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三十军余天云军长一起过草地

川康边风云

一、《三过草地》（杨定学）看到余天云军长一起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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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过 草 地
杨 定 学

一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长征，在翻越冰雪皑皑的夹金山后，进入了毛儿盖。前面就是千里旷野、草天一色的渺渺茫茫的水草地了。

         当时我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部交通队。我们这支四川有名的“爬山鸡”部队，现在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本领了。连月来的行军战斗，特别是征服大雪山后，红军战士几乎耗尽了体力，粮食也剩下不多了。一个个脸色黄瘦，眼窝深陷，两腿都象是灌满了铅般的沉重，瘫软无力。望着眼前这茫茫无际的沼泽草地，我们心里都明白红军面临的是怎样的考验。

这时候，首长们总喜欢来到战士中间，问寒问暖，做思想工作。

记得那是过草地的前一天晚上，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来到我们三班，问我们过草地有没有困难。我们都站起来，齐声回答说：“没有！”军长笑着对我们说：“很好。不过，说没有困难那是假的，问题在于我们是红军战士，为了北上抗日，解放天下穷苦人，是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的。小鬼，你们说对吗？”我们都笑着点点头。说着军长站起身来，望着黑黝黝的草地，用一种坚定的声音说道：“毛主席、红一军团已经在我们先头越过草地了，我们红四方面军也一定能过去。我们要跟着毛主席坚决北上！”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时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一直反对北上，开始在军队内部制造分裂，红军领导中长征北上和南下退却两种意见斗争十分激烈。但我们知道军长余天云是坚决主张北上的。

过草地前一天，军长余天云把自己的那匹大灰马杀了，因为过雪山时，马摔断了一条腿，不能行走。军直各分队都分得了一块马肉。我们班也得到一块，大家动手，把马肉切成小块，放上一把青稞，还加了一些野菜，每人分得了一小瓷碗，里面有两三片肉。这是长征以来头一次吃荤。同志们风趣地称这是“草地聚餐”。

我们进入草地了。

草地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使人感到怵目惊心。抬头看去，四处尽是一望无边齐腰深的水草，根本分不出哪是草，哪是路。草丛上，终日笼罩着阴森的浓雾，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呈黑色，发出刺鼻的腐臭气味。我们拄着树枝做的拐棍，在腐草结成的泥潭上艰难地行走着，有时用力过猛，就会陷进淤泥，拔不出腿。你越使劲，身子越往下沉。有些同志就是这样牺牲了。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草地上气候变幻不定，刚刚还是火辣辣的晴天，突然间阴云骤起，狂风大作，大雨、冰雹倾盆而下，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软弱无力。夜里，没有帐篷，想生火，枯枝湿淋淋的，火很难点着。大家只好背靠着背，在寒雨中露宿着，盼着赶快天亮。风雨、泥泞、饥寒的折磨，病号一天天增多起来了，最难于忍受的是饥饿的煎熬。过草地的最后几天，大家的干粮几乎都尽了，能吃的野菜先头部队都挖光了。

我们只好找些草根啃着，咽一咽酸水，勉强度过一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红军战士还没有一个悲观叹气的，大家团结得紧紧的，互相帮助，就是一把青稞、一撮烟丝，也要分着一块吃，轮着一起抽。我们班长王兴旺，是湖北人，年纪较大。他平时沉默寡言，对待战士却胜过亲兄弟，我们亲切地称他为“大哥”。

在过藏区时，他的脚受了伤，在草地行军时非常艰难，但他还帮班里病号背枪。每到宿营地，他总是赶快搞好锅灶，烧好水。他经常对我们说：“同志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我们一定会走出草地的。”班长的帮助和鼓舞，使我们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那时，草地每天都有红军战士掉队、倒下，牺牲在这草地里。但我们班十二人，在班长的带领下，一个也没有落下。

二
正当部队快通过草地时，突然奉命停止前进，回头返往绥靖休息待命。各部队师以上干部，全部被请到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卓木碉召开紧急会议去了。军长余天云离开我们时，一句话也没说，脸色很难看，显得心事重重。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却决定了我们四方面军十几万红军战士的命运呵！

卓木碉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我们燃起了篝火，等待着上级的命令。整个部队都好象预感到了要出什么事。大家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很少说话，空气显得格外凝重。第七天天刚亮，前头传来了命令，说是总部已经决定，四方面军停止北上了，要回头南下。部队全部向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口号是：“打过嘉陵江，重建根据地”。几个月来，红军战士历尽千难万险，甩开了胡宗南部的拦阻围剿，通过了大雪山，越过了大半水草地，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却往回走，大家心里都闷着，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更奇怪的是，我们军长开会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我们问队长，为什么部队不北上，要南下。队长只说了一句：“少问这些，执行命令。”可以看得出来，他也和我们一样，心事重重，充满忧虑。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一副担架被四五名全副武装，戴着总部符号标志的“保卫局”人员押着经过我们面前时，我们见担架上的人挣扎着仰起头来。我们都惊呆了：“那不是我们的余天云军长么！”他脸色苍白，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放光。军长余天云看见我们，咀唇动了几下，象是要说什么，但很快被身边的“保卫局”人员按下去了。原来，我们军长余天云由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逃跑的方针，被张国焘软禁押解起来了。后来，在过丹巴铁索桥时，军长余天云提出让自己走过铁索桥。当他走到铁索桥中间时，由于坚决不愿南下退却，愤然跳下了滔滔的江水中。就这样，我们尊敬的余天云军长，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没有死在蒋介石的枪弹下，却成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牺牲品。当军长余天云牺牲的消息传开时，我们都难过得哭了起来。

军长余天云离开我们后，我们三十军军部交通队编进总部通信营（中纵队通信营）了。就这样，我们怀着一种充满疑惑不安的心理，再次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这期间，寒冷、疾病、饥饿的侵袭，加上敌中央军周浑元部入川，与刘湘配合，向我们进攻，仗越打越频繁，部队消耗越来越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仍置党中央、毛主席三令五申催北上而不顾，继续坚持他分裂红军南下逃跑的路线。

后来，竟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就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了。已渡过的部队，照张国焘的预定计划，西进甘州、肃州地带。可是，不久就被国民党军包围了，虽然英勇抗击，但终遭失败。

三
张国焘南下逃跑主义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些错误做法，引起了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强烈的不满。由于二方面军主要领导坚决维护中央政策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接着毛主席、党中央又一次拍来电报，催令四方面军继续北上。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我们四方面军剩下的几万红军，与二方面军一部会合，又一次掉回头来，开始继续北上。我们在包座地区进行短时间的休整、筹粮后，再次翻越了大雪山，之后，开始第三次通过大草地。

这一次过草地，困难比前两次更大了。路远，也难行。大雨不断，寒风刺骨。长征出川时搞的羊皮袄，日晒雨淋，几经周折，都破成条条了。开始，一天还能吃六七两炒面、青稞，后来慢慢减到每天五两、三两、二两、一两，走到草地中间时，全班一个行军锅中，放大半锅水，每人只准在干粮袋里用三个指头捏一小撮米放进锅底。米汤清得象河水。到最后，米一粒也没了。一到宿营地，就四处挖野菜。草地大部分野菜不能吃，部队中毒牺牲的不少。有一次，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班长王兴旺就把自己在湖北苏区打仗时缴获的牛皮带解下来，用刀把污泥刮去，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煮了，每人分了一小瓷缸，和着水吞下去。

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两腿瘫软无力。开始，班长扶着我还能行走，后来，这样也不行了，我流着泪恳求着班长说：“你行行好，自己走，放开我，让我留在这儿坐下休息吧。”班长坚决不肯，指着路旁红军战士的尸体说：“不行，你坐一下，就和他们一样，再也起不来了。咬咬牙坚持吧，我们一定能走出草地的。”最后几天，我几乎是靠着班长背出来的。第三次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整整用了二十九天。记得走出草地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上级命令各班都架起锅灶，把羊皮袄脱下来放在开水里煮。我们见水面上漂满了一层密密麻麻的虱子。这些倒不算什么，难过的是，我们身边，又倒下了许多优秀的红军战士呵！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到达会宁。在这里，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接着，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至此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抚州军分区 整理）
注释
作者身份：杨定学，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部交通队战士，亲历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见证军长余天云因反对张国焘南下而被软禁、投江牺牲的全过程。
核心史料价值：
以基层战士视角，记录了张国焘分裂路线下，红四方面军被迫 “三过草地” 的惨痛经历，印证了南下路线给部队造成的巨大损失。
详细记述了余天云军长因坚决反对南下而被张国焘软禁、押解，最终愤而跳江的史实，是研究红四方面军路线斗争的重要一手材料。
生动展现了草地行军中红军战士在极度饥饿、严寒、疾病中，依靠阶级友爱与坚强意志互相扶持、走出绝境的过程。
关键背景：1935 年 8 月，红四方面军随左路军北上途中，张国焘强令部队折返南下，导致部队经历了 “北上 - 南下 - 再北上” 三次过草地的曲折历程，造成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二、《忆军委干部团》（李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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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军 委 干 部 团
李 佐 荣

