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那些没有艳遇的青春 我曾活在大巴山

山野夜话

　　胎死腹中

　　年前清理书籍时，发现已尘封了多年的一个半成品电影剧本，翻开一读，甚是惊讶，都不知那时何能写出这样的本子！现在就决不可能写得这样好，甚至无法想象有的情节是怎么编出来的，一时思绪滚滚。80年代中期在川师大混时，寄宿不谦处，他正置研究生毕业之际。有次时任峨眉电影厂重要职务、我的同窗来川师大玩，便建议我们写电影剧本。有这样一个好的通道，我和不谦就动了这个心思，并邀了不谦的一位师兄一起干。在选定主题后，酝酿了几天，在一个晚上大家在一起讨论至凌晨，拟定了提纲，命名《易水寒》，决定由他师兄先写出情节提纲，不谦拉出一个主线轮廓，使之具有雏形，由我最后完成电影剧本。电影剧本我从没有写过，但写剧本却是可追溯到高中时期，那时学校的演出要求有自己创作的节目，作为班上文体委员的我，也就只好下地狱了。后来工作时参加县级的各种文艺汇演，也要有一定比例的自创节目。特别记得76年在普光时，上面的通知来的突然，时间非常紧，校长叫我抓紧创作，我说又不是做砖，一甩就可做一个。（那时学校的勤工俭学就是叫老师和学生做砖和烧砖卖）他黑着脸，眼光锐利地剜了我一下，刀子般的，甩出一句话：给你半个月时间，不上课。说完就起身走开了。这个校长的霸道我早已领略，我还敢怎样？也是那时人年轻，一天从早到晚上12点，除了去食堂打饭吃，基本都关在屋子里写。先写的是个现代舞剧，那时很时髦，剧情头晚就想好，关键是作曲。那几天人就像着了魔，脑子里尽是旋律。用了三天搞出了一个舞剧曲子。然后用小提琴拉了一遍，大约七八分钟。次日写话剧，用了四天，草稿初成，一个六场独幕剧，这才松了口气。

　　因有过这些经历，又一直想搞点小说创作，就有共同搞电影剧本的冲动。他们按照我们规划的大致时间，都如期完成了，这期间我则忙于专研电影剧本，天天读，半个月一口气大约读了二十多个中外重要电影剧本。轮到我时，看到他们前期剧本，我更有信心，兴致非常高。我倾力以赴，每天不是写，就是看史料。三天两头他们就要看看我的进度，看到已写的部分，他们还满意。时而也有进一步商讨，以使更加完善。不过我没有他们一气呵成的本事，又有一个不好的写作习惯，正写时，如果突然脑子里闪现新的东西，就会马上把正写的哗哗撕下来重新开始，这样就浪费很多时间。加之那时自电影《少林寺》出来后，都崇尚武打，我就想在情节里增加武打场景，可恰恰是这个不容易，我们几个对此都很陌生，虽然他们很赞同这个想法，但要写出来，却主要靠我去想。我整天到处翻书，苦思冥想，把可以加进武打的地方，都要东拼西凑往里塞，于是就免不了撕了重写，直到我自己感到满意了，才会交给他们看，这样就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慢腾腾的，把预期的时间拖长了。有天不谦的师兄忍不住走来，翻看我到底完成了多少。一看我才完成了一半，就有些火了，竟对我说，这一稿有多大写头？差不多就是抄一遍而已。他那神态和意带轻蔑的言辞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说，你说啥子？抄一遍而已？那你来，我退出。说着我就把稿子推了过去。我最后这一稿，要比前面他们的篇幅多出几乎一半。他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

　　如果那天不谦在的话，结果会不一样。可是他不在。我独自一人在斗室里生闷气，我的激情也顿然消失，连去翻资料得情绪都没有了。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不谦。过了一两天，我又拿出稿本，可这时心思芜杂，思绪阻塞，难以继续。转念一想，既如此，何苦孜孜？不谦看我突然停止写剧本，不时会有奇怪的眼神闪我一眼，但他什么都没有问，他从不干涉别人的事。他的师兄是否跟他讲过此事，我不得而知。

　　在人生中，我不止一次遇到心理受到考验的状况。有时会太自尊，受不得一点委屈，就会斗气，甚至一横心。这实际是一种小气。小事上，耍耍性子，倒也无妨，但在至关重要之事上，小气了，即便有才也难以成器，遑论成大器，更何况我这样平庸之辈了。及时从心理阴影里走出来，否则会坏事。此为一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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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真的很重要

　　前些年去川师大的一个二级学院应聘，我本是求聘公外教学，可兼管公外的外文系主任，却意欲让我任外语系专业英语欧美文学课。我很纳闷，她何以认为我有如此高的英文水平？想来惟一原因，是我的应聘材料中，那几篇发表在川师大学报上的外国文学论文。但说实话，这只因我碰上了运气，和不谦的相助。

