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那些没有艳遇的青春 我曾活在大巴山

山野夜话

初到普光


　　有次，谢谦（即谢不谦，四川大学教授）问我是否知道普光发现了中国最大的气田。我听了之后，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心中有些纷乱。那绵邈的山河固然还在，但那个古朴的小镇，还有那种风情野态吗？还那样静谧清适吗？同时心中还有种莫名的躁动。那个大巴山中的小镇，留给我太多的记忆。在那里，我与谢谦相识，然后有了几十年的亲密交往，他最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也是在那里，我经历了毛泽东主席逝世前后两年极其恐怖的艰难岁月。

　　去普光之前，我在土主，怎么去了那里，此是后话。土主地形独特，在连绵起伏几十里浅丘地带的东面，一座巍峨的高山拔地而起，海拔一千多米，并横跨几十里，像个天然屏障，浅丘地有一条小河横贯其中，这一切就注定它成为非凡之地。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此的各路人马及驻军，使这里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特别是来的那些看上去气质不凡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姿色万千女性们，带来一种新的气象，还有种种神秘的传闻。我们常奔走于各厂区看电影和演出，那可是七十年代初，这是此地才可独享的，让别的地方的人羡慕得要死。更别说一年中还可有中央，省部级或部队大型歌舞团，京剧团来演出了。那真是盛况空前，什么节日都无法与此相比。那里的名叫125医院，堪与重庆的大医院相比，还有各种工矿商店和食店，你可以买到和吃到在当时任何地方上都没有的东西，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这一点是最令人稀罕和珍视的。记得几年之后，我在西中为谢谦即将上大学送行，拿出了泸州特曲，他只觉得很香却不知酒的厉害，喝醉了，那酒就是在工矿商店买的，在地方上的任何商店你都休想买到。1975年，一纸调令，把我调到普光。那是个什么地方？虽算不上大巴山最深处，已差不多是深山老林了，偏远，冷僻。我心中的郁悒和愤怒，可以想见。

　　初秋里一个清晨，我搭乘工程队进山拉沙石的车去普光。汽车一路颠簸前行，到一个山崖口时，一个急转，山下就出现了一片非常开阔的地形。普光快到了，司机说。远远望去，它就坐落在苍莽的群山之下，一条河沿着长长的峡谷奔腾而来，另一条从崇山峻岭中蜿蜒流出，在镇子的尽头成直角交汇，之后，向东南流去，在峭壁间消失。尽管这里几面高峰竟立，丘岭峣峥，镇子周围的地势却较为平展，尤其是镇子的河对岸，有一片方圆数里的广阔起伏的原野，其间，零星散落着竹丛树木掩映的农舍，它延伸到远处，与山峦相连，其后是更高更蓝的山脉。这两条河流不仅使这里显得大气磅礴，也让这大自然更富有生命的律动。

　　这时，河面上正升起水雾白气，在镇子的上空飘来荡去，形态瞬息万变。古老的木屋瓦舍，歪歪斜斜，沿河而建，在迷蒙缥缈的雾气中时隐时现，在它后面巍峨的大山腰间，缭绕着一条如带的白云，纹丝不动，那峰顶宛然直插蓝天。

　　这种巴山风貌与我儿时的记忆惊人地相似，我不由得心中一动，童年的种种梦想，刹时间在脑海里纷至沓来。

　　安顿下来之后，我到河边去洗衣，回来时还要提一桶水。这里没有自来水不奇怪，可是没有井，到了河边，我才明白了。那从大巴山的千山万壑中汇聚而来的河水，明净﹑清澈，还有点甘甜。一看到河风吹起的绿幽幽水面的涟漪，就有跳进河里游泳的冲动，多年都没有在这样美的河水里游泳过了。这两条河流经镇子，过急流险滩时，便白浪滔滔，波涛拍岸，在河道宽阔处，河水静静流逝，清幽端丽，里面充满了山和云的倒影。

　　一天夜里，秋月朗朗，山影重重。我坐在校园后面的山坡上眺望，感受到山野的宁静和气息，远处的山峦上飘着淡淡的云雾，看得见一处河水泛着光，仿佛在很远的地方流动，但近处的河滩却不断传来喧哗声，当忽然起一阵山风，就会有隐隐的松涛传来，那声音虽低沉，却浑厚有力，特别容易引起人遐想。草地里的秋虫不断鸣叫，然而声音低微，反而使夜更加沉静。偶尔，会有山鸟飞过上空，边飞边叫，声音清越，很快渐行渐远，消失在辽远的夜空。

　　此情此景，我已忘了烦恼，心中萌生一个想法，我有那么大几箱子书呢，应赶紧定一个新的读书计划，包括学英文。其时，我没有意识到会面临些什么，更没想到一进入到那个环境不久，就觉得如履薄冰，时间愈长，愈是战战兢兢。当两年后，我怀揣去西中的调令，带着行李和书籍，坐着木船，离开码头，望着越来越远的普光镇，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别了，如果是永远的

　　那就永远地别了！

　　英国诗人拜伦写下这句诗时，分明是一种很留恋的情感，而且有点伤感。我的心情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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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斗台


　法国大革命有件谈之令人变色的东西：断头台！它就安放在巴黎革命广场，望一眼都会使人胆寒。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头颅被那重四十公斤的铡刀砍下，法国大革命的著名领袖罗伯斯比尔，丹东也被斩首于下。它砍下的人头无数，有记载，它一天最多铡下的人头达一百六十左右。

　　那次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过了近两百年，世界文明大大的进步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文革”后期，也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物，那就是批斗台。这种批斗台不是固定的，大多是临时搭建，供成千上万以上的人大级别批斗大会用的。在普光，就是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半弃的操场上搭建台子。头天搭台，人们就知道次日将有批斗大会，晚上通知就来了。第二天清早大家就去会场在划定的位子等待，那时全普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已早早地押到，全都规规矩矩站在批斗台下左侧，低头看着地下。他们被称为死老虎，只陪斗。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会时，发现批斗台中间对着的下面会场，留下一条宽两、三米，长四、五十米的大道，心中纳闷，不知它用来干吗。当会场突然来一阵骚动，我回头一看，当天将被斗的牛鬼蛇神正押解进场，依次在后场站着。每个牛鬼蛇神后面有两个满脸凶狠的彪形大汉押着，他们各用一只手抓住这人的手腕，使劲往上反剪在背后，令其难受和疼痛而弯腰，另一只则推着这人的肩背。当主持人声色俱厉地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只听得一声厉喝：把牛鬼蛇神押上来！于是一阵急促而沉重的杂沓脚步声即刻响起，大地在微微颤动，地上的尘土扬起，不过几秒钟，你就会看到第一组彪形大汉奋力推着被斗者正在向前猛冲，此人已跌跌撞撞到了半场，然后第二组开始跟进••••••，其间，或有体弱跟不上，或因那阵势早已吓得半死而跑不动，甚至栽倒在地，那两个大汉就会半架着他，半拖着继续往前冲。到了台前，要借助奔跑的惯性冲力，一步跨上台面，但常有被斗者一脚踩滑或是踏空，你就会看见那人的腿或身子，撞在台边上，同时听见砰的一声响，更有甚者，要在台子边缘上下刮檫几次，来回碰撞，才像拖死狗一样被拖了上去，他的裤子都差一点掉下，当他勉强站立住，就本能地往上提一下裤子，并立即弯下腰，其时，他早已不成人样了。这种气氛，这种阵仗，有一种可怕的震慑力，人人看得心惊肉跳。不是说，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日，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时吗？可是坐在下面的成千上万的人，不但没见大家开心，反而个个屏声敛气，眼里闪动着恐惧之光？不过想想也正常，当台上鸡被杀得血淋淋之时，下面的猴子们会开心得欢蹦乱跳吗？

　　不过，即便在这黑云压顶的阵势中，也有人敢有惊人之举。在一次比这级别更大的区批斗大会上，正当牛鬼蛇神被押着冲向批斗台，这时，被押的最后的一个中学体育女教师，就在要押她要开步那一刹那，她猛然挣脱押她的两个彪形大汉，独自朝批斗台跑去，她那奔跑的姿态，矫健的身影，仿佛她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百米比赛，那两个大汉先是一愣，继而追赶，还大声辱骂，但见那女教师依然健步如飞，冲到台前，一个跨越，身轻如燕，一下就站在台上。此时，全场的人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不知人们是在喝彩，还是惊叹。但她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批斗前，还要“亮相”。主持人要一一念每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及其他情况，每到一人，两个大汉就要上前，一手往下按着此人的肩，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拉，使其脸仰着，并左右转动，以便大家看个清楚。轮到那女教师时，那两个认为自己被出了洋相的大汉，早已按捺不住。他们用膝盖猛地顶住她的背，使她不得不把身子弯得很低，同时又把头发往后猛拉，使其脸尽量往上仰，他们的动作之大，之快，之猛，使女教师的脸色顿时煞白，那张脸痛苦得完全扭曲了，转动她的脸时，也是任由他们胡乱摆布一通。人被整到这种地步，要想保持尊严就很难了。当此一关结束，那两人离开，她慢慢直起要时，飞快地拢了一下凌乱的头发。看到这个不经意的动作，我惊讶不已：女人就这么爱美吗？

　　几年之后，八十年代初，我带学生参加高考，遇到她，她也是带学生来的。我们谈起往事，我称赞她那时的勇气，她淡淡笑了一下，说，什么啊，那是本能想躲避，为了少受一点辱，还有自尊。

　　那段时间，由于这种批斗，恐慌情绪蔓延，我们区一个女教师的丈夫在煤建公司开煤发票，那时煤也是紧缺物资，可他是个贤惠人，富有同情心。可这样一个人老是挨斗，以至于这段时间，天天在家里练被反绑，他女人和女儿还帮着他练，以便真的被弄到台上批斗时，少吃点亏。他帮过很多普通人的忙，包括我这样的无权无势的人，那时要买点煤来煮饭之难啊。

　　有天收到母亲的来信，告诉我，在我曽就读的平昌中学的胡老师的事。他是教高中同级俄语的，但我是学英语的，同一个班两个语种。他在西师读大学时，我国正与苏联交好，因此他与苏联学生交有笔友，那些信都留着，到了后来，这些事就被翻出来，就有人检举他是苏修特务。就在平昌县开类似的批斗大会那天，他惶惶不可终日，半夜就在校园的一棵树上吊死了。有人提出这是畏罪自杀，即然没有问题你害怕什么？结果查去查来，也查不出什么。幸好没有定畏罪自杀，否则他的家属，特别是子女的日子还怎么过啊。母亲千叮呤万嘱咐，要我把与别人的通信全部烧掉，并不要乱说一句话，万一有人要说什么，只要自己没有做坏事，就不要害怕，相信党，相信人民云云。我立即回信让二老放心。

　　陈教授的名字，我一到普光就听说了，但我看到他本人，还是在这种批斗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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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陶源明的经济学教授
　

　  1975年秋，我到普光不久，同事就对我摆到普光大山之上的陈家梁，有个复旦大学回乡的大教授。起初我以为他们在逗我玩，直到他们摆起许多的事，我才半信半疑。不过，见到他人，还是在大半年之后的一次公社批斗大会上。

　　那天被押来陪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都规规矩矩站在批斗台下右侧，他站在前排的末端，戴一副近视眼镜，上身着蓝布对襟短衫，腰间栓一根绳子，脚穿一双草鞋，头发有点凌乱，但仍保留着知识分子身份的那种样式。别的分子都老老实实低头看着地下，动都不敢动一下，惟有他，偏着头，抬眼望着台上宣读中央文件的人，神情极其专注。我感到他一定是在捕捉文件中透露的政策信息。

　　他早年留美，获哈佛经济学硕士，通晓英文，并懂法，德等几国语言。我第二次见到他是1978年6月，却是首次近距离接触。他到县进修校来，是关于安排他的工作问题，复旦大学虽要他回校，无奈他因一大家人，已困难重重。我那时已在西中教高中英语。见到他我很惊喜，我们交谈了几句，由于我的口语很差，我只敢说几句英语，他明显是标准的美国英语口音。他有一米七几的个头，五十四五岁，不再那样清瘦，他穿的那件深灰色的中山装，使他有了学者气质，但从他的眼神里却看不到一点锐气和智慧的光芒。从面容看，他年轻时一定很英俊，可以想象1957年以前，满腹经纶的他，那风流倜傥的样子。其实他没有严重言行，因而仍留校任教，可他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右派，便负气还乡。他要远离尘埃，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清高。在他的想象中，大巴山里仍象他童年印象中的样子，那里，民风依旧淳厚古朴，环境依旧宁静安谧，在那天高皇帝远的深山老林里，没有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没有明抢暗箭，他可以纵情山水，可以寻找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闲适自得的生活，获得一种恬静的心境。他漂亮的妻子经不住如此美好图景的诱惑，也懵懵懂懂随他而来。

　　他们回乡后，给他们上第一课的，是山路。从普光镇到他们家，要爬十几里的山路，上山虽难爬，下山却充满危险。有很多地段又陡又滑，极难走，稍不留意，就会栽跟头，轻则皮破脸肿，重则伤筋碎骨。他的娇媚的妻子如何敢走这等山路？只得半坐在地上，两手撑着地，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梭。这成了普光妇孺皆知的笑话，而且流传了二十多年。

　　他刚来时，大学的同事和学生给他寄钱和粮票来，聊补不足，这惹恼了地方政府，一封公函发到复旦，结果可想而知。但他还不知厉害，竟用英文写例行的思想汇报交上去。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了。此事震动了乡党委，把这行为定性为“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立马组织批斗，要把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坚决打下去！于是一连数个晚上对陈进行了批斗。在批斗大会上，有个民兵连长说，你那洋码字我们认不得，我问你，你认不认得这个？一边说着，一边把拳头在陈的眼前晃了晃。陈没有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就摇了摇头。说时迟，那时快，一泼人拥了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被打翻在地后，人们并未罢手，伴随着的是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反革命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然后把他从地上抓起来，问他，这下认不认得了，这是无产阶级的铁拳！陈连连点头，说，认得了认得了。是夜，山岭上的陈家梁暗淡阴郁，在批斗之地的晒坝上，如豆的油灯，在高山的瑟瑟寒风中飘摇。这之后，他说了一句传遍普光的一句话：“现在我才真正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即便如此，他仍念念不忘自己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初衷。他多次私下对人说：“国家要是用我的话，我能为国家赚很多钱的。”他说这话时，他心中的那份委屈和那份期盼，完全可以想见。俄罗斯有位著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喜欢跟人们开玩笑，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到另一个房间去了。陈教授就是这样。

