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江区城厢古镇建城史至少2400年

风中的思念

    目前，青白江区委区政府正在集聚社会力量将城厢镇打造成“天府文化古镇”、“国家4A级景区”、“成都轻度假目的地”和“国家级文旅特色小镇”……城厢即将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和改造，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看到古镇华丽变身。但是，任何事物的出现都具有双面性，古镇通过大规模维修改造，有的历史信息得到加强了，有的历史信息却会很快消失直至被人遗忘。

    城厢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有1466年，（南北朝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设白牟县治开始）但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又有谁知道？从古镇周围出土文物、遗址推断，早至商代，镇周围就有人居住，那么在西魏废帝设白牟县治之前，城厢是否就有市集亦或有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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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厢西门外原城厢镇马鞍村（现马鞍社区）荣泰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旁边的回族墓园里发现祭坛！     经过本人实地侧量祭坛基址呈圆形，直径42m左右，平地起来再加三层，残高尚余10m。原来最高一层顶上呈马鞍状，因其地势较高，古往今来葬有不少古墓，故当地人俗称马鞍山，解放后叫马鞍村，现在叫马鞍社区。当地因修物流园区，汉族墓已经全部外迁，只保留有回族墓，所以遗址暂时得以部分保存。
     据了解实情的当地居民讲： 祭坛东部前些年被当地村民用推土机削去一半，目的就是为了盗宝，结果除了坛顶挖出一些坛坛罐罐和铜器外，坛底什么也没有发现。最近剩余的祭坛西部北边又出现一个深达坛底十数米的大洞，坛外堆出很多连沙石——看来盗墓贼是无功而返。
     我希望当地政府和文管部门能够看到我的帖子，想法保护这一难得的古迹，不要再蹈宋代著名理学大家谢湜墓被毁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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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乱反正、“新都”朔源（二）“城厢”名称的起源及其演变

     《华阳国志》载：“.......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汉户十七万，晋四万。去洛（阳）三千里，南去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东接巴郡。本治绳乡。帝永初中，阴平、汉中羌反，元初二年移涪，后治洛城。王莽改曰就都，公孙述名曰子同......”

    《水经注》载：“.......洛水又南径洛县故城南，广汉郡治也。汉高祖之为汉王也，发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巴蜀，置广汉郡于乘乡。王莽之就都，县曰吾洛也......”

      “.......益州旧以蜀郡、广汉、健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隽乂，一州称望。（洛）县有沈乡，去江七里.......”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几段话里分别出现了：“绳乡”、“乘乡”、“沈乡”三个地名。许多学者研究都认为：绳乡＝乘乡＝沈乡＝西汉高帝六年置广汉郡郡治。但对于广汉郡最初的郡治究竟在今天哪个地方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文章认为：在今金堂县东；有的文章认为：在今德阳市西北孝泉镇；有的文章认为：在今新都区军屯镇。

   我认为：绳乡＝乘乡＝沈乡＝城厢＝西汉高帝六年置广汉郡郡治。

     原因很简单，大家认为：绳乡＝乘乡＝沈乡，是因为这里的“绳”、“乘”、“沈”是通假字。同理，我认为：绳乡＝乘乡＝沈乡＝城厢＝西汉高帝六年置广汉郡郡治也是因为“绳”、“乘”、“沈”、“城”是通假字，“乡”、“厢”也是通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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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花数月功夫，多方查访民间高龄老人回忆，绘制的城厢西门七大土堆大体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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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墓漆箱盖和北斗七星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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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重解释一下，对“德”的理解。今人和古人不是一个时间慨念。古人对“德”的理解主要强调“神性”；而今人对“德”的理解主要强调“人性”。古人说一个君王“失德”，主要说他失去了神的庇护；而今人说一个君王“失德”，主要是说他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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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厢镇奇怪的街道布局

