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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何处安身立命
文章提交者：一块抹布
新生代农民工何处安身立命
朱允慎
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转型的宏大叙事逻辑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也将写进历史的书页。当然，就从这一个“新”字，就暗含了他们不同于父兄一辈的传统农民工。新生代的“新”更多是体现在比如学历相对较高(初中以上)、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流水线作业、婚嫁观念开始转变、生活相对时尚、维权意识增强、迫切想融入城市、不愿再回到农村等方面。两代农民工之间的观念转变也说明了这个时代向前发展的烙印，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
“三农”是国之根本，上一代农民工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根本解决。比如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加棘手。最为典型的就是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缺失，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富士康的问题，除了富士康，还有那么多的制造业企业，那么的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厂，其他新生代农民工没有选择极端，难道他们就找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了吗?问题似乎都没有这么简单。
“男性，80后，未婚，高中文化，来自一个中部省份，在沿海某城市从事制造业工作，月工资1417元。”这是国家统计局在一份报告中给新生代农民工画得标准像。在现代流水线的工业生产中，新生代农民工和工业产品一样，几乎都具有同质化的特征。人的籍贯、学历、信仰、爱好甚至性别，几乎都被抹杀掉，只有一个随着机器在年复一日从事同一个动作的机器人存在。其实国家统计局的标准画像中，男性指代的或者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而是男、女都可以适用的新生代农民工，这样一个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漂浮的打工者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本身说明了他们素质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留在城市生活有较高的期望。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要是真能留在城市，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都不是什么坏事情。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受制于城市和农村两元结构的制度壁垒，教育问题成了制约农民工留下来的障碍之一，再加上较低收入和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是难以留在城市。在那种强烈的渴望和近乎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注定只是为所打工城市奉献过的匆匆过客。
不能留在城市，如同他们的父兄辈一样，返回家乡娶妻生子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但是，在打工过程中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们，对家乡不够现代和便捷的生活方式开始不适应。老家苏北农村那些打工没有攒到积蓄的朋友们，靠着父母的帮助建了楼房。然后他们或相亲，或和打工时结实的女朋友一起回来结婚。过段时间，他们把新房和不足一岁的孩子留给老人，继续走上打工的道路。也许再过几十年，他们不再打工了，也不会带回来资本，也不会带回来技术。更多的是带回了一身职业病。然后守着破烂不堪的乡村社会，等待进入生命的终点。
和他们的父兄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日益降低，他们再也不会干农活，或娇生惯养的他们不愿下地干活。从懂事以来，看到在地里劳作的始终是他们父母亲那一辈人身影，上一辈人能够坚持到好久，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然后他们老了的时候，不能再外出打工的时候来接父母的班，继续肩负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中国乡村社会维护的重担，就这样一直落在留守老人们的肩上。青年人的大量流失，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活力丧失，这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看看中国乡村的现实，又有谁的乡村没有在沦丧?
资源的枯竭，乡村的没落，权力的横行，宗族势力的复苏，封建思想的卷土重来，乡村社会本来应有的结构已严重碎片化，乡土社会再也没有了自我治理和知我约束的功能。每年回乡探亲，除了见到新建起的几栋婚房和听说哪些又逝去的老者。村容村貌，尤其是人的精神状态都在不断萎靡。而那些外出打工一年的小学同学们也是来去匆匆，他们再也不会关心他们户口所在乡村的发展状况，不会关心地里农业的收成，自己村上的干部选举问题，也不会考虑什么时候在自己家门口创业，带动更多的人致富，重建乡村的活力，每个人都成了一座孤堡，每个人都在低头朝自己都不清楚的方向前行。民国时期，我们还有晏阳初和梁漱溟这样用个人之力来寻找中国乡村出路的学者，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学者吗?我们的乡村社会还能依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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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0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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