　　正在经历大饥荒的农民，种好自留地是与身家性命连在一起的。他们看到陈家自留地的农作物比他们的长的快，长的好，收的多，这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祖祖辈辈种地，咋回事呢？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奥的名堂？这事对当地农民来说，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农民养猪一是供自家吃，二是要向国家交纳。陈家养猪更是闻所未闻。他把猪圈打扫的干干净净，这还可以理解，还用水冲，就显得多此一举。更奇特的是，他定期给猪洗澡，之后他还端一根小木凳，坐在猪圈里，用梳子给猪们梳毛，用手给猪挠痒痒，乐的猪们直哼哼。这一下可把农民们笑翻了。书呆子，疯子，怪人••••••，说什么的都有，看稀奇的有之，探究竟的有之，络绎不绝。渐渐地，待这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又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陈家的猪儿比别人的长的更快﹑更壮﹑更肥。这下把整个普光都轰动了，一时间效仿者无数。

　　他的两个女儿读了小学，便没有再读书，他已觉得书读多了无用，更何况由于他的身份，他女儿想读也难了。她们都长成健壮的村姑，可以背着七八十斤的半边猪，在山路上健步如飞，下山向国家交纳了。

　　达师专（一所刚提升为大专的师院）一听说宣汉放弃安排陈教授之后，马上就把他接到该校，如获至宝。可惜的是，他没有经济专业可教，他只能教英文了，他想为国家赚很多钱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在西南师大一次召集的大西南大学教师的学术大会上，请美国的学者作报告，从后来收集的笔记记录看，陈教授是做得最全最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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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山岭遇险

　　普光镇背靠山岭，那巍峨耸立的高山之上的茂密山林，郁然苍秀，极具诱惑力，刺激人的想象。1975年，人们还没有旅游概念，但我登山的冲动却十分强烈。在一场秋雨之后的星期天，午饭后我邀约小杨和小付一同攀登。

　　雨后的山野分外浓绿，天气仍有些晦暗，但不会有雨。爬过有庄稼地和农舍的山坡，进入崎岖的山路，路盘绕而上，渐渐变陡，两边的树林和灌木交替出现，中有各种植物混杂，空气中充溢着潮湿的野草与树叶的气息。

　　离山顶不远了，我们坐在路旁草丛中的石头上歇气。这时小付忽然提出，与其上去，还不如去那边松树林里玩。我一看，要去那片松林，得穿过好大一片灌木林，就有些犹豫。小付看着我说，雨后晴了几天了，肯定长了不少松蕈。他这一说，又使我想起那曽令我激动不已的气势磅礴的松涛声，不由得动心了。

　　进入灌木林，小付都给我们折了一根很有韧性的枝条，说带上它有好处，遇到蛇或虫之类，就可以用来对付。一听说蛇，我就站住了。小付看出我害怕了，就仰头大笑，说，你们这些城里人连蛇都怕。我倒有些莫名其妙了，问他，你不怕？他一脸轻蔑，并用鼻子里哼了一声，讲起了他经历的一件事。他家住付家山，有天早晨正埋头洗脸，一条蛇从屋梁上掉下来，挂在他颈项上，等他反应过来，那蛇已经从他身上梭下了地，他眼快手急，一把抓起放在洗脸架旁的锄头，没等蛇梭进屋子的旮旯，就把它砸得稀烂。讲完之后，就催我们快走，说，“怕啥子，有我呢。”

　　这高山之上的灌木比山下的长的要高要粗，而且它们在地面横着长一段之后，才直直长高，走起来磕磕绊绊的，十分吃力，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前进仍很缓慢，那片松林仍在远处，我们完全低估了穿越的难度。但常言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凭我们那时年轻，血气方刚的，坚持着继续艰难前行。只是太费时，担心到了松林就没有多少时间捡蕈了。小付大概觉得太沉闷了，就讲了些农村的笑话。其中有一则是说一个毛头小子，觉得自己已成男子汉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对妇女同志很瞧不起，一群妇女早就想收拾他了，有天在田间地头，他又出言不逊，这群妇女一窝蜂上前，把他按倒在地，按的按手，按的按脚，并捏住他的鼻子，等他张开嘴时，一个正在喂奶的妇女就往他嘴里挤奶水。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小付说，你这都不懂，是说他不过还在吃奶，狂什么？把我们笑安逸了。这样气氛真的轻松了许多。那片松林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估计5点过一点可到达。由于胜利在望，我们有些兴奋了，就加快步伐。就在这时小付惊叫了一声，站住了，我紧走几步，上前一看，顿时心就冷透了。

　　完了。前面横着一条又深又陡的沟壑，一直伸往山下，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种沟壑是大雨汇集冲刷而成，里面全是泥土和石头，连一棵草都看不见。不要说通过它，就是离它近了，脚都打闪闪，生怕一不当心掉进去，就会顺着它滚下山去。

　　成事在天，天不助我，奈何？只能放弃。但如果原路返回，时间肯定不够。惟一的选择是向下走，也许不会花太长的时间就能走出灌木林，找到下山的路。结果向下走更不易，而且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简单，它仍是看不到边的灌木。我们硬着头皮又走了好久，越走越觉得不对，坡度在变陡。我们只顾走，没有注意到下面的状况，就在前面几公尺的地方，坡势陡然向下，然后就是悬崖绝壁，我们已经看到山下的起伏的山岗了。我们吓了一跳，没有犹豫，赶紧往回爬，生怕那悬崖有引力，会把我们吸下去似的，一直到我们觉得安全了，才折向左边，想找到我们上山来的路。我们都有些急了，因为回穿这片灌木林非常费时，大家心里都明白，得赶紧走出这片灌木林，否则天一黑，那个后果就不敢想了。

　　我们再也没有人吭声，一心赶路，当翻过一个山脊又一个山脊，看到的仍是一片又一片的灌木林，心里就打鼓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像这并不是我们曾走过的灌木林，完全是陌生的，前面连上山路的影子都看不到，除了灌木林还是灌木林。这时已是暮色苍茫，分明感到我们很快就会被黑暗吞没，我们几乎同时停了下来，面面相觑，无助地望望四周。山顶的模糊而狰狞的轮廓，呼呼山风翻动着的无边灌木林，让这里显得那样的荒凉和那样的凄迷，一种恐惧感笼罩在心头。小付生长在农村，常年在大山里奔走，他脸上的慌乱和六神无主的样子，更是让我和小杨感到绝望。我们像几只无头的苍蝇，四下乱窜，完全失去了理智。就在这时，我看见一条又粗又长的东西不知从何处窜出来，从我脚边溜过，我跳了起来，同时失声叫道：“蛇！”我转回身，看见在我后面的小付也跳了一下，并大吼了一声。他们也都转过身，盯着蛇溜去的方向。蛇好像窜不见了。小付说，“它其实怕我们。”他话刚落音，那条蛇居然就在不远处直立起来，头伸出灌木梢，转动着它的丑陋的头，朝我们张望。我想我们那一刻都呆若木鸡了。小付反应比我们快，只见他一个转身，从我身边闪过，拔腿就逃，我们也本能地跟着逃。

　　不要命似地逃呀，几乎是连爬带滚，没有感到时间，没有感到天已差不多黑了，也不知逃往哪里，反正是离蛇越远越好！我一人落在后面，心里非常恐慌，叫小付等等我，但他只顾往前，哪里管那么多！突然，我的腿一闪，就摔在地上，我正待往起爬，忽然发现地上仿佛有一条小路，隐约往山下延伸。但我不能确定，我赶忙叫住已窜进另一片林子的小付，让他回来看看这是不是一条路？小付返回，埋头看着，一路往下走。我和小杨跟着。小付说，很像条小路。此时，我们仍然惊魂未定，于是加快了步伐。我们什么时候走出了灌木林，在什么地方走上了下山的大路都不知道，直到听见了狗叫，看见了庄家地和农家的灯火，我们才松了口气，停下来休息。

　　我心中那个火直往上冒，想跟谁大吵一架，怎么都按捺不住了，就恶狠狠地骂了小付几句，希望他跳起来，但他没有生气，反而像平常那样笑嘻嘻地说，“它狗日的立起来，把老子嚇惨了！”他那副憨态，倒把我和小杨逗笑了。

　　我们返回住地，已快夜里9点，全累透了。我的手上脚上腿上，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事后，我们给大家摆起这事，已是中年的邱老师说，是观音娘娘救了你们。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都不解是何意，愣在那儿看着他，他看大家还没有明白，就继续说，你们看呵，她放了条美女蛇给你们指......，听到这儿，大家哄的一声笑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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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有可能是一下置你于死地的那个人！

　　“文革”后期，教师的暑假，大半时间就是学习。名曰学习，实则是运动。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已经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是死老虎。这就必须找出新的“运动员”，才能振奋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也才能达到教育人民群众之目的，因此，每次运动一来，发现新的牛鬼蛇神，并把他们揪出来，是运动深入的关键。

　　又一个暑期来了。从集中地（封闭在一个孤另另的中学里）和规定的纪律（不准假不准与外界接触）看，那已是黑云压城了。人们故作轻松，但气氛却一派死气沉沉。开头几天是发动和揭发。领导说了，什么人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揭发。当你看到别人在神秘兮兮地写什么时，你就会想他在揭发谁？会在心里嘀咕，这次千万不要被别人抓住什么辫子，一夜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而每天开会前唱《东方红》时，又很自豪，因为我们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

　　背靠背的三天揭发终于过去了，那真是度日如年哪！

　　第四天午后，天气闷热。我们一走进整风学习室，那种气氛就嚇得教师们大气不敢出。在室内的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幅黑体大字标语，赫然在目：“打倒刘少奇的反革命孝子贤孙！”看着这种可怕的大帽子，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而在室内的一角，多了一张兵乓球台，我脑海霎时闪过一个念头：批斗台？不，不会。这是分学区，就那么三十几个人，不会如此大动干戈，一般情况，也就是把被斗者围在中间进行。我虽一向谨言慎行，但还是飞快地在头脑里扫描了我来到普光的一切言行，当确信我与此事无涉，心就安下来，开始慢慢观察。当我的目光移到张老师身上时，他的那副表情，竟让我有点羡慕：他轻轻地摇着一把篾笆扇，样子闲适而悠然，那双仍黑白分明的眼睛，像小孩一样东张西望，他心中那无比坦荡所流露出的神态，也感染了我，让我收得很紧的心也轻松了一些。当我正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时，我又感到不对了，他两边怎么坐着两个腰圆膀粗的年轻人？巧合吧？我心中掠过一丝不安。但我马上觉得绝无可能。老张四十多岁，是大家公认的老实，厚道人，对人和气友善，脾气好得不得了，从不与人红脸，更不用说得罪什么人了。大家都喜欢聚集在他寝室里打扑克和纸牌，或是摆龙门阵，闹得窝火连天，冬天他爱生一炉火，就更是如此了。有次冬日我们外出支农，回来几乎累散了架，吃了饭就到他那儿烤火，在大家的说笑声中，我就仰在他床上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很晚了，人已走空，。我很不好意思，问他怎么不叫醒我，他嘿嘿一笑说：“你睡得好香嘛。”他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但算得上他的朋友，只有李老师，他们交往亲密，经常会看见他俩总是在一起，甚至散步他们也是与众人分开，一路似有讲不完的知心话，他们是那般融洽，学校再找不到第二对了。我刚去普光时，还以为他们是亲戚。

　　校长兼支部书记一直站在教室中间，黑着一副脸。待人们到齐，他凶狠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之后宣布说，学区内一个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被挖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于是声嘶力竭地喊把张XX抓上来……那一刻，全场人都懵了，仿佛都变成了泥塑人！我看见张老师那惊恐的眼睛和张大的嘴巴，就在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之际，他被那两个大汉架起来，冲向乒乓球台，不知是张老师因为惊吓而瘫软了，还是那两个大汉有意的，他一下撞在球台边，撞的那样重，我都觉得全身麻了。他上去之后又站不稳，仿佛没有了骨头，成了一团东西，被那两个大汉反复搓揉，此时校长跳上去就是几脚踢去，等老张刚站起来，他当胸又是几拳……口里还骂道，你狗日的还想装死！我早听说这校长心狠手辣，但决不会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张牙舞爪而又毫无顾忌！

　　更令大家震惊的是，站出来揭发老张的，竟然就是他的朋友李某。

　　他揭发说有次他们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闲聊到布票的事，李某说，布票延期了，是在为农民着想。老张接口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还不是为农民着想。”

　　大饥荒年代，要不是刘少奇及时搞了三自一包，那中国就根本不止饿死三千多万人，这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事。但没有人敢这样说，私下对家人或好朋友也不敢随便说。一旦被发觉，就会下地狱。朋友是什么？他比别人对你更知根知底，包括你的弱点，性格等等，如若翻脸，一剑就刺到你的要害处！

　　几天下来，老张脸色惨白，两眼无神，并开始咯血。二十天后，回校的当天深夜，老张的亲戚女教师小张，发现老张自杀未遂，吓坏了，她不敢声张，又不知如何是好，就来找我。显然，自他被整后，再没人敢同他说话或表示同情，朋友的出卖更让他伤心，他精神上的孤独可想而知，而孤独产生害怕，害怕产生恐惧，恐惧之后是崩溃。。我们悄悄去了老张寝室，生怕惊动了周围的人，惹更大的麻烦。我轻声对他说，“老张，你很愚蠢哦，这不就是他们希望你的吗？给你定个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你的女人和那一对儿女就惨了！”他用他那双黯淡的眼睛望着我，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地掉下来。

