳的红利税就越多，投资者的损失也就越大。所以在增加投资者回报，增加股市吸引力的问题上，监管层不仅要有紧迫感，更要有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余额宝对资金流入股市所带来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皮海洲（股评人）

(来源：京华时报)

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陆续破6：百度网易率先跌穿本文来源于腾讯科技　2014年03月03日 09:25






余额宝、百度百发、理财通挂靠的货币基金主要配置资产是银行协议存款，协议存款利率与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息息相关。

http://ws1.cdn.caijing.com.cn/2014-03-03/113972474.jpg

　　腾讯科技 雷建平 3月2日报道

　　马年春节之后，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就进入了下降通道。近日，百度百发理财产品“百赚”与网易理财旗下现金宝七日年化收益率已率先跌破6%，进入“5时代”。

　　当前，百度百发与嘉实基金推出的“百赚利滚利版”七日年化收益率6.119%，率先进入“5时代”的是百度与华夏基金合作推出的“百赚”，其七日年化收益率仅5.973%。

　　截止到今年3月1日，网易理财旗下现金宝7日年化收益率也降至5.958%。这款产品由网易理财与汇添富基金联合推出。苏宁与汇添富基金也达成合作，7日年化收益率同样为5.958%，但同为苏宁旗下的广发天天红基金相对收益率较高，7日年化收益率有6.14%。

　　余额宝数据显示，截至3月1日，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为6.0010%，进入“5时代”近在咫尺。腾讯旗下理财通产品相对百度百发、余额宝的收益率较高，最近7日年化收益率达到6.0680%。但从理财通合作方华夏基金提供的数据看，其收益率也在下降。

　　余额宝、百度百发、理财通实质都是货币基金，有类似活期储蓄便利和定期储蓄收益，有高流动性、高收益和高安全性特性，被誉为“准储蓄”。

　　近期理财产品收益下降跟客观原因有关。余额宝、百度百发挂靠的货币基金主要配置资产是银行协议存款，协议存款利率与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息息相关。2007年、2011年、2012年、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Shibor全年最低值出现在3月份的次数最多。

　　今年1月26日，微信理财通7天年化收益率达7.9020%。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在6.4%-6.45%。如此高收益率在以前不多见，以嘉实货币基金为例，其2012年收益仅4.16%。

　　互联网理财产品高收益已引发传统银行业的反击，业界一直传言要将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存放银行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这意味着余额宝存入银行存款利率只能在基准利率上浮30%，而余额宝过去投向银行存款的比例超90%。如果前述传言属实，将对类余额宝产品的收益率产生较大影响。

　　日前，证监会已发布消息，在肯定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价值的同时，也透露证监会正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管理和互联网销售基金监管的有关规则。

互联网金融主要产品收益播报（2月28日）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年03月03日 10:19

　　时隔周末，财经网继续为您带来互联网金融产品播报。在周六周日两天，许多互联网理财产品未发布当日7日年化收益率数据。表中显示的是2月28日（周五）主要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情况，并列出前一个周五（2月21日）的收益率以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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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主要产品收益播报（2月28日）

　　周五的收益率依然延续了之前普遍下滑的趋势，互联网公司和电商平台推出的产品下跌至6%附近，百度百赚、网易推出的现金宝和苏宁推出的零钱宝已率先跌破6%，跨入“5时代”。

　　周一早上，有一些平台发布了周日（3月2日）的收益率情况，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先行者余额宝也终于失守6%，7日年化收益率跌至5.9710%。

　　各个理财产品发布平台接下来或采取举措来应对不断下滑的收益率，以保证用户信心。如苏宁的零钱宝对接的是两款理财产品，用户可以选择将资金投入到其中一款产品上。收益率播报页面上原本一直显示的是汇添富现金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而在周一早上已改为显示广发天天红基金的收益率。而广发天天红基金的收益率目前为止尚未破6%，表现明显优于汇添富现金宝。

　　宝类产品收益率持续下跌，各位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自己所持产品的收益率情况，及时作出资金调整。

