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的是把想赶的人赶走了吗?恐怕未必赶人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按北京市的说法就是“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店、小食品店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虽然如前所述,用严格的“以业控人”的方式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低端劳动力”对驱赶的抵抗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有更高的工资,更多的机会。比如,迁走的服装、小商品市场的人,可能会转去做电商的快递,他们骑着电动车送货,依然会造成污染和拥堵。用学者郑新业的说法,整个物流、交通、能源的损耗根本不会因为低端市场的迁离而减少,甚至可能增加,无非是从一种形态的低端,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低端。 而且,即便把这些“低端劳动力”赶走了,也未必能换来多少“高端劳动力”。北京中关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继去年“中关村e世界”关停后,今年中关村的标志建筑“海龙电子城”也已经歇业,这固然有低端电脑卖场自然衰落的因素,但同时也是为了跟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步伐”。而海龙大厦的将来,据说是为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打造海龙大厦“智能硬件创新中心”。然而这种人为扶持的“高端产业”,真的能“创”得起来吗?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连中关村创业大街都开始门庭冷落,“海龙”、“中关村e世界”的未来可能就是改造为各种“孵化器”而已——说的好听,其实就是写字楼办公室而已。 人口稳定了,但得不来理想的人口结构严厉的“赶人政策”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过于人为的人口调控,会对人口结构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知乎上曾有这么个问题:从2010年上海2300万人口开始,执行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一个外地人都不准进入上海,那么,到2040年,上海的人口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情况? 这个假想的问题有一个假想回答:“好消息是,经过30年的努力,上海市人口终于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只有1934万人。但是,这1934万人里,20岁以下的幼儿和青少年仅占7.95%,入托、入学似乎不会再困难了,但与此同时,2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仅占比50.96%,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有70%多;更恐怖的是,60岁以上老人占到了41.09%,而15%就可以称为进入老龄社会。由此可见,如果严格的控制外来人口,实际上,不到三十年,北京、上海就会变为没有生气的城市。显然,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稳定无法承受的局面。” 从特大城市学校减少的情况来看,这种担忧并不是虚言,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1995年北京共有2867所小学,但是到了2013年只剩下了1093所,而教师人数则是从74075人降到57832人。在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中国首都北京,居然也出现内地农村才有的“撤点并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就是这样才好,因为多让一个小孩进入大城市,其消耗的资源就会大量增加,“不如让外地人成年后来北上广打工,以维持城市活力”。且不说这种想法体现了多少大城市人的自傲,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讲,这依然会形成极多的问题,不是长远之计。 事实上,人口结构的影响之深远,可以从计划生育政策看出来——想要驾驭人们的生育惯性,整个国家要付出吃奶的力气,其效果争议还非常大。更关键的地方还在于,一旦在某些节点形成趋势,可能就难以逆转了。北上广的人口增长势头在官员们使出全力后终于开始刹车,会不会造成一些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结果,同样很难说。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人口的迁出和经济下滑之间往往存在着联系,如东京实行人口迁出政策的十年,恰恰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了。特大城市人口分散政策是好是坏,也许还需要更多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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