　　我们出来后，小声对她说，把他看紧点，尽快送他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校长那样凶恶，是要报曾经有的一箭之仇。几年前有次说笑中，老张被校长用笑话挖苦一顿之后，老张用农村一句很妙的双关语回击，讥讽了校长与该校某女教师的风流韵事，逗得人们一阵坏笑，那时校长还没有解放出来，没有权，只好隐忍不发。看来，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啊，都是某些人用来整人的武器。底下是这样，高层的江青们整刘少奇，何尝不是这样？有人认为是江青们过度理解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真是小看他们了。人们总是那么天真。

　　

山野夜话

　　与谢谦结识

　　1975年初冬里的一个早晨，有人叩开我的房门，一个十八九岁的陌生青年站在门口，他风尘仆仆，却又笑容可掬。当他叫了我一声，并报出自己的姓名时，我诧异极了，上下打量着这个衣着很随便的小伙子，他头发浓密，虽并不很凌乱，却看得出几乎从不梳理。他看我仍是一脸茫然，却不见他慌乱，只是脸上忽地掠过一丝羞涩，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他的这个动作，让我在心中一笑，顿生了些许好感）提到了向老师……

　　老向与我在同一学校工作时，关系不错，他去县中后仍有来往。有次他很随意地说他有一个学生，想去我处借书，我只点了一下头，问都懒得问一句。到普光，要乘一百几十里路的车，此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颠簸得就像要抖散人的骨架，车一路奔跑，一团一团飞扬的尘土便伴随在它的周围，且这路又是在重重山岭间，逶迤盘绕，有的地段在山腰的悬崖处一个急转弯接一个急转弯，其下就是深涧，看一眼都令人心惊胆战，真正的险象丛生。一个高中毕业的下乡知青，要去那个偏远之地，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借外国文学名著？这事近乎虚悬，因此我毫不在意，听过即忘。

　　我借书本很谨慎，即便如此，还是借丢了《安娜•卡列妮娜》，《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前夜》等好些名著。这些书都是我千辛万苦，一本一本收集来的。在“文革”狂潮汹涌之初，在红卫兵大串联中，那些看不起眼的县级书店，往往会偶得一本。在买傅雷翻译的梅里美的《嘉尔曼》时，刚付了钱，有一个像是主管模样的中年人来到收款台，顺手拿起这本书，有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些书不准卖了，退钱。我一下慌了，但人急了就生智，立马从包里，取出红卫兵袖章戴在手臂上，这就向他表明：我，何许人也？红卫兵哇！那时，谁敢惹Mao的红卫兵啊。我趁他一愣之机，一把夺过书，威风凛凛走出书店。在达师时，“文革”武斗高潮中，对立派占领了我们学校，当作司令部，把那里搞得乱糟糟，我和一个喜欢诗的朋友心忧如焚，特别惦记图书馆的书。于是，一个风雨之夜，我们悄悄潜入学校，避开巡逻队，翻进藏书室。里面凌乱不堪，一片狼藉，外国文学已所剩无几，匆匆找了一些，就慌慌张张地逃了。过后回想，实在是不寒而栗，一旦被对立派发现，说被打个半死，一点也不是夸张。

　　我决心不再外借书了，丢书太令人心痛，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为挡住借书，我把哲学、历史和文艺理论等书放在上面玻璃书柜，凡名著都藏在箱子里。有次我们曽在一个文艺宣传队里的一个俊俏的重庆女知青想借书，在书柜前看了半天，回过头来问，不是说有很多外国小说吗？看到这样妩媚动人的女子那副失望的样子，心里很是不忍，哪个年轻男子不惜香怜玉呢？但我还是忍住了。

　　还有，我这人有个怪毛病，一接触到借书人，若无甚感觉，虽仍不失礼貌，但却只是哼哼哈哈，不接话头，很快就尴尬地沉默着，只等别人起身离开，更别说借书了。于是有人说我清高。其实我清什么高？有何资格清高？

　　我让进这小伙子，没有一般来借书人时勉强的感觉，倒是他依旧的那种笑，使我感觉到他的率真、坦诚，宛然我们相识已久，那是一种心底很明澈的自然流露，没有半点装模作样和虚情假意。大巴山人的那种质朴和敦厚品质，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尤其明显。我让他坐在一把临窗的木椅上，背景是窗外远处的青色山岭。我们一谈起文学，他望着我时那双明亮的眸子，分明透露着机灵和热望，我没多想，就打开箱子，让他看书，然后去上课。我下课回来，在走道上遇到一位老师对我说，你屋里是谁？在读英语，还很不错。我说，可能是《北京周报》吧。他们都知道我订有这份英文报。我进去一看，他读的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这个上下集的英文读物，是我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时，在那里书店买的。我非常惊讶，他一个“文革”中的高中生，怎能读懂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以上的读物？我太迟钝了，他这个不平常的举动，竟没有让我想到，他就是我早已听说过的一个青年。我曽去拜望过何医生，她是我母亲在家乡县医院内科的同事，她丈夫是宣汉县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谢政委。我见到了他们正在读高中女儿，在交谈中，小谢与我说到英语时，她便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页稿纸，那上面有一首她同窗好友翻译的一首英文诗，题目是LittleStar,问我如何？这诗虽不是很难，但对那时的高中生来说，已非同寻常了，更难以想象的是，译诗的语言简洁、清新，传达出了原诗的意象，且含有抒情的韵味，这是译诗最不易达到的境界。我心中真是惊讶万分。我赞扬了一番之后，她把稿纸收好，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上衣口袋，那清秀的面庞透出的柔情蜜意以及那闪闪的眼睛，使我心中蓦地闪过一个念头：她与她同姓谢的同窗，可能正在经历一段儿女情意。这个小谢的同姓青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我就是没想到此刻就坐在我面前。

　　我们的交谈的话题自然是十九世纪外国文学，从莎士比亚的艺术技巧，到巴尔扎克的巴黎场景，再到托尔斯泰与司汤达的心理辩证法描写以及俄罗斯一系列作家里的优美女性形象。在谈到拜伦，雪莱，普希金和海涅的诗时，他随口就背诵了海涅一大段诗。我发现他的记忆力惊人。诗歌本是一种最不易为人欣赏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外国诗歌，他却侃侃而谈。当时由于年龄和时代的原因，我读的外国名著要多些，我谈这些时，他绝不附和，但却饶有兴趣地听，时而会点点头，有时会出现短暂的凝神思考。他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和理解力，也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从我下课后，除了我外出买了些吃的，我们就一直不停地谈着。到了夜深人静时，我才发现我们该睡觉了。夜风从窗口吹进来，已有寒意。我们在床上，各睡一头，还继续谈着，直到我怕他疲倦，才停下来。我躺在床上仍无倦意，望着窗外的暗暗夜。峡谷的大风吹来，从屋顶呼啸而过，屋外树声如潮。

　　此时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世界文学从德语作家卡夫卡开山进入现代主义后，已精彩纷呈，在美国已出了像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这类文学大师，拉丁美洲60年代的文学“爆炸”，也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和科塔萨尔等文学新秀，有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典名著，而我们在这星光暗淡的黑色天宇下，在这小山镇的一座木板房里还在津津乐道十九世纪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次日，他提出要借几本书回去，我说，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吧。他大喜过望，把他的黄布书包满满撑了一包。从此，我们交往了几十年。这几十年之后，他现在是四川大学教授，博导，著述甚丰，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大海深处遨游。他取了一个含有反讽意味的博客名：谢不谦。而我却只在二十世纪欧美和拉美文学的浅海边扑腾。

　　

山野夜话

　　麻雀

　　在我住的院子里，长着一棵黄桷树，此树躯干粗壮，枝繁叶茂，浓密多荫，即使在盛夏，火辣辣的太阳也只能漏下少许的光圈，一到黄昏，这树叶里不知有多少麻雀，在里面叽叽喳喳，欢快地叫着，但见树叶翻动，却不见它们的身影，小孩在树下嬉戏笑闹，也全然不顾，忽而它们又会突然从树中飞出，宛如一团黑云，一下飘到旁边的一幢老房子上，密密麻麻站满铁皮屋顶，黑压压的一片。它们欢乐地歌唱，自由地飞翔，那么幸福。可它们哪知，它们曽被当成人类的“天敌，”被尽力绞尽杀绝!

　　1958年的某一天放学时，校长把全校小学生集合到操场，宣布次日上学带上竹竿，弹弓之类，全校出动，到山上打麻雀。同学们一听说不上课，一下就欢呼雀跃起来。在此之前，除四害运动早已开始，在学校周围田间地头的麻雀不是被捕捉就是被赶到山上去了，麻雀在空中四处出没，速度很快，常常可望不可及。我按照别人的做法，有次在医院住院部外的土花园里，用一个筛子，支根木棍，用绳子拴上，撒了些米，便躲在一棵树后，等麻雀进入我的筛子下面，过了好久才有几只麻雀飞来，停在我的陷阱附近，就在它们跳到筛子边上，我的心紧张得狂跳不止之时，一只猫突然从草丛窜出，几只麻雀一下惊散逃奔，我气急败坏，冲过去想收拾猫，才发现它嘴里竟然衔着一只麻雀，而且刚好咬住它的翅膀，麻雀的眼睛还在四下转。我想猫怎么吃它？一放下来，它不就飞了吗？可猫把麻雀在嘴里移了移，就一口咬下它的脑袋，把身子放到地上，我心里一喜，要上前去抢回，弄到麻雀的脚脚，就可算任务，可猫叼起它，嘴里一边呜呜叫，一边大嚼，不过几秒钟，就只吐出几根羽毛，差点把我气晕。我捡起石子，一顿乱砸，猫嚎叫着跑了。这次一听说要上山，也跟着在队列里跳跃。次日同学们早早来到学校，个个摩拳擦掌，兴奋异常。带着弹弓的同学，在队列里把弹弓拉得振振作响，拿竹竿的则把竹竿在空中摇得呼呼生风，敲铁盆的响声更是此起彼伏，宛似雄壮的音乐，伴我们出征讨伐麻雀。

　　学校背靠高耸的华云庵山岭，平昌中学在山岭下的大湾里，我们尽量往这边，可以等他们把麻雀撵过来。一爬到山上，大家就满山遍野地连奔带跑，吆喝声、铁盆哐哐声、尖利的口哨声响成一片，目的是不能让鸟儿停息，这样它们不是劳累致死，也会因飞不动而便于捕捉，孩童所到之处，那些伫立枝头，在枝干跳来跳去鸟儿和鸣啭的画眉便扑翅飞逃，野鸽从远处小丛树里飞起，戛然长鸣，很快不见踪影，成群结队的麻雀则仓皇四下奔突。我像个小混混，跟在刘大个等人的后面跑，但我手里却拿着令他们很羡慕的上好的弹弓，那是从我哥书包里偷的。我把一粒石子夹在弹弓里，一边跑一边向空中张望，忽然一群被吆喝声赶过来的麻雀，从我们上空飞过，在慌忙中，我抬起手，拉起弹弓对着空中就胡乱射出去，居然有只麻雀从空中倒栽下来，挂在树枝头，几片羽毛随着山风飞舞，我欣喜若狂，跑了过去，仰望着，只见它扑腾着翅膀，挣扎了几下就一头栽在草丛中，我捡起来想在同学面前炫耀一下，可待我转过身，他们却不见了。我正乐不可支，也不介意，其实，很快大家就跑散，各自为战了。我这一射，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如果我更加精心的话，那将如何？于是我脑子里，开始绘出一幅美妙的画面：我打了一长串的麻雀，像英雄一样凯旋而归，男生们睁大眼睛，惊奇地张着嘴，女生们则捂嘴尖叫。下午我一人独行，集中精力，细心瞄准，但发觉我越是注意，精心准备，射出的子弹不是早了便是晚一步，好几次都觉得已是手到擒拿，可就是击不中。到太阳西下时，我已筋疲力尽，还是只有孤零零的一只麻雀，有些灰心，就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气。这时我才看到漫山遍野的人都在玩耍。一些小山岗上，中学的女生们坐着正嘻哈打笑，男生则在山坡上坐着拖长声音吆喝：“饿了哦，多恼火。”

　　这时，我感到旁边有轻微的声响，转头一看，一只小鸟正从小树上扑到一灌木刺丛上，看它那样子，比我还累，连站都站不稳。我心中一亮，就一跃而起，猛扑了过去，但它一下滑进了刺丛，我捡起一根树枝，往里伸，想把它赶出来，它惊慌地不断往后退，不断躲闪，翅膀在长着锋利的刺的灌木枝干上扑动，周围再找不到更长的树枝，这根又够不着，于是我在外面盯着它，它在里面也盯着我，全身在不停地战栗。这时，我才注意到它那惊恐而又惶惑的眼睛，不禁心中一震。看着它缩成一团样子，实在不忍其觳觫，加之它不大像麻雀，我便放弃了。这双眼睛的流露出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从小长大，它们会在某些情景和场合突然浮现在眼前。不同的时候，我的感觉又有变化，有时觉得它里面满含哀伤，有时还觉得充满怨恨与凄楚，有时甚至觉得它就在问：“你们为什么突然要灭绝我们？我们伤害了人类吗？”

　　回到学校，我上交了早上打的那只惟一的麻雀，我看到那麻雀堆里，有画眉、野鸽以及我叫不出名字的各种鸟儿，专人在剪下它们的脚，拿去上缴。

　　后来有位鸟类学家，根据对麻雀习性的研究和解剖实验，写报告确认麻雀虽也要吃粮食，但主要还是吃农作物里的害虫，功劳远胜过损害，是益鸟。报告层层上递，终于摆在毛的案头。他大笔一挥，四害中去掉麻雀，代之以跳蚤。这样，麻雀终于摘帽，平反了。从此它们又可以在空中自由地飞翔。

　　