踏 上 征 途

一九三四年阴历八月，我们驻扎在于都县水头的红军公略步兵学校接到上级的命令，整个学校开到瑞金县九堡村，同在九堡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汇合。大约在阴历九月初，这四所学校合编成军委干部团。干部团成立时开了个大会。会上宣布了干部团战斗序列和营以上主官名单。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卫生队长蒋耀德。全团分四个营一个上干队，合计两千余人。

一营（军事营）下辖一、二、三连，营长李庸，政委丁秋生。

二营（军事营）下辖四、五、六连，营长黄彦彬。

以上两个营的战士均系原红军各部队的连排干部。

三营（政治营）下辖七、八、九连，营长林月英，战士是营连干部，均为共产党员。

四营（特科营，又叫机炮营）下辖炮兵连、机枪连、工兵连，营长韦国清。

另外干部团还设有上干队，学员都是高级首长。记得徐特立等老同志都在这里，队长是肖劲光。

干部团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是很精良的。一二三营每人一支英国造“盖板”枪，一百至一百二十发子弹，头戴钢盔，腰挂四至六枚马尾炸弹，每连都配有一挺轻机枪。四营装备有四挺重机枪（水机关），两门迫击炮。加上军政素质强，整个部队军容严整，在阳光照耀下，钢盔、刺刀寒光闪闪，八面威风。

我当时任一连的党支部书记。连长是李作鹏，指导员是谢玉标，军事教员是宋时轮和一位姓王的，政治教员段德章、谢继友。

会后几天，我们都忙着编织草鞋，打点行装。上级给每人发了一件棉衣，还规定每人准备两竹筒食盐。这时部队上下议论纷纷。虽然大家对左倾机会主义者使中央根据地陷入困境的情况还不了解，但已知道苏区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既憋着一股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又隐约流露出一些忧虑。我一面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一面心里也嘀咕：看样子，要有一个大军事行动了。

果不其然，就在阴历九月九重阳节这天，部队接到向于都开拔的命令。我们刚动身，村子里的群众一群群的围拢过来，悄声地问道：“同志，你们要到哪里去呀？”我们按上级统一的口径回答说：“我们搞野外训练去。”

可他们从我们的行动中、眼神里已经看出：红军要远征了！顿时，一个个脸上流露出难舍难分之情。许多群众眼含热泪忙不迭地将家里仅有的鸡蛋、红薯往战士衣袋里装。我们走出好远，老乡们还一群群怔怔地站在村头，高扬着手，随着秋风传来他们阵阵呼喊：“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回来啊……”

战士们噙着眼泪，回头望着这些不惜生命养育过我们红军的老根据地的乡亲，高声答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不少战士话没喊完就低声抽泣起来了。

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心底里发生着从未有过的痛苦。苏区的淳朴的乡亲，他们节衣缩食，送子、送夫参加红军，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今红军即将远征，他们面临的是反动派的蹂躏和与其殊死的斗争。一想到这些，我们都不禁潸然泪下。

第二天黄昏，我们赶到了于都河桥头，在一个大坪上集结。四面八方的部队都汇集在此，并从这里陆续跨河。长长的队伍向西蜿蜒伸去。

月光下，于都河水波光粼粼。干部团的同志们，登上对岸的山坡，深情地望着在月色中渐渐消失了的熟悉的田野、村庄，谁也说不出一句话，只有沙沙的脚步声。

封 锁 线 上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新田古陂打胜仗。
啦唻哆啦梭、梭多梭
十一月里来走湖南，
连战湖南数十县……

这是当时红军部队行军时唱的一首歌，走一个省唱一个省，是红军战斗历程的纪实。

干部团被编入军委红星纵队，担负着直接保卫中央军委的任务。行军中除了担负一定战斗任务外，还进行一些如排连营战术进攻等训练。一有空还进行军事政治学习，并帮助机关搬运笨重东西。当时行军多在夜间，山路狭窄，人员拥挤，速度很慢，部队也很疲劳。还发生了一些因站着打盹而使部队前后失去了联系的现象。

在红军突破封锁线时，敌人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一路上还组织了不少反动民团，靖卫团潜藏在路边山岗上向红军打冷枪。特别是这些靖卫团常派一些恶棍混入我们的驻地放火烧房烧粮，到处散布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破坏红军和沿途群众的关系。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帮助群众抢修房子，送给他们银元、粮食作为救济，以便消除群众的误解。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沿途还常派出精悍小分队进行剿匪。

记得干部团到达宁远县境内的时候，一天晚上，连长让我带一个排第二天去消灭宁远县城外十几里远的小镇子上的靖卫队。这个靖卫队有几十个人，他们倚仗着宁远县城还驻有敌人一个师，经常出来骚扰红军。为了不让这些地头蛇闻风逃入宁远城，我们决定乔装改扮，出其不意地铲除这个祸根。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带着几十个战士出发了。我们有挑柴的、挑粪的、卖菜的，还有扛锄头上活的，和老乡们混杂在一起来到小镇上。我闪进靖卫队大院门口对面的一家中药铺，一面点着各种中药瞧，一面偷眼监视靖卫队院内的情况。战士们也都来到院附近，暗暗将靖卫队院子包围起来了。不一会儿，只见一匹高头大马奔驰而来，马上趾高气扬……（原文下页内容未完整截取）
注释
作者身份：李佐荣，原军委干部团一连党支部书记，亲历长征出发与突破封锁线的全过程。
核心史料价值：
详细记录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公略、彭杨步兵学校等四校合编为军委干部团的编制序列、武器装备和人员构成，为研究干部团这一特殊部队提供了一手资料。
生动描绘了长征出发时，红军与于都河群众依依惜别的场景，展现了军民鱼水深情。
记录了干部团作为军委直属部队，在行军中执行保卫、剿匪、群众工作等多重任务的情况，印证了其 “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的双重角色。
关键背景：军委干部团是长征中的一支特殊部队，由红军各学校学员和连排干部组成，装备精良、军政素质高，主要担负保卫中央军委、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职责，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定学（约 1915—？），四川人，老红军，原抚州军分区离休干部，因撰写回忆文章《三过草地》而被关注抚州市人民政府。以下从红军时期、长征经历、建国后履历、文献价值四方面详细介绍：
一、红军时期履历（红四方面军）
入伍与部队：1930 年代初参加红军，编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部交通队（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为基层战士抚州市人民政府。
部队特点：红三十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精锐，擅长攻坚，有 “夜老虎师”（88 师）等王牌部队。
川陕苏区经历：参与川陕苏区反 “六路围攻” 等战役，随部强渡嘉陵江（1935 年 3 月），踏上长征路。
二、长征核心经历（三过草地，关键见证者）
一过草地（1935 年 8 月）：随左路军（红四方面军为主）从毛儿盖出发，首次穿越松潘草地，途中听闻张国焘与中央北上路线分歧抚州市人民政府。
被迫南下（1935 年 9 月）：张国焘强令左路军折返南下，二过草地，部队经绥靖、丹巴南下天全、芦山，遭国民党军围剿，损失惨重抚州市人民政府。
再北上三过草地（1936 年 7—8 月）：张国焘南下失败，被迫取消 “第二中央”，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第三次过草地，历时 29 天，极度饥饿、严寒、减员严重抚州市人民政府。
关键见证：亲眼目睹军长余天云因反对张国焘南下被软禁，后在丹巴铁索桥投江牺牲，是该事件的重要亲历者与记录者抚州市人民政府。
会师陕北（1936 年 10 月）：随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抚州市人民政府。
三、建国后履历（抚州军分区）
职务：1949 年后定居江西抚州，任抚州军分区干部，后离休，享受老红军待遇抚州市人民政府。
身份标注：其回忆文章《三过草地》文末署 “抚州军分区 整理”，明确其单位归属抚州市人民政府。
生卒信息：公开资料仅知其为四川籍老红军，出生约 1915 年，逝世时间未公开披露。
四、文献价值（《三过草地》）
文章概况：1980 年代撰写《三过草地》，以基层战士视角详述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血泪历程，重点记录张国焘分裂路线危害、余天云军长牺牲细节、草地极端生存状况抚州市人民政府。
史料地位：是研究红四方面军长征、张国焘分裂事件、草地行军史的一手珍贵口述史料，收录于《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等文献，常被党史军史研究引用抚州市人民政府。
与 “杨定华” 区别：需注意区分 ——杨定学≠杨定华（邓发化名，《雪山草地行军记》作者，红一方面军），二者为不同人物。
五、总结
杨定学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基层亲历者与重要记录者，其一生串联起川陕苏区、三过草地、反对分裂、会师陕北、建国后地方工作等关键历史节点，《三过草地》为长征史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基层视角与血泪记忆。

