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的 战 争 情 结---不应忘记的往事 作者 许龙

大石

父 亲 的 战 争 情 结

——不应忘记的往事

许  龙

在人世间辛苦了86年的老母亲，于2002年12月29日离子女及孙辈不辛逝去。她的最后几年，因父亲离去的早，三个弟弟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奔波，老人是在我这个退休的老大家中度过的。患了6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她的晚年十分痛苦，特别是吹风下雨的日子。为了给老人一点安慰，我和爱人多年没出远门，常守着母亲听她唠叨些往事。听的最多的，是父亲抗日战争和解放争中的战斗故事以及与战争结下的不解情结。

（一）

那是1945年，春末夏初一天晚上10点左右，山西省祁县东观镇武乡村的天空黑得像锅底一样，沉闷的空气压的人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几道闪电像一柄柄锋利的剑从漆黑的天际斜剌下来，把大地照射得如同白昼。一团火球从电剑锋中钻出，“咔嚓——咔嚓嚓”一阵巨响，村里堡内街靠古城堡墙西北角的一个农家院落外，一棵百年老槐树被球状闪电拦腰折断。树干树枝着火燃烧，劈哩啪啦地在火光中发出爆豆般的脆响。刹时，瓢泼大雨从天上浇了下来。

在剌眼的闪电和屋内煤油灯昏暗摇曳的灯光交相照射下，院中正屋里间炕上炕下的一群人，沉浸在一片悲痛中。炕上躺着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男的气息奄奄，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女的悲痛欲绝，倦曲在男人身边大声呻吟。旁边站着的两位青年妇女头裹白布孝帕，正在劝说炕上的人。突然，屋门大开，随着一股狂风和雨水，一位身材不高不胖也不瘦的黑影破门而入，“扑通”一声跪倒在炕前湿地上。

原来，这个不平静的院落是我的老家旧屋，四年后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老屋的历史据说比院外老槐树的年龄还要长。炕上躺着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祖父，旁边是祖母，炕前站着的是大姑妈和二姑妈，跪在地上的是父亲许光忠。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事前的一天午饭后，一小队日本鬼子和皇协军伪军来到我家，拉走了二叔。原因嘛，按随来的翻译官的说法，是去年八路军破袭同蒲铁路时，二叔和父亲在家中“窝藏”过执行任务的武工队员。抓人那天，父亲正在20里外的祁县县城，向一商家销售一马车从口外购回的玉米和高梁，躲过了一劫。听到噩耗的父亲心急如焚，连夜冒着风雨赶了回来。

听村里人说，二叔在押解路上明知是死，快到鬼子据点时，挣脱绑绳钻入玉米地里逃命，被一个脑袋长的又长又丑、被当地群众称为“驴头队长”的鬼子军官追上，开枪打死了。今天，二叔还横尸野外。

听完事情的原委，父亲一口气出不来，昏倒在地。大姑、二姑一阵哭喊，才把父亲唤醒。家中四姊妹，两男两女，只有老二这么一个弟弟。为了能让老二上小学读书，父亲读了两年私塾就休学了，把钱节省下来给二弟交学费，自己到外面做生意。占领家乡的日本鬼子夺去了小弟的年轻生命，为兄的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又一阵炸雷声响起，狂风将豆大的雨点从开着的屋门刮进来，浇在父亲身上。父亲的脸绷得更紧，浓眉拧成了一团，对着祖父母大声说道：“爹，妈，孩儿不孝，这个仇由我来报，不然誓不为人！”

昏迷的祖父被喊声惊醒，终于哭出了声：“二儿啊，二儿，你好苦啊，怎在我们前面走了呢！”当时祖母还算清醒，忙把祖父从床上扶起，对他说：“鬼子想抓的还有大儿，快叫他走，保住这条根，为老二报仇。”

听完祖父母的话，父亲转身拉着两个姑姑的手，断断续续地交待：“妹子，爹妈交给你们了，我去投晋绥军，杀了“驴头队长”，再回家见你们！”

不等大家答腔，父亲的身影转瞬消失在深夜的茫茫雨幕中。天快亮时，浑身泥水的父亲背着二叔的尸体回来了。为了不惊动家人，他把冰冷的二叔悄悄安放在门道里的长木凳上，脱下自己的衣裳盖好，一声不吭出门投军去了。