山野夜话

　　凶巴巴的主任

　　在一片嘹亮的大跃进凯歌声中，时间进入1959年。这年我考进平昌县中学的初中，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因为从城里惟一小学毕业一百几十人，考进这所惟一高完中仅不到十人。当最令人自豪的“公社吃饭不要钱”的歌声余音仍缭绕在校园上空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正悄悄地蔓延开来。我们初一有音乐课，教的第一首歌就是黄河大合唱中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首。59年那个苦寒的年末，课外活动时间，已没有人活动。那时学生全都住校，哪怕你的家就在校门口，都不例外。初一的学生，还不大懂什么厉害，好多就在寝室里床上躺着，乱吼乱叫地唱道：“风在吼，人在叫，肚子在咆哮，肚子在咆哮，------”歌声有点跑调，但吐词却很清楚。宿舍外是学校的一条主道，来往的学生和老师络绎不绝，虽然歌声飞出窗外，但大家都充耳不闻，仿佛压根儿就没听见。这样的情况就这么一直持续着。

　　一天，一个身着浅灰风衣，戴着眼镜的壮实的男人闯了进来，一声断喝：“全部给我滚起来！一个二个怪头怪脑的！”大家一看，是那个神不知鬼不觉就会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李主任。他的眼神总是很严厉，看上去都令人畏惧，骂学生他从不分时间和场合，只要他一发现，就劈头盖脸把学生骂得狗血喷头，不留一点情面。有次在内操场听报告，我班有人打瞌睡，他走过来，用手中的书拍打那个学生的脑袋，把那个学生骂哭了才离开。他把大家弄到宿舍里过道上站着，厉声问：“谁教你们这样唱的？啊？”二十多个学生拖长声音一齐回道：“音--乐--老--师。”不知何故，大家没有共谋，但却像心有灵犀一般，满脸佯装无辜的样子。李主任一看这样问不出名堂，就走到一个神色紧张小个子学生面前。大家一看就知道今天怕要倒霉了。恰好这时，吃饭的钟声响了，这幢二层大楼的初中生都从各寝室和楼上涌了出来，这唯一的过道上，顿时挤满了人，大家都朝宿舍大门跑去，眨眼间，那两排站立的学生，就在李主任的眼皮底下混进人流中，不见了踪影，宛似水银一掉到地上就消失了一样。任李主任如何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可学生们很快就跑光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李是个什么副主任，我们一直没搞清，但他的权力仅在校长兼书记的赵某之下，校长一走，他就负全责，这也是他专横跋扈的原因之一。他什么都管，无处不在。有次该我们帮厨，做完事后我就在灶前烤火，熊富贵就拿出一个罐头盒，从包里抓出一点米，灌上水放在木头火边煮。我好惊讶，他居然还有米！很快就从那里飘出了米饭的香味，那个香啊，是我一生记忆中仅有的几次。因为自从红薯出来后，我们一天三餐，顿顿吃红薯，外加一盆玻璃汤，就是一盆煮开的水，上面漂着几匹咸菜叶子，里面可以照得出围着桌子的脸孔。这种日子天天如此，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过一粒米饭了！熊富贵正喜滋滋盯着罐头盖上冒出的白气，我在一旁看着，不停地吞清口水，连李主任什么时候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毫无察觉。我的脸一下红了，仿佛做了什么错事，熊更是呆若木鸡。我赶忙说，我是帮厨的。我站起来刚走了几步，就听见李在后面对熊厉声说，“怪头怪脑！跟我到办公室来！”李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对厨房工人说什么，熊提着罐头筒跟在后面。在经过我身边时，说了一句电影《南征北战》里的经典台词；“帮兄弟一把。”只见他趁李说话之机，动作麻利地把饭倒进水缸上的一只瓢里，再把罐头盒装满了水，并用眼示意了我。有几个工人就发出轻轻的笑声。李似有察觉，转过身来，狐疑地环视了一下，熊还是老老实实跟在后面，俛首而立。他又才继续往前走。熊后来告诉我，他们到了办公室，李把桌子一拍，问他，是什么家庭出身？哪里来的米？把老师们全都惊动了，都围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熊说，他病了，校医叫他多喝白开水，他就去烧水了。李气哼哼地走过去，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于是把盖子一揭，这一下，不只他傻了，屋里的老师们都傻了。他这一讲，把我们这一帮混混们笑得在地铺上打滚。

　　1960年春的农忙假，全校到最落后的一个区去支农。近二十天的支农，我们初一的学生度日如年，全都被搞得身心疲惫，但也终于熬到尾声了。有天天黑，刚吃完晚饭，李主任就来了。有机灵鬼就说：“糟球了。”果然，不一会就听见急促的哨声响起，大家明白，又要夜战了！这种夜战，两三天就有一次。一天下来，在田间劳动八九个小时，已筋疲力尽，连话都不想多说一句，这时最大的奢望就是躺在地铺上，听同学讲农村的笑话，进入梦乡，可是还得再战两个小时！尽管同学们怨气冲天，但也只能是低声嘀咕几句，发发牢骚而已。我那时的好友吴某，在偷偷地掉眼泪。当晚的农活是拔胡豆杆。我们宁肯割小麦，也不愿干这活，因为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连根拔起，而且手最易被打起血泡。到了地里，在夜色中，那是一块望不到边的地，有人就说，天哪，好久才拔得完？这时李主任发话说：“大家拔完这块地就休息。”说来也怪，有了这句承诺，没有干多久，那块地的活就干完了。大家高兴地等着宣布休息。但他反悔了，要大家继续干，大家敢怒不敢言，又拉到另一块地里。这时，大颗大颗的雨滴，东一颗，西一颗落下来，地里出现了骚动。李主任站在地头高声喊道：“同学们，这是散云雨，不会下大，让我们拿出革命干劲，再大战二十分钟！”他的话音刚落，霎时间，瓢泼大雨也哗地从天而降。两百来学生顿时乱成一团，夺路而逃。此时的李主任不知是瓜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站在大家都要狂奔回去的路口。在大雨中，同学们把他推过去，推过来，他先是随着人流踉跄往前，继而又滑倒在地，没有同学想到去扶他一把，像我这样路过时，只绕过他，没有趁机踢他一脚，就算好的了。有同学说他是爬回来的，因为他的眼镜摔掉了。同学们跑回住地，全都淋成了落汤鸡，而且满身的泥水，但大家一说到自己如何推他或踢他，那种快乐就像是在过节一样，根本就没有在乎自己的狼狈样子。

　　这个人的事很多，当时高中初中的学生都恨他。据说后来他死得很惨，但大家都不想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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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少不更事

　　青年时期很崇拜马列，读了十几部他们的经典著作以及包括《青年马克思》、梅林的《马克思传》等传记和回忆录；因列宁的一句赞美的话而买下《普列汉若夫哲学选集》中的一卷。还差点买下《资本论》这部巨著，可见那时想要变成什么的雄心壮志和勃勃野心。还常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挂在嘴边，一发言就是马列之精髓之类，甚是洋洋自得。有时用德国一位哲学家说“人溺死是因为他被重力思想迷住了。”这句话嘲讽别人，让其难堪。

　　70年代后期，遇到一个朋友的亲戚，了解此女性竟信奉天主教后，我便滔滔不绝大谈唯物论的存在决定意识原理，批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唯心观点，并有意提到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听后莞尔一笑，说，“我不懂你说的那些，什么客观存在，不是我要关注的，我关心的是，我在这世界中的存在。阳光与沙滩，星星与大海，我在，他们就在，我不在了，我的世界一片黑暗，它们之于我也就不在了，它们存在，对我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我措辞客气，样子却如泰山压顶一般。

　　她又笑了笑：“我珍惜我现在每天的存在，享受我所能感到的所有存在。”

　　我感到脑海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坍塌下来。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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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正文运气，天命，还是别的什么？

　　一场大雨过后，天放晴了。我急匆匆往南坝镇赶去。在车上看到路边水沟溢满了浑黄的山洪水，心中甚是担忧，大巴山里的河流，一遇大雨，河水就会猛涨，非常可怕。或是后河已经封渡，或是天黑之前到不了渡口，也会过不了河。那我就会在镇上滞留一夜。到渡口一看，还在摆渡，松了口气。这天是集日，渡口聚集了很多对岸来镇上赶场的农民。放眼望去，河因涨水而变得很宽，河面上水汽腾腾，但见浊浪滚滚，水流迅急，，那低沉而又震颤的波涛声，犹如无数的野马群正从远处疾驰而来。夕阳西下，岸边的人正争先恐后地往船上挤，生怕过不了河。尽管船老板声嘶力竭地喊，不要上了，不要上了，可没人听。

　　我正犹豫要不要也拼命挤上去，这时船上有人吵起来，船也摇晃得厉害。原来在拥挤中，一个人的眼镜被一个拿扁担的农民打碎了，那人嚷着要他赔他的眼镜，二人便抓扯起来。众人就轰他们，在一片斥责和不满声中，他们互相抓扯着下了船。还有一个背着一口大铁锅的农民，那铁锅锋利的边口在人们的脸边晃来晃去，众人一边躲，同时前后左右地推搡着他，加之船的摇摆，他被弄得像个醉汉一样歪歪斜斜，站都站不稳，也只得悻悻然离船。看到对岸的船已开始往这边来，我便放弃挤上去的打算。就在船要走那一刹，有个高个儿的壮年人推了我一下，迈过我，一跃上了船。我打了个趔趄，哎呀了一声，他回头瞟了我一眼。

　　船离岸了，它要先逆流向上划很长一段，才会往中流划去，利用急速流水冲到对岸附近。船离远了，我才觉得那船吃水好深，不知那上面载了多少人。不过在山区的河道里已是司空见惯的，没人会觉得有什么异常。那个眼镜被打烂的人，抓着对方的领口，不依不饶，闹得更凶了，甚至对骂起来。就在他们闹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河面传来惊惧的叫声和尖厉的呼救声，这声音就像要撕裂人的肺腑，我们转眼一看，只见那船翻了个个，一瞬间就底朝天，船上的人全被扣在下面，岸上的人都震骇得如石头人一般呆立不动，我只感到一股冰凉的东西从头顶一直窜到脚底。戴眼镜的人松开对方，一屁股坐到地上，怔怔地望着河面。突然，先反应过来的人发出失声的呼喊，继而岸边的人都吼叫起来。那种吼叫声更加使人感到恐怖，河边很快聚集成百上千的人。我看见那个拿扁担的农民还张着嘴发呆，就上前一把抓过扁担，说，救人呀！幸好船是在离岸边不很远的地方，正在调方向，准备向中游划去时翻的，有不少会水和在水中挣扎着就靠近岸的，已开始爬到河边浅处，更多的还在水中扑腾，有扁担和绳子的人，都跑到河边站在河水里伸出去救人，有些一边挣扎，一边被流水带走，尽管有的人已淹没在水中，却把双手举出水面，在空中抓，大家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渐渐下沉，因为够不着，水流太急，又没人敢下水。我看到一个人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挣扎，忙把扁担伸出去，他猛地一把抓住，差点把我拉下去，那个拿扁担的农民一把帮我拉住，那人才慢慢靠近。他上岸后，筋疲力尽地坐在河边，不停地摇着头，像是要使自己从梦中清醒过来。他约四十岁，满脸胡子拉碴，黑乎乎的。突然，他像一下想起什么，从地上一跃而起，从我手里抢过扁担，沿着河边跑，同时在紧张地寻找什么。

　　能救上来的和自己爬上来的已差不多了，水里已看不到什么了。这个农民还在河岸下面一点寻找，这时一个黑黑的东西在他前面水里冒了冒，好像被河里的什么东西挡住了，有一只手猛地伸出水面，那农民忙把扁担伸了过去，那只手竟一下抓住了。我们都跑过去帮忙把他拖上来。那是一个十二三岁得少年，那农民喊道：“儿子，儿子！”那孩子有气无力地睁了下眼，就剧烈地咳嗽并往外吐水，过一会儿就恢复过来。这农民忽然仰起脸，似笑非笑，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喃喃自语：“我的儿子，我们都不会水，都不会水呀。”然后一把抱起他儿子沿河边跑起来，一边哈哈傻笑着，一边扯着沙哑的嗓门喊：“我没有做过亏心事哦，我没有做过亏心事哦！------”他仰着头，眼望着悠悠苍穹，泪流满面。夕阳把他们的影子长长地投在河岸上。

　　人们奇怪地望着他们，面面相觑，他是不是疯了？但知道此情况的人，却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捡起扁担，找到持它的的人，这时那个眼镜被打坏了的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我们吃了一惊，以为他还要为眼镜的事找那农民的麻烦，可他却眼圈一红，说：“今天你救了我一命，眼镜算个屁，走，我请你吃饭去。”周围的人都笑了，但有些苦涩。在救上来的人中，我没有发现最后登船的那个人。他怎么就自己找去啊。

　　在那个70年代后期，此事没有部门出来说什么，也没有部门承担责任，更没有追究什么人。没有人知道那只船有多少人落水而死，可船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成了冤鬼肯定无疑。这事热传了一阵，也就随风飘散了。

　　

山野夜话

　　高考阅卷记

　　高考阅卷工作非常紧张劳累，而且枯燥沉闷。同样的一两道题，机械性地作业，每天8个小时，搞得人身心疲惫。那时，几次高考阅卷的感觉都是如此。据说现在是在网上阅卷，不知情况如何，估计也不可能就轻松。1977年秋，停止十一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后，冬季阅卷就开始了。那次高考盛况空前，阅卷自不待说。我被分在作文组。第一天是学习改卷标准，试改和商讨。五六天下来，阅卷场空气越来越沉闷，仿佛一场暴雨即将来临的前夕的天气一样。一天下午，我正埋头阅作文，本县的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候作文来到我跟前，把一卷卷子放在我面前，指着一道默写毛泽东诗词的题，问我一考生写出的诗词旁边的外文模样的字母是不是英文。我一看，眼前一亮，这不是谢（不）谦的字迹吗？但由于考场的严格规定，我不敢暴露我们是挚友。那当然是英文，但我有点作贼心虚，不敢马上说出，而是假装仔细往下看，心里盘算怎样回答，才不会被别人看出，我与考生的关系。这时好多老师一听说有新鲜事，都围了过来。那时，文革前的大学生学俄文的多，等了好一会，才有人说，是英语。他认出isthe了。侯老师看着我，等我表态。因为那时英语只有专业才考，一个老师就可改完。我以前都在教语文，调来教高中英语是最近的事。这里除我以外，没有英语教师。我说，这不仅是英文，而且就是这首毛泽东诗词。只是不知是该考生翻译的，还是背下来的。我见有人用怀疑的目光看我，就又说，我就带有英文版毛诗词，在宿舍里，我可以马上去取来。这样周围一下就发出一阵惊呼。有人说，背下来也很了不得。有人竟然向其他人喊：这里发现一个天才！一时间，大家停下笔跑过来，争相传阅。在今天，这也许不足为奇，可在那时，通过十年浩劫，教育领域一片荒芜、凋敝。知识无用，读书无用的论调，主宰了整个社会，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没有学生把读书当回事。知识界人士都已心冷如灰，处于绝望边缘。这时突然一切又颠倒过来，社会开始呼唤人才，可人才在哪里？此时发现这样一个人才，几近天方夜谭了。