川康边风云

一、已公开文本完整转录（含你提供的片段）
《忆军委干部团》（李佐荣）
踏上征途
一九三四年阴历八月，我们驻扎在于都县水头的红军公略步兵学校接到上级的命令，整个学校开到瑞金县九堡村，同在九堡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汇合。大约在阴历九月初，这四所学校合编成军委干部团。干部团成立时开了个大会。会上宣布了干部团战斗序列和营以上主官名单。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卫生队长蒋耀德。全团分四个营一个上干队，合计两千余人。
一营（军事营）下辖一、二、三连，营长李庸，政委丁秋生。
二营（军事营）下辖四、五、六连，营长黄彦彬。
以上两个营的战士均系原红军各部队的连排干部。
三营（政治营）下辖七、八、九连，营长林月英，战士是营连干部，均为共产党员。
四营（特科营，又叫机炮营）下辖炮兵连、机枪连、工兵连，营长韦国清。
另外干部团还设有上干队，学员都是高级首长。记得徐特立等老同志都在这里，队长是肖劲光。
干部团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是很精良的。一二三营每人一支英国造 “盖板” 枪，一百至一百二十发子弹，头戴钢盔，腰挂四至六枚马尾炸弹，每连都配有一挺轻机枪。四营装备有四挺重机枪（水机关），两门迫击炮。加上军政素质强，整个部队军容严整，在阳光照耀下，钢盔、刺刀寒光闪闪，八面威风。
我当时任一连的党支部书记。连长是李作鹏，指导员是谢玉标，军事教员是宋时轮和一位姓王的，政治教员段德章、谢继友。
会后几天，我们都忙着编织草鞋，打点行装。上级给每人发了一件棉衣，还规定每人准备两竹筒食盐。这时部队上下议论纷纷。虽然大家对左倾机会主义者使中央根据地陷入困境的情况还不了解，但已知道苏区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既憋着一股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又隐约流露出一些忧虑。我一面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一面心里也嘀咕：看样子，要有一个大军事行动了。
果不其然，就在阴历九月九重阳节这天，部队接到向于都开拔的命令。我们刚动身，村子里的群众一群群的围拢过来，悄声地问道：“同志，你们要到哪里去呀？” 我们按上级统一的口径回答说：“我们搞野外训练去。”
可他们从我们的行动中、眼神里已经看出：红军要远征了！顿时，一个个脸上流露出难舍难分之情。许多群众眼含热泪忙不迭地将家里仅有的鸡蛋、红薯往战士衣袋里装。我们走出好远，老乡们还一群群怔怔地站在村头，高扬着手，随着秋风传来他们阵阵呼喊：“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回来啊……”
战士们噙着眼泪，回头望着这些不惜生命养育过我们红军的老根据地的乡亲，高声答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不少战士话没喊完就低声抽泣起来了。
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心底里发生着从未有过的痛苦。苏区的淳朴的乡亲，他们节衣缩食，送子、送夫参加红军，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今红军即将远征，他们面临的是反动派的蹂躏和与其殊死的斗争。一想到这些，我们都不禁潸然泪下。
第二天黄昏，我们赶到了于都河桥头，在一个大坪上集结。四面八方的部队都汇集在此，并从这里陆续跨河。长长的队伍向西蜿蜒伸去。
月光下，于都河水波光粼粼。干部团的同志们，登上对岸的山坡，深情地望着在月色中渐渐消失了的熟悉的田野、村庄，谁也说不出一句话，只有沙沙的脚步声。
封锁线上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新田古陂打胜仗。
啦唻哆啦梭、梭多梭
十一月里来走湖南，
连战湖南数十县……
这是当时红军部队行军时唱的一首歌，走一个省唱一个省，是红军战斗历程的纪实。
干部团被编入军委红星纵队，担负着直接保卫中央军委的任务。行军中除了担负一定战斗任务外，还进行一些如排连营战术进攻等训练。一有空还进行军事政治学习，并帮助机关搬运笨重东西。当时行军多在夜间，山路狭窄，人员拥挤，速度很慢，部队也很疲劳。还发生了一些因站着打盹而使部队前后失去了联系的现象。
在红军突破封锁线时，敌人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一路上还组织了不少反动民团，靖卫团潜藏在路边山岗上向红军打冷枪。特别是这些靖卫团常派一些恶棍混入我们的驻地放火烧房烧粮，到处散布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破坏红军和沿途群众的关系。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帮助群众抢修房子，送给他们银元、粮食作为救济，以便消除群众的误解。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沿途还常派出精悍小分队进行剿匪。
记得干部团到达宁远县境内的时候，一天晚上，连长让我带一个排第二天去消灭宁远县城外十几里远的小镇子上的靖卫队。这个靖卫队有几十个人，他们倚仗着宁远县城还驻有敌人一个师，经常出来骚扰红军。为了不让这些地头蛇闻风逃入宁远城，我们决定乔装改扮，出其不意地铲除这个祸根。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带着几十个战士出发了。我们有挑柴的、挑粪的、卖菜的，还有扛锄头上活的，和老乡们混杂在一起来到小镇上。我闪进靖卫队大院门口对面的一家中药铺，一面点着各种中药瞧，一面偷眼监视靖卫队院内的情况。战士们也都来到院附近，暗暗将靖卫队院子包围起来了。不一会儿，只见一匹高头大马奔驰而来，马上趾高气扬……
后续片段（你提供的内容）
吸困难，头晕腿软，一步一滑，一步一喘地艰难行进着。有些战士走着走着，一头栽进雪里就起不来了；还有的战士跌进了雪坑，在雪没头顶的时候还用最后的气力摇晃着双手，告诫前来抢救的战友不要靠近，以免落入雪坑。战士们就是这样，擦干眼泪，手挽着手顽强地攀上了山顶。在山顶，我们向长眠在雪山的战友们默立致哀后，开始下山。我们快到山脚时，突然听到山下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合了。听到这个消息，干部团一片欢腾，跑步下山，在四方面军同志打着红旗、放着爆竹的欢迎下进了达维村。随后两军到懋功城里集合，在天主教堂开了庆祝联欢大会，各部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两支兄弟部队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部队休整了几天后，红军继续北上，经两河口翻过又一座大雪山 —— 梦笔山，到达了卓克基。在卓克基，我就离开了干部团，被派往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了。
坚定的信念
在长征路上，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对伤病员的安置。由于红军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机动能力和一定的行军速度，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带着大批伤病员去行军作战。因此，红军的重伤病员绝大多数都是沿途秘密安置在群众家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清楚：留下，离开了群众，离开了革命队伍，在那白色恐怖下将意味着什么。
在土城战斗中，我们连长的大腿被打断了。他姓戴，是江西永新人。撤出战斗后，我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抬着他走了一天。黔北山区的小路崎岖不平，连日来激烈的战斗加上……（原文下页内容未完整截取）

川康边风云

《忆军委干部团》（李佐荣）续篇转录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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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军委干部团
李佐荣

（前文：踏上征途、封锁线上，已收录于此前回复）

干部团被编入军委红星纵队，担负着直接保卫中央军委的任务。行军中除了担负一定战斗任务外，还进行一些如排连营战术进攻等训练。一有空还进行军事政治学习，并帮助机关搬运笨重东西。当时行军多在夜间，山路狭窄，人员拥挤，速度很慢，部队也很疲劳。还发生了一些因站着打盹而使部队前后失去了联系的现象。

在红军突破封锁线时，敌人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一路上还组织了不少反动民团，靖卫团潜藏在路边山岗上向红军打冷枪。特别是这些靖卫团常派一些恶棍混入我们的驻地放火烧房烧粮，到处散布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破坏红军和沿途群众的关系。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帮助群众抢修房子，送给他们银元、粮食作为救济，以便消除群众的误解。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沿途还常派出精悍小分队进行剿匪。

记得干部团到达宁远县境内的时候，一天晚上，连长让我带一个排第二天去消灭宁远县城外十几里远的小镇子上的靖卫队。这个靖卫队有几十个人，他们倚仗着宁远县城还驻有敌人一个师，经常出来骚扰红军。为了不让这些地头蛇闻风逃入宁远城，我们决定乔装改扮，出其不意地铲除这个祸根。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带着几十个战士出发了。我们有挑柴的、挑粪的、卖菜的，还有扛锄头上活的，和老乡们混杂在一起来到小镇上。我闪进靖卫队大院门口对面的一家中药铺，一面点着各种中药瞧，一面偷眼监视靖卫队院内的情况。战士们也都来到院附近，暗暗将靖卫队院子包围起来了。不一会儿，只见一匹高头大马奔驰而来，马上趾高气扬地坐着一个国民党师部副官长，马后还跟着两个卫兵。这个副官长来到靖卫队门前，一进院就咋咋呼呼说有紧急情况让靖卫队到院内集合，他要训话。从屋里跑出一个四十左右的胖子，脸上因抽多了大烟而显得焦黄焦黄的，看样子是靖卫队长。他一见副官长胸前佩戴的番号，连忙点头哈腰，招呼着睡眼惺忪的靖卫队员赶快集合。队站好了，这个副官长登上台阶正要开口，却突然抄起身边的尿桶一下子扣到了胖子队长的头上，顺手把他腰上的枪缴在手上，大喝一声：“都不许动！”

与此同时，门岗也被我们便衣缴了械。我一个箭步率领其他战士冲进院内。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阵阵喊声在小镇上空回响。靖卫队员们还没反应过来，一支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们，他们只得乖乖地举起双手。

这个副官长是我连战士吴居伟。因为和军阀吴奇伟名字谐音，大家都叫他“吴奇伟”。没想到这个假军阀扮的军官还真是活灵活现，一时在连队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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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转折
红军经过浴血奋战，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强渡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在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挺进。一路经黎平、黄平，于一九三五年元旦那天突破了乌江。干部团在渡江战斗中踩波踏浪担负着架设浮桥的任务，保证了中央纵队及各军团胜利过江。

