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城市要改变市容市貌,没有钱,就靠卖地,卖的地多,政府就越有钱,修地铁、建高架,还能给工业企业补贴。连上海有几年地卖太多了,房子跌价,要靠送户口请外地人来买房消化库存。前几年很多三四线城市就是卖地卖太狠了,留下许多库存。也有一些地方不愿卖地,只管赚钱的,比如中山、温州、东莞,乡镇经济比市区经济强,有钱赚,就不在乎市容市貌,不在乎做大城市,雄心壮志不够。
第二阶段,卖地就谨慎了,不能多,不然房价下跌,后续的地也卖不出价,也不能少,因为城市要大搞基建大上工业还是缺钱,这是最合适的时期,不会限购,或者限购标准也很低。重庆、长沙、郑州、武汉、成都目前都处在这个阶段。
第三阶段,城市工业上去了,城建差不多了,人口翻倍了,像上海从1000万到2000万了,卖地就很慢了,怕卖光了再没地了。住宅收紧点,可以从买房者那里收到更多的钱,也能获取他们更多的未来收入。到了这个阶段,基本上城市就是人到中年,甚至暮气沉沉了。不准备再大力发展,限购很严格,户口控制很紧。
但城市公共设施要运营,还是需要现金流。企业来的财税不够,就要收房产税。收房产税就有相对应的组织方式工作方式调整问题。以前只需要跟企业老板搞好关系,现在还得跟市民搞好关系(你猜这是什么意思)。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没处理好的一个极端版本就是香港。
一个大城市进入第三阶段,不靠土地出让暂缓吸引人口,这种策略要取得成功,有一个假设,城市之间的产业格局已定、产业待差已成,城市竞争从激烈走向缓和,同类城市较少。但是,在中国全国范围的工业化城市化仍然处在中期,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就像街上到处都是小吃店小超市红海竞争很难赚钱一样,一国之内大城市十几个也会产生一定烈度的红海竞争,那些提前进入第三阶段的城市会很受伤。
由于同类大城市有十几个,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只要不是受了城市名声的诱惑,不是看重面子大于里子,就会离开房价高昂的城市,去房价合理的新兴大城市。大企业投资,一开始本来想去龙头城市,但是如果员工不稳定,地价又高,运营成本高,资本是无情的,资本是没有城市归属感的,大企业就会去年轻人回流的大城市投资,然后吸引更多年轻人。这是一个向上的正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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