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妻岳立（颜昌璧，颜德基三女）

云鹏

    黄植

   1947年，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她怀着对旧社会的憎恶，舍弃了中学教师工作，告别了多年生活的川东故乡，冒险犯难，撞进了一片新天地，获得了精神的解放。然而，人的精神上的伤痛也不是容易抚平的。迄今我不只一次也不只一年，听到她在睡梦中忽然咽哽有声，惊觉过来又转而发出舒徐的叹息。我明白：定然是一阵悲怆又无端袭来了。与立一生不是没有欢愉，但太少了，心灵上的创痛，太多，太难忘了。
   她父亲颜德基，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是1933年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但是，暴风中搏斗过来的革命家，在伦理观念上还残存着封建的保守意识。重男轻女，就是表现形式之一。他把儿子一个个都送入各级学校深造。他说：“养儿不学如养猪”！唯独对女儿深锁在家中只读点孔孟之道。时代潮阵阵冲来，外部世界展示出一片绚烂。与立四个姐妹中，大姐伯贞首先起来“造反”，毅然进行家庭“绝食”斗争，才得到父亲准予上学的许诺。榜样已经出现，妹妹们或先或后冲决了出来。
   现在，一个十四岁的城镇孩子一般已是初中学生，而同龄的与立，1929年才破天荒进了小学，且断断续续大约读了两年。在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学生中，她真算“庞然大物”了。但是，一个人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是比这还要可笑么? 她镇定自若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课。她始终忘不了一个邻居女友金常觉，是她经常上门给她补习算术，帮助她克服了许多学习上的困难。后来，父母亲带着大姐和几个弟弟去了上海，她和佩环二姐留在家中，勇敢地跑到开江县城里插班女子中学。1932年，两姐妹被接到上海。大姐说“十七八的人，不快上学不行了，”又插班父亲主办的黄花岗中学高中班。与立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既没能坚持常年，更谈不上循序渐近。
   1934年，她十九岁，奉命结婚，却遇人不淑，学习愿望顿成泡影！是从此怡然过着饱食暖衣的富有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冲出家门，读书学习，增长才干，自重自立，献身社会? 耳畔不时响起母亲对她说的一句话：“爹有娘有，不如己有；兄有弟有，不敢伸手”。
   1935年春，由上海回到四川，曾经有一个痛苦难忘的时期。她痛感继续依人过活，前路渺茫。但是只有兄弟姐妹无可奈何的同情，得不到任何亲友的有效引导，于是陷入一生中最消沉近于颓唐的日子。沽酒买醉，曾有一日喝白酒一斤的记录，可以想见当时内心的痛苦。但是，时代到底不同了，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冲向外部世界的愿望逐渐成了自己巨大的动力，加上永不死心的求知渴望，对家庭窒息空气的憎恶，和经济独立的决然要求，猛力推动她奋力踏上一条打破现状的崭新而又崎岖的路。
   1938年，她终于获得母亲的同情和支持，给了两担谷子卖得六元钱作路费，只身从开江县去了成都，在那川西平原上居然闯荡了几年。易卜生笔下的拉娜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个“五四”时代向中国妇女提出的问题，如今在边远的四川又落到她头上找答案了。真是时代对人的嘲弄！与立凭着一股只有拼命向前的勇气在那广漠而陌生的都市里，东西碰撞着：在不入流的一个中学高中补习一段时间，首次参加了高考，她投考兽医专科，中医学院，直到因精神紧张和营养不良而当场晕到。她当过小学的钟点代课教师，直至为了得到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竟然卷起衣袖在开江会馆为十多个同乡青年人办起伙食来了。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她仅仅得到伯贞大姐一个成都女友的援助。身为省参议员的父亲正留守在成都，却不曾给女儿一点指导和资助。但与立到底靠己力坚持下来了。1942年再次投考公费高校。终于获得通知：四川省教育学院以备取生末名录取。这个学院在成都考区备取仅有两名，态势多么严峻。如果连备取也没有挤进去，又不知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前景啊！
  与立终于进入了高等学府，倔强地宣告：从此与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彻底决裂已经成为事实，从此踏上了把一生奉献给青少年教育理想的征途！在四川省教育学院用６年（病修一年）修完了社会教育系的课程。回顾过去，与立从14岁开始上学到32岁省教院毕业的18年中，得到正规学校教育机会不过八九年，她用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加倍于常人的奋取，换来的只是极为有限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是她终生遗憾之一，也是她垂老而不愿光阴虚度的原因！如今她戴上花镜，还在读书阅报，欣赏名篇巨作，不时感叹：“视力太差了!”“记忆力不行了”！然而又锲而不舍，枕边榻畔依然散放着一本本喜爱的书，劲头高时往往出现忘寝废食手不释卷的程度。 从积年的阅读中，从与朋辈的交往中，她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视野，不断汲取思想活力。她从不浸沉于针头线脑和穿着打扮。而对新的思想观念，对新的科学知识，对历史文化，无不付以显然的兴趣，从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道德品格。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社会的进步，时代潮流的取向，都成了她随时关注的问题。她的感情深处，依然回荡着青春的气息，响着继续向前进的足音！