过江后，开了个庆祝大会，扎了很多彩旗。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隆重的大会，会上朱总司令还讲了话。会后部队向遵义前进，不久就占领了遵义城。干部团紧跟中央军委机关，在绵绵细雨中精神抖擞地开进遵义城。

在遵义，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干部团在这一期间主要是休整部队，向群众作宣传，扩大红军队伍。自离开根据地以后，这是第一次有了个立足点。有的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了长期住下去的想法，干部团不少单位还做了桌椅板凳和大灶蒸笼，准备正规规开始上课、训练。这种思想一露头，就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后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进行了轻装和整编，扔掉了笨重行李，这就保证了在大规模运动战中能机动灵活地适应各种局面。

从遵义出发，红军以崭新的姿态，轻装经娄山关、桐梓、松坎向西急速行进。这个行动引起了蒋介石极大恐慌，怕我们北渡长江同正在川东北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忙调川军至川黔边境布防。其先锋郭勋祺部进至土城一带先我占领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与我干部团展开激战，这就是著名的土城战斗。

这一仗，干部团担任主攻，敌人开始说是一个教导旅，结果是一个师。战斗打响的头一天，在离土城街三里路的河坝上，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向全团作了战斗动员，号召我们干部团全体干战要作红军的模范，党员要作战士的模范，不怕牺牲，勇猛顽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天下半夜两点钟，我们披着月光进行接敌运动。黔北山区地无三尺平，地形十分复杂，极易弄错方向。我们沿着一条溪水冲刷过的河沟摸索着前进，等到我们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道横着的大山梁，有三道山脊伸向山顶，地势陡峭。敌人在山梁上构筑的工事依稀可见。随着陈团长一声令下，我干部团一二三营在四营重机枪掩护下，顺着三道山脊两侧向敌人猛冲上去。在我们右侧还有三军团十团配合我们作战。尽管地形对我十分不利，但战士们凭着熟练的战术动作交替掩护往上冲。敌人依托坚固工事居高临下顽强抵抗，一时间枪声、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场面空前激烈。狡猾的敌人打出许多燃烧弹，把山腰的树木草丛都烧着了，在阵地前形成一道火墙。英勇的战士们戴上钢盔，上起刺刀，高呼口号踏着烈焰向敌人冲去。眼看敌人就要支持不住的时候，敌援兵忽然从两翼源源不断地向山梁上汇集，形成了敌众我寡的态势。敌人集中猛烈的火力向我们劈头盖脸打来，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这时一个消息传遍全团，说是朱总司令亲自来到前线指挥战斗。战士们顿时勇气倍增，向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仇恨的子弹一排排射向敌人，手榴弹一个个在敌工事里爆炸，杀得敌人鬼哭狼嚎。但敌人增援部队越来越多，战斗相持了一天。

朱总司令仔细察看了战斗情况，冷静分析了敌情，下令部队退出战斗。土城一仗虽然我们伤亡不小，但是重创了敌郭勋祺部，歼敌千余人，以至郭勋祺部在我撤出土城西渡赤水后迟迟不敢尾追，使蒋介石妄图在川黔边境消灭我军的企图遭到破产。

二月里，我军占领扎西，进行短时休整，待敌人忙乱了一阵子后，又忽然挥戈东进两渡赤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遵义杀了个回马枪，把川湘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几十万人马抛在了长江沿岸。

这次打遵义，干部团的任务是配合三军团围攻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一路上打得敌人四散奔逃，歼灭了王家烈的八个团，拿下了娄山关，重占了遵义城。随后与前来增援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部展开激战。时值天下大雨，山路泥泞，我干部团和三军团反复与敌争夺老鸦山制高点。敌人集中兵力猛攻三军团十一团和干部团的结合部，均被击退。每当敌人蜂拥着冲上半山腰时，我干部团重机枪集中火力一阵扫射，敌人连滚带爬退了下去。当天夜晚，一军团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敌人顿时大乱，全线溃退，我军穷追猛打，直至乌江边。吴奇伟只带少数残兵狼狈逃过乌江，余者大多被歼。这一仗是遵义会议召开后，也是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仗，全歼了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生动体现。这一胜利使全军上下群情振奋，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斗志。

两进遵义城后，在天主教堂内召开了军委纵队连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会上，毛泽东同志讲了话。我坐在前排，离主席台很近，毛泽东同志宏亮的声音和有力的手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屡次失利的原因，指出了当时个别领导同志采取短促突击和敌人拼消耗的作战形式，是消极的军事防御路线，犯了单纯防御路线错误。谈到今后，毛泽东阐述了开辟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风趣地说：“我们要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号召大家坚定信心勇猛作战，打出个新苏区来。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象春风一样吹散了长时间压在人们心头的乌云。随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忽东忽西，纵横驰骋于敌数十万重兵之间。接着，挥戈北上，疾驰金沙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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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战金沙江
从昆明附近急行军约一个星期，我们干部团来到离金沙江一百二十余里的一个小镇上休整了一天。这时上级下达了要我们夺取金沙江绞平渡口的命令。并说这是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直接给干部团布置的任务。团里成立了一个前卫队，我和吴居伟都是前卫队员。当天下午太阳西斜时，我们和团里其他一些部队来到一块稻田旁的树荫下，刘伯承总参谋长站在树下亲自给我们布置了战斗任务。他铿锵有力地说：你们下午四点准时出发，第二天黄昏时赶到绞平渡，控制渡口和船只，不能迟到也不要早到。敌人对我们抢渡金沙江已有准备，把守了沿江的大小渡口，所有船只都被监视起来了，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不放船渡江。因此，你们早到了易被敌人发觉，晚到了，天一黑船不过江了。再者，你们动作要迅速，消息要严密，前卫队要化妆前进，在路上不允许群众超越到前面去。最后刘总长郑重地嘱咐我们：现在红军前有金沙江后有追兵，如果过不了江，将会很危险。你们的任务关系到全军的命运，一定要完成好。

我们顿时感到这次任务非同寻常，真是系于一发。同时也为首长这么周密的安排暗暗称赞，浑身上下热乎乎的，充满着战斗的渴望和必胜的信念。

踏着夕阳，我们急速出发了。大家不顾山路崎岖，飞步向前。沙沙的脚步声重复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突破金沙江。走了一夜一天，当太阳快要落山时，阵阵浪涛声隐隐传来，金沙江到了，大家惊喜万分，加快步伐赶到江边。哦！金沙江果真名副其实。金子般的沙滩披着落日的金辉熠熠闪烁。这时，只见一只小船已渡过对岸，船工正准备收工。

我们多数人潜伏在江堤一侧，由几个人带着向导去叫船。那位船工听见喊声很不高兴，边将船慢慢渡过来边发牢骚：“搞啥子哟，早又不过。”当他离岸不远时突然发现了我们堤上的人，吓了一跳，掉转船头要回去，我们忙对他说我们是跟厘金局约好来上税的。因为川滇一带多设有厘金局，负责收税，主要是收鸦片税，在地方上都是蛮横无理的，因此群众大多害怕。我们这样说是示意我们有背景。他一听果然怕得罪了，很快将船靠拢过来。我们立即将船和船工控制起来组织渡江。小船一次只能渡十来个人，我是第一船过江的，等第二船过江后已经是晚上将近十点了。事不宜迟，我们决定先行动。离渡口千米的地方有敌人的工事，我们利用夜暗，三四个人一伙拉开距离迅速向敌接近。当来到工事跟前，听见一个哨兵问口令，我们边走边答是上税的，说着吴居伟一个箭步上去卡住他的脖子，低声喝道：“不许动，叫就把你丢到江里去。”

我们简单审问了一下俘虏，了解到前面这个村子有一个连的敌人和一些保安队，其中敌人一个排驻在不远的一个设在石洞的厘金局里，连部和其他兵力在离厘金局一里左右村头的山脚下。

我们让这个哨兵带路来到厘金局前，里面的敌人正在打麻将赌钱。我们让那个哨兵叫门，里面的人似乎很不情愿，骂骂咧咧地打开了门。屋里烟雾腾腾，敌人有的围在两桌麻将乱喊乱叫，有的横七竖八地躺着抽大烟。我们冲进去，短枪和手榴弹对准他们大声喝道：“不许动！我们是红军。”顿时他们个个惊得魂不附体，稀里糊涂地做了俘虏。从厘金局里，我们缴获了很多银洋。

收拾了厘金局后，后续部队也相继到了，我们仍叫俘虏带路袭击了驻在村头的敌人连部。寂静的小村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爆炸声，敌人遭到这蓦然而至的打击，一部分做了俘虏，一部分连衣裤都没穿好就慌乱地向山上逃跑。我们边追边打，一直追到一个山隘口下。这个隘口左边是深深的峡谷，右边按当地说法是山羊都站不住脚的峭壁，中间是一条人工开凿出的小石径，石壁顶端上有一个营敌人构筑了工事把守，并准备了大石头企图阻止我们前进。我们打到这里已是大约深夜两点多钟了。我们就在隘口前与敌人对峙。

天亮时传来拿下隘口的命令。机枪手将轻机枪架在别的同志肩膀上进行火力掩护。战士们拉开距离，个个跃进敌人一面疯狂地扫射，一面沿石壁滚下许多大石头。经过激战，我们硬是突破了隘口，沿小路抄到敌人侧面发起冲锋。敌人见天险已破，形势不妙慌忙向通安镇方向逃跑。我先遣部队一路猛追到通安镇，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我们控制了渡口，袭击了通安镇，还缴获了一门迫击炮。由于当时的态势仍是敌众我寡，我们先遣部队就撤至镇外山上待命。