银行理财产品排行（3月2日）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年03月03日 10:34

　　截止上午十点，3月2日预期年化收益率超过6.5%的在售理财产品共计1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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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在售高收益银行理财产品 (点击可查看大图) 6只基金宝混战8只银行宝 证监会火线插手亮红牌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年03月03日 08:36 统计后发现，目前市场上已有接近22只互联网金融产品，这其中余额宝和类余额宝产品占据了6只，也是最早介入该领域的一批。在所有基金公司中，规模靠前的公司最为偏爱与知名平台合作 　　据理财周报报道，统计后发现，目前市场上已有接近22只互联网金融产品，这其中余额宝和类余额宝产品占据了6只，也是最早介入该领域的一批。在所有基金公司中，规模靠前的公司最为偏爱与知名平台合作，在百度、阿里、腾讯和苏宁等合作平台的名单中，华夏、嘉实、广发、易方达、南方等均位列其中。 　　资料显示，目前已经面世的银行宝产品共有8款，分别为平安银行“平安盈”、“壹钱包”移动客户端、“天天益”、“快溢通”、“天添盈”、智能金账户、“如意宝”和薪金宝。从数量上看已经超过其他三项分类。 　　“在我看来，银行的行为太过被动，有些滞后了，若是在2013年余额宝刚推出时反击还有机会，目前来看，银行确实很无奈。”一家四大行控股基金公司副总经理透露道，银行方面最大的优势便是在于其信用度，一旦投资者的投资额度超过一定数额，在理财的选择上则会更看重信用度。 　　华北一分析师对记者透露，目前互联网金融领域出现一种趋势——私人定制，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做大数据了，开始研究针对客户的产品。 　　提到私人定制互联网基金，投资者应该不会陌生，因为余额宝本身就是天弘基金专门为支付宝定制的货币基金，该基金以天弘基金为唯一销售机构，以支付宝作为唯一直销推广平台。当然，或许在余额宝的强势发展中，投资者都将这一点遗忘。 　　数米网方面表示，虽然公司并没有私人定制这一说法，但是相对之前面向所有用户群的产品，接下来将划分客户，根据客户群的不同设计不同的产品。 　　其也向记者表示，客户资料均由平台所有，并不提供给基金公司，但这并不代表基金公司就没有这方面资料。“因为有很多通过我们平台购买基金的客户原本就是基金公司的客户，我们相对余额宝来说转化率更高。” 　　在券商和银行也加入到这样一场互联网金融大战后，监管层也做出了回应。 　　有消息称，证监会召集了货币基金规模居前的十余家基金公司“一把手”开会，专门提示风险问题。 　　上述副总透露，“监管层的意思也不是说要控制货币基金的规模，只是这一块的风险确实会越来越大。余额宝4000亿的规模，我相信任何一家基金公司的团队都很难打理，有哪位基金经理管过这么大规模的产品？流动性、收益、系统，都是监管层需要插手的地方。” 　　上述总经理表示，电商从根本上来说确实是整个行业颠覆性的革命。“但是如果冷静地思考整个问题，我觉得这种模式是不能长远的，因为整个电商，包括余额宝，他所抓的客户是长尾客户。我们财富管理的群体是什么，是所谓的高净值客户。这个长尾客户，在我们理论上，如果做了财富管理，那么这个客户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来自星星的余额宝2014年03月03日 09:04 来源于 财新网 监管部门应该客观公正地把控金融服务的游戏规则，让来自星星的余额宝，既光芒四射，也要安全起降 http://www.caixin.com/upload/zhuanlan/100629715_100_100.jpg董俊峰财新网“游弋的思想”专栏作家。中国银行电子银行部助理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长期从事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风险控制、渠道管理和整合营销。兼任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银联互联网市场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网银联盟副理事长等行业专家职务 　　【财新网】（专栏作家 董俊峰）2013年6月，天弘基金和支付宝携手，余额宝横空出世。1元起购，实时赎回，且可以在淘宝上直接作为货币支付，收益是银行活期存款的N倍，凡此抓眼球的亮点种种。短短的8个月时间，余额宝募集资金规模已经迅速超过5000亿元，客户数累计逾8000万。余额宝的本质，是一款天弘基金与支付宝账户对接的“增利宝”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并不是支付宝或者天弘的独创或者首发，那么为什么支付宝一卖起余额宝来，货币基金的互联网销售就像一只躺在大风口的猪，瞬间扶摇直上九万里？或者，我们套用时下最时髦韩剧的名字，谈论一下这冬天里大热的——来自星星的余额宝。 　　为什么会有余额宝？ 　　余额宝到底是不是来自星星？各种因素机缘组合，成就了今天的余额宝。任何事情的开头，总是因为有可解释的动机。　 　　支付宝动力何来？根据央行的非金融支付机构管理办法，支付机构的实缴资本要占备付金日均余额的10%。据《财新网》2月26日刊文（《从支付宝到余额宝的监管缺位》），估计其日均备付金在1000亿元，而支付宝的注册资本为5亿元，资本缺口很大。那么好不容易摆脱VIE架构的支付宝如果再增资扩股，势必影响到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地位和影响力。而恰恰这个时候，天弘基金找来了，聪明的天弘欲借互联网出海。彼时正值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吃紧，同业存款利率高企。天弘旗下货币基金打通与支付宝余额账户的接口，使余额宝产生了金融商品的二元属性，即当网购支付时，余额为支付宝的负债（deposit），而当购买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时，余额为客户闲钱理财（saving）。当理财功能和消费功能在余额宝这个产品上无缝结合之时，就缔造了一个恰逢其时的互联网金融创新。 　　对支付宝来说，一石三鸟。第一，通过余额宝消化了不断增加的备付金存量以及备付金利息如何运用的监管问题；第二，备付金转化为余额后，资本充足的压力减轻后就没有增资扩股和稀释股权的压力；第三，余额宝给了普通客户6%左右的七天年化收益，远远高过银行活期存款，还利于民，尤其是受到年轻、低资产净值客户的拥趸，挟海量客户以令天下（或者拿互联网的话说“得屌丝者得天下”）。 　　对天弘来说，一招升天。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基金公司，因为与支付宝的合作，利用庞大的4亿支付客户的访问入口，销售一款“两高一低”（高收益，高流动性，低门槛）的产品，得风得雨。作为货币基金产品本身没有创新，创新的是销售渠道，创新的是极简的客户体验，创新的是T+0准实时赎回的效率和同时可作为电子货币直接用于网上支付的便利。 　　各方怎么看余额宝？ 　　如前所述，用一句话来打个比方，余额宝的本质就是支付宝和天弘基金合作，收敛广大支付宝客户的账户余额，对银行协议存款发起的一笔笔团购。根据天弘增利宝基金经理的介绍，余额宝资产92.5%投资于银行的高流动性协议存款，根据双方协议，此类协议存款可提前支取，而依然享受协议利率。广义上讲，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的此类存款都叫协议存款，但实际上还是有诸多不同。保险公司协议存款纳入银行存贷比，计提存款准备，不能提前支取。而基金公司货币基金的协议存款，不纳入银行存贷比，不计提20%存款准备，可以提前支取。正是这种政策红利，让余额宝在近半年银行短期资金流动性紧张的阶段，赚足了高利率和眼球。 　　从银行来看余额宝。当理财产品收益一般在4%-5%之间，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在3%左右，活期存款利率0.35%这样的收益对比之下，余额宝像一条鲶鱼，不但逆袭银行活期存款，而且让银行理财产品花容失色。从银行的整体存款来说，总量倒不受大的影响，只是结构发生位移。大量居民活期存款搬家，从个人负债表流出；但同时，其他银行的同业存款流入，成公司负债表进项。 　　从监管来看余额宝。余额宝的收益水平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事实上把个人存款的名义利率上限给打破了。本来，央行掌握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节奏和进程。余额宝们的出现，让一些原来的既定部署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大银行之间的“同业最有利率”（Prime Rate）也就丧失了“平准价格”的标尺意义。利率市场化似乎已经提前来到，当然银行理财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余额宝们目前的资产盘子虽然还不够大，但增速惊人。 　　从公众来看余额宝。余额宝的出现，培育了老百姓的理财意识，原来钱生钱可以这么简单。美国金融史上，也曾有货币基金大火特火的时代，货币基金曾一度占据开放式基金整体份额的60%。利率管制的时代太久，余额宝让老百姓的幸福来得太突然，像是星星上来的、三头六臂的叫兽，把个银行存款利率打得稀里哗啦。当然，正如《人民日报》所评论，是市场推高了余额宝的收益，而非余额宝本身。而货币基金目前的高收益本身是阶段性的，且不能说货币基金就没有市场风险。 　　银行要不要跟进？ 　　银行和支付宝等互联网公司的文化，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互联网的产品创新是客户需求导向的，自需求端发起；互联网产品的客户体验追求极简的交互流程，且有娱乐性；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模式是先养鸡后取卵，先给客户甜头，靠利益分享机制黏性牢牢捆绑海量客户群后，再去考虑财务和利润。银行的产品往往是银行自身以部门为中心的理念设计出来，再想如何销售给客户；银行在平衡极简客户体验和稳固安全机制之间总是后趋于保守，产品的交互体验缺乏娱乐性和喜感；银行的交易风险偏好是近似零容忍，产品设计之初就要把盈利性和风险可控作为大前提。 　　上述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来自不同行业的历史沿革和专业偏好，另一方面也和所有制结构有关。所有权和经营权越分离，往往代理人就越会从委托人那里寻求免责。所以，当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来袭，你会发现，互联网公司的反应比银行快，小银行的反应比大银行快，民营银行的反应比混合所有制银行快，一定程度上是这个理儿。 　　