   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传统，在平原上筑城，城市布局应该是坐西朝东亦或坐北朝南的方城架构，像典型的西安、洛阳等等众多的中国古城，就是这样的布局。这与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方位尊卑观及演变有关。《周礼》开篇之句就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方位本是一种自然属性，然而由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后来儒家学说的思想影响，赋予了方位尊卑观，这种尊卑观念也直接影响了古代建筑与城市的规划布局。在古代一座城即为一级政府或军事组织的治所，“城”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性符号和礼仪中心。王莽篡汉之前，我国的大多数古城均为坐西朝东 ，以东为尊，这主要是受太阳崇拜影响，甲骨文中记载有用牛、豕、犬祭“东母”与“西母”的仪式，王莽之乱以后，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逐渐取代原始自然崇拜观，《周易·说卦》中最先阐释了方位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此时，“明”已经不仅仅是对光的崇敬，更是光明政治理想的象征。“向明而治”这一概念被儒家大力提倡。“明”这里解释为“南向”，南方与东方一样也有表示光明之意。在儒家经典的《谷梁传》中，将《尔雅》中的“山东曰朝阳”变为“山南为阳”；《周易·说卦》中也认为，“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随着儒学地位的确立，经历代儒者阐发，“向明而治”的布局方位被神化为充分体现天地之道的圣王之制，“南向”被赋予了崇高的色彩。至此，“以东为尊”的观点演变成为“向南而尊”。 城市主体建筑及街道规划布局也就由坐西朝东演变为坐北朝南了。城市中轴线纵贯南、北及主体建筑。

    简单地叙述了中国城市中轴线朝向发展变化的脉络后，我们再来看看城厢的街道布局：城厢古城的主街道就是东街、南街、西街、北街。南北街是通的，而东街和西街却没有对接上，很显然，城厢的中轴线就是南北街。奇怪的是：北街并没有正对着北方而是北偏西约30℃；南街也没有正对着南方，而是南偏东约30℃；西街则西偏南约30℃、东街则东偏北约15℃，整个城厢古城就像斜漂在无垠大地上的一片树叶，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古蜀人的葬具——船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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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城厢如此怪异的形状是根据上古传说：“河图洛书”来布局的。河图洛书传说在先秦就多有记载：《周易·系辞上》中就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西汉孔安国、刘歆等也对“河图洛书”进行了阐释。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则首次附上了“河图洛书”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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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图与洛书虽然历来被认为是起源于黄河岸洛阳地区，但是，随着近些年考古的发现，对河图洛书的神话也有不少争议：例如，1987年安徽曾经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一个玉龟夹着玉板上的图案震惊学界。而该玉板上的图案，就是八卦图的异形。又如：既然河图洛书是中原根深蹄固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河图洛书和阴阳八卦图是在四川发现的？而且道教也是产生于四川成都地区？还有四川彝族的民族服饰造型为什么经常会出现早期的“河图”图案？再有与三星堆鸭子河同时发源于九鼎山东侧的石亭江古时候也称洛水，江水流至金堂赵镇开始称沱江，难道河图与洛书与四川上古先民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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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城厢如此怪异的形状是仿成都，成都古城池形状状若龟背故称龟城，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所，筑之乃成。”；另据《搜神记》载：“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

    什么龟啊神的，依之则成不依则颓，这种神话放在科技远不昌明的古代尚可迷惑人，但今天我们还相信这种传说则就糊涂了！结合现代考古发掘，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神山、神船在古蜀人万物有灵的诸神崇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古人视死如视生，从死之葬具、葬形、规制可以窥见其生前所处的社会经济状态及其信仰和偏好。古蜀人那么热爱船，连死后都要放在船形的棺材里，怎么可能生前城市布局及形状不仿照船形？也许古蜀人筑成都城仿的就是船的形状而并不是龟的形状！及至后来秦灭古蜀国后，本来张仪在成都想仿秦都咸阳再筑新城，无奈成都地质条件远不如咸阳良好，再加之工程浩大、风俗未改、民心不羁，不得不将就古蜀城墙格局加固利用了之。几百年后，后人道听途说、牵强附会才有“乃依龟行所，筑之乃成”之类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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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会说：船形和龟形根本就不搭界，你别打胡乱说哟！不错，我们现在看到的船形窄而长，状若柳叶，根本不像龟，而在古代，船的长宽比例悬殊就没有那么大，远观形似龟因而称为龟船。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中就有不少这种龟形船的描绘。过去许多人认为这种龟形船只存在于画家的创作中，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江浙一代确实出土了类似的古船，包括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宝船也是类似的船。这种船虽然航速慢，但却非常稳定，能够抵御大风大浪。相比西方神话中圆形的诺亚方舟来说这种船形算是一种进步，古人造船最早追求的并不是速度，而是稳定。船的演变是从圆形——龟形——柳叶形这样一个渐变的过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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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南的中国最早的古城——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也是原始的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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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5100-4850年的浙江良渚古城考古复原图，也是一种类船形平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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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苏省原武进县湖唐乡距今已有2800余年历史的东周淹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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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蜀人为什么崇尚船