下午大约两点钟，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莫文骅主任带领干部团全部赶到了。陈团长又和营长、连长察看地形，布置攻占通安的具体任务。我们集合在山后的一个草坪上听宋政委动员。宋政委简洁有力地说：“同志们，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已过江了，命令我们干部团无论如何拿下通安镇，我们怎么办？”大家振臂高呼：“消灭敌人，保卫党中央！”接着宋政委风趣地问：“你们是愿意喝金沙江水，还是愿意吃通安城里的鸡子辣肉？”大家高声答道：“要吃通安的鸡子辣肉。”

战斗打响了。通安城敌人是川军刘文辉的一个教导旅含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一个手枪营。我们干部团一营担任主攻，三、二营在两翼助攻，特科营火力掩护。我们营正面是敌人的手枪营及步兵团部分兵力。敌手枪营装备着“花机关”、“手提式”，他们依托工事仗着火力优势顽强抵抗。激战至黄昏，我方阵地上的枪声渐渐稀疏起来了，我们的弹药剩得不多了。记得我当时是操着一挺轻机枪，身旁一位排长问我：“支部书记，你怎么不打了？”我说：“只剩四发子弹了，留着关键时候。”就在这时，机炮连几发迫击炮弹准确地落在敌群中。乘着硝烟，战士们一跃而起，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敌阵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优势火力发挥不了作用，而我们却发挥近战特长。只见战士们左冲右突将一排排敌人捅倒。敌人慌了，敌旅长见势不妙忙坐着轿子带头逃跑了。这一下敌人成了无头的苍蝇，到处乱跑。有的跪地讨饶，有的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我们乘胜追击，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一鼓作气拿下了通安镇。这一仗打死敌人好几百，俘虏了六百多人。傍晚，我们在镇周围构筑工事担任警戒，掩护红军渡江。第二天，团里在通安城内开了个庆祝大会，会后加了个餐，我们大家真的饱餐了通安的鸡子辣肉。在这次战斗中我还受到上级给予的五块银元、三个罐头的奖励。

金沙江一仗，干部团威名远扬，以后遇到敌人，特别是川军，一见到头戴钢盔的干部团，便望风而逃。这一仗，也是干部团对红军长征作出的卓著贡献之一。它保证了红军主力胜利渡江，使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为此中央军委给干部团特别通令嘉奖。事后毛泽东同志曾感慨地说：“如果过不了金沙江，我们还不知要在云贵川打多少年的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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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舟疾 雪山旗扬
从通安出发，我们准备了云梯、竹竿、绳索等攻城器材，围攻会理城。狡猾的守敌放火烧毁了城外民房，我不得不最后放弃攻城，转道冕宁进入彝族区。彝族人，我们当时叫“青苗人”，性情强悍勇猛。由于部队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热情救济、支援彝族兄弟，很快消除了他们对我们的顾虑。他们的头人小叶丹还与刘伯承参谋长歃血为盟。举行仪式的时候，我们干部团就在不远的路边待命，不久，传来消息说结盟成功，我们就浩浩荡荡地前进了。路过结盟地点，用我们赠给他们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彝民游击队打着红旗列队欢送我们。当时我们还亲眼看到了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用来装鸡血酒的两只大木碗呢。

过了彝族区，部队飞奔安顺场。红一团十七勇士踩波踏浪，控制了两岸渡口。我们干部团随着一师开始渡河。渡河时，我们拿着盆碗茶缸，接连不断地把涌进船舷里的水往外泼，就这样在汹涌的波涛中顽强前进。干部团过河后奉命接替一团的防务，当时天黑下雨起雾，不久又同敌人遭遇了。

（后续片段，你之前已提供：过雪山、懋功会师，在卓克基离开干部团，调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
学术注释与史料价值说明
作者与背景：李佐荣，原军委干部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长征中亲历突破封锁线、土城战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过彝区、过大渡河、翻雪山等关键节点，后调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
核心史料价值：
以基层指挥员视角，完整记录了军委干部团从组建到长征全程的战斗历程，是研究这支特殊部队（保卫中央军委、执行关键战斗任务）的核心一手文献。
详细披露了干部团在土城战斗、遵义战役、金沙江战斗中的作战细节，尤其是乔装奇袭靖卫队、夺取通安镇等情节，可与军史记载相互印证。
生动展现了遵义会议前后红军的思想转变，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等战役中的体现。
关键背景说明：
军委干部团是长征中的一支 “特殊部队”，由红军各学校学员和连排干部组成，装备精良、军政素质高，主要担负保卫中央军委、执行攻坚 / 奇袭任务，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
文中提到的 “金沙江战斗”，是干部团的高光时刻，成功夺取通安镇，保障了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被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川康边风云

文字转录（李佐荣《忆军委干部团》全文收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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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斗突然，双方赶紧抢占制高点，结果敌人因地形有利先我占领了山头。我们只上去一个班，其余部队被压在山腰。冲上去的那个班与敌人展开了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捅、石头砸，最后为了不当俘虏，剩下的战士都英勇地跳下了悬崖。

这时上级给我们营下达了命令，要我们坚持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以掩护大部队西去与飞夺泸定桥的左翼兵团会合。尽管地形于我十分不利，但我们营仍顽强地顶住了敌人居高临下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

告别了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红军取道天全、芦山，横挡在我们前面的是白雪皑皑的夹金山。

过雪山前，听到了许多有关它的传说。什么雪山神一发怒吹一口气就是一阵狂风暴雪；什么某某年代人们上山求拜没吃斋，山神一怒就把人吞下去了，等等，说得神乎其神。好心的群众看到我们全身衣着单薄破旧，都纷纷劝我们不要过山，可这些传说和劝阻反而激发了我们要与山神争争高低的斗志。上山前我们每人喝了一点辣椒汤，准备了一根棍子，大约在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了。开始，我们走得浑身是汗，可一过半山腰，气温骤然下降，冷得直打哆嗦。但战士们仍然情绪高昂，有的连队互相拉歌，宣传队在路边鼓动。举目环顾，茫茫雪海中战旗飞扬，歌声嘹亮，红军以压倒一切的英勇气概，征服着这鸟兽绝迹的雪山。

好象山神有心要与我们较量一样，快到山顶时，突然起了一阵风暴，连天盖地的狂风夹着雪花、冰雹劈头盖脸打来，象无数把钢刀在我们脸上身上割着、划着，人们感到呼吸困难，头晕腿软，一步一滑，一步一喘地艰难行进着。有些战士走着走着，一头栽进雪里就起不来了；还有的战士跌进了雪坑，在雪没头顶的时候还用最后的气力摇晃着双手，告诫前来抢救的战友不要靠近，以免落入雪坑。战士们就是这样，擦干眼泪，手挽着手顽强地攀上了山顶。在山顶，我们向长眠在雪山的战友们默立致哀后，开始下山。我们快到山脚时，突然听到山下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合了。听到这个消息，干部团一片欢腾，跑步下山，在四方面军同志打着红旗、放着爆竹的欢迎下进了达维村。随后两军到懋功城里集合，在天主教堂开了庆祝联欢大会，各部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两支兄弟部队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部队休整了几天后，红军继续北上，经两河口翻过又一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了卓克基。在卓克基，我就离开了干部团，被派往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了。

坚定的信念

在长征路上，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对伤病员的安置。由于红军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机动能力和一定的行军速度，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带着大批伤病员去行军作战。因此，红军的重伤病员绝大多数都是沿途秘密安置在群众家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清楚：留下，离开了群众，离开了革命队伍，在那白色恐怖下将意味着什么。

在土城战斗中，我们连长的大腿被打断了。他姓戴，是江西永新人。撤出战斗后，我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抬着他走了一天。黔北山区的小路崎岖不平，连日来激烈的战斗加上喝，使战士们体力消耗很大。战士们轮换抬着连长，个个汗流夹背。渐渐地，我们这一行人落到了团队的后面。连长看到这种情况，吃力地说：“支部书记，把我丢掉吧，不能因为我连累了大家。”我急忙说：“有我们在就有你在。”他一把拉着我的手说：“不要说傻话了，这样下去谁都走不了，我们都是带兵的，要对战士负责。”确实，当时部队都在急行军，照我们这样的走法要不了多久就有脱离部队的危险。我们只好忍着悲痛，在铁床镇外不远的一个群众家，把长安顿下来。我给了老乡五块银元，战士们也都把米袋留下来，最后我噙着眼泪对连长说：“连长你安心养伤，一有条件，我们就回来接你。”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放心，我伤好了，一定会赶回去，弄不好还拉一支游击队呢！如果我残废了，我还会织布，可以自己谋生。”说着他贴近我的耳边：“支部书记，我想问你要件东西做纪念。”我忙问：“啥东西呀？”他比划着：“就是那个挑牙的。”原来，我有一对银耳勺、银签。还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打汀洲时买的，上面刻有我的名字，连长曾问我要过好几回，我都没舍得给他。今天见他提起这件小东西，我忙掏出这根牙签来给他。他接过去爱惜地抚摸着，深情地说：“以后看到这玩艺就好象看到了战友。革命成功后，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还活着，就拿着这东西去相会。”