　　1984年不谦研究生毕业不是分到师大学报编辑部，我又恰好在那里，此事就断无可能。我在翻看师大学报时，发现外国文学论文少有新意，不过尔尔。有次闲聊时我对不谦说：这样的文章，我也能写。我只是无心地说说，那个三十几岁的年龄还有点轻狂，说话不知天高地厚。本来，一个大学教师要想在大学学报发论文，都难乎其难，就是还在川师任教，名闻遐迩的高尔泰，发的文章也不多。谁知不谦听了之后竟说：“那你就试试看。”虽然这句话可含有两种大相迥异的意思，但凭我的直感和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在将我的军，更不是要置我于难堪之境。

　　我就决定一试。有关莎翁、托翁、巴尔扎克之类十九世纪作家，已被写滥了。我遂把目光转向美国当代作家。而论点既要新颖，又有社会现实感。据此我选了几位美国当代作家中的契佛并与那几位作比较，取名《契佛短篇小说中的幻灭感》。这位被文坛誉为美国的契诃夫已颇负盛名。但他的长篇小说《猎鹰者监狱》上美国《时代》周刊二十世纪100部英文经典小说排行榜，却是本世纪初的事。

　　有天不谦回来，我说，我已写出第一段，你听听，如果不像那家人，就到此为止。他听完后，说，还有那么种气势，把它写出来再说。有天，不谦的那位师兄来找到我，说，你的勇气可佩，但不要让谦弟为难啊。我淡然一笑。这次我没有像上次写电影剧本那样一触即跳。我知道不谦做人是有原则的，何况刚进编辑部，把稿子交给主编都需要勇气和反复掂量。而我心里更没底，看了很多文学理论，但从没写过，能写好吗？敢于拿出去吗？这一切尚难逆料，何谈就为难谢谦小弟？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那时的心态恰似一个无名小辈，在奥运上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名将，输了也荣光，更不丢人现眼，还敢指望赢？

　　几经修改后，我把稿子拿出给不谦看，又传给他师兄。他师兄提出前面引子过长，并改了两个标点。不谦则提出此时学界崇尚旁征博引，引语太少不行。我虽反感过分引名家名言，但用得好的确能增添文章的气势。不过在引用EncyclopediaofWorldLiteratureinthe20thCenturyEditedbyFrederickUngarandLinaMainiero中的两段评论时，有一段中的一个长句始终翻译不到位，请教几人都没有解决，最终还是由不谦把此句敲定。

　　最后把定稿交给不谦时，他说，这就看主编了。其时，我心里很平静。本无奢望，可能性又微乎其微，无所谓失望。写小说遭遇退稿我已麻木，何况在大学学报发论文，比在文学杂志上发小说还难得多，文学杂志本来就是面向所有人的。

　　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已回到大巴山里的中学，次年发了《海明威的魅力》，第三年几乎在一个省级文学刊物上，发了一个中篇小说《山茶花》的同时，川师大又发了《魔幻与现实》——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篇论文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选上，刊登在它的1988.5期《外国文学研究》上。据说这是川师外国文学论文首次上该期刊。正审此稿时有个小插曲。一位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归国的川师教师，把他的博士论文翻成汉语送到学报发表，不谦就顺手把我这篇稿子递给他看，他看了说，川师大中文系没有这个人呀，是哪个大学的？不谦说，你是想不到的，这人不过是大巴山里一个县中学的教师。这位博士开始以为不谦在开玩笑，继而感叹我们的体制。我想，这位留学博士从学生到教师，还很年轻，对中国社会实际了解不多。我算多大个人才，被埋没了？撇开一般不说，就中国这几十年被埋没了的国家级栋梁和精英之才有多少？谁统计过？那才真的可惜，令人痛心不已！

　　不谦离开学报，去北师大读博士，我就再没有写过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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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穿道德底线

　　1960年冬的一个清晨，我们刚上早自习不久，学校突然敲起一阵急促的钟声，本是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就静了下来，学生们奇怪地往窗外张望。钟声一停，在内操场的石阶上，值周教师的口笛声显得更急。这种突然打断正常的秩序又很急的情况，只有哪里发生火灾，需要我们时才会有。

　　平常集合，我们初中这块总是乱糟糟的，不知这天何故，出奇的安静。大家似乎嗅到了什么，感到有什么重大事情，个个神情也是蛮严肃的。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与山和田园相毗连，它后面山坡上的树和灌木以及前面的原野的庄稼和野草都覆盖着霜，到处白茫茫的一片，恰似铺了一层薄薄的雪。此时霜风凛冽，割人肌肤，一千多学生静悄悄地站着。校长终于走出来，拿着一张纸在手中，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查——高中部某级某班某生，夜间潜入大厨房偷馒头-----（把裤子脱了装了一裤子馒头）------决定开除学籍------

　　仿佛一阵低低的潮水声在人群中回荡，惊奇之后，同学们好像都松了口气，但此时的我，双腿却不自禁地打起颤来，并迅速传遍全身，以致浑身都在战抖。

　　偷馒头的事应该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中期考试期间。自1959年国民经济倒退以来，到这时已是艰难竭蹶，粮食和物质供应微如涓滴，大饥荒犹如恶魔在疯狂肆虐，每天都在吞噬着人的生命，尤其是那些种粮食的农民的生命。学生的定量也一减再减，每天只能吃两餐，九点多吃早饭，是很清很清的稀饭，加了菜叶和盐。下午四点多吃晚饭，是一盆红薯。这时一学期的中期和期末考试，或国庆这样的节日，还是要打一次牙祭，每人一根米豆腐，偶尔会有两个馒头，一桌加半小碗胡豆瓣，用来蘸着吃，特别香。这是县委某部特批的，为保证县里的“最高学府”学生们的身体健康。