　　正当大家热议之时，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老师一直在不动声色地阅卷，忽地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看，这考生有作弊之嫌。”他这一说，马上就有人说，“是呀，这是违反考试规则的。”霎时，人们的表情和姿态，有如喷发的火山浆遇冷猝然凝固了一样。继而大家激烈地争论起来。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得不可开交。这一代人都是经历过“文革”初期那种大辩论战火的洗礼的，说起来都言辞尖锐，滔滔不绝。我不想加入这场民主辩论。我很担心这事闹大，到了阅卷场高层，后果很难设想。撇开有作弊之嫌不说，哪怕定性为违规，谢（不）谦麻烦也不小。对他来说，那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多看好他的老师和同学，他都难以面对，更别说对他前途的影响了。我慌乱一阵之后，冷静了下来。我大声说：“大家不要争了。我们都是教书先生，知道什么样的学生才会作弊，那么如果这是一个优秀学生呢？他干吗作弊？退一万步说------”侯老师马上打断我，说，“此话有理。我们把这考生卷子阅完，再作定夺。”我听了心中一喜，我深知谢谦的文学功底，这样，情况会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侯是组长。他一说，挺谢谦的人就说，对，对。于是一帮人就围在一起，改将起来。他们一边改，一边有人说，这题满分，那题只错一处。很快基础题出来了，仅扣了几分。马上有人接过卷子改作文。那老师一拿到卷子，就说，这考生字也写得好呢。平心而论，谢谦的字没能承继他爸一手好字，远不及他老爸，他爸是县里有名的书法界人士，教育界都知道。谢谦的字不是那种龙飞凤舞体，也不张牙舞爪，而是整体显得清新端丽，又特别工整洁净，通篇没有一处改动的痕迹。文理通畅自不必说，精彩之处，还有人摇头晃脑地念出来。阅完后，有人说，可以给满分，有人说，作文不能给满分，最后扣了两分。这样一相加，100分得了九十四、五分。这下，这边一群人就沸腾起来，很快老师们就闻风而来，争相传阅，整个语文阅卷场都轰动了。语文能得九十几，在这么大的阅卷场，固然还有，但能用英文写出毛的诗词，那就只此一人了。当今的人是无法想象，对那时的人们来说是什么概念。当有人喊出奇才，天才时，没有人觉得过分和太夸张。那时的老师非常纯朴可爱，发现了一个人才，根本不会去想这不是自己培养的，或跟自己毫无关系而表示冷淡和无动于衷。他们就像自己遇到喜事一样欢欣鼓舞，兴奋得两眼放光，高兴得满面泛红。

　　阅卷场上这种场景，也只有那种特殊的时期才会出现。而且在整个地区阅卷场，也只有这件事才轰动一时。我后来又阅过两次高考卷，都波澜不惊，英语阅卷就更加枯燥沉闷了。

　　我后来问他怎么想起要在语文卷子上写上毛的英文诗词，他说，题做完了，没事，检查到默写时，一冲动就写下来了，没想到差点惹出麻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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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见在眼里看不见在心中

　　我小时读书的附小，是大巴山里这座县城惟一小学。从那里向外眺望，四周都是重山群岭。但是挺然屹立其背后的华云庵山，却格外引人瞩目：它有时云涌雾绕，有时苍然俊秀，有时烟雾迷朦，很是神秘，令人心驰神往。

　　我记得我们去那里野餐的那个清晨，大雾弥漫，我们几个小朋友好生失望，特别是那厚重的雾中晃动的人影，没有声音，恍如传说中暗夜里游荡的鬼魂，让我们心里蒙上阴影。那时人们都很迷信，时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奇闻怪事，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我还记得我和小个子周，抬着煮饭的铁罐，兰兰跟在我身边，看到铁罐老是往后滑，自己都已汗爬水流，还想帮我扶住它，弄得我们三人走起来更加别扭。兰兰家在银行，医院的隔壁。我常去银行和她打乒乓球，一遇她打来高球时，我就一板扣过去，几次之后，她把拍子一扔，生气地说，不跟你打了。后来我就不再扣她的球，她又嘻嘻哈哈的了。她也常来医院教我踢毽子。有次我学腾跳，把毽子踢到她脸上，她笑着说我好笨。她腾跳时，脚在身后勾起，毽子在鞋底上跳跃，动作轻盈而优美，一头秀发散落在她清秀的面庞，遮住了大半个脸。我至今记得那时小学生有种怪里怪气的风气，男女生一有接触就会怪话连天，很封建的。在学校我们从不敢接触。有次兰兰来医院找我玩，姐姐明知故问：“这个漂亮的小姑娘来找谁呀？”把兰兰闹得满脸通红。正待我们累得不行时，前面的小朋友发出了欢快地惊叫：“啊！啊！啊！------”我们就往上冲。

　　渐渐感到头顶有亮光，忽然眼前豁然一亮，好似从水里一下浮上了水面。我们发觉自己站在山顶上了。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宛似置身一个梦幻仙境，只在《西游记》连环画里见过。天空明净，一轮红日悬在东边蓝幽幽的天上，下面是一片茫茫云海；它浩淼无际，动荡不已，或涌起，或翻卷，或腾跃，如波，如涛，如浪------山边的云涛恰似惊涛拍岸，却又没有大海那样的的喧哗与轰鸣，也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咆哮，它们在眼前悄无声息，看上去是那样舒缓、飘逸和自如。极目远望，那显露在云海之上的巅峰宛如浮在沧海中的岛屿。时而一阵风起，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云海的一角猛然掀起，远处的苍莽峥嵘的群山一闪，霎时又被云雾遮没。

　　阳光映照着我们的脸孔，红红的，我们个个肃穆静立。有种很奇特的感觉充溢在我内心里。这一情景和感受就一直定格在我记忆深处。

　　华云庵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背后。它的正门朝东，很高大。我和兰兰走进门厅，里面寂然无声，空荡荡的，只有些损坏的奇形怪状的人形。我看到兰兰有惶惑之色，就拉着她的手。我们小心翼翼在里面胡乱地转去转来，偶尔有女人的咳嗽声和小声的说话声，却看不见人。我们穿过一些门廊，来到一个像院落的地方，这里廊庑回环，在亭榭楼阁的两边树木森森，淡淡雾气缭绕其间，各种鸟儿在林子里啼啭、鸣唱。在一条木头走廊的拦柱处，遇到一个衣着怪怪的女人。她年纪已大，却有种淡淡的文雅仪态，且气派不凡，风神洒脱。她正眺望远处变幻莫测的云雾。我记得她转过头来看我们时，样子非常和善，但我记不得她的问话。我从没有见过那么一双眼睛，回想起来，很深邃的目光里似含有悲戚和哀怨。这时云雾往来疾速驰骋，继而渐渐消散。兰兰说，“哦，（云海）看不见了。”于是我们转身往回走。

　　“看得见在眼里，看不见在心中。”我们回头看那老人，以为她在跟我们说话，但她并没有看我们。我们觉得怪怪的，飞快地跑了起来。我回想，或许她是在对我们说，但她想说什么？自今我也想不明白。我们只是两个不懂事的娃娃。更可能她是在喃喃自语，心里一定藏着很多难言之隐。

　　我们找到大家时，有人责备我们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还有人挤眉弄眼；我和兰兰生火，总是浓烟滚滚，煮了夹生饭，但还是抢完了；都说我买的酱爆肉好吃，就是少了点；有个叫余长江的，忘了带筷子，去折了两根树枝，还得意地说，这才叫野餐。他是班上天赋最高的一个，可他因父亲后来1957年成了右派分子，又是人生最不幸最惨的一个。

　　那次秋日野餐之后，兰兰就随父母的调动离开了。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只说是很远。那年冬天很冷。一场大雪过后的冬日下午，我靠在窗口，望着河对岸绵绵山岭上覆盖的白雪，心想，那皑皑雪山后面是不是就是很远的地方？兰兰是不是就在那山的背后？

　　从此，我再没有见到过兰兰，也没有听说过她。

　　时隔8年，到高中最后一年，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午后，我独自一人登上华云庵。这个尼姑庵，已是人去楼空，一个偌大的宅子阴森森，死寂寂，那些神像早已损毁、倾塌，到处一片破败，荒凉。两旁的林木萧疏，连飞鸟的影子都见不到，只有无形的风在林间低回。我找到我们野餐的地方，那里地形依然如旧，只是看不到任何我们留下的痕迹，但还是令我百感交集。我回想起兰兰趴在地上，猛吹灶火，那浓烟却朝她扑去，熏得她眼泪都出来了，她用手去揩，却仍是笑盈盈的。这里曾有过的欢声笑语历历在耳。

　　已发黄的枝叶，因风而动，发出轻轻的簌簌声，好像在很遥远的地方诉说。这一草一木都使我感到既亲切又陌生。站在这里，看到山川林壑远近之势，感到秋冬草木枯荣之变，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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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逼无奈与自取其咎

　　三反运动，人民很拥护，尤其是反贪污。不过，那时是人治时代，不像当今已进入法治社会，反贪污有严格的运作规定和严密的法律程序。那个时代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个号召下来，群众轰地起来，风起云涌。只要有人检举，那就先揪出来，通过各种大小群众大会狠狠恶斗一番，几轮狂轰滥炸下来，使其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你是招也不招？。这叫做打老虎。女人则被称为母老虎。这种群众运动到文革就登峰造极了。这种搞法，不出冤假错案那就怪了。1957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罗隆基提了一个建议，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以纠正以往运动中的冤案。此前Mao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指示过，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运动中的偏差。罗拥护这个主张，并大谈这样做的好处。罗也是自讨苦吃，Mao可以说，但你能说吗？你算老几呀？

　　我那时尚小，只知一次大会批斗之后，母亲就不知去哪里了。长大了心中有很多疑问。其中之一：母亲仅是一个极普通的内科医生，怎么回事？

　　先是父母双双被斗，没有突破，就将父亲隔离，专攻母亲。一个县委派来的革大毕业的精干的人，带领工作队主持了那次最后的群众批斗大会。大会一开始，他就站在台上慷概激昂，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他对着被用绳子捆绑起来的母亲说，“李英慕，你说你们没有贪污，那我问你，我一进医院，你为什么就贿赂我？”群众一听，吼声四起，个个摩拳擦掌。母亲一下傻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他一时认错了人？于是母亲摇了摇头。这举动真是胆大包天了，胆敢在此场合顽抗，怕是不想活了。这时这队长从兜里摸出一支金星钢笔，又从腰上解下一条崭新军用皮带，举过头顶，一边摇晃一边声嘶力竭地对群众喊道：“革命的同志们！你们看！这就是母老虎李英慕贿赂我的东西！”这一下群众愤怒了，变得杀气腾腾，霎时间雷鸣电闪，地动山摇，大家蜂拥而上，等一阵毒打之后，工作人员担心出事才来隔开，但却逃不脱雨点般砸来的石子和土块，还有吐来的口水。母亲骤然明白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堂堂工作队队长，一个口口声声喊革命的神圣干部，竟会用如此卑劣和恶毒的手段血口喷人！母亲性子虽急，心中万分愤怒，但她此时已认清这人的嘴脸。好在母亲贫苦农民出生，有着农民那种坚韧品格，同时又具有女性在危急时刻的那种冷静。

　　这位县委派来的大员如果就此罢了，他说不定将来还会青云直上。可是他太利令智昏。他拿着那两样东西，走到母亲面前，冷笑着进一步逼问：“你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面，老实交待，这是不是你企图拉革命干部下水的东西？”群众立即跟着喊叫起来。母亲开始交待。但声音被人们的吼叫淹没了。这队长高声斥道：“大声点！”又把手高高一挥让全场安静。场上立马静下来。母亲说：“我是企图拉革命干部下水，他一来医院，我就贿赂他，送了他金星钢笔、皮带。”说到这里，这位队长昂了一下头，得意地扫视了全场一眼。母亲万没有想到这人竟如此无耻，如此卑鄙。刹那间一个念头闪过母亲脑海，于是她继续说，“还送了他两块金砖和几个金戒指------”这下，轮到这位大员傻了，呆若木鸡，而全场的人们也目瞪口呆。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吼声：“把腐败分子抓出来！”全场大乱起来。母亲迅速被押走。群众批斗收场了，接下来是刑讯逼供。在父母被收审的后期，允许我们姐弟三人去看母亲。我还记得那件房屋。母亲手腕上被绳子勒进肉里留下红红的印子很明显。后来母亲只说是隔离审问时，每天要绑着双手吊起来，其他并不多说。我想她不愿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创痛只是一个原因，她肯定还担心我们把此事讲出去。留下的痕迹到她老年都没有消失。至于那个投机革命的家伙，从此销声匿迹。恩格斯曾为这种人画过像：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这次父母被审查是因两件事：一是王雪英告他们从医院偷药卖。这女人是家门亲戚，要父母带出农村混口饭吃。她一直跟着父母，成了家中一员，到了平昌县她与一个渡船老板好上了，父母坚决反对，因为她不到18岁，而且父母还想在有机会时，在医院给她谋一个工作，将来嫁个好人家，也好对家乡亲戚有个交代。但爱情的力量太大。就此闹翻了。反贪一来，王老板挑唆她诬告。二是在伪政府，发工资是打白条，然后到乡下某地领谷子。可还未来得及去领取，就解放了。家里人要吃饭，父亲拿着条子找到新政府，工作人员就照规定付了。后来说这是拿伪政府的欠账讨新政府的粮食，不但是贪污，而且是挖新政府的墙脚。但前一件诬告之事，毕竟子虚乌有，药卖给谁？连个鬼影子都查不到。这样就只好将父母放回，但有第二件事，于是撤销父亲院长，政协副主席等所有职务。