大石

（二）

旷野中的父亲不知道晋绥军在哪里，只晓得东南方向鬼子多，就朝西北群山起伏的山地走去。

天亮不久，风雨停了下来。在一片不大的山林中，又冷又饿又累的父亲遇到一支十多人的队伍。虽然来人背刀拿枪，精神抖擞，却穿的破破烂烂。他想，这不会是鬼子的便衣队吧？假如是，我的小命难保，更不用说报仇了。实在没法，只好躺在路边地沟里装死。不一会儿，队伍来到面前。一个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人，看见沟中躺着个人，过来用手一摸，回头说：“这人还出气，有救！”一位瘦高个汉子，五十多岁，精气神十足，像是个头头，取下横挂在肩上的绿色军用水壶，揭开盖子，将里面的水一点一点地滴进父亲的嘴中。本就清醒白醒的父亲，一阵甜蜜沁入肺腑，感觉来人善良可亲，不像坏人，更不会是鬼子的人，于是张开了双眼。那汉子笑着说：“小兄弟，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西山游击队。如能走，跟我们到前面营地吃点东西。如有病，我们有卫生员，让他给你开几付药，包管没事。”

听说是八路军，父亲心里犯了滴沽：我投的是晋绥军，八路虽说是抗日的武装，可不是“正规军”啊！再说，他们欢不欢迎像我这样的生意人呢？怀着看一看的想法，他跟着游击队走了十几里山路，进了大山里的根据地。饱吃一顿后，父亲外出闲逛，见山里的人有田有地，大人小孩说说笑笑，证实了老百姓“八路军是抗日坚决的穷人队伍”的说法。闲谈中还打听到，瘦高汉子是游击队队长，他的父母在日本人大扫荡时被鬼子活活烧死，也是个苦命人。想到前些日子家里住过的和蔼可亲的武工队员，父亲顿生好感，试探着把杀鬼子报仇的心愿说了出来。队长一听笑了，“我们都是被小日本逼上梁山的，个个苦大仇深，没有一人不想杀鬼子。你杀不了，我们帮你杀。你报不了的仇，大家帮你报。”队长一席话，打消了父亲心中的顾虑。这是支好队伍，杀鬼子不含糊，投他们没说的！就这样，父亲放弃了投晋绥军的念头，加入了八路军游击队。

几天后，听老家的人带口信来说，父亲离家后，祖父见两个儿子一死一走悲伤过度，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死都没有闭上眼睛。

为了寻找杀二叔的长脸鬼子，父亲再三向队里请求，给他一个机会。队长晓得刚参军的人没经过正规训练，一个心思报仇容易出危险，没有答应。心里不痛快的父亲整天愁眉苦脸，一天天地消瘦，队长和指导员怕他气出病来，研究再三，同意他跟队里的侦察员老张到敌占区执行侦察任务，随便探寻长脸鬼子的踪迹。条件是不许轻举妄动，不准冒险和鬼子拚命。说来也巧，老张就是父亲进山时遇见的络腮胡子。两人接受任务后，凭着老张的老谋深算和父亲的不懈努力，终于查明长脸鬼子就在距西山30公里远的东关据点里。

一天午饭时，父亲扒了两三口不吃了，乘大家伙不注意，偷偷朝营房外溜去，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东关报仇。但侦察员老张没那么好糊弄，见父亲一碗饭没吃完就朝外走，心中的小算盘被老张猜了个正着。未等父亲出门多远，就被老张生拉活扯地挡了回来。事后，队长怕出事，再不让父亲参加侦察或单独外出了，要他全身心投入军事训练，有了过硬的本领再提报仇杀敌的事。

不久，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频频得手，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开始反攻，日本鬼子接连失利，抗日战争朝着中国人民胜利的方向转变。

九月中旬，300多人的西山游击队接到指示，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独立团的一个连，下山向敌占区推进，相机占领一到两个军事重镇作立足点，为大反攻作准备。7天后，两支部队抽出400人组成突击队，攻打东关据点，切断敌人同蒲铁路的物资补给线，父亲杀敌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东关要隘的主要据点，是关口一个三层楼高的砖石碉堡，里面有重兵把守，外围一圈铁丝网，只要攻占守敌将无险可守。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和游击队会主动向最难攻击之处发动进攻。凌晨三时，父亲和战友们在夜幕中悄悄剪开铁丝网，侦察员老张从一条干涸的排水沟中爬进配电房，拉下了电闸。乘着电灯熄灭降临的黑暗，两个化装成伪军的战士迅速靠近碉堡，把两包几十公斤重的炸药靠在了墙上。随着炸药包“轰隆轰隆”起爆，碉堡下部炸出了两米见方的大洞。不等敌人从摇摇欲坠的堡垒里钻出来，突击队已从剪开的铁丝网处钻进据点，向猝不及防的敌人开了火。机枪、冲锋枪声响成一片，手榴弹“嗖、嗖”地向敌群中扔去。