基于上述的文化差异，银行目前对余额宝们绝大多数持谨慎观望态度。因为，银行历史上就是经营跨期信用管理和风险溢价的，所以银行对余额宝的风险有如下判断： 　　政策风险加大。2月26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召集成员行商讨，并发出同业自律公约，建议加强对余额宝们的监管，即将互联网销售的货币基金在银行的同业存款纳入一般银行存款管理，计提20%存款准备，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1.1倍，不允许打破约定日期随时提取。如果这些建议被监管采纳，将直接影响余额宝的投资投向结构，也会直接影响其收益水平。 　　市场风险加大。余额宝等网销货币基金，80%以上资产配置在银行同业存款，如果同业存款收益因流动性宽松抑或监管收紧同业存款政策而下滑，则6%的高收益无法持续保证，将进入下滑通道。一旦下滑趋势形成，则余额宝的赎回压力将加大，净流入减少，资产余额减低，投资规模及议价能力受影响，则会进一步拉低收益率，产品将进入收益水平的恶循环。赎回潮如果形成，对货币市场基金的存续管理和产品品牌将会产生较大压力。 　　银行存款保卫战。在目前利率市场化未完全放开之前，存贷款的利差收入仍是银行最重要的利润来源。尽管余额宝们对个人储蓄存款造成了分流压力，但银行不会盲目跟随也大规模迅速推出类似的“银行系宝宝”应战。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参战，将导致的存款流出就不是千亿级，而是万亿级当量。本来个人活期存款是低成本的银行核心存款，大量变成对公同业存款再回流体内，无形中把负债成本大大抬高，将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内耗。同时，针对余额宝，银行内部也存在部门之间、集团内部的利益纠结：公司和个金之间，总行条线和分行块块之间，商业银行和集团附属基金公司之间，都存在着绩效考核体系的冲突。 　　所以，银行尤其是大银行，不会盲目跟风余额宝类产品。但，银行也绝不能叶公好龙。余额宝带来的挑战，其实不单单是针对活期存款，更重要的是针对客户维系能力。当公众的理财意识被余额宝们唤醒，银行的理财产品设计能力、资产管理和资产证券化专业水平，面临极大的挑战。如何留住和吸引客户？如何保有和增长客户的有效钱包份额？是银行面对利率市场化的最大课题之一。 　　对余额宝和利率市场化演进中银行发展的趋势预判 　　余额宝们一定会被纳入监管。从目前证监会加大货币基金风险准备金管理的若干意见，以及央行关于金融普惠和平准利率的诠释，还有银行业协会最直接的监管建议和发起自律公约看，余额宝纳入监管是必然的，只是监管尺度松紧的问题。当然，不是说纳入监管就意味着对余额宝们的封杀，余额宝们会根据监管规定调整自己的投资结构和收益水平，未来的产品属性会像变形金刚一样有所灵活调整，收益水平会趋于市场合理价格区间。 　　银行资产管理业务面临转型升级。目前，银行在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这三大金融市场中研发了不少面向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产品。但从台湾和欧美银行面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历程来看，国内银行目前在这三大市场之间的衔接部位，缺乏相应收益水平的产品来弥合产品价格的断点，进而平滑三大类产品的定价与收益曲线。对公司客户的投行业务，对个人客户的资产管理产品，以及打包信贷资产后证券化销售的经营活动，都还不够丰富和立体化。泛资产管理业务，是银行面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中间业务增长点，也是降低存贷比、腾挪资产结构的转型利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内部穿透力和市场攻击力。 　　余额宝在利率市场化来临之际，向普罗大众推出了一场低门槛、简单理财的盛宴，使金融理财在继网上支付、公共缴费之后，成为互联网服务的又一大刚需。随着金融服务主体的多元化，银行面对着越来越严酷的市场挑战，既来自银行同业间竞争，也来自互联网金融后来者的激进创新。我们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客观公正地把控金融服务的游戏规则，做到既不扼杀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创新，也要让金融消费者教育、权益保护、风险管理等落到实处。 　　风继续吹。希望来自星星的余额宝，既光芒四射，也要安全起降。■ 马云内部邮件：移动时代阿里何处去？2014年02月28日 15:43 2014年2月28日下午，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内部邮件中提到阿里巴巴未来的战略。他认为，以控制为出发点的IT时代正在走向激活生产力为目的的DT（data technology）数据时代。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思想意识的巨大变革。 阿里十年的目标是建立DT数据时代中国商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今年将全面从云打到端。另外，马云认为移动电商将必定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领域。 以下为邮件内容。 —————————————————————————————————————— 各位阿里人: 春节过去了。这个春节我和大家一样，密切关注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精彩和改变。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春节的思考以及管理团队讨论几天后达成的共识纲要。因为，阿里十年的目标是建立DT数据时代中国商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1）阿里巴巴的战略是什么？ 1、我们认为，以控制为出发点的IT时代正在走向激活生产力为目的的DT（data technology）数据时代。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思想意识的巨大变革。 2、我们十年的目标：建立DT数据时代中国商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3、从五年前确定“开放数据平台”为集团战略目标起，我们重兵布局云（云计算和大数据）。从今天的局势来看，即使无线客户端风生水起，我们依旧应该坚持大力在云上投入。云端（Cloud +App）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关键。当然我们目前在APP端上的表现不令人满意，所幸的是精彩纷呈的端市场才刚刚开始。 4、今年我们将全面从云打到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2）无线互联网时代，阿里如何走？ 1、 移动电商将必定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领域。 2、 我们有-----全球最大的商品、用户、交易数据库；全球最大的支付平台，信用体系；全球最安全高速的云计算平台。。。这些资源，我们需要懂得分享和学会如何分享，构建更加低成本、高效率的商业社会， enable更多人参与和建设基于大数据的新商业文明。 3、 我们必须-----与数亿客户一起移动到DT。 4、 怎么做-----端带动云，云丰富端。数据创造价值，提升体验。快速建设移动电子商务的生态系统。 5、 接下来每位同学会知道，自己在图中扮演的角色。 （3）我们还要坚持什么？ 1、客户第一。人人做到位。 2、拥抱危机感。 3、坐拥金山，精打细算。 各位，阿里从来不是一家追求热点的公司，成立15年来，我们放弃了短信，门户，游戏。。。一心一意专注于电子商务。我们经过1５年的努力，让电子商务从冷门成为热门，成为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热点。我们骄傲的不是我们一年卖了多少的货，赚了多少钱，而是点燃了无数创新，创业者的梦想，创造了1500万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成为真正的民企纳税大户。。。。我们荣幸的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今天，依托阿里巴巴集团的云计算平台，我们极大提升了集团运营效率，而且支撑了近千万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及无数无线产品开发者的创业平台，并越来越多的成为金融，医疗，政务，交通，气象等行业以及海量互联网用户的基础服务和应用。云端，云端，我们内外兼修。 关于无线互联网，我有一些担心。我担心的不是腾讯红包对我们的压力，不是没有一个或几个层出不穷的入口，不是能不能开发杀手级的数据产品。而是自以为是的良好感觉或过度关注竞争压力让我们迷失自己，忘了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忘了未来3年，全中国有多少传统企业等着拥抱无线商业，忘了有多少新商业领域我们可以去推动创新。忘了我们必须每天爬山。 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要什么，该放弃什么，我们才不会迷茫。 商业社会永远会有竞争，永远会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模式和公司，永远会有令人惊喜或沮丧的创新变化。。。。。但我们永远要努力比对手在推动经济社会正能量上做的更好！因为这才是阿里人的福报和机会所在。 从现在起要做的事很多，我提醒大家，我们将会严格落实和考核“客户第一”的原则！每一个人很快会感受到，接收到2014年的变化。 2014是“云+端”，阿里巴巴ALL IN移动电商。请每一个人守护好自己的岗位，让其他团队放心把后背交到你手里，我们在一个船上，今天这艘船不仅仅是25000名同事。。。 变革的纠结和疼痛会波及到我们每一个同事，但十年后的中国商业环境会因为我们今天的努力变得更加透明，开放，诚信和繁荣。 纠结和疼痛就是参与感！ 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201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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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广场见证乌克兰迷失岁月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年03月03日 09:53