                                                                             1995年

云鹏

老妻三唱

黄植

         我老伴的八十生日到了，一家人份外的欢喜。又巧遇老友中立兄不期而至，同我们共度了这个欢乐的一天。
    “小字辈”给我俩照了像，录了像。你看！看这张照片：我们站在盛开的桃花树下，与立笑盈盈的，象是面对着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同样的春天。衣襟上驻立了一只白色小蜜蜂，翘着金色的腿，栩栩如生，正与她眉梢上记录岁月的老年斑，黑白相映，自成天趣。我侍立在她身后，活脱脱是一个永不下岗的“随员”。我举着照片，拾起传媒美化时代青年男女的新词汇打趣说：“这也算是一对‘靓女’‘帅哥’哩！”立即引来身边家人的一阵欢笑。

（一）

        快乐的生日，是难忘的一天;变幻的人生，是岁岁年年。无怪与立回首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这样说：“我原以为自己活不到60岁呢！”这话确实概括了多少岁月里的怅惘和感叹！她几十年度过了好多不安的日子。
1947年，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她怀着对旧社会的憎恶，舍弃了中学教师工作，告别了多年生活的川东故乡，冒险犯难，撞进了一片新天地，获得了精神的解放。然而，人的精神上的伤痛也不是容易抚平的。迄今我不只一次也不只一年，听到她在睡梦中忽然咽哽有声，惊觉过来又转而发出舒徐的叹息。我明白：定然是一阵悲怆又无端袭来了。与立一生不是没有欢愉，但太少了，心灵上的创痛，太多，太难忘了。
   她父亲颜德基，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是1933年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但是，暴风中搏斗过来的革命家，在伦理观念上还残存着封建的保守意识。重男轻女，就是表现形式之一。他把儿子一个个都送入各级学校深造。他说：“养儿不学如养猪”！唯独对女儿深锁在家中只读点孔孟之道。时代潮阵阵冲来，外部世界展示出一片绚烂。与立四个姐妹中，大姐伯贞首先起来“造反”，毅然进行家庭“绝食”斗争，才得到父亲准予上学的许诺。榜样已经出现，妹妹们或先或后冲决了出来。
    现在，一个十四岁的城镇孩子一般已是初中学生，而同龄的与立，1929年才破天荒进了小学，且断断续续大约读了两年。在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学生中，她真算“庞然大物”了。但是，一个人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是比这还要可笑么? 她镇定自若坐在教室里认真听课。她始终忘不了一个邻居女友金常觉，是她经常上门给她补习算术，帮助她克服了许多学习上的困难。后来，父母亲带着大姐和几个弟弟去了上海，她和佩环二姐留在家中，勇敢地跑到开江县城里插班女子中学。1932年，两姐妹被接到上海。大姐说“十七八的人，不快上学不行了，”又插班父亲主办的黄花岗中学高中班。与立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既没能坚持常年，更谈不上循序渐近。
    1934年，她十九岁，奉命结婚，却遇人不淑，学习愿望顿成泡影！是从此怡然过着饱食暖衣的富有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冲出家门，读书学习，增长才干，自重自立，献身社会? 耳畔不时响起母亲对她说的一句话：“爹有娘有，不如己有；兄有弟有，不敢伸手”。
    1935年春，由上海回到四川，曾经有一个痛苦难忘的时期。她痛感继续依人过活，前路渺茫。但是只有兄弟姐妹无可奈何的同情，得不到任何亲友的有效引导，于是陷入一生中最消沉近于颓唐的日子。沽酒买醉，曾有一日喝白酒一斤的记录，可以想见当时内心的痛苦。但是，时代到底不同了，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冲向外部世界的愿望逐渐成了自己巨大的动力，加上永不死心的求知渴望，对家庭窒息空气的憎恶，和经济独立的决然要求，猛力推动她奋力踏上一条打破现状的崭新而又崎岖的路。
    1938年，她终于获得母亲的同情和支持，给了两担谷子卖得六元钱作路费，只身从开江县去了成都，在那川西平原上居然闯荡了几年。易卜生笔下的拉娜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个“五四”时代向中国妇女提出的问题，如今在边远的四川又落到她头上找答案了。真是时代对人的嘲弄！与立凭着一股只有拼命向前的勇气在那广漠而陌生的都市里，东西碰撞着：在不入流的一个中学高中补习一段时间，首次参加了高考，她投考兽医专科，中医学院，直到因精神紧张和营养不良而当场晕到。她当过小学的钟点代课教师，直至为了得到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竟然卷起衣袖在开江会馆为十多个同乡青年人办起伙食来了。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她仅仅得到伯贞大姐一个成都女友的援助。身为省参议员的父亲正留守在成都，却不曾给女儿一点指导和资助。但与立到底靠己力坚持下来了。1942年再次投考公费高校。终于获得通知：四川省教育学院以备取生末名录取。这个学院在成都考区备取仅有两名，态势多么严峻。如果连备取也没有挤进去，又不知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前景啊！
    与立终于进入了高等学府，倔强地宣告：从此与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彻底决裂已经成为事实，从此踏上了把一生奉献给青少年教育理想的征途！在四川省教育学院用６年（病修一年）修完了社会教育系的课程。回顾过去，与立从14岁开始上学到32岁省教院毕业的18年中，得到正规学校教育机会不过八九年，她用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加倍于常人的奋取，换来的只是极为有限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是她终生遗憾之一，也是她垂老而不愿光阴虚度的原因！如今她戴上花镜，还在读书阅报，欣赏名篇巨作，不时感叹：“视力太差了!”“记忆力不行了”！然而又锲而不舍，枕边榻畔依然散放着一本本喜爱的书，劲头高时往往出现忘寝废食手不释卷的程度。 从积年的阅读中，从与朋辈的交往中，她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视野，不断汲取思想活力。她从不浸沉于针头线脑和穿着打扮。而对新的思想观念，对新的科学知识，对历史文化，无不付以显然的兴趣，从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道德品格。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社会的进步，时代潮流的取向，都成了她随时关注的问题。她的感情深处，依然回荡着青春的气息，响着继续向前进的足音！