八路军指挥员知道，日本兵训练有素，枪炮火力猛，硬攻会吃亏。事前要求炸毁碉堡后，一定和敌人搅在一起，打硬碰硬的白刃战，等敌人清醒过来前解决战斗；同时命令八路军主攻，游击队配合。

游击队虽然和敌人打过不少仗，但多是小规模的，为了保存实力，经常打一会就撤退了。象今天这样在照明弹白昼般照耀下和鬼子面对面地拚剌刀，还是第一次。眼前的日本兵，虽然身材不高，但和身材单薄的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相比，仍显得粗壮敦实，肌肉发达，突剌、格挡技术专业。报仇心切的父亲，不理会只准配合的命令，偷偷跑到了最前面。虽经两个多月苦练，但和鬼子交上手，仍觉十分吃力，一点也不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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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同来的独立团的战士出手凶狠，剌刀一举就痛下杀手。父亲见一位被敌人剌刀剌中的八路军老兵，肠子外挂鲜血淋漓倒了下去，仍跪在地上用手中的大刀向敌人猛砍，两个日本兵被他砍断脚腕，一命呜呼。在老八路视死如归精神的鼓舞下，父亲眼前出现了死在鬼子手里的亲人死不瞑目的面孔，报仇雪恨的心火一下子点燃了，派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劲头，不顾一切地冲进敌群左砍右杀，亲手报销了两个日本兵和一个伪军。
不久，县城的敌人分乘4辆汽车前来支援，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千钧一发之际，浑身是血的游击队长冲到前面，大声喊到：“再不拚命，我们都活不成了！为了胜利，拚一个少一个。”又朝父亲吼道：“‘宝儿'（父亲的小名），驴头鬼子就在据点里，还不跟我拚命！”在队长的带领下，游击队员冲到了前面，和八路军战士并肩向敌人展开拚死的战斗。
突然间，敌人一辆救援汽车开到了父亲面前。他端枪描准驾驶室里的鬼子扣动板机，想把司机打死，再收拾车箱上的敌人。谁知枪没响，原来没子弹了。这时，车上一个蓄着山羊胡子的鬼子军官推开车门往下跳。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的功夫，父亲操起一把死鬼子丢在地上的东洋刀，刀锋一转，不等山羊胡子脚落地就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在鬼子的脑袋还在地上翻滚时，战友的手榴弹塞进了装满人的汽车车箱里。见前车上的鬼子报销丧命，后面三辆车上的伪军掉转车头飞快地逃跑了。
战斗接近结束时，父亲在昏暗的敌据点储藏室的一堆草料中，搜寻到了长脸、大身子、小脚杆的鬼子“驴头队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父亲不等惊魂未定的仇敌反映过来，用手中的东洋刀横砍过去，一刀就把鬼子的右手连同手中的枪砍飞，疼得鬼子抱着断臂大声嚎叫。父亲不等鬼子还手，又一刀对着他的脑袋瓜子抡出，亲眼看到血从“驴头队长”颈动脉血管断裂处喷出，身子重重地倒在血泊中。仇恨一了，父亲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地上。经人提醒，才发现身上不知何时被捅了五个窟窿，流出的血将衣裳裤子染的黑糊糊的，被战友抬下战场送战地医院救抢。
这一仗，打死鬼子和伪军82人，伤100余人，俘虏伪军上百人，12个鬼子怕被俘剖腹自杀。八路军和游击队也牺牲121人，负伤的更多。虽然完成了任务，为后来的反攻创造了条件，祖父和二叔的仇也报了，父亲却兴奋不起来：把自己带进游击队的瘦高个子队长伤重残疾，后转业下地方，病故在工作岗位上；络腮胡子老张牺牲，永远地离大家而去。两人一个明练刚决敢作敢为，一个才思敏捷见识非凡，是游击队不可多得的精英和父亲最要好的同志和朋友，有什么比失去曾发誓生死与共的战友更令人痛心疾首的呢！按父亲的说法，是“旧仇刚了，新仇又添。”
仗打下来，父亲住了三个多月的院，伤愈归队后，因功升为副排长；抗战胜利后，游击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父亲提升排长，成了家乡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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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人占领祁县后，家乡不少青年从军，一半投了闫锡山的晋绥军，一半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几年拚战下来，他们中十有八九倒在了鬼子伪军的炮火下。剩下的几十人，抗战胜利后分成两大阵营打起了内战。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急转，原本处于下风的人民解放军逐渐壮大，不可一世的国军走起了下坡路。为了挽救败局，国民党当局打起了解放军军人妻儿老小的算盘。