乌克兰，仍然迷失在不知道该向何处走的国运十字路口。但眼前的声势浩大的危机，对于基辅独立广场这个“历史老人”来说，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画面的又一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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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劼/文】乌克兰，仍然迷失在不知道该向何处走的国运十字路口。但眼前的声势浩大的危机，对于基辅独立广场这个“历史老人”来说，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画面的又一次重演。从18世纪至今，这个地处基辅城中的广场，记录了太多的得失成败。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时代主人，往往只愿意靠改名换姓，回避历史的教训。

　　眼下，对于第一次来基辅的人，想要知道“独立广场怎么走？”，只需要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轮胎，房屋烧焦的气味，就能够走到这个全球舆论中心广场。虽然乌克兰议会安排从3月1日开始，示威者们需要拆除帐篷，扫清垃圾，让人们看到独立广场原先的模样。但多数人因为还在观望时局，所以仍然按兵不动。

　　围绕着广场中央，斯拉夫母神——貝利黑那亞纪念柱，独立广场现在更像是一个社会试验室：免费晚餐变成了现实，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一顶顶帐篷支起的摊位上，领到一杯热气腾腾，用柠檬和姜片冲泡的乌克兰人传统饮品，外加一大块新鲜烤制的面包。如果没有衣服穿，也可以在这里领到一些人捐出洗干净的旧衣服来御寒。广场上没有警察，所有安保全由自发组建的民防兵来负责。

　　在2月底过渡政府成立前，这种无政府状态在独立广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究竟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其实基辅人心里也没底，总说是过一天算一天。除了每日进出帐篷劈柴生活做饭之外，就是看各党派的领导人在这里亮相，和民众套近乎。大家都明白，一切都是为了5月份的大选。

　　基辅人决定把独立广场当作社会实验室，也是不得已。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简直就是独立广场上的景象的最好描述。在经历了2005年的经济发展高峰后，乌克兰经济在近十年来急转直下。虽然独立广场下的”环球“购物中心，还是这个国家流连忘返的去处，但在广场四角，却常能看到瑟瑟发抖，躺在冰冷路面上的流浪者。

　　如今的独立广场上，各路政治人马依旧旗帜招展。兴奋的基辅人说，他们一定要在独立广场，让乌克兰改天换地。但如果独立广场真的是一位在世老人，一定会笑出声来。因为这样的话，不知已经听了多少回。

　　基辅独立广场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公元8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那是一个以基輔為首都，由维京人奥列格建立的以東斯拉夫人為主體的东欧君主制國家。基辅当地人说，最初的广场没有现在这么大，而且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当时的人已经将广场所在地，视作城市的中心。如果说“到中心广场去”，那指的就是这里了。

　　在公元18世纪，这里被用俄语取名为“山羊沼泽”。至此之后的四百年里，这个古老广场五易其名。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结束前，这里被称为“河臘沙機廣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广场的名称则充满了政治色彩。它先是在1919年到1935年期间，被称为“苏维埃广场”，在1935年到1977年，又改称“加里宁广场”。1977年之后，直到1991年，这里干脆被称为“十月革命广场”。

　　苏联解体之后，选择独立发展的乌克兰人，将这里正式命名为“独立广场”。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广场的前五次名称，都是俄语。而“独立广场”则是只有乌克兰语的正式说法，而这也是乌克兰想从俄罗斯大国阴影下摆脱的历史佐证。

　　然而历史印记和社会发展趋势，从来都不是靠改名换姓就能够轻易遮挡的。当地人说，虽然独立之后的乌克兰，一直在努力让国民忘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段历史。但在实际生活中，将这里乘作“苏维埃广场”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在基辅，俄语仍然是通行好用的城市语言，尤其是在独立广场四周的不少来自摩尔多瓦等国商人长期把持经营的商城里，俄语以及“曾是一家人”的聊天背景，是大家能谈成买卖的关键。但当地人说，对于一些广场的老称谓，当地人也还是心存芥蒂。比如说，“加里宁广场”就不太受当地人欢迎，一些当地人听到后往往会还以白眼，说“那是俄罗斯的英雄，你是不是走错城市了？”

　　独立广场是基辅的交通要道，穿城的城市地铁两条线路在这里汇聚，方便人们进出城市。但独立广场却同时也是见证乌克兰人面对国家发展，难寻出路的地方。这里，上一次人山人海地聚集，还是在2004年底，因为总统选举而引发的“橙色革命”。当时50万支持尤先科主政的乌克兰人将广场围堵地水泄不通。

　　但对于老辈的基辅人来说，独立广场之前发生的更多政治运动，比广场周围的剧院里，演绎得还要精彩。比如说十多年前，抵制时任领导人库奇马得广场示威。不过在这些老人眼中，现在的乌克兰人显得更加躁动和健忘。很多年轻人都熟悉乌克兰球星舍普琴科，却不知道和这位球星同姓的，该国19世纪艺术家和诗人，当年就住在独立广场附近。

　　将广场一分为二的笔直长街，是当地人熟悉的“河臘沙機大街”。这条也是基辅城中最繁华的商业路段上，如今凭借曾经和广场齐名，是这座城市招商揽客的生财宝地。但这些年，不少店铺都被美欧知名品牌服装店，快餐连锁店占据。西方文化早已通过这条街道深入到乌克兰人的生活当中。但一些基辅老人就常常手拄拐杖，站在独立广场上慨叹，广场已经被这样一条越来越像美式风格的大街，割走了不少“独立精神”，而没有了这种精神，如何找到出路？

专访朱恒鹏：医生自由执业是解决医患矛盾的突破口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3年11月27日 15:12

医生自由执业是医疗改革的关键，也是解决医患矛盾的突破口。过去的医改路径在供给侧几乎完全停滞，现有体制将医生和患者推到矛盾前台。

　　【财经网记者 胡月】

　　温岭一案后，恶劣的医患关系以及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刺医案件终于得以广泛见诸媒体。而此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财经网专访时表示，医生自由执业是解决医患矛盾的突破口。过去的医改路径，在供给侧几乎完全停滞，现有体制将医生和患者推到矛盾前台。

　　而《决定》则原则上为将来的医疗改革方向定调，为解决医患矛盾带来可能。

　　武装入驻医院解决不了医患矛盾

　　财经网：在过去地方维稳思维下，对于所谓的"医闹"事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不能说，不敢说。一直到不久之前的温岭杀医案，由于医生群体的集体发声抗议，导致已经非常严重的刺医、杀医问题得以广泛地见诸媒体。而在总理亲自批示之后，各地政府终于开始采取措施维护医疗秩序，保护医生人身安全。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开始看到，各大医院增加了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乃至是武装警察。您觉得这样的措施能从根本上是解决目前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吗？

　　朱恒鹏：当然不能。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社会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比如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家长和老师的关系、警察和市民的关系等等。社会信任度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武力威慑的办法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刺医、杀医案件的发生率，但是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患者还是不满意，他还是看病难，看病贵，不知道从哪里发泄不满，医生依然很多怨气，依然是体制之弊的牺牲品，连人身安全都要日夜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从传统社会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转轨的过程中，都会经历社会关系断裂又重构的阵痛过程。我们过去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在走向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途中，依靠地缘和血缘的社会关系纽带在瓦解，但是依靠契约、信用和法治的新的稳定的社会形态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像这种杀医案件频发的情况，不要说国外没有，就算是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古代连土匪都有戒律的，一项很重要的戒律就是"不劫郎中"。中国今天动辄就打医生，骂医生，甚至杀医生，这显然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从秩序到混乱然后重新走向秩序，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但是如何让这个转轨的变动更加温和，不至于发生巨大的混乱，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财经网：所以您认为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而是目前整个中国的社会关系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朱恒鹏：传统社会维持的机制，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形成的一种长期交往关系，是一种信誉机制。具体到医患上，居民和医生是一种世世代代的关系。我们家族在这个村子或镇子，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住着，医生也一样，医生跨区行医很少见，游医历来不受信任。传统中医有个很重要的说法叫"医无三世不吃其药"，就是说这个医生之家没到祖孙三代都行医，他开的药是不可信的。长期关系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信誉机制，做事不能太过，因为名声会坏，一旦坏了名声，就立不住脚，子孙也立不住脚。换一个角度也是一样，作为患者，我今天让你看了病不给钱，还把你打了一顿，当时看是占了便宜了，但以后在这片地方也会立不住脚了，整个村整个镇上的人都会知道，大家都会谴责你，甚至可能这里别的大夫也都不愿意再给你看病，那你做这件事的代价是很大的。而且，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失信的事一旦传播开，会世世代代一直传留下去。