　　父母回家后，给我们打扫卫生，我只记得一件事，我们姐弟三人身上的虱子成几路大军在毛衣里迂回运动。医院有些职工在父母受审时在我们家当着我们姐弟面公然拿走的很多东西，父母听说后，默不作声。难得糊涂啊。

　　这么大的一场风暴之后，未被搞成冤案，全家又团圆了。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一段时间之后，省卫生厅下文恢复父亲一切职位。我记得医院职工又把父亲“院长、院长”叫时，那声音之亲切，之动听，之尊敬，以至于我至今难忘。受到的那些悬吊拷问，毒打，侮辱，捆绑和关押以及给精神带来的伤痛，都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了！这真的要感谢Mao的皇恩浩荡，感谢他的伟大，他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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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突击队长之死

　　记得在1958年某期《小朋友》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一个小孩坐在一架宛似火箭一样的飞机上，飞速穿过蓝天。画的标题是：一日千里。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梦幻般的。一个接一个新鲜事让人应接不暇。太阳岂止照常升起，而是每天升起一个新的太阳。

　　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刚出现不久，就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喧天的锣鼓声，一个个新的公社诞生了。歌颂它的歌曲也应运而生，响遍大巴山的千山万壑。“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公共食堂是心脏。”“公社的粮食吃呀吃不完。”等等。何止吃不完！高产卫星一颗比一颗大，最高亩产14万斤。Mao说共产主义已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遥远了。看到虚报的粮食和钢铁数字，他高烧40度，说，看来我们就要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但我们不能先宣布，这样老大哥会没有面子。我们小学生去河对岸和平公社劳动时，更是亲眼目睹农村日新月异、热气腾腾的景象。社员们个个忘我劳动、干劲冲天。当我们看到一个英姿勃勃的年轻妇女带领着一队姑娘各自肩挑一担大粪在田坎上健步如飞时，我们是多么惊讶多么钦佩！她是妇女青年突击队队长。她挑的桶，明显比别人大。我在作文里，就写了她。有天栽秧，我栽得很慢，被一个农村姑娘关在田里。在农村但凡被人关在田里，都会被当做笑话。我的同学不但见死不救，反而在田坎上看西洋镜，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看我一个人出丑，那群农村姑娘也掩嘴笑得东倒西歪。我脸红筋涨，慌乱地插着秧，可越是慌，插的秧越是糟，有的秧苗竟然飘了起来。就在我困窘不堪之际，女队长下田来接替了我，笑声戛然而止。她插秧简直就像耍魔术，霎时间就是一行，整整齐齐，看得我发呆。当我一步一步走到田坎边，她已插完并站田坎上伸手拉我上去。我仰脸望她时，她笑眯眯地看着我，摸着我的头说，“没啥，她们逗你耍的。”我心里一下热乎乎的。她大概三十多，头发挽在脑后，微黑的脸里透着红，眼睛明亮有神，充满温厚和善良。然后她转过身对着那个关我的姑娘，笑着说，“他还是个小孩子哦。”那姑娘红着脸，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

　　其实农村这种玩笑根本不算什么，但回校后有的同学却大肆渲染，还有人添盐加醋地报告了班出任。何老师对我说，“你们这些城里干部子弟，还要在劳动中好好改造世界观。”因此学校宣布头批加入公社社员的光荣榜上就没有我。而经常请假不下乡的那个武某，因其家庭极好的背景，他的名字却傲然挺立在榜首。我为此耿耿于怀了好久。

　　一晃到了1960年冬，其时，大饥荒正疯狂地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吞噬着人们的生命。那时中学每周都有一天劳动，或大厨房帮厨，或种菜地，或积肥等等。那天安排我积肥，我高兴昏了。我先去国营农场找肥，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溜回离它只有一步之遥的医院家里，看看父亲是否剩有青菜。那时医院食堂还有青菜吃，但他有严重的胃病，吃了这种菜要冒酸，反应特强，会呕吐得脸黑面青，即便饥饿也不敢吃。这就成了我定时偷偷回家去找的美食。在学校食堂，冬季每顿是红薯和一盆漂着几片干菜叶子的咸水。同学戏称它为玻璃汤。

　　我一到医院就去病房找父亲拿钥匙。我在传染病区找到他。他正在查房，给一个女病人做检查。那个女人面黄肌瘦，摇摇晃晃的。我突然觉得这女人我在哪里见过，尤其是那挽在脑后的头发和那双眼睛。但想不起她是谁了。父亲一见我，快步走了出来，我从传染病区退到医护室。父亲把钥匙递给我，口气生硬地说：以后不准往传染病区跑。我一路走同时想这个女的我怎么会觉得见过？却又想不起她是谁。回到家看到有一大碗青菜，虽是冰凉的，但那时生火很困难，又为了节约时间，于是端起就狼吞虎咽起来。刚吃完父亲就回来了，他见我正把碗底的菜水往废水桶里倒，跺着脚很痛心地说，“那是油哇！娃子！”啊？油？每人月供一两油。菜汤里哪里看得到一点油花花？父亲那种痛心疾首的样子，好似我把一锅炖的鸡肉汤给打翻了。幸好那一口残汤，我还未倒完，就把碗送到父亲面前，他一看那浑浊的残汤里净是些泥沙，就不吭声了。

　　我问爸，他刚才给查病的那个女人，是哪个单位的？父亲有些奇怪地瞥了我一眼。这个问题很突兀。我说我好像认识。“你怎么会认识？是河对岸和平公社的。”他这一说，我猛然想起她是谁了，不由得心中一凛。父亲说她得的是肝病，很严重。我说是不是因为没有吃的？父亲立即厉声说：“你胡说八道些啥？哪个跟你说没有吃的？你不要在外面给我惹事！”我再不晓事，也不至于在外面说，在学校没有同学敢说饿肚子，更不敢唱由《黄河大合唱》改编的歌词“肚子在咆哮”这样的词句了。校长和班主任一再说，这是大是大非，是政治立场问题。我班有一个农村同学就因为喳起嘴巴说了些怪话，被劝其退学了。

　　后来我知道那个妇女队长没有活过冬天。父亲说她是肩挑背扛过于沉重劳累，把肝脏损坏了，加之没有条件调养，肝已大面积坏死，最终导致死亡。听到这个结果，我浑身战栗。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一个还生气勃勃的年轻阿姨，才两年多的时间就一下消失了。她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对一个只是少年的我来说，带给我心灵的震撼难以想象，无法言说。

　　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到中国来。Mao会见他时，他送了Mao一套他著的《西方哲学史》。在这部名著里，谈到希腊哲学家时，有这么一段话。简括起来是：一个人的见解和理论，不会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显然是荒谬的观点时，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总是真的，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我们所为之而欢欣鼓舞的许多偏见，对另一个时代，将会显得是何等之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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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感到的是不可思议！

　　有网友看了上篇博文，跟帖说“不明白。”这非常自然。这个问题对我这个经历1958年火热年代和1959—1961年有如洪水猛兽般的大饥荒前后两重天的少年来说，更是长期困惑，感到不可思议。1958年，一天等于二十年，又风调雨顺，按理是个大丰收之年，一日千里似乎已把我们带到了共产主义门前，但转眼间，到了下半年就发现缺粮、缺菜，缺肉、缺蛋等，到了1959下半年粮油月供开始一次次减少，没有肉、蛋、糖等东西，后来连衣服、毛巾、肥皂，牙膏等各种日用品都没有了，百货公司货架空空如也。仿佛中国大地上空，站着一个妖魔，手中拿着一个魔瓶，一下把我们大地的物产物品统统收了去。

　　1958年，Mao在武汉由陈外长陪同，正与古巴卡斯特罗谈话。一大代表，哲学家李达求见Mao。李一见到Mao就气冲冲地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Mao当然是赞成这个口号的。说了一通之后，反问李：“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表面看，他们之间展开的只是一场哲学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争论，实际上它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这场争论当然不会有结果，两人都很生气。李达很激动，说，“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不幸得很，一切被这位哲学家的话言中。

　　Mao那时信吗？我们看看他那时烧到多少度。

　　Mao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他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个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他说，“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他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前人的乌托邦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由于Mao的急功近利，到一线来指挥，一切就开始乱套了。各种项目大干快上，工农业比例失调。就拿炼钢和粮食来说吧。他一直相信他的人海战术。为了完成他一逼再逼的1070万吨钢产量的指标，不惜倾全国之力，搞了个全民大炼钢！要炼钢，洋炉子不够，就土法上马。那是世界上别国都不敢想的土炉子。Mao指示：“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我们小学就有一个土炉子，选了年龄大的学生与老师一起拉风箱炼钢，我父母一天到晚都在忙，我基本上是住校，白天我和同学就进大山里背木柴，那些都是为大炼钢而砍伐的上好的林木。晚上由于好奇，也跑去炼钢房，帮拉风箱，结果发现不好玩，拉了几下就累得不行，而且还跟不上节奏，影响了炼钢。学校砸了学生上交的铁锅，不知烧了多少木柴，那炉子一旦生火就不能熄火，也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全校师生挥汗如雨，累死累活终于炼出钢铁啦！当那块钢铁摆在桌上展出，全校师生欢呼雀跃。可我们走近去看时，却不禁满心狐疑：那是个什么东西？它有小米冬瓜那样大，黑不溜秋的，全身都是孔孔眼眼。这就是几百师生日夜奋战炼出的钢吗？后来才知那不过是一坨废料。

　　而在农村，青壮劳力全上山炼钢去了。Mao听说农民炼钢，笑得合不拢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Mao到四川来视察，四川李某就命令农村的土炼钢炉，全搬到Mao要经过的铁路沿线旁边，夜间Mao一路见到铁路两旁土炉子的火光照亮了夜空，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到处人山人海在热火朝天地炼钢，他那个高兴劲啊！

　　可留在农村的都是妇女和老、弱、病者，他们就肩负种粮食的重任了。由于成立了人民公社，自留地也没有了。有了公共食堂，社员家中不准生火做饭，干部们还到社员家去收缴锅灌。由于Mao对深翻耕地很感兴趣，说“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下面就一个劲往下翻结果是熟地变成了生地，肥地变成瘦地，反而减产了。要完成高产任务，怎么办？基层干部有办法，虚报数字就是了，要来参观或开现场会吗？他们命令社员连夜打着灯笼火把，把其他地里的农作物移到要去看的地方就是了。Mao看了虚报上去的粮食数字，十分振奋，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你看怪不怪。”过去常听说他老人家洞察一切，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Mao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去时，在下半年已发现情况不妙，于是开始慌忙降温。1959年在庐山开神仙会，也想纠一下左。彭看不下去了，上了书。Mao又开始反右，并要继续大跃进。这就把人民害苦了。三年大跃进，把三千万人邀到地狱去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Mao把几乎崩溃的国民经济和工农业扔给刘等人，去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去了。刘召开了著名的西楼会议，对Mao搞的那些做了“伤筋动骨”的调整，到62年末，各方面开始复苏，中国才一步一步走出困境。可是Mao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没有做醒，于是又有了后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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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的顿河》作者之谜

　　近来突然想起翻翻《静静的顿河》，随着早年读它时的记忆，读读那些印象深刻的段落，一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攫住我：我竟然更加不相信它的原作者是肖洛霍夫！学生时代读时，因其精彩而不断地翻到首页看作者肖洛霍夫的照片，崇拜的了不得。读完掩卷而思，心中一个个疑问也纷至沓来：这么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哪来的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刻地体验和高远的视野？竟有如此天才驾驭那么宏伟的长篇巨制的结构和那广阔而又庞杂的场面？能在严谨的布局中如此深刻地塑造出顿河流域众多的人物形象和描绘出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以及心理变化，从而成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史诗性的巨著？那从第一卷第一章一开始就具有那样精湛的艺术手法和老练娴熟的大师手笔，难道与生俱来？

　　到八十年代初，前苏联有关《静静的顿河》作者的真假美猴王之争被介绍到中国。我倾向接受了这种说法，但疑问多多。当时有人与我议论此事。他说该不会是我们用外国文学爱好者的这种水平来看一个天才吧。这的确不好说，也许吧。

　　时间是个可怕的怪物，它不但使人变老，而且会使人更加固执，更加不相信所谓的奇迹。你往前看，十年三十年好漫长，可一回头，十年三十年不过眨眼之间而已。Mao有诗云：“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原以为这辈子要做好多好多的事，结果是一事无成，却老之已至。这似乎才明白人的一生要干成一件你曾经理想的事绝非易事，你没有能力达到的理想，那就只是一种野心而已。高尔基应该是从小经历最多样最复杂最曲折的一位作家了，而且热爱文学，嗜书如命，可是年近五十才写出《童年》三部曲代表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更是快六十岁才动笔写，8年后完成了这部卷轶浩繁，差不多两百万字的史诗般的巨著，再现了俄国革命前四十年的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但是这部比《静静的顿河》还多出五十万字的小说，无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世人产生的影响，还是本人的阅读感受，都远逊于《顿河》。俄罗斯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已是少年天才了。普希金的代表作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三十多岁才发表。莱蒙托夫27岁就死去，26岁时发表名著《当代英雄》，是由五个中篇组成，情节比较单纯，仅十多万字，主要刻画了一个贵族青年形象。巴尔扎克在开始写人间喜剧前，写过六部不成熟的小说，有研究者说他敲打了母语的每一个词，多年观察了巴黎社会的芸芸众生，才终于写出了他那无与伦比的经典。比较起肖洛霍夫，21岁开始创作《静静的顿河》，23岁发表第一部，35万字，24岁跟着发表第二部，36万字。肖洛霍夫是不是具有奇异功能？当然世界上也不乏二十几岁就发表成名作的作家，也有个别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小说，比如德国的托马斯-曼。他26岁写出《布登勃克一家》成名作，并于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比肖获奖早36年，但是他获奖并不是因为这一部作品，况且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缺点不少，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他能写出这部作品还由于这部关于资产阶级家庭衰亡的史诗，就是以他家族史为素材，得益于家庭的旧卷宗、书信和家庭传说以及他家的作为模特儿的亲友。