这时四周的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人追兵越来越接近了。连长赶忙往外推着我：“你们快走，不要管我。”踏出门口时，我禁不住回头看他一眼，他脸上带着一种坦然的微笑，撑着伤体，吃力地说：“回去转告上级，我的心永远是向着党的。”

我们连二排长姓罗，土城战斗腹部负伤，他用银元堵住伤口，外面用黄烟、泥巴糊住，硬是跟着部队走了两天，最后实在不行了。战士们要抬着他走，可他怕连累大家滚到路边抱着个大石头死也不肯走。部队走后，敌人来了，见是红军伤员，路过时，这个骂一句、那个敲一下，弄得他遍体鳞伤。敌人过后，他爬到老乡家，老乡们把他隐藏在山上养伤。我们二次攻进遵义城时，他又一步一挪地赶上了部队。

大渡河边打阻击的时候，我们一个班冲上山顶陷入敌人的包围，当时，山顶枪声大作一阵后便寂静下来了，那一班人生死不明。后来我们进至天全时，一天晚上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浑身是血、满身是泥的战士，仔细一瞧，是被围那个班上的。他颤抖着向我敬了个礼，报告说他们班战士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全部跳了崖，没有一个当俘虏的。说完，便疲倦而又欣慰地倒了下去。

我们营长李庸同志，也是在大渡河阻击战中负伤后被安置在群众家里的。可在延安，有一次我在街上突然碰到了他，禁不住惊讶地问：“你还活着？”他大笑起来：“还活得很好。”“你是怎么回来的？”“我是一路讨饭讨到陕北来的。”

他拖着伤躯，拄着棍子，沿路行乞，却走了几千里路！

我离开干部团后听说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红大合编为新的干部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后因张国焘搞分裂把四方面军学员拉走南下了，原干部团指战员跟随党中央，历尽千辛万苦越过草地，在哈达铺编成干部营。陈奇涵为营长，宋任穷为政委，莫文骅为政治处主任。最后，到了陕北的瓦窑堡，干部营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及一军团教导营合并成为红军学校。

（熊广栋、丛晓明 整理）
二、关键问题解答
1. 李庸不是 “李荣”，也不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文中提到的 “我们营长李庸同志”，是军委干部团一营营长，不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身份澄清：
李庸（也写作李咏），1934 年军委干部团成立时，任一营营长，长征中随干部团参加了土城战斗、大渡河阻击战等。
在大渡河阻击战中负伤，被安置在群众家中，后沿途乞讨回到陕北，与李佐荣在延安重逢。
与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无关：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的参谋长是倪志亮，后期是李特，李庸从未担任过此职。
2. 会师后干部团的去向（与四方面军的关系）
文中明确记载：
懋功会师后，干部团随中央红军北上，并未编入红四方面军。
后来因张国焘分裂，原干部团指战员跟随党中央过草地北上；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拉走南下。
到达哈达铺后，原干部团改编为干部营，营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
最终在瓦窑堡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一军团教导营合并，成立红军学校。
三、文献注释
史料价值：这是李佐荣回忆的收尾部分，以基层视角记录了干部团从大渡河阻击战、翻越夹金山、懋功会师，到最终改编为红军学校的全过程，是研究军委干部团长征后期历程的重要一手材料。
关键细节：
大渡河阻击战中，干部团战士为不当俘虏跳崖的事迹，印证了红军的战斗意志。
对伤病员的安置细节，反映了长征中红军 “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拖累战友” 的阶级友爱精神。
干部团的最终去向，澄清了该部队在懋功会师后并未编入红四方面军，而是随中央红军北上并改编的史实。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把《忆军委干部团》全文按 “踏上征途 — 突破封锁线 — 遵义转折 — 土城战斗 — 四渡赤水 — 强渡金沙江 — 大渡河 / 雪山会师 — 改编为红军

川康边风云

我已将你提供的两篇回忆文章《土城突围 再占遵义》和《红军首到毛儿盖》完整转录，并附上关键背景注释，方便你直接引用。
一、《土城突围 再占遵义》（黄启先）全文
原文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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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突围 再占遵义
黄启先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轻装和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行李和辎重，精简机关，下放干部充实战斗连队，大大增强了部队的灵活性和战斗性。至此，部队行军作战虽然异常艰苦，但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情绪一天天振奋起来了。红军占领了遵义，引起敌人极大恐慌。蒋介石急忙纠集其嫡系部队及川、黔、湘、滇四省军阀部队，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毛主席指挥部队在敌尚未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准备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当时我是从少共国际师四十五团三营七连（任排长）调到军委干部团的，在团部普通通信排任副班长。那时候的通信条件很差，主要靠徒步。我们班的任务是上送下传，所以行军、作战、宿营都一直在团首长身边。

部队整编后继续北上，当进至赤水河东的土城地区时，四川军阀刘湘主力郭勋祺师已南渡长江，抢先占领了土城阻击我军前进。就在这时，根据军委的指示，干部团开始隶属于三军团指挥。在彭德怀军团长的率领下，三军团和干部团从正面协同一军团对土城之敌发起进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我军突破敌人的一部分防线，胜利地西渡赤水河，到达川南叙永、古兰地区，准备相机渡过长江。当时因为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没有率领红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顺利北渡长江，而是将部队北移使防守长江的四川军阀部队得以集中兵力，严密封锁长江。蒋介石为堵截红军急忙调兵遣将，妄想把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面临各路敌军蜂拥而至的新情况，部队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了，遂插入到云南的扎西地区。以后，又乘贵州敌人空虚之际，挥师东进，重入贵州，直指遵义。正当我们红军挥师东进的时候，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后急令侯之担一部抢占赤水河口二滩，妄想阻击我军东进。彭军团长令整编后的十二团急速前进，与敌人展开一场抢时间、争速度的强行军。自从红军离开苏区踏上大转移的征途后，大家都练就了一双“飞毛腿”，加上遵义会议后形势开始好转，全军上下战斗情绪高涨，大家只要一听说有仗打，就觉得浑身是劲。十二团先敌赶到赤水河，消灭了对岸的守敌，还把在行进中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干部团和大部队一起又胜利地东渡了赤水河。

二渡赤水后，干部团和三军团直向桐梓开进，不久，我军占领了桐梓城。桐梓到娄山关有三四十里地，从娄山关下山到板桥四十里，板桥再过去八十里便是遵义，娄山关是唯一的要点。贵州军阀王家烈得知后，急派一个师由遵义向桐梓运动，并抢先占领了板桥镇和娄山关，还派出一个团企图援助桐梓之敌，但被我先头部队十三团顶了回去。娄山关雄居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山道奇险，群峰如剑，高耸入云，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时敌人有三个团扼守在娄山关，另一个团和师部固守板桥镇。军团参谋长邓萍率领十三团在关口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反复争夺冲杀，十三团伤亡逐渐增加。我们干部团和十、十一、十二团按照彭军团长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向娄山关进发，增援十三团。我们几乎是一直跑步到了娄山关脚下。

根据彭军团长的指令，干部团跟着十一团行进，开始是跑步，后来由于浓云遮住了星月，下起了细雨，我们只好摸黑前进。幸好扎在手臂上的雪白毛巾模模糊糊还看得见在晃动，大家一个紧跟一个向前走。山间的蜿蜒小路，确实泥泞难行，但谁也没掉队。

我们通信班紧紧跟在陈赓团长身后，首长一边前进，一边交待我们通信员往前传：“争取时间，加快速度；”向后传：“跟上，不许掉队。”这时，雨越下越大，大家浑身湿透了，加上跌了交，一个个成了“泥人”。山路越来越陡，行走越来越困难。大家还是在桐梓时吃了点东西，赶到娄山关脚下，因为情况紧急，只好边赶路边抓一把生米，放在嘴里嚼。部队忍受着饥饿、寒冷、疲劳，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赶路，一昼夜行军一百五十多里。

到了离板桥镇大约还有三里路的地方，雨停了，部队也停下来整理装备，简单地擦拭了一下被雨淋湿了的武器，准备投入战斗。这时，十一团继续奔向板桥镇，干部团在陈团长的率领下，往右穿插向娄山关通往板桥镇之间的路上打阻击。行进间，娄山关那边和板桥镇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黎明前的枪声听起来分外清脆，这枪声表明进攻娄山关和围歼板桥镇之敌的战斗开始了，大家的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行军速度猝然加快了许多。陈团长满意地连说三声“好，好，好！”

我们到了阻击地点，东方已经出现鱼肚白。陈团长命令第一、第二大队散开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打击从娄山关溃逃下来的敌人；第三大队负责监视板桥镇方向的敌人。守关之敌在我十二团的正面攻击和十、十三团侧面进攻之下，再加上十一团突然围攻板桥镇，造成了前后夹击之势，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

我们干部团占领阵地一个多小时后，敌人就溃不成军，象受惊的山羊，滚的滚，爬的爬，从山上败退下来，逃到我们阵地前面。我们阻击的枪声突然暴风骤雨般地在山谷中响起来，许多同志一边打一边数着打倒的敌人，一、二、三、四、五……有几股敌人企图负隅顽抗，妄想找到一条迷路，很快也被我们消灭了。敌人尸体横一个，竖一个，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了。战斗结束后，第一、第二大队负责打扫战场，第三大队处理俘虏。有的俘虏兵惊魂未定地说：“你们红军真象天兵天将，那么快就飞到了我们后面。”