　　所以古代社会少见这种杀医事件，倒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真的比现代道德多少，而是基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利益考量。我要在这里生活30年，50年，甚至子子孙孙都在这里生活，这个时候长期利益就很大，短期的坑蒙拐骗的行为收益不足以去弥补，我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开始有了市场经济，开始走向工业化、城镇化以后，大量的人口离开一直以来生存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族，流动性越来越大，任何人之间都不再维持这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又没有其他利益条件约束，双方就很难考虑长远。现在你打医生一顿，别人都不认识你，你没有什么损失。一个城市里那么多医生，这个医生不给我看病，还有无数医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打过医生的事，他还愿意给我看。对于医生也是一样，我给你开高价药，给你过度检查，你吃了亏不找我了，但还有的是人找我。

　　目前整个社会依然处于转轨期，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去依托于地缘的声誉机制、乡规民约以及道德观念被打破。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现象几乎是必然的。

　　医患矛盾的根源在医疗体制

　　财经网：但即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目前的医患关系和中国其他社会矛盾相比，还是显得格外突出，是不是还有其特殊原因？

　　朱恒鹏：客观来讲，医患关系的确显得很特殊。出现了恶劣的伤人甚至杀人事件，你可以怪世风日下，怪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没有道德，不讲契约精神。但要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制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问题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扭曲的定价机制。

　　目前的医疗体制下，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有严格管制，极为不合理。医生不得不通过过度用药和过度检查，来养活自己和医院。

　　对于医生来说，打个比方，一个医学博士含辛茹苦读10年，这还仅仅是指大学和硕博。协和医科大学得8年，然后做2-3年住院医师，然后才能做主治医师，才有处方权。人家给你看个病，至少得十几二十分钟吧，才给人家5块钱挂号费。如果医生检查出来你没病，不用照X光不用开药，告诉你回家多休息多喝点水，睡个好觉就没问题了。那他肯定亏死了。在医疗服务价格严格管制的前提下，对于医生来说，不给患者过度检查、过度用药，根本没法活。医院也是如此。

　　而作为患者，久而久之自然就会怀疑--现在开药到底是真的要给我治病，还是仅仅是处心积虑挣我钱?开始觉得钱花得不明不白，渐渐地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而医生是很容易察觉到患者这种不信任感的。

　　彼此不信任就会彼此防范。患者逐渐开始怀有敌意地看待各种检查开药。医生既然已经感觉到这种敌意，更开始防卫性地给患者做一些过度检查。多检查对于医生来说，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哪天患者把我告上法庭的时候，我手上能有更多自我保护的证据。

　　这就带来恶性循环。医疗诊断本身就是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的。哪怕是一个非常严谨、技术高超的医生，也难免会有误诊的情况。医患双方信任缺失的前提下，患者会怀疑到底是因为医生出现了难以避免的误诊，还是玩忽职守？而原因是什么，谁也没办法去求证，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道理可讲。稍有问题就可能导致激烈的医患纠纷。

　　第二，医疗资源配置上过度向顶端集中，这是医疗体制的另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的医疗体制是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这一体制下必然实行严格的行政等级制，而在行政等级制度下，去基层的肯定是最差的医生。而最好的大夫、最好的资源都会流向三甲医院。

　　当然，有人也说，任何国家医疗资源都不会配制绝对均衡，问题是失衡到我们国家这个程度，还是绝无仅有的--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几乎都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而且是这三个城市的三甲医院，这三个城市的社区中心等门诊机构，同其他地区一样，则严重缺乏患者信任的好大夫。

　　患者也知道最好的医生在北京的三甲医院。所以尽管现在一直宣传不要一生病就往大医院挤，鼓励就近就医。但患者可不傻，患者是很理性的。他知道就地就医有非常大的误诊风险，也明白最好的大夫在哪里。

　　医疗服务价格那么低，再加上全国的患者都往北京的三甲医院跑。那你挂号难，看病难就是必然的。地方上，社区里，没有好医生，患者不满意，医患纠纷也在所难免。

　　财经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不久之前听一位朋友私下聊天，说是母亲突然生病了，社区医院就在楼下，根本不敢去。

　　朱恒鹏：何止是他。我记得有一次去卫生部开会，卫生部领导自己都开过玩笑，说你家里人要是突然生病了，你敢去社区吗？大家都不会去。患者是理性的，我自己就有亲人被小医院误诊的经历，最后严重了才去三甲医院检查，人家说病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要是早点来就好了。医生没水平小病也会被拖成大病。所以不能怪患者一有小病就都往大医院跑，这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那为什么我们的体制会让医生一定要往高处走呢？这是公立主导体制必然的结果--通过行政等级来决定你的报酬，工资水平，所支配的资源和发展的平台和空间。政府控制住医疗资源、相关的科研院所、以及可支配的医护人数。

　　现在国家虽然开始提倡医生多点执业，但如果哪个三甲医院的医生真想脱离体制去开诊所，先别说他需要鼓起多大勇气，放弃多大的体制内福利，光是医保定点资格他就拿不到。政府的主管部门不会放。不仅卫生局不同意，医保局也会拦着你。对于80%的患者来说，没有医保，支付能力就弱多了，那诊所的市场就小多了。

　　所以，可以说如果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目前的医患问题基本上就是死结。

　　现有制度将医患二者推到矛盾前台

　　财经网：那除了您谈到的体制问题之外，患者和医生、医院各自是不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医患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吗？

　　朱恒鹏：患者的问题我觉得是有的。

　　中国的患者普遍对医疗、疾病的了解不够。对疾病和死亡没有办法平静接受。比如有不少患者已经确诊癌症晚期，治好的几率几乎为零，但不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人都一定要砸锅卖铁地治。结果很可能就是钱花光了，甚至欠一身债，最后人也没留住。这时候有不少家属就迁怒于医生和医院。

　　医疗技术的进步本身是好事，但也导致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现在能治的病比以前多了，过去很多病都是绝症，不管你有没有钱，都只能等死。但现在全球各大医药公司投入大量经费在新药和新技术的研发上，过去很多本来是绝症的病，现在可能已经不是绝症了。但这也导致更多医疗费用的不确定、治疗方式的不确定。医生所掌握的信息，有更多是患者不知道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上相互之间不信任，医患冲突必然加剧。

　　那么医生有没有问题呢？我认为也是有的。

　　医疗卫生队伍中确实存在一些医德有问题的害群之马。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要怎么来给患者治疗、用药？除了靠医生的专业也就全凭医生的个人道德。我是真的亲耳听到过，病人走了（过世），医生说死就死了，我还落得消停。查一查最近发生的刺医事件，也能发现医生并不全是无辜的。确实有医生利用绝症病人和病人家属心理，诱导开大量的高价药，一支药回扣好几千，这种情况并不少。