　　这里我想说的是，要写出具有世界性的史诗性的经典文学名著，哪是那么简单的事。

　　在前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队人马正在顿河流域某地拍电影《静静的顿河》，一个老妇扑向他们，喊道：“这是我儿子写的书，不是肖洛霍夫的！”其结果还是像前几次一样，人们只把她当做疯子。这位老妇是谁？她儿子又是谁？

　　这位老妇是哥萨克某村村长的遗孀，他儿子叫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70年2月14日生在顿河某村，从一所历史语言学院毕业，教过12年书。1906年曾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四十岁以后，他在无数个夏季走遍顿河大地，收集材料，为写书做准备；他把曾是剽悍的哥萨克的老人们跟他讲的事和收集起来许多传说、神话、谚语、歌曲、俏皮话、方言以及哥萨克命运的一切记在他装订的无数个厚厚的本子里。内战时他负了伤，后来得伤寒死去。这位村长的遗孀没有儿子临终遗言，但却留有儿子写给她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战争和死亡，谈到他不怕死，但只想把描写顿河哥萨克的命运的书献给人民，并提到新结识的朋友肖洛霍夫，要妈妈如见到他时要像接待儿子那样。其中还有一段对肖的看法：“------他是个有点狡猾的小伙子，城府很深，------对一切看法都很肤浅。对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他所知甚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几乎没有读过，果戈理他不了解------。战争结束后他打算教书，可是这种教师能给孩子什么知识？把孩子们培养成呆傻人员？------”

　　后来有人把费奥多尔的死亡通知书和装有那些笔记本的挎包送给了他母亲。肖洛霍夫去见这位老妇人时，老妇人问他见过此挎包没有？里面的笔记本哪里去了？肖洛霍夫红着脸支支吾吾。在老人锐利的追问下，肖洛霍夫没有道别就狼狈离开了。

　　这位母亲后来对别人说道：“------如果我没有活到那极可怕的、犹如噩梦似的一天——1928年1月15日该多好！邻居拿给我一本翻破了的《十月》杂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肖洛霍夫署自己的名开始发表我儿子的书，他给书起名为《静静的顿河》。他几乎毫无改动，甚至连书中人物的名字------”此书发表后，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使人们大为吃惊。高尔基说，“如此不寻常的情况还是首次发生！”读过肖洛霍夫《顿河故事》的作家阿-托尔斯泰大惑不解，说，一个庸才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天才？（此是《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彼得大帝》名著的作者）。

　　老妇人立即前往莫斯科，但编辑部人们把她当疯子。她又给当时主管文艺的加里宁写信去，但也如石沉大海。她去找肖洛霍夫，此人躲着根本就不见她。最后有位作家魏列萨耶夫和一位新闻记者带她去找律师。律师说，事情可能如你所说，但是没有物证。律师不相信语言，只承认证据。并告诉她，不仅他帮不了，任何人也帮不了她。

　　这位老妇人在绝望中自杀。

　　肖洛霍夫还是有点功劳，他在作品中加进了对斯大林颂扬，让这部受到左派攻击时而安全无恙，让这部经典名著得以传世。

　　

山野夜话

　　《静静的顿河》作者之谜（二）

　　不谦教授问道：村长的遗孀是怎样看到书稿的？这也是我心中的疑问。书中没有说到此事。但我也得不出她说的就是假的结论。这部由伦敦出版社出的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达维多娃回忆性的书所披露的很多苏联高层的事，在别的书里可以得到验证。就连斯大林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评价都是一样的。这位莫斯科的著名歌剧女演员，与斯大林有19年的暧昧关系。她说她想要把那些鲜为人知往事回忆出来。讲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是“只有他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能够说在那漫长的岁月我受尽屈辱，强颜欢笑------”“是为了我死后人类能了解另一个斯大林——一个女性所认识的斯大林------”对这位演员的目的我毫不怀疑，因为我在另一本书里见过同样的事，一个妻子临终时要他作为医生的丈夫一定要把那些可怕内幕写下来的目的是一样的。

　　在歌剧院排练《静静的顿河》时，肖洛霍夫在那里的表现极其拙劣，以至于乐队指挥无法忍受，给歌剧院的所有人留下一个小丑的印象，这些在书中也有较详的描述。正是因为这样，女演员才向作家皮利尼亚克打听有关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的事。这部书回忆的人和事极多而且杂，有关肖的事，只限于女演员看到和听到的，就那么一点点。她无意特别地对肖洛霍夫说些什么。也由于此，我才更看重这史料的真实性。

　　至于亚丁教授说此事基本属于传说，站在一个权威研究者角度无疑是对的。没有凿凿证据，他是绝对不会依据仅有的怀疑就下结论。如果他都下结论认定此事了，那就不再是谜了。作为并非俄罗斯本土研究专家来说，他可能对作品有更独特的研究，但对于史料的搜集和作者身世的了解，那就很难和俄罗斯本土研究者相比了，何况时隔七八十年了，连当时俄罗斯专家都没有搞清楚，现在要去查清此事，何其难啊。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却可以没有什么顾忌说出我心中怀疑和感受。有时无知者很无畏，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无知的小孩。我至今还是不相信那是肖洛霍夫写的。

　　我们从相反角度看：假如这一切都是有人因什么原因杜撰出来的。那么我就有更多的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独独与肖洛霍夫过不去？当此事风生水起，闹得沸沸扬扬之后，肖为什么没有把此事澄清？作为一个这样一部巨著的作者，澄清起来很难吗？更别说造谣的人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风险是非常大的。作品一出就受到攻击，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斯大林出来一锤定音，肯定了此作品。那时斯大林刚把托洛茨基们搞下去，正在筹划更大规模更恐怖的肃反运动。搞得不好是要杀头的。那时的人们谁敢造次啊，不被一个突然莫名其妙的事牵连进去而去西柏利亚做苦役，就是万幸了。看看那个时期肃反运动的资料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世上有很多难解之谜，前苏联基洛夫之死就是一个。暗杀基洛夫的各种版本大同小异，照理这样显赫的苏共领导核心成员，在高层委员会的声誉已超过斯大林，应该是一个不难查的案子，然而它将会成为千古之谜！后来通过种种蹊跷的事实和疑点，都指向斯大林，更因为他亲自掌握查案大权，却反而把案子搞成一团乱麻，成了无头案，就不得不让人认为就是他一手操纵暗杀事件。可是证据呢？没有铁证，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历史学家，尽管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无法认定此事。就是上个世纪末，引起全美国轰动的辛普森杀人案，更是耐人寻味。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杀人案。全美人民天天看电视直播，认为辛普森杀人无疑。审此案的法官是个日裔美籍人，很正直，他的妻子刚好就是指控辛普森的检察官，他们决心要把杀人犯绳之以法，结果由于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链条成为铁案，而被人钻了空子，竟判无罪。陪审团拿出如此结果，令全美国的人感到震惊和遗憾；而审理此案的法官和检察官夫妇两人则当庭抱头痛哭。可是法律不相信眼泪啊！

　　世界上有很多少年作家，这一点毋容置疑。英国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应算一个吧。他写成《匹克威克外传》成名作也才24岁。美国的梅勒在24岁把他战争经历写成《裸者与死者》，一举成名。二十世纪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百部英文小说的作家也有,2000年出版的《白牙》就是，写它的是英国女作者，一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24岁的女生。在这个年龄写下成名作确实了得，但读这些作品，还不至于让你不相信是一个24岁得年轻人写的。狄更斯的作品一开始就差不多那样，以后的作品你也别期望给你多大的惊喜。如果你现在去读，你能读下去，那就算你功夫好了。反正我把买的他所有的作品，搬家时都丢了，仅留下了《大卫科波菲尔》，去年也翻了一下，它之啰嗦，味同嚼蜡。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我也无意贬低他，只是再也没有兴趣。《裸者与死者》仍属于现实主义，但有很浓的存在主义色彩和现代派的手法，写的确实很好。但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无法与《静静的顿河》比。关于《白牙》，对里面有关多种种族信仰和文化的交叉和交锋，非常隔膜，虽感觉不错，却不甚了了。是不是像有的评论吹的那样，有待时间检验。我也不想花时间弄懂它而重读。总之，我相信有少年作家，却不相信少年作家起点就在云端之上，横空出世啊，出来就是极为成熟的世界级大师。有的天才早熟，本不奇怪，但超越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过于脱离他的生长的环境、具有的学识和实际状况，那我就宁愿相信那的确有问题。

　　很奇怪的是，在世界级的文学大家和名著中，仅有肖洛霍夫发生此事。莎士比亚的研究者也怀疑过他的某些作品，是否是当时落难后隐藏下来的王子写的却不敢署名，借用了莎翁的名字，或由他们提供的宫廷素材而写成的。因为莎翁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皇宫秘事？不过他们也声明，这纯属猜想。有的是可以解释的。皇宫的事，有历史档案和民间流传。戏剧主要是依靠情节、结构和对话。文学上有句名言：情节可以编造，细节必须真实。小说中的那些生动的细节，很难凭空编造。没有较长时间的观察、积累和沉淀，并用高超的手法把它融于整个结构之中，就很难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有些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感悟和洞悉，没有长期而曲折的人生阅历，很难做到的。

　　

山野夜话

　　看戏惹出的祸

　　我小时非常顽皮，十一岁以前就是一个小混混。

　　我曾把一个打成两半的茶壶合上，又想赖在姐姐身上，就急切地拉她给我倒水喝，我被她戳穿后，便倒地大哭并在地上打滚。上课时老师叫我们自己朗读课文，她一转身出教室，我就站起来，对着全班同学做鬼脸，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被老师逮个正着。平常和同学做一种互相追逐的游戏，不时会跑进学校周边的田间地头，踩坏庄稼，引得农民在远处大声叫骂，还到学校告状。我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布鞋，就穿着姐姐的大花鞋上学，却不以为意，就惹得以黄某一帮人的奚落和哂笑，由此我便怀恨在心，瞅准一个晚自习下课，借厕所里黑黢黢和同学们拥挤之机，故意把尿撒在他那双新布鞋上，叫他痛哭流涕。在和一个叫刘大个的娃娃头混上之后，学着抽烟，特羡慕他吞云吐雾并能吐出一个个缓缓升起的烟圈的本事和佩服他叼着烟的派头，还从老爸烟盒里偷了一段时间的烟。有次从医院一个堆放杂物的角落，拿了一支粗大的注射针管到学校，吸满了水，把针管倒立在一块石头上，犹如一只待发的火箭，双手握着注射管，准备使尽吃奶的力气往下压，让同学看到的喷水奇观而惊奇不已，哪知我刚一用力，注射管就爆裂，顿时我两手鲜血长流，狼狈跑回家。在遇到学自行车风潮时，尽管只够踩半圈，心里也痒痒的。学得倒快，可每次都必须有人帮忙扶着上了车才行，引来女生们在一旁咂嘴和挤眉弄眼，这可伤了我小小的自尊心了，一阵热血涌了上来，为表示我男子汉气概，我就学着大同学们急推几步，便潇洒地一跃而上，可腿却不争气，在车上一档，就连人带车重重摔在地上，鼻青脸肿我还可以编个谎在父母面前蒙混过关，但把车轴摔断了，说要赔4元多，这可就把我吓惨了。那时学生食堂一月伙食费才3元。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废品卖，却意外发现柜子下的一个存折，下剩4元多，真乃天赐之福！存折救我！我壮起胆子去取钱，那女的盯着我问：你一个小孩哪来的？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了，幸好在一旁的甘女士说，是院长儿子。这句话救了我。我觉得甘女士特漂亮！

　　有段时间，学校里驻扎了一个连归国志愿军叔叔，他们很喜欢孩子，我虽是个混混，却貌似天真活泼。有晚他们带我去看川戏。可那晚的川戏没意思，是一对才子佳人说画花儿鸟雀之类。那时县城还没电灯，戏完后，全城已一片死寂。小学在街的上面半山腰，小学的对面是一处荒凉山坡，自古那里就是埋葬人的坟山坡，新修的住院部就在那里开出一块来，在无数的坟墓中间矗立起一幢孤零零二层楼房。我们分手后，我就要沿着山岩边一条小路上山，上山的小路边，只偶尔有坟，我并不害怕，但有几处离岩边却很近，得十分留心。上山后，一看见在晦暗夜空下那幢黑魆魆的楼房，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我无数次走过这条路，但在这样的深夜，独自一人穿行这条路还是头一回，两尺多宽的青石板路的两边，都是一座又一座的坟包，道路两边的坟旁栽了些鸡冠花，本是为了美化一下路边环境，可它们挺立在这冥冥的夜色里，活像一个个手握刀斧的呲牙厉鬼站立两边。尽管我小声哼着激昂的歌曲壮胆，但还是老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随时会从后面扑来。在这冬日的夜晚，不过一两百米的路，竟然走出了一身冷汗。

　　走到门口，我就好轻松。推门进屋，屋内昏暗的油灯还点着，爸妈坐在床边。我刚站定，老爸就朝我扑过来，双手卡住我的脖子，两人嘴里都在骂。声音都不像他们的了。我从没见过爸妈如此凶神恶煞，一反映过来就猛烈挣脱开，转身就跑。我一路狂奔，跑过堆放着杂物的过道，奔下楼梯，穿过医护室和病房的走道，不要命地朝后山密密麻麻的坟堆深处爬去。