宋之问《明河篇》咏到：
　　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

    说的是西晋张华（232~300）编撰的《博物志》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居海者，年年八月有人浮查（槎）来，甚大，往反不失期。此人乃多赍粮，乘查（槎）去，忽忽不觉昼夜，奄至一处，有城郭居舍。望室中多见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惊问此人何由至此，此人即问为何处，答曰：‘君可诣蜀访严君平，则之。’此人还问严君平，君平曰：‘此织女支机石也，某年某日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这个支机石典故在南朝梁宗懔(约501～565)撰《荆楚岁时记》里，那人被说成是张骞，说张骞寻找黄河源头，而传说中的黄河源头与天河相通。张骞“得一石，示东方朔。朔曰：‘此是天上织女支机石。’”

　　 看来，《博物志》里的乘筏人与《荆楚岁时记》里的张骞，一个是东渡大海探险，一个是西溯黄河寻奇，结果都到达了同样的地方——银河，　这两则故事虽然现在看起来很荒唐，但是却客观地反映了古人的认识观。古人认为：银河之水与地上的水相通，银河在仙界，凡人死后要想进入仙界必须要借助可行的交通工具，那这种交通工具就是查（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船。古蜀人为什么崇尚船，死后葬具也必须是一艘船？不仅与现实生产生活以及抵抗大自然的侵袭有关，更与死后的灵魂安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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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这种认识观，后来人逐渐杜撰了许多“仙人乘槎”类神话故事。在绘画、雕刻，建筑装饰中多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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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反复研究考证，我认为：青白江城厢镇应该是三星堆时期建城的古城，建城史在3000年以上，早于成都。有关证据我会陆续发上来，有喜欢此类文章的朋友，烦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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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中国缺乏“人格神”。这句话放在中国绝大部分区域是说得通的，因为，中原地区早在商代就实行的是神、巫（政、教）分离的一种国家管理制度，人治是国家最主要和最核心的管理模式，宗教只是国家管理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世俗的国王才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掌握和传播宗教的“巫”必须听命和服务于国王。及至西周以后，宗教在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国家权力层面的影响更加式微。但是，放在四川就有失偏颇。四川在秦灭巴蜀之前一直就是一个既有自然神又有人格神的国度，在国家管理模式上一直停留在比较原始的管理状态，三星堆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和青铜面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一点与埃及和两河流域很相似。道教具有的众多神祇是古蜀泛神化的延续。古蜀之所以长期存在泛神化的人格神是因为国家管理的长期需要。偏居一隅的古蜀王国与中原各王朝大为不同——当中原各诸侯王国纷纷实行“郡县制”的时候，蜀国还在实行松散的“城邦式联盟”，和同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很相似，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模式。神权在国家管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以神权（文化、信仰）为联系纽带的松散的邦国体系，小邦国采取向大邦国进贡的方式来获得大邦国的认可和和平的承诺以及一定形式的政治联盟。大邦国则采取邀请小邦国神主（巫师）参与共同祭祀等等形式来维持其领导力。在这种神权政治体系下，巫师就是国王，国王也就是巫师。大城邦是大巫师管理，小城邦是小巫师管理。城厢和同时期的唐昌、什邡古城一样，也应该是三星堆时期的小邦国都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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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金面具显示他集鹰神、蛇神、和太阳神于一体，体现了他在国家管理中至高无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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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三星堆巫师（大立人像）站在山顶高高的云端，手握法器神情威严，也显示出他至高无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