     一天中午，武乡村的平静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一年前结婚的母亲和村里十来个与解放军有血缘关系的女人小孩，被伪保长带着一队国民党兵，明枪实弹地抓进东观的仓库里关了起来。关他们的屋子不大，南墙开一一尺见方小窗，窗边木门上钉着一层铁皮，门锁的紧紧的。地上靠北堆着薄薄一层麦草当地铺，墙角放着一只马桶供大人小孩拉屎拉尿。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紧闭的门打开了，母亲被看守叫了出去。审讯室紧靠拘押房，中间摆着一张长条桌、三张木椅，靠门地下一个小木凳。长条桌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三个人：中间的瘦高，穿一身国军军装；左面的着便衣，身体矮胖；右边是位年轻女人，中等个，苗条身材。母亲坐在小凳上接受审问，问话的是那位军人，另一个记录，年轻女人没吭声。问的内容主要有，你丈夫现在哪里，你怎样把你的丈夫找回来投诚自首？回答稍不如意，就要被押进刑训室挨打受骂坐老虎凳。

      母亲心想，不能说出丈夫的去向，说了又到那里去找，找到他也不可能回来！看到母亲一口一个“不知道”，军人火了，叫年轻女人把母亲拉到刑训室受刑。

    母亲虽然口硬，想到受刑身子也发软。正当心中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时，年轻女人把她拉到屋外一棵大树后，低声问起话来。女人问：“你叫温书梅吧，认得我吗？我是你娘家村子不远的王大贵家的，大贵和你家‘宝儿’同一天当兵。”后来知道，父亲参加八路军游击队那天，大贵加入了晋绥军。晋中抗日战争最后一仗中，大贵一人打死两个鬼子和三个伪军，现在是晋绥军的副连长。大贵和父亲同乡，两人住家相隔不到十里，早就听说了对方杀鬼子的事迹。大贵还给婆姨（妻子）讲过父亲的事，婆姨娘家又和母亲娘家村子相邻。那女人对被审的母亲产生了同情心。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大贵婆姨答应设法帮母亲脱险。不知想了什么法子，母亲此后没吃过大的苦头，三天后到大贵婆姨家当“婆子”（保姆），照顾她的公公婆婆和一岁半的男孩。半个月后，母亲保释回家，捡回一条命。一个月后，不知是不是大贵婆姨的关系，村里被关押的人大部分释放了。

    家乡当时的形势特殊，白天国民党军横行，晚上为解放军的天下。父亲一晚回家，听母亲讲述了事情经过，对母亲说：“大贵我认识，杀鬼子没话说，是个好人。这次人家婆姨帮了你的大忙，对村里人也好，有机会应该报答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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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8年，山里的解放军下山反攻，晋中战役打响。已担任营长的父亲率一支部队在兄弟部队两个连的支援下，向国民党军据守在榆次外围山上的一个营发动攻击。

敌人占领的山地不高也不大，准确说不过是一个高一点的土堆，上面有钢筋混凝土筑的四个地堡，枪口虎视眈眈对着山前开阔地，易守难攻。攻击前一天，山前一户农屋土炕上，父亲和干部们盘腿而坐，商讨进攻的策略。最后，父亲下达了作战任务：“明天请兄弟部队正面攻山，打的要猛，尽量避免伤亡，任务不是攻进去，而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和火力。二连战士入伍前多数是煤矿工人，挖洞技术熟练，由二连长带领他们将地道挖到地堡下面，用炸药包将其炸塌炸哑。等地堡哑火了，我和刘副营长再率队猛攻，全歼山上守敌，不让一个漏网。”

第二天早饭一过，冲锋号响了。兄弟营的两个连开始进攻，不断向山上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敌人凭借地堡和战壕还击，仗打得十分激烈。夜幕降临时，地道挖到了四个地堡下方，等战士们撤离到安全区，二连长一声令下，炮手点燃了炸药包的导火索，“轰隆隆、轰隆隆”一阵巨响，四个地堡飞上了天。硝烟中，地面上的解放军呐喊着冲进敌阵地。刚才还在顽强抵抗的敌人崩溃了，除少数负隅顽抗被歼灭的外，其它人纷纷举手投降。

解放军清理战场时，在敌人的尸体堆和俘虏中没有找到指挥作战的敌营长。没抓到敌人指挥员，这个仗不能算全胜，营教导员要战俘带人寻找，终于在山背后一个隐蔽在灌木林中的山洞里，发现还有两个敌人，面对解放军火热的枪口和“缴枪不杀”的呼喊，不抵抗也不投降。父亲和教导员率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打着火把冲进洞里，将两人捕获。