拿下娄山关和板桥镇后不久，中央、军委机关和五军团的部队也陆续过来了。我们在板桥镇外吃了一点饭，又跟着三军团团部沿着通往遵义的公路追歼溃逃之敌，一口气追到离遵义城约二十里路的地方，才停下就地待命，这时军委机关就驻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三军团的几个团全力攻城，在一军团的协同下，第二天中午就拿下了遵义县新、老城。至此，我军第二次占领了遵义。

在我军再占遵义的同时，坐镇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急令其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第五十九、九十三师驰援遵义。我军声东击西回师遵义，牢牢掌握了主动权。这样，敌人的鼻子等于栓了根绳子在我军手里牵着，蒋介石援军的到来，正好成为赠送我军庆祝再占遵义的“礼品”。三军团和一军团又在遵义西南的老鸦山、忠庄铺地区痛击援敌，歼敌一个多师；追到乌江边，又俘敌千余人。

战斗中，三军团在老鸦山一带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敌人轮番使用大炮、飞机狂轰滥炸，借助于火力、兵力优势占领了老鸦山主峰。为了夺回老鸦山，痛歼来敌，保卫已进驻遵义城的党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的安全，军委又命令干部团上。我们立即由北向南投入了战斗，进攻到了老鸦山下。在十一团的配合下，经过一番激战，虽然我方兵力受到一些伤亡，但终于夺取了老鸦山，把红旗插上了主峰，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但不幸的是，我们通信班的刘世昌班长在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随后，由我接替了他的班长职务，带领全班同志，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历时六天的遵义战役结束了。战报传来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的胜利喜讯，大家都欣喜若狂。随后，部队进行了休整，干部团重新归属军委指挥，跟随军委机关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单冬克 仲礼动 整理）
关键注释
作者与背景：黄启先，原军委干部团通信排副班长，亲历土城战斗、二渡赤水、娄山关战斗、遵义大捷等关键战役。
核心史料价值：
以通信兵视角，记录了干部团在遵义战役中的作战细节，尤其是奔袭娄山关、老鸦山阻击战的过程。
生动展现了遵义会议后红军轻装整编、机动作战的新面貌，印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首次披露了通信班班长刘世昌在老鸦山战斗中牺牲的细节，是研究遵义战役的一手材料。
关键背景说明：
遵义战役（1935 年 2 月）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首次大捷，共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彻底扭转了红军被动局面。
文中提到的 “干部团”，是军委直属的精锐部队，在娄山关、老鸦山战斗中承担关键阻击和攻坚任务。
二、《红军首到毛儿盖》（曾光明）全文
原文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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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首到毛儿盖
曾光明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二、六团担任北上先遣任务，经抚边、两河口、黑水，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初，抵达毛儿盖。

毛儿盖是四川省松潘县的一个重镇，也是红军北上的咽喉。那时的毛儿盖，大约有三百户人家。一条丈把宽的小溪，缠着毛儿盖，蜿蜒伸向东南，进入黑水河，汇入岷江而去。毛儿盖北面山坡上有座大喇嘛庙，占地面积很大。正殿、旁殿、喇嘛住房、云游喇嘛的客房，几乎摆满整个山坡。据说，草原上的藏民和各地的喇嘛都到这里朝拜，是个喇嘛云集之地。我们进入毛儿盖之前，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早已占领和控制了那个地方。

到达毛儿盖的那天上午，我前卫连已在山下遭到敌人的阻击。我们听到枪响，都冲下山去，参加战斗。敌人边打边退，撤进北面坡上的大喇嘛庙里。我们追至庙大门前，被敌火压制，无法前进。接着，我们从庙侧面进攻，又被庙墙下冒出的敌火力点顶了回来。于是，我们决定先摸清敌情，再作攻庙打算。经过侦察，才知道庙内守敌是胡宗南部的一个加强营，有五六百人，每个连队配有九至十二挺轻机枪，还有一些被抓进去的藏胞。当时，我们的兵力、武器都处于劣势。虽然红二、六两个团原都是建制团，但是一路行军打仗，减员不少，团已由三个营合编为两个营。每个营由三个连编成两个连，每个连从一百多人减员到三五十人，实际总兵力不过四百人。再说，我们早已断炊，个个筋疲力尽，有的同志甚至饿得头昏眼花，站不稳。因此，要一股作气吃掉庙里的守敌，不容易。于是，军团首长命令我们围住敌人，消耗敌人，瓦解敌人，待机再歼。

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我们分别以连为单位，驻守在靠庙周围的村庄，迅速把敌人围困起来了。我二团二营两个连队驻守在靠庙西面的一个村庄。

部队刚刚停下，同志们见仗暂时打不起来，有的因实在疲劳便躺在藏胞的屋檐下睡起来；有的到村里找粮食。可当地的粮食一部分被群众带走和埋藏，其余部分也被国民党匪兵抢掠一空；唯一的就是地里正长着半熟的青稞麦。当地群众早无踪影。我们无处征询意见，只好到地里摘下半熟的青稞麦充饥。团政委邓华同志见我们摘青稞麦，教育我们要严格遵守纪律，不让我们摘，还要我们多为藏胞干些好事。他说，这样做了，藏胞们就不会害怕我们。于是，我们除一部分同志留下来监视敌人外，其余同志有的去挖野菜，有的去找粮食，有的去帮助藏胞家里打扫卫生、挑水、修理破窗烂门。我带着一部分同志跑了好几个村庄去寻找粮食，结果一颗粮食也没有找到。

当我空着手回到营部驻地时，营部通信员王发生一手提个大包（外衣做的），一手抱着几个“泥菩萨”，满头大汗迎面而来。只见他高兴地说：“教导员，我发现秘密啦！”

我忙问：“什么秘密？”
“瞧！”王发生顾不得细说，右手放下包，指着左手抱的“泥菩萨”。

我看不出什么秘密，说：“肚子里饿得咕咕叫，还有心玩菩萨呢！”
“不，这是做烙饼吃的。”王发生接着说，“这全是用面粉做的，不信，你先尝尝看。”

我用力把“泥菩萨”的耳朵一折，见断裂处露出白白的粉末。用舌头一舔，果然品出了面粉味，不过就是酸了点，做烙饼倒是好食品。我问：“在哪里弄的，还有没有？”
王发生说：“前村小寺庙里，有好多‘泥菩萨’！”
“寺庙里的通司能同意吗？”
“没有通司，无阻无拦。”王发生解开衣包，抓起“泥菩萨”碎块，说，“要不是见它撒在地上怪可惜，我会多抱几个‘泥菩萨’来呢！”

邓华政委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边。他拍着王发生的肩膀，严肃地说：“同志哥，你怎么糊涂起来了，这可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哟。你赶快把那几个完整的菩萨送回去。”

没破碎的，都送回原处了。我把碎了的分给连队，并要求同志们，没有经过寺庙通司的允许，不能随便拿走寺庙的东西。营部把“泥菩萨”碎块捣成粉末，烙成烙饼，每人分了三四块。我吃了一块，剩下两块，装进口袋，留着关键时候吃。

天黑后，有些胆大的藏胞摸进村里。他们发现我们都住在屋檐下，感到红军并不象国民党兵讲的那么坏，就悄悄地把一些老人送进村里。

第二天上午，回到村里的老人，见自己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装满了水，破烂的窗门都修好了，感到奇怪。有的从窗口伸出头来瞧瞧，有的躲在家里不出门。我带一部分同志，分头对藏胞老人进行宣传、解释。返回时，我和营部卫生员在一家门口，听到屋里一阵咳嗽声，便登上楼梯。我敲门喊着：“老乡，开门，我们是红军。”可是，没有人来开门，只听得一阵急促的咳嗽声。突然，咳嗽中断了，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感到情况不妙，破门而入。果然，阴暗的墙角边，躺着一位昏迷不醒的老大娘。卫生员赶忙去给大娘治病。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烙饼，放进破锅里，并生起炉火来。大娘苏醒后，卫生员端着烙饼汤送了过去。我们给大娘讲了红军的故事。临走时，我把口袋里最后一块烙饼留给了她。

傍晚，我带了一把“泥菩萨”粉末同卫生员一起，又来到大娘家里。这一次，大娘边吃边与我们拉起了家常。突然，一位藏族汉子闯进屋来，大声叫着：“你们快走，要不我杀了你们！”

我赶忙解释：“我们是……”
“别说了，快走！”那汉子边说边拔出了闪闪发光的腰刀。

大娘赶忙上前抓住他那握刀的手说：“可别动手，红军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呀！”接着，大娘把我们救她的经过说了一遍。

那汉子一听，对我们抱歉起来了。后来，我们经过做工作，他说要上山去，把村里人叫回来。

当天晚上，藏胞们先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经过宣传、解释，有的把仅有的一点青稞麦送给了我们；有的拿不出什么东西，就把地里半熟的青稞麦拔来。但是，我们都付了钱。