　　这里全是坟堆，灌木、野草和乱石夹杂其间。我找了一处长有浓密灌木和野草的坟墓，蹲下来，注视着山坡下，浑身瑟瑟发抖。这时下面旷野里喊声四起，手电光在夜色里到处乱晃，几乎全院医生护士都出动了。我蹲在那里，哪里敢做声？不知过了多久，我发觉声音和电光在朝我这里围过来。我看到他们慢慢逼近，却没有逃路了。上面是更高的岩壁，无路；有一面是悬崖，绝路。于是我就退到两座坟的中间低洼处，趴着，把头埋在草里不让手电射到我。我感到有人已接近我，电光照在我身上了。我正不知该如何办才好，她就高声叫起来：“快来，在这儿！”她是护士姐姐杨了了，平常喜欢逗我玩。我见状，一跃而起，奔向悬崖，她一把抓住我，死死抱在怀里，任凭我双脚乱蹬乱踢都不放手，直到父亲到来。这时我一下就老实了。我知道我已是在劫难逃，回家后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狂风暴雨降临头上，等死吧。可大出意外的是，回家后竟是出奇地平静。母亲软声细语叫我快去洗了睡觉。我不敢相信，梦一般地呆立在那儿，直到父亲催我快去。

　　懂事后，我回想起此事，就发现那件事发生后，我们行事都在不知不觉中作了调整，无形中达成了某种妥协。我后来不管犯了什么错，他们管教方式变了，再没有出现过分的情况。我想他们那晚见我深夜才回家，气坏了，而在盛怒之下的行为导致我的疯狂出逃，又把他们给吓坏了。我后来的行事也发生了变化，我凭直觉会想到做事要有个度，过分越轨的事就担心会倒霉。

　　其实这种妥协，随着我慢慢长大，几乎在我和父母间产生矛盾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会发生，不管这种妥协，双方意识到否。如果在某件事情上，不能在某一点上达成妥协，乱子就会发生。

　　

山野夜话

　　她的人生际遇

　　小时候最喜欢的耍法，就是邀约一帮小朋友，做一种你追我撵的游戏。这种连环的追杀，特别刺激。县委大院里房子多，地势宽，还有长满野草的一大片空地。它的一面土墙由于风吹雨打，有一处已损坯，可翻越而进。有个夜晚，明月高悬，我们因决定输赢的关键一环而发生争执，差点打起来时，突然听到一个女生的呵斥声。她一头齐耳短发，个子高挑，如水的月光倾泻在她那张俏丽而文静的脸上，而她的神色却很严肃，大家都认识她，高年级的，校级学生干部，他们叫她余青姐。她叫我们都回家，天不早了。大家散了后，我走出不远，她从后面跟上来。她问我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之后，她笑着说，“你嘴巴很嚼的哦。”我不知她是在夸，还是在讽刺，但从那有些亲切的声音里感觉不到有什么恶意，就有些不好意思地埋着头。

　　在学校里只偶尔见着她闪现的身影。有次放学我远远地瞧见她和一群女生走过来，明明发现她看到了我，可她没有理我，而有次看到她在教楼房后面平台上，一个实习老师教她手风琴，她却招手叫我去。她拉手风琴时灿烂的笑容和激情四射的样子，让我历久难忘。在大院里，她总是笑眯眯招呼我，很亲切，有什么事，我感到她在护着我。但我是一个被惹恼就蛮不讲理的小混混。有次争吵时，我很是过分，把对方骂哭了。她见状便急匆匆地走过来，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大楼的拐角处，说我太站强，还居然骂得出难听的话，后又数落我在学校里学习不好，常违反纪律等等。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晓得这些事的。很奇怪，她数落我时，我并没有反感，让一个对我这么亲切的姐姐知道我那些不光彩的事，心里很惭愧，感到无地自容。我被她说哭了时，她又用手绢给我擦眼泪，叫我以后不要这样子，要听话。余青姐的哥在县委工作，母亲给她看过病，对他印象很好，说他年轻、干练、对人和蔼，尤其是把握政策上，为机关干部们所称道。还说有县委领导看好他。我只偶尔见过他几次，他个儿高大，看上去英气勃勃，一头浓黑的头发。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我不懂发生了什么，但那场风暴卷起的漫天尘沙和那种昏天黑地，我是强烈地感觉到了。余青姐就是那段时间从我视野中消失的。城里的机关、商店、街道到处都是大字报，到处都在斗人，还有把人跪在柴块上，边打边斗的。医院那个万副院长，本已上了川医（川大华西医学院），也被弄回医院挨斗，县委认为他组织了小集团。校长讲，右派们是一伙向什么、向什么、向什么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说到阶级敌人，我脑子里就浮现出那种阴险、狡猾的面孔，可这些人怎么看都不像。特别是医院有个拿药的护士，长的漂亮又很洋气，刚生了双胞胎不久。她闲聊时说，“苏联还有军队驻在旅顺港。”于是被斗，划成右派。她本是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小女人。我父亲在政协所谓交心会上，仅就他和母亲同意专区医院调他们去的问题，被卫生局长批为想“鲤鱼跳龙门”的事，作了辩解，说自己并非主动要求调动，只是同意而已。父亲虽没倒大霉，但还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记入档案，只不过算是逃过一劫。真是危险得很。

　　我忽然发现余青姐不见了，老是期望在什么地方碰见她，于是，我经常有意绕到县委那条路走。有天我从那里走过时，在路上看到县委的右派们在修路、砸碎石，我一下就认出余青姐的哥哥在里面。我似乎有些明白了。她哥哥成了坏蛋了，她只得回到乡下去。我问母亲，他怎么也成了右派？母亲苦笑了一下，又马上黑着脸嘱咐道：“小孩子不准说这些。”运动结束后，机关的右派，几乎全部被押送到平昌县一个最偏远的镇隆区劳动改造。那里嵯峨的山岭重重，绵延不绝。

　　1962年秋，父亲突然带着医疗队去镇隆好几天。后来得知在右派们劳动改造处，他们住的那一排房子后面发生山体滑坡，一块巨大的山石，翻了过来，刚好砸在那片房屋的中部。那天是星期天，又在下雨，右派们都在房屋内睡觉。有多少人埋在下面是保密的。医院的万副院长和药房生了双胞胎的护士都被压在巨石下了。父亲说，挖开周围的泥土之后，只能看到一些压在巨石下的人露在外面一只手或脚什么的，以及流出已污黑的血。那块巨石太大，要爆破无数次才能把它炸开。当我听说还有余青姐的哥哥也被砸在巨石之下时，我双脚一软，打起闪来------

　　在初二时，有个周六下午去二十几里以外的乡下背柴，路过一个小学操场边时听到有人拉手风琴。我转脸一眼就认出了余青姐，不免心中一震，她还是那样的短发，那样修长的身材，只不过是个大人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停住脚步，害怕从她眼前经过。但是我绕不过，同学们都三三两两朝前走了，我背着花篮慢腾腾地落在后面。我硬着头皮朝前走，感到脸烧得像着了火似的。我小时顽皮，胆子又大，可一进初中就开始变得安静，而且腼腆了，一遇到小时候喜欢我，年龄比我长的女性，我就红脸，把头埋得低低的，都不敢正眼看别人。这真是怪透了。后来我看了些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书，想寻找原由，也都是白费心思。我低着头朝前走，感到她从后面注视着我。手风琴送出的曲调，有点凄凉，在山野的风中到处飘散，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她心中的苦楚，还有种孤独。可是她为什么不招呼我？其实我心里非常希望她招呼我，虽然也有些紧张。她如果叫我，我就有勇气走到她面前去。我也许会安慰她，叫不要为她哥哥的死过分悲伤，甚至敢去给她揩眼泪，一如她曾给我擦眼泪一样。可是，她没有叫我。我想象的一切都没有发生。翻过山坡时，我回头一望，她那纤秀的身影仍伫立在风里，手风琴声随着风时断时续，像在呻吟，似怨如诉。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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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躲过了初一

　　1960年代初期，一个秋雨潇潇的黄昏，我回家在医院门口抖着雨伞上的水时，听到背后有人叫我。我转身一看，不由得心中一凛，怎么会是他？熊某竟然复活了不成？我瞠目不知作何答。看到我的表情，他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思，勉强苦笑了一下，就走了过去。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甚是纳罕。显然是我记忆发生混乱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那次可怕事故中的其它的事（见上篇《她的人生际遇》）。他一定没有被压在那巨石之下，否则难逃一死。

　　50年代中期他从医专毕业后，分到医院，同期分来的中专生是一批，其中还有一位倾城美人杨某。她是某县有名的大地主的女儿。此女姿容娉婷袅娜，说话柔声娇语，但却很孤傲，弄得医院几个年轻人神魂颠倒。他们竟然到了工作无心，茶饭不思的地步，让主持业务的父亲感到很恼火又很无奈。有天父亲望着窗外的大路对母亲说：“你看，又上来了!”我站起来一看，果然其中一位追求者正从进住院部的路上走来。他的岗位在街上门诊部，而杨女士所在的住院部却在上面山腰，这之间的几里路尽是爬坡上坎，需耗时30多分钟。据说熊某在校时就曾猛追她而毫无结果。他此时虽未死心，却懂得不能轻举妄动，遂在一旁笑看这几个毛头小子的徒劳的轻狂表演。那时这个大巴山偏远小县上，机关里也只有医院和学校才有些中专生分来，少有大学生现身。熊某极其精干，加之能言善道，很快就与杨某等人成了医院的业务骨干。因为他们学的是医士，有诊断权和处方权，而护士，虽同样在中专里学三年，却只能按医生吩咐行事。这样他们的地位，无论在一般人眼里或从医院的业务上说，都远胜过护士。不过这批年轻人虽朝气勃勃，聪明能干，却有着先天致命伤：大多出身地主家庭。随着国家逐步稳定，时间的推移，这种家庭背景，无论是外在的有形压力还是内在的无形心里变化，无不笼罩在一种巨大的阴影之下。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很难想象的。不过这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太多忧虑，还没有到胆战心惊过日子的时候。那时人们都天真地怀着美好的愿望展望着未来，以满腔热血为一个新的明天而奋斗。

　　1957年反右之初，熊本无事，可把原副院长万某从川医弄回批斗后，就涉及到熊某。万某虽是副职，但因是党员，就掌控着除业务以外的一切事务。在批斗万某时，就牵扯出熊某的一件事。在一次打乒乓球时，万副院长与别人打球时输了，该下了，可他兴犹未尽，不想下，熊某在一旁等不急了，就乐呵呵地走到万某面前去，说“你该下台了，轮到我了。”这句话被揭发出来后，被具有相当高理论水平的工作组的人，分析出这句话暗藏着极其险恶的用心：熊某是含沙射影。熊某出身地主家庭，站在他反动的阶级立场上说，作为党员的万某该下台了，其深意是什么？看看报纸上披露的，有人叫嚣要谁谁谁下台吗？其歹毒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人们群众恍然大悟。在万某被认定组织了反党小集团，被划为右派后，熊某也就成了其中一个成员。这真是一个稀奇古怪的逻辑。被说的和说的人都成了坏蛋。在那种时代，在那个混乱、令人莫知所从的运动中，什么都很简单，任何一个单位当权者，或工作组成员，一句话就可把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了。

　　碰到熊某之后，一问，才知道他是因运气而逃过了那次没顶之灾。在镇隆区的右派们的劳改之地，发生山体滑坡当天，熊某轮到去养猪房喂猪，他本正患感冒，又在发烧，很想找人换一下，可天下大雨，没人愿意，只好拖着病体冒雨去了。他煮了猪食，喂完猪，就匆忙往宿舍赶，想好好卧床休息一下。他昏昏沉沉走着，当大地摇晃而震动时，他以为是他病重得难以支撑自己了，直到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之后，那震骇一幕出现在他眼前时，才被惊醒了，不过旋即就赫得像一滩泥一样倒在地上了。

　　时间转眼到了1966年。熊某自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医院这几年，在业务上更富有经验，对人也很谦和，在他身上连早年傲气的影子都看不到了。此时的医院门诊部早已有了一座由砖和水泥修的四层楼房，门诊部也已有主管副院长，此人是南下军人，转业到地方。熊某是个精明人，自然是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由此也受到重用，他的右派经历随时间流逝而被稀释，也逐渐为人们淡忘。他这时也就大约30岁，可仍是一表人才，更有一种成熟男子的不俗气质，正与一位年轻漂亮的护士处在热恋之中，已准备这年金秋里结婚。

　　这年夏天肇始的文革，在它发轫之初，就势如卷席。它那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狂乱风暴，把包括刘、邓在内所有的国人都给搞懵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16条上，说要整党内走资派。但是1957年的事人们还记忆犹新，谁敢把矛头对准他们？于是，在底下，地、富、反、坏、右这些被率先冠名为牛鬼蛇神的黑五类，就成了这第一波狂潮首先冲击的对象。熊某他不是与副院长搞得火热吗？那好，这正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他们再不敢像57年那样明目张胆地进攻，而是采用腐蚀和拉拢领导干部的手法来搞垮我们的党！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齐刷刷地对准了熊某，一夜之间他遂成了过街老鼠。就是57年，他也没有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阵仗！他刚刚从9年前的那场噩梦中走出来不久，正要与自己相爱之人，携手重新开始自己新的人生，可猝然又要面对一个更加可怕而不可知的地狱。罢了，罢了！一之谓甚，其可再乎！

　　他把自己珍贵一点的东西，托人转交给在住院部工作的心爱之人，当晚便在门诊部顶楼外科值班室里，用大量酒精自焚而死。

　　死了也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有纵火烧房的企图。在那个房间内，木门和木窗都已烧毁，却因是水泥和砖建筑，那时还谈不上装修，又在顶楼，火也就难以蔓延。其实，他如果真是一个恶毒之人，他为什么不在他住的宿舍里自焚？医院职工都住在老门诊部里，那里全是上百年的木板老房，一点便着，且又与街道的其它房屋完全连成一片，这个县城是一条独街，街道狭窄无比，一旦纵火，其后果的惨烈程度决不亚于刘备当年火烧连营。可他并没有选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