出了山洞，火把一照，父亲看清抓出来的身材魁梧、脸上布满刀刻般皱纹的人，就是同一天参军抗日的同乡王大贵。王自感是手下败将，装着不认识父亲。审问后，另一个年轻俘虏指认大贵是这个营营长，自己是他的警卫员。面对这个对自己有恩、亦敌亦友的人，父亲傻眼了：按政策，战场上拒不投降的营以上敌军官，应就地正法或送上级处置。可面对这个于自己和家乡军人家属有恩，杀鬼子和伪军出名的“好汉”，杀吧，于心不忍；放吧，又可能违纪守罚。

思之再三，父亲网开一面的慈悲心占了上风，信守诺言，让手下一个信得过的战士悄悄把王大贵和他的警卫员放了。并向放人的战士解释，大贵一介书生，投笔从军，杀了不少鬼子和伪军，杀了可惜。让战士放人时特意向对方说明，回去后不要再与人民为敌，希望改过自新重新作人。解放后听说，王大贵回家后脱下军装务农，临解放把家中一半的土地捐给了长工，在共产党的乡一级政府里当普通办事员。1956年，父亲耳闻大贵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又给当地政府写信，为其抗日杀鬼子和保护解放军家属的事作证。接到父亲的信后，政府以功过相抵为由，没给王大贵扣“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让他和妻子在农村中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至于大贵的警卫员，据说去了内蒙古他大姐家的村子里结婚定居，日子过的还不错。

不久部队内部整风走漏风声，父亲因私放战俘被撤销营长职务。好在同生共死的战友为他说好话，下放到二连当司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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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父亲干什么都喜欢论个划得来划不来，远近有不少朋友，打仗之余更像个生意人。降职为司务长后，自认为没大错，对营长职务被撤销无所谓，后勤工作干得尽心尽力，得心应手。为此，团里经常抽他出来到敌占区采购些部队急需的作战、医疗、生活用品。

晋中战役后，部队产生了大批伤病员，急需大量治疗止痛用的消炎药。父亲自告奋勇，到敌人重兵把守的太原市采购。谁知这些药被当局明令禁止对外销售，没有市政府批条，一粒也休想买走。他找到一个开大药店的儿时张姓朋友，可张老板一听来意，一口回绝了，只好另打主意。第二天在酒店请生意上的朋友吃饭，打听到同桌一位王老板暗地里在为山西省国民政府的一位大官做生意，父亲灵机一动，把王拉到外面告诉他，自己在为祁县世代经商的乔家大院当家的跑生意，两人联手一定能挣大钱。王老板动心后，父亲提出，要做就做大的，请他设法从张老板店里买一批止痛消炎药给上海的大商人，现货现钱交易。还向对方说明，生意上赚的三分之二归他和他的后台老板，事成后再给王个人500大洋酬金。

两人商妥后，以政府大官的名义，提了四瓶父亲借来的山西老窖汾酒，到一家大酒店请张老板喝酒。张是个见酒没命的人，听说大官的人请客，欣然赴宴。父亲酒量有限，经王同意，将一空酒瓶灌满冷开水代酒。酒桌上三人对喝，一人一杯，五瓶（其中一瓶为父亲喝的冷开水）未完，身高马大的张老板就喝的脸红脖子粗，直吐白沫儿。王老板也醉的够呛。两人虽然没有倒下，但东倒西歪，谁也不认识谁。张还将父亲当成他老家的表哥，一个劲地问姑父姑母咋样了？最后，张、王两人在购药合同上签了名。

乘张、王酒醉八昏时，喝了一肚子水的父亲从张老板的药店仓库里提走了所要的药品，随后拿着王老板给的省政府通行证，马不停蹄地和战友一起赶着拉药的马车，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根据地。事后张、王两人猜到其中有蔽，可事关身家性命，又挣了一大笔钱，只好哑巴吃黄连——认了。这车珍贵药品的到来，如久旱的田野喜遇一场急时雨，挽救了解放区30多位重伤员的生命。

之后部队要奖励父亲，为他请功。父亲说，什么都不要，只要给钱买四瓶汾酒还人，不欠朋友的情就行了。过了一个月，父亲还了朋友的酒，悄悄回了三天家，算是接受了部队给的“奖励”。

大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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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父亲许光忠

大石

图：解放军向太原城发起总攻

你家是抗广属

不忘父辈当年的无私无畏奉献，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