　　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尽管医生和患者都有各自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人性所至。道德评价对某个人可能是有效的，但针对一个群体的道德评价可能就没那么有价值了。归根结底，是目前这个畸形的医疗体制把医护人员和患者推到了矛盾冲突的最前端。

　　　2003年以后供方改革完全停滞

　　财经网：既然您认为是公立主导的体制导致了目前激烈的医患矛盾，那么您觉得公立主导的格局现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下有可能打破吗，突破口在哪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

　　朱恒鹏：如果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比较，那就是台湾。

　　台湾的经验是--在建立全民医保制度以后，私立医院开始飞速发展。由最初1980年公立医院病床数占比70%，到90年代，情况倒过来，民营医院开始占到60%。到今天，台湾的医疗市场上，公立医院所占比例，按病床数占到34%，按机构数占16%。所以后来私立医院开始占绝对优势了。这是可参照的最近的目标。台湾也是一个在1980年以前公立主导的体制，当时也是没有全民医保，它和我们类似，也是开始只有公务员有医保。到了90年代初，医保范围才扩大，农民开始有医疗保险。

　　那么另外几个侧重的地方。第一个是刚才我谈的，在市场的层面。作为需方，我们相信大多数小康家庭，或者小康以上的家庭，还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这个需求形成了购买力，对供给方的拉动作用非常大。

　　供方力量的话我想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是社会资本都看准了这块市场，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之后，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资本是非常敏感的，我相信，如果真的放开准入限制，将会有巨额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医疗服务领域。

　　第二就是医生，尽管人数还不多，但目前已经有一些医生主动离开体制。我们所知道的有比如张强、周乐金、于莺等等。如果作为核心资产的医生真的能和民间资本结合在一起，对于供方改革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当然第三个力量来自体制内。体制内有开明的官员也开始意识到公立主导的问题，主动推动这一改革。我们也希望顶层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主动去打破一些僵化的利益格局，特别是要遏制住卫生行政部门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保守的思想。比如说医生的自由执业，公立医院的改制，这些我们觉得高层都可以推动。这是既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又能够让医生群体接受的改革方式。

　　财经网：您刚才提到上一次医改的方向性是正确的，“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朱恒鹏：1994-2003年朱镕基时代，当时医改采取的是“需方建立社会医保，供方开始推向市场化”的方向，我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那时候是正确的？我举个例子：2009年医改起步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这一级，大部分都私有化了。而且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都不错，老百姓也基本满意。但是确实还有些缺陷存在，第一个缺陷是因为医疗服务定价的问题，存在过度用药，诱导需求，费用偏高的情况。第二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在质量监管方面一直也没有形成很好的质量规范，医疗机构的违规成本很低。

　　总体来说，当时的起点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供给方走向市场化，有很强的降低成本、改进效率、提高质量的激励。需方建立全民医保以后，在医保付费方式上进行引导，这是国际经验。医保付费方式既能够引导资源配置，也能够引导微观上医疗机构的效率提高和诊疗行为规范。那么如果当时按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今天的情况将大不一样。但很遗憾，后来往回走，09年把基层医疗机构又重新收回公有，搞收支两条线，让医务人员吃大锅饭,财政大投入,硬件上去了,医生收入旱涝保收了,但工作积极性下降了,基层门诊量反而下降了,农村患者蜂拥到县级医院,县级医院门诊暴增30%以上,城市居民进一步蜂拥到三甲医院,社区中心尤其是社区站门可罗雀。

　　财经网：也就是说目前供给层面的改革基本上是停滞的？

　　朱恒鹏：可以这么说。而且目前来说一些政府部门的思路较为滞后，抗拒真正意义的改革和突破。

　　财经网：比如说？

　　朱恒鹏：举个例子，不久以前，深圳市卫人委制定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是关于深圳医生多点执业的一个建议方案。这个方案中建议，凡是在深圳的有合法资格证书的医生，在深圳区域内，多点执业不需要经过所在医院的院长批准，也不需要经过卫生局批准，只要到卫生局备案就可以。这个建议，尽管还不是自由执业，但是至少可以使医生这个资源能够流动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我们国家目前除了成都，深圳算是第二个准备这么做的地区。

　　这个方案最终夭折了。

　　这样的方案其实并不算改革力度很大的方案，并没有说要废掉医生的事业单位编制；也没有说要让医生彻底自由执业，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的人和医院重新形成签约关系，而仅仅是建议允许医生可以多点执业，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就这样一个改良式的温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而且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也未能通过，的确反映了我们最近十年来一些政府部门明显缺乏真改革的精神，甚至不允许地方去探索、尝试、突破。

　　本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监管者，你不懂的，看不明白的，拿不准的，你就应该放开让市场干，然后事后出现了问题，再去纠正或者完善监管。但是现在行政部门的整个思路是--凡是看不懂的，拿不准的都统统一概不让干。如果我们的行政机构一直都这样来管的话，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进步，现有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自贸区负面清单问题大 官员拍脑袋定政策

　　财经网：我看您的微博。似乎您对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也有不同意见。您觉得像这样的负面清单，给投资者带来了哪些问题？

　　朱恒鹏：这个清单规定外资投资医疗机构，投资总额不得低于两千万人民币；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期限不准超过二十年。我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没有道理的规定。欧美台港医生到自贸区开个诊所不行？俩医生合伙开诊所投资不能低于2千万？那得多高的收费？营利性医院不准超过20年纯属逼着人家短期行为；而非营利医院不准超过20年，那就是说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不能超过20年？

　　我也在猜测这个规定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自于政府官员的一直以来"拍脑袋定政策"的颟顸。这就是照抄的2000年的关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规定，完全没有经过思考就照搬过来。我们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很聪明的，学历也都不低，就其个人而言，大部分属于这个社会的精英，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精英人物聚在一起制定出来的政策经常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们无法理解"经营期限不能超过20年"这样的规定到底是为什么？这样谁敢开医院？医院是靠品牌、声誉生存的产业，限制经营期限，那就没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做医院，做品牌，只能是靠短期的坑蒙拐骗。这样规定、限制，那自贸区还有什么价值？

　　医生自由执业应是下一步医改突破口

　　财经网：您多次提到了医生的自由执业。那么您觉得医生的自由执业是不是未来医改应该考虑的方向之一？

　　朱恒鹏：我认为医生的自由执业是目前医改的关键，也是最可操作的一个突破口。如果现在决策层有魄力，直接就可以给医生自由执业权。具体操作上很简单，宣布从明年开始，现有有编制的医生全部保留编制待遇不变，现有利益不受损失，保证在职医生不反对，但是同时，取消事业编制制度，此后所有新进人员无事业编制一说，所有的医院，无论公立还是民营，一律合同制。当年1993年的国企改革就叫全员劳动合同制，签合同。按照合同发工资，按照合同交保险。

　　而现在医学院的学生，也就是未来的医生，他们会反对吗？我觉得也不会。目前来说，医学院毕业的学生40%左右能找到体制内有编制的工作，60%左右是找不到有编制的工作的。临近毕业的时候大部分人包括医学生本人和家人都很焦虑，都在想门路找关系，尽管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进不去，但是个人和家庭不得不采取"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的做法。如果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可能反而都不焦虑了。有什么好焦虑的？全部都凭本事竞争上岗，签合同。

　　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医生可以和医院签订合约关系，可以签专职，也可以签兼职。医生也可以自己或者合伙开诊所，只要有执业医生资格证书。只要自由执业这一块放开了，那么供给端就彻底释放活力。甚至可以再进一步，在职的医生可以离开单位，10年保持原职身份，10年后如果愿意回来还有编制身份，不愿意回来的那就是彻底自由执业。