　　我在人群中寻觅着江某，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在前面的二班，仿佛有什么感应，他本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此时却迅猛地回了一下头，盯了我一眼，宛如闪电，转瞬即逝。他这一眼，让我心中更生恐惧。这天我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可与我们同室的吴某却仍和同学有说有笑，仿佛今天宣布的事，与他压根儿没有关系。我们三人被委派守体育保管室，是开学的事，那座小木屋在大操场的尽头，一个偏僻的角落，紧挨国营农场，远离学生宿舍和教室。这成了我们的独立王国。晚上一回到住地，江某嘲笑我，说我今天早上那个熊样，快成叛徒了。我则说，我不会，也不敢。他说，量你也不敢。我又说，但我不想再干了，宁愿饿。他瞅了我几秒钟，就笑起来了，说，你以为出了事你就跑脱了？我不吭声了。

　　这事始于开学后一个秋夜，那晚小雨霏霏，下了晚自习我们回到木屋，饥饿难忍，江某说他出去一下，回来后从农场地里搞了些窝麻菜，又把放体育用具的小木箱拆了当柴火，用洗脸盆煮了吃，没盐没油，虽难吃，但可让肚子的感觉好点，偷农场的东西从此开始。有天江某偷回红苕，我们一阵惊喜，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了。为搞得多，又要快，江某白天就要去侦察好，夜里他便带着我和吴某，潜入农场，学着电影里八路过敌人的封锁线那样，猫着腰在田间里穿行，挖了红苕后还要把土和红苕藤还原，以免暴露。但是能搞到的还是很有限，难以为继。

　　但机会来了，当红苕大量成熟后，粮食部门就改为供给红苕，而且是叫我们自己去乡下背。有天从乡下用船运来大量红苕，全校出动到河边背。江某马上叫住我和吴某，叫我们故意晚点，拖在后面，悄悄把红苕背到我们的住地。平常我们背东西，只背规定的最低量，这天我却把背篼装满了，江某更是换了个大背篼。回校时我拖到最后，走到学校大操场的口子时，我就必须拐进另一条小道，往我们住地去，这时虽然天色已暗，教学楼的煤气灯已亮起，快上晚自习了，我心里很着急，但仍前后左右张望，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便把背篼靠在土坎上，畏葸不前。在暮色里，我看见江某在住地门口给我不停地打手势，看到我仍迟迟不动，就气冲冲走过来，把我推到一边，看都不看左右一眼，背起背篼就走。

　　当我们再也找不到柴火，就烧体操棒。一般我们是在夜间弄吃的，但有一次是星期天的下午，不意被人察觉，敲我们的门，我们赶紧把火扑灭。在食堂吃晚饭时，江某的哥哥，学生会生活部长，老远就嚷道：江XX，有人告你们屋顶在冒烟------，我一听，顿时脸涨得通红，连忙转过身，心里咚咚直跳，面对同学们惊讶而又奇怪的目光，江某毫无惧色，对着他哥汹汹然骂起来，一顿哪个龟儿子喳起嘴巴乱球说之类的话甩了过去，看到他弟如此理直气壮，这位生活部长反被镇住了。他的正直和铁面无私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

　　幸好，有次出晨操，我们几个都睡过头了，被赶出了体育保管室。这个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就结束了。老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久走夜路必撞鬼。如若继续下去，一旦被发现，我们未来的命运不堪设想。

　　说句题外话，我这人从小缺乏胆气和魄力，一生都无所作为。江某后来官至县镇镇长，可惜英年早逝，不然前途大的很；吴某官至省厅级，已光荣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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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学雷锋之后

　　那个时期，她一直沦入沉默，在她姣好的脸上，时时流露出忧戚与凄迷的神色。那次我在校园林荫道上看见她在一片树林下的草地上踯躅徘徊，玲珑的身肢在幽暗的夜色里晃动。这让我心生疑窦，星期六夜晚，她居然不回家？这是很不寻常的。那是1963年。一年多以前，她刚进入高中时，她的笑声还很开朗，笑容也还明媚。我只想到这一定跟最近学校一天紧似一天的政治气氛有关，没想得更多。毕竟那时学雷锋的活动一直持续，搞得热闹无比，特别是颂扬的歌曲和诗歌出来后，组织排练节目并上演，忙得个不亦乐乎，这才刚刚松弛下来不久。虽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发出后，整个气氛开始变得很不一样了，时时刻刻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各种事情的表象，深入事物的本质，成了检验学生阶级立场和思想的惟一标准，但那时的主题似乎还不是这个。它只像是绵绵细雨渗透到泥土里那样，慢慢地弥漫在我们生活各个角落。我回想：我当时隐隐有种什么不祥预