（二）

   如果说，从少小到壮年，与立经历的一切，曾再再显出冲出恶劣环境个人顽强奋进的身影，那么其后几十年她却成了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另一个人了。
   我们这批青年知识分子，自从来到解放区，精神上当时都有一种持久的兴奋。又经过学校集中的“思想改造”和历年多次的政治运动的“教育”，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影响：把个人的某些正当愿望和权利常常放进“个人主义”的框子而加以鄙弃，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思想特征，也是好多同龄人的一种可爱而又无知的矛盾表现。与立也许是一个例子。从1949年进城到79年离休，她多次调动工作：从编辑部到行政部门，从行政部门到群众组织，从社内到社外，哪里需人就把她这个听话好使的人往那里派去，她从不表示自己还有什么愿望。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三十年间，除去“文革”中关“牛棚”和干校劳动改造的四年，平均两年就改变一次不同部门的工作。频繁的调来调去，刚熟悉的工作只能放下来又空着手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领域。这样年复一年，任何一种业务熟悉不了，经验累积不了，专长更增长不了。她所受的社会教育早已因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而不能不束之高阁，各种文化科学历史知识基础本已先天不足，现在又进一步任它荒芜下去。与立不选择工作，也不介意自己得到的待遇。几十年里，除开一次工资普调升过级外，离休以前一直是十九级拿七十八元的工资。这中间，曾经有过几次个别的调整，但她从来不提任何个人的要求，即使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可以无愧地说：她几十年没有考虑自己，总是服从分配，尽力工作，即使在困难前面也没有低过头的。
    就说说食堂工作的事吧。
    记得在那个全国人民饱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果的1962年，突然把她调到职工食堂管账去。这时候，报社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普遍降低，按北京市规定每人每月少二三斤不等，实行“瓜菜代”，偶尔也用树叶磨成粉加入主食。不少职工身体浮肿，一日三餐，众目暌暌，伙食账目管理即成了食堂奉公守法和开源节流的重要一环，也是使职工粮油不遭受任何意外损失的保证。与立从来不懂会计账目和管理，就凭她为人可以信赖，又派上了这个新岗位。这个工作本来就烦琐，处在那个特有的困难年代，就更添了杂乱。单是每天每餐职工的用粮用油都要结清。食堂用的粮票每张分一两、二两、半斤三种，都要一张张的核对集中，统计，费时费事，真是天天伤透脑筋。后来，她检查这段工作时这样写到：
“我已做了食堂的管理工作了。开始连账也不会算，后来能算账了。但是，看到别的同志算得很快，差错很少，算完后就轻松愉快干别的事，心里便有些着急。当然，我也没有灰心。我的态度是：上午账做不完，下午继续做；白天做不完，夜里带回家去做。哪怕多花时间，我也要把负责管的事做好，不让出差错。”这里说的，完全是真情实事。记得我看到她成天那样煎熬，往往深更半夜还在灯下拨弄算盘子。她常是自言自语，要不是说：“怎么还多出这几分钱！”或说：“怎么还少几毛？”我为她烦恼:唉！几分几毛算什么！我说“多的，你就记在一边，少的你就掏腰包补足不就得了吗？”但是我这份好心意都成了她的耳旁风。
   与立在食堂工作四年。不管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还是“从沟底往上爬”的日子，我们一家老少六口，除八旬老母外，大女儿小英年十三四，小潞十一二，小燕七八岁左右，都是能吃的年龄，全家除已经核减的定量外，按全市统一的供应标准，每人每月只有二两糖，二两肉，五两油。因我忝列“糖豆干部”，有一段时间比一般职工可多分到一斤糖二斤黄豆，可以作全家的食物补充。总之，一家人从没有因她在食堂工作而得利“近水楼台”的好处。倒是老友李泳出差北京，总留下若干斤通用粮票，情意殷殷。
   如果说，从这些事可以看到她的廉洁自守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只算说出她为人行事的一半 — 受人青睐的一半。另一半是什么呢？就是她也因此受人白眼相看了。在那段职工生活困难时期，食堂的工作人员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要保证大家吃好，工作是很辛苦的，但也一度出现有的管理人员假公济私和向领导邀宠的现象。与立发觉有人深夜炒好一盘盘肉菜偷偷给××处的头头脑脑送“宵夜”去了。是份内的夜餐吗？不是。是专供领导人的食品吗？也不是。是偶然的现象吗？确是一而再再而三了。这件事对于与立真如眼中的沙子，立即在工作会上提出揭发和批评，希望以后消除这种不正之风，然而事与愿违，反而招来部门领导人×××用庸俗的不堪入耳的话对她当面讽刺。
   尽管工作中有那么多的困难，有种种使人不开心的事，但是，为同志、为人民工作就是美好的。几十年与立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岗位上，在那些可以一一指名道姓者的爱护者的目光中，就这样默默地用一砖一瓦在构筑自己心中的无私境界！