　　当然，如果不考虑既得利益，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痛痛快快地将公立医院改制，一次性卖给社会资本，与此同时鼓励医生离开体制，自由执业。

　　这个做法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完全将政府的力量从医疗市场上驱逐出去。政府要做的，是完善目前并不完善的医疗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市场监管的规范，提高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的违法违规成本，包括让社会上各种力量参与到对医疗机构的监管上来，比如行业协会，比如媒体。如此来逐步建立医生的信誉机制，我不再是某个医院的一个医生，我是我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违规被抓到，医院会知道，患者会知道，其他医院也会知道，我离开这个医院可能没有医院愿意聘用我，我去开诊所也没有患者愿意找我看病，所以我要规规矩矩地做医生，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还有人提出，如果公立医院都私有化，边远贫困地区的医疗服务谁来提供，这个一样可以交给市场，如果真的没有资本或者医生群体愿意在某个贫困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政府仍然可以在当地举办医疗机构，但这个机构跟它所聘用的医生，仍然是聘用合同关系，不需要有事业编制。其实现在贫困乡村的村医都不是事业编制，但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做医生，这个不会成为太需要担忧的问题。

　　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允许医师多点执业"，至少表现出了决策者已经意识到医生"走穴"现象的普遍性，开始承认医生资源的市场化价值原则上为将来的医疗改革方向定调，为解决医患矛盾带来可能。但有一个问题，这种超额回报是依赖于公立医疗体系的行政垄断地位而取得的，这群医生依然不那么容易离开体制的。我主张的“自由执业”不同于"多点执业"。自由执业相当于废除了编制，后者短时间内还不容易实现。

房价泡沫：向左还是向右2014年03月03日 09:09 来源于 财新网



结论是：房价大跌不可能；结构性分化将继续；资金链问题继续考验房地产公司；一旦发生全面危机，政府将被迫再度出手救市
http://www.caixin.com/upload/zhuanlan/100324368_100_100.jpg刘胜军财新网“胜军改革观察”专栏作家。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4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区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谁伤了你的幸福》、《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等。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新浪微博@刘胜军改革。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生活在中国，你不能不关注楼市。进入2014，围绕房价的纠结继续萦绕在国人心头。任志强一如既往地怒斥那些唱空房价的人“危言耸听”，而谢国忠依然不知疲倦地预言泡沫崩溃在即。
　　如果你觉得任大炮、谢空头太一根筋，那不妨听听超人李嘉诚对内地楼市的看法。李超人难得一开金口，自然值得聆听。不过，他一方面认为“地价太贵，面粉贵过面包”，但另一方面又宣称“我对内地楼市很乐观，不要小看7.5%的GDP增长，买楼仍是国人积累财富后的第一选择。因为中国人只要揾多少钱，就会买自己的屋”。
　　市场的表现同样是如此“分裂”：一方面，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较2012年2.69万亿激增52％，刷新2011年3.15万亿元的历史纪录，显示房地产商信心重回高涨；另一方面，最近杭州部分楼盘大幅降价、兴业银行内部发文要求对表内表外的所有房地产相关业务从严审查或暂停办理，再度引发市场恐慌情绪。
　　中国楼市是充满政治经济学内涵的市场，我们必须综合分析，才能理清房价脉络。
　　房价显然存在泡沫。在京沪一线城市，30－40倍的房价收入比明显太离谱。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说，“加州房价收入比在8－10倍，我们就觉得太高了。如果是8倍，就要花8年的总收入买房。”如此高的房价，基本“消灭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实现以消费为动力的经济转型相当不利。
　　另一个不利因素来自趋紧的金融环境。2010年起中央收紧房地产商融资，进而迫使大量房地产企业借助影子银行渠道融资。问题在于，影子银行资金成本太高（20％左右很常见），一旦房地产出现长期滞销，房地产商将陷入资金困局。李克强出任总理后，明确表态不搞大规模刺激，并开始引导货币政策从超级宽松走向中性，2013年即出现三次钱荒潮。杭州大幅降价的楼盘，应该就是由于开发商资金链紧张所导致的现象。2013年温州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也是由于资金链大面积断裂所致。
　　更大的压力来自反腐。在铁腕整风、无情反腐之下，名表、茅台和高端餐饮倒下了，同样为贪官所青睐的房产呢？2012年10月我曾发过一条微博：“【房价应该这样调控：把贪官抓了，房子拍卖了，房价自然暴跌！】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仅为一处级小吏，拥有21套房产；“土地奶奶”罗亚平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贪官，才是最大的“刚性需求”。” 王石最近也指出，“反腐是最大的调控。现在最有效的对市场调控就是反腐。难道房地产不受影响吗？会很受影响！因为房地产相当的一部分，是留着让很多根本不需要的房子在那儿！”
　　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导致房价存在不能跌、跌不动的诸多因素。​
　　首先，中国是地球上货币超发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M2/GDP达到200％，中国的M2按照汇率折算成美元比美国的M2还多。由于股市实在太不争气，楼市就成为吸纳流动性的主要“池子”。价格从来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正如吴敬琏最近所指出的，“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并不是囤积房产，投资买房如果没有钱怎么投机呢？”货币超发是支撑中国楼市泡沫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国银行业的住房按揭贷款政策相当稳健。以上海为例，首套房首付30％，二套首付70％。如此高的首付比例，在全球也是不多见的。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房价下跌之所以引爆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银行业过于放纵的按揭政策：无须首付即可买房。相比之下，中国的银行业对房价下跌的抵抗力要强大得多。因此，房价的风吹草动很难触发银行要求提前还房贷的系统性危机。
　　再次，政府对房价态度很暧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政府官员，面对这样一组数字心中会如何掂量：房地产贡献了20％的GDP增长、50％的地方财政收入。在经济下滑趋势仍未止步的情况下，中央要保住7％的下限，就不可能不正视房地产的作用。与上届政府相比，本届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甚少表态，似乎决心面对现实，“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最后，房价跳水还会引发维稳问题。2月19日晚，杭州某楼盘宣布降价，均价直接从17200元/平米降到了13800元/平米。2月21日该楼盘售楼处遭到业主怒砸。此类现象并非首次。尽管老业主因为开发商降价而施暴，显然是法盲、无赖之举，但他们吃准了地方政府维稳的心理软肋而屡试不爽。无形中，这让房价形成了一种“能升不能降”的刚性。
　　结论是：1、房价太高了；2、房价大跌不可能；3、结构性分化将继续：一线城市继续坚挺，三四线城市房价因购买力向一线城市集中而缺乏支撑；4、资金链问题继续考验房地产公司（2012年绿城地产在香港九龙仓的紧急输血下才起死回生）；5、一旦发生全面的房地产危机，政府将被迫再度出手救市。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中国楼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