同时，瓦解敌人的工作也有成效。有些白军官兵乘夜逃了出来，给我们介绍了庙里的情况；被抓进庙去的藏胞有的也逃了出来。

几天后，为迎接党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进驻毛儿盖，军团首长命令我们立即攻取喇嘛庙。红一、二师李聚奎、陈光、刘亚楼等领导，对攻取喇嘛庙之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决定二、六团各派一个连在庙大门前佯攻，其余连队从侧面炸开庙墙，冲进庙里与敌决战。

攻取喇嘛庙的战斗是在黎明前进行的。战斗一开始，我们按照战前的部署，各连迅速占领了冲击位置。佯攻的两个连，把敌主要火力引到了庙门口。庙门口枪声激烈，爆炸声震天动地。这时，我们乘机发动了攻击。不一会，就在庙墙周围炸开了几个口子。我们冲进庙内，与固守的敌人展开了血战。

庙内的殿、房四通八达。我二营两个连队从西面刚冲进庙内，就被喇嘛客房的敌火压制。这时，天还没有大亮。敌在暗处，我在明处，加上敌火力点又多，我们受到拦阻。我们改由四连从正面牵制房内敌人，五连从房的后面冲进去。可是，当五连还未运动到房后，就被正殿里的敌火顶了回来。这时，七八个同志向营长请战，要求从窗子里爬进去，搞乱敌人的阵脚。这办法非常见效。七八个战士从窗子里爬进房内后，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我们乘敌慌乱之时，一股作气，冲进房去，与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不一会，我担……（原文此处未完）
关键注释
作者与背景：曾光明，红一军团红二团营教导员，亲历毛儿盖战斗及红军与藏胞的统战工作。
核心史料价值：
以营教导员视角，记录了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克毛儿盖喇嘛庙的全过程，包括围困敌人、瓦解敌军、藏胞统战等细节。
生动展现了红军在极度缺粮、减员严重的情况下，依靠纪律严明、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逐步赢得藏胞信任的过程。
披露了红军战士用寺庙面粉佛像烙饼充饥的细节，是研究长征中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一手材料。
关键背景说明：
毛儿盖是红军北上的咽喉要道，1935 年 7 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此与胡宗南部激战，为后续部队北上扫清了障碍。
文中提到的邓华政委，时任红一军团二团政委，后来成为开国上将，他在文中强调的民族政策，是红军能顺利通过藏区的关键。

川康边风云

原文转录（红九军团长征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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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老百姓都夹道欢迎我们。冕宁是个县城，到这里后，上级要求我们做好过大渡河的准备，并告诉我们：要过藏族区域，每个人都要买四件东西，送给藏族兄弟。我们在冕宁街上到处买东西。我当时买的是四条手巾。第二天出发后，看到沿途都有藏民欢迎我们，我们就送给他们东西。我们由于缺乏计划性，不到一天，东西就送光了，到第二天，东西就没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压榨下，藏民生活很苦，他们的房子是木头搭的简易棚子，给我们吃的最好东西是土豆和玉米棒子。对藏民的头头，我们还特意送了几枝枪，他们非常高兴，一直把我们带到安顺场。

从冕宁到安顺场，我们走了两天。刚住下，就接到军委命令：马上出发，日夜兼程向泸定桥进发。我们沿着河的西岸，跟着一军团队伍向前赶路，赶了两天，到了泸定桥。我们到泸定桥的时候，一军团刚打下泸定桥不久，泸定桥头的硝烟还没有熄灭。

过了泸定桥，方面军主力往荥经方向前进。我们九军团往天全方向前进，第二天，打下了天全。此时，一军团的部队也到了，我们又会师了。后来，主力红军往芦山、宝兴方向去了。我们就往雅安方向追击敌人。追到天全东南十几里的地方，军委叫我们在那里担任警戒，所以再没有回天全去。在那个地方，我们遇到了从成都方向来的敌机的袭击。敌机扔的两个炸弹正好落在侦察连人群里，一下伤亡了二十多人。

我们走了两天，到了宝兴城，才知道要翻越夹金山。那时天气不好，正在下大雨，宝兴那条古衣江正在涨水，部队要过江，过不去。后来把被子拆了，搓成绳子，又砍来木头，扎成浮桥，才通过了。

在宝兴住了一天多，准备炒面、辣椒等，不久，便开始翻越夹金山。

七
下山后到达维，我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第二天到了懋功（即小金），后又到了卓克基、马尔康。九军团就住在马尔康。

当时，我们听说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了会，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在马尔康没住多久，我们就往东北走黑水，想从松潘方向过草地。但是，到黑水后上级就传下指示，不能往北走了。于是回到了马尔康，又往西到了松岗待命。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反对继续北上才这样决定的。

一个礼拜以后，上面传下张国焘的指示说：毛泽东等右倾机会主义者逃跑了。当时我们部队都不相信，感到不可理解。当时张国焘提出：“赤化川西北”，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可是，部队思想很不通。这个地方是荒凉的雪山、草地，物质条件差，语言也不通，建什么苏维埃！我们还听说：什么现在革命是低潮，不应该出去，应该躲在这里，不应该北上，等等。

我们在松岗住的时间比较长，红四方面军部队有些人受张国焘的蒙蔽，骂我们“小脑袋”、“右倾机会主义”，还说“你们的头头都逃跑了”。张国焘搞分裂，搞得部队很不团结。我们心中很难受、很忧虑。

过了个把礼拜，朱德总司令到我们部队来作了一次报告。他说：我们红军现在这样分成两下子，是历史上没有的，这是很不幸的事情。张国焘他们要我反毛，这不行，我是老朱呀，朱毛、朱毛，我们是在一起的呀，把毛反了，我不成了“光朱”了吗？接着他又说：张国焘他们不同意过草地，你要走他就要打你呢。这样我们就要等一等。不管怎么，他打着红旗嘛，看他革命不革命，不革命我们再说吧。朱总司令讲了话以后，部队的情绪安定下来了。当时我们看出总司令也受到了张国焘的歧视。他到我们部队，只有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和一名警卫员保护，这两人连枪都没有，我们给了他们枪。

朱总司令走后不久，张国焘他们就把我们部队的番号改掉了。我们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我在三十二军七团。九军团的番号从此就消失了。

此后，三十二军就沿大渡河的东岸一直南下。到了富林，并在富林一带呆了个把月，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个把月后，才决定北上。富林是张国焘南下路线的最终点，到此为止，他的南下方针失败了。

八
我们经金汤、丹巴，到了道孚。在道孚住了两三天，忽然接到命令，要我们去接二方面军。我们当时很高兴，心想，同二方面军会师后，就不怕张国焘了，有可能去见毛主席，同中央主力红军会师。我们沿鲜水河东岸南下，走了两三天打下了雅江，又到了木拉、拉波以南地区。听说二方面军还在中甸，还有一个礼拜的路程，所以我们又返回理化。

后来我们又南下，到了呷洼寺、濯桑一带。那一天，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二方面军的战友翻过山走来了。我们高兴地走了里把路，在理塘河边迎接了他们。

我们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在呷洼寺开了一个会师联欢大会。当时组织上布置下来说，不要讲张国焘和中央红军的分裂，否则就以泄密论处。但是我们碰到二方面军的战友，还是忍不住向他们诉说了想念党中央、想念毛主席的心情，向他们揭发张国焘对我们的歧视。

从呷洼寺到理化后，我们得知了好消息，部队要北上，过草地，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师。当时要求每人要准备四十八斤干粮。理化那个地方粮食很多，那里的喇嘛寺里有大米，有白面，有酥油，由我们自己挑选。除了粮食外，还带辣椒面、花椒、盐，有的还准备了牛肉干。

我们走了四五天才到甘孜。部队当时负荷很重，特别是六军团的同志初到川北，对高原气候不大适应，所以他们沿途丢掉了不少粮食。我们继续北上，到班玛，折往东走，到了阿坝。离阿坝还有两天路的时候，六军团有一些同志就没有粮食吃了。军团长罗炳辉知道了他们没粮食的消息后，就要求我们部队每人倒出两碗炒面送给他们。罗炳辉同志亲自带人给他们送粮食，帮助解决了困难。

阿坝西边的山看起来并不高，但山上空气却很稀薄，人不能停留，如果坐下来，有可能就起不来了。我们三十二军过草地爬高山有经验，同六军团的战友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大家团结一致，比较顺利地过去了。

我们和二方面军会师以后，三十二军就归二方面军指挥了。从阿坝出发，越过白河、黑河，一直走到甘肃舟曲的两
关键背景注释
作者与背景：
本文作者为红九军团（后改编为三十二军）的亲历者，记录了部队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到随红四方面军南下、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过草地的全过程。
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承担了特殊的掩护任务，是唯一一支同时与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都有密切交集的部队。
核心史料价值：
详细披露了红九军团过彝族区时执行民族政策的细节，印证了红军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过赠送礼物、枪支等方式赢得群众支持的史实。
生动记录了张国焘分裂活动对部队的影响，包括部队番号被强行改为三十二军、官兵受蒙蔽谩骂、朱总司令来部做工作等细节，是研究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手材料。
补充了红九军团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过草地的过程，以及罗炳辉军团长关心部队、解决粮荒的细节。
关键背景说明：
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曾被编入左路军序列，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因此经历了南下折返的曲折过程。
文中提到的 “富林” 是张国焘南下路线的终点，标志着其 “川康计划” 的破产，部队随后被迫再次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