（三）

   1979年，与立从工作中退了下来。辛苦大半生，难得有此悠游岁月。从居家生活的闲情逸趣里透出一点一滴的“情趣”，经我静观默察，这似乎也只能是她独有的。
   这里就说些家居小事吧。她在阅读和劳作之余，喜欢种花草，养禽鸟。在这些事上她没有什么技术专长，但又有引人的行动。你且看那萎黄衰败的一盆君子兰吧，遭了意外的伤害，叶片完全脱落只有一个光秃的花梗了。她却成年累月就着天时，端上捧下让它多受阳光，吸足水肥。一天，她惊喜地呼我前去察看花梗上的新变化。真的，是吐出新芽了！但更为引我注意的，倒是她在这新芽面前一脸的微笑，一脸的兴奋，一脸的光彩！你再看看她养的小鸡吧！哪一只瘦弱，只能原地打转，啾啾叽叽叫，那它便食有“偏饭”，住有安居，直至它长出白色羽毛能上下欢跳。而首次发现新羽毛的，也只有她。
   对这些事，最初我不过冷眼旁观，肚中藏笑。我不止一次嘀咕：“你养这样的花何年何月开呀!我们不就是图个眼前的姹紫嫣红吗?”“你养这可怜的小鸡，不长肉却不少吃粮，我们不是就看它快快生长，早日用来佐餐吗？在我想来，这些事也要按达尔文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道理办，宁可给茁壮的花树再加肥施水，让花开得更加鲜丽，用不着去爱怜那残枝败叶。养任何家禽家畜也该用同样的原则指导。这时候，她往往是掷地有声般回答：“你不用管！”
   想来想去，好久不得要领。如今我才有些明白了其中的旨趣：她关注的和同情的是一叶新芽一片白羽中透露的微妙生机。扶持幼弱，正是维护它们正在艰难挣扎的潜在的生命力！弱小的生物第一次在自己手里显示了生机，这不跟开出的鲜花一样的美好吗？没有星星点点积累、生发，那有绚斓的世界。把同情心倾注在扶持万物的生机上，这是一种人生至理吧？而只有在奋斗一生中过多品味了艰难人生，也才能掂出一个拥有同情的份量吧？对此，她从来没有向我阐明什么。她一生丢失了许多，但确实又拥有了许多！


（作者后记） 我们重庆相识，随后结为夫妻，已共同生活五十年。这篇记述，不评说她几十年的全部工作，不回溯文革中她关“牛棚”和“劳动改造”的故事，不钩沉她曾经发自内心的热烈的执着的某种追求和最后漠然置之，也不掂量她还有什么此长彼短，只是就我平日的感受，带了几分怅然，面对我们的挚爱亲友，不计工拙，信口由腔，说唱一个平凡妇女的朴实真诚和可敬可爱！

               (1995年底至1996年4月)

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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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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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友


李泳西南交大宣传部部长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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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