王一方：路人“不扶”不该受指责2014年02月28日 18:10 来源于 财新网

与全民急救相比，行业优先培训才是现在应当考虑的重点



　　【背景】2月17日，35岁的梁娅疑因身体不适晕倒在深圳市地铁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当急救人员赶至现场，女事主已经失去生命迹象，此时距离她倒地已超过50分钟。
　　事发后，除了指责地铁管理部门的失职，不少媒体把矛头指向了过往路人，诸如“倒下50分钟无人敢扶”“七名行人望而却步”的标题席卷了各大网络版面，使得一些缺乏耐心的读者继之前一系列“扶老人”事件后再一次开始痛斥路人的冷漠、感叹世态炎凉。
　　但据当日监控录像显示，在上午10点29分，也就是梁娅倒下后的三分钟就有路过的市民告知了地铁工作人员。
　　此次猝死事件暴露出哪些社会问题？究竟是否关乎公民道德？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对于此类突发性急救事件，从医学的角度并不提倡路人自行施救；就责任而言，路人只有报警责任，没有救治责任，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在很多紧急状况发生时，施救者需要非常充分的专业急救知识，并非简单地“扶一把”就能解决问题。很多情况下患者需要平躺，“扶一把”反而会恶化患者病情。比如很多人身上都带有“血管瘤”，不正当施救导致血管瘤破裂会使患者面临更大生命危险。
　　据王一方介绍，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许多公共场所都会配备简单的急救设备，比如80美元一件的“简易心脏除颤器”。在明确病因、熟悉操作的情况下，可以用来稳定患者病情，为急救争取时间，然而这依然是要建立在救助者具有相应病理知识的基础上。在诊断不清楚的情况下，即便是医务相关工作者也需要请教相应的专业、专科人士。因此，在遇到紧急病患时，一般市民的首要任务还是报告专业急救部门。
　　在提及急救知识、技能培训时，王一方表示，实行医疗急救培训是有必要的，在国际上也有模本。比如日本就有专门的急救培训，他们的公民急救意识也很强。但这样的知识培训也有针对人群，主要是年龄段在20岁－45岁区间的常驻居民，而且还是志愿群体。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复杂，要实现“全民”医疗急救培训，还是过于理想化。
　　王一方补充，中国在“文革”时期实行过类似“全民急救训练”的政策，即所谓的“四项救助”，主要针对外伤。然而其目的主要还是作为“战备训练”。在和平年代，这种训练已不合社会趋势。
　　“与全民急救相比，行业优先培训才是现在应当考虑的重点。”王一方指出，对服务业，比如餐饮、交通、娱乐、安保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基础医疗、急救知识训练；培养其动员能力、反应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培训内容主要应该侧重在急救“第一现场”争取时间，比如检查病患呼吸道是否顺畅，排除呼吸道异物、扶正头部位置，保证呼吸畅通，“能争取到至少10分钟的急救时间。”
　　“‘扶不扶’还是属于公民道德范畴，”王一方说，“不应全依赖法律解决问题。”美国虽然有保护施助者的相关立法，然而即便立法效果达到了，诉讼成本却很高。因道德水准下滑而将问题诉诸法律机制是人们的正常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任何道德问题都归咎于法律漏洞。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一切问题都是道德或法律问题”，这种想法同大家去医院就医，认为“一切责任都是医院的责任”类似。在这起猝死事件中，把矛头指向路人也是诸如此类的不理性行为。■
　　（财新见习记者 南皓 采写


给公务员的忠告2014年02月28日 11:24 来源于 财新网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的开端，不要让自己成为“收入7年没涨，唯一能力是听话”的人，明智者已开始调整预期与职业规划
http://www.caixin.com/upload/zhuanlan/100324368_100_100.jpg刘胜军财新网“胜军改革观察”专栏作家。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4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区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谁伤了你的幸福》、《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等。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新浪微博@刘胜军改革。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自2013年以来，以“八项规定”和“老虎苍蝇一起打”为核心的整风运动，极大改变了中国的官场生态。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未曾料到，与以往的运动式执法不同，此次整风渐呈长期化、常态化。
　　2013年11月的“国考”热度依旧：有111.9万人报名确认参加公共科目笔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高达57:1。但笔者认为，此次整风影响深远，加之三中全会确立“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线，未来公务员队伍将受到很大冲击，公务员热将逐渐退潮。
　　对公务员队伍必须加以区分：普通公务员和有权力的公务员（通常是副处级以上干部）。普通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并不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京沪这样的大城市。就公务员收入而言，普通公务员要买房是相当困难的，其实也属于“屌丝”。湖南省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资信息网站因系统密码设置过于简单，导致该市所有财政统发工资人员收入曝光。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工资在2001元至4000元之间。
　　那么，为何那么多人还对公务员趋之若鹜？关键在于权力的诱惑。公务员一旦“熬成”官员，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其一，官员因其权力而倍受尊重，吃喝请送，风光无限，子女就学等老大难问题更是迎刃而解；其二，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更可以享受医疗等方面的特殊待遇；其三，官员的权力意味着寻租空间。根据王小鲁（2013）的测算，中国2011年的居民灰色收入高达6.2万亿，相当于GDP的12％。近年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表叔、房叔、房姐、房祖宗，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想象力。
　　世易时移，官员的“幸福生活”好日无多。
　　首先，“八项规定”堵住了官员隐性福利的渠道。除了刹吃喝风外，对各类购物卡、消费卡的打击，也让官员很受伤。
　　其次，“老虎苍蝇一起打”，大大提高了贪腐的风险和成本，权力的快感正在变成权力的陷阱。官员们发现自己忽然陷入纪委打虎、网络举报、情妇反目、他人落马自己被牵出的反腐立体战之中。
　　再次，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改革的效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60项改革，其核心是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硬币的另一面”就是要捆住政府到处乱摸的手。笔者梳理了一下《决定》内容，发现至少以下改革内容对官员意味着“利空”：国企改革、投资的负面清单、政府的权力清单、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改为认缴登记、要素价格市场化、征地制度改革、金融自由化、取消审批权、财政透明化、扩大对外开放、改革人大制度、省以下司法独立、纪委垂直化管理等等。上述改革，或者意味着政府部门权力的减少，或者意味着政府受到的制约加大。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预见到，“我们的官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舒服了，而且有些人不那么想当官了。因为当官没有那么舒服了，官员的责任很重，这就要求监管的官员既要有能力，还得有理想主义才可以。”
　　不仅如此，李克强总理上任即承诺公务员人数只减不增。在2012年两会上，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感慨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决定》还提出“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深入，公务员队伍的精简势在必行。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的开端。那些不能预见到这一趋势的公务员，就成为温水中的青蛙，不要让自己成为“收入7年没涨，唯一的能力是听话”的人。明智的人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预期与职业规划。
　　如果你是真正热爱行政管理事业、偏好稳定的职业，或许公务员仍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只是为了传说中的升官从而发财，及早辞职下海方是聪明之举。
　　假定未来下海的公务员不断增多，那么显然辞职越早越受欢迎。趁现在还算“物以稀为贵”吧。
　　其实，下海没那么可怕，相反，它可能为你的人生打开机遇之窗。 1992年小平南巡，掀起官员下海潮。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这十万党政干部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92派” ，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
　　1992年小平南巡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门，2013年18届3中全会《决定》正在拉开中国经济转型、体制变革的大幕。下一个十年，民企将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管制的减少将激发市场更大的创新活力，互联网技术将带来众多的颠覆式创新。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能力，如果你不畏惧挑战，下海吧，就现在，为了终将逝去的青春！■







两会来了

人大代表提交的叫议案 政协委员提交的才叫提案，议案不能光反映问题，还要摆出依据提出解决方案

• 2014年03月03日 09:33 　来源 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黄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将于今天（3月3日)下午在京召开，拉开今年全国“两会”的序幕。政协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两会”。召开“两会”旨在把代表从群众中得来的信息和要求进行收集及整理，传达给政府。中国人民对于“两会”，似乎很熟悉，但也有盲点。港澳台代表是港澳台人吗？什么是提案什么是议案？财新网用图文加数字的方式来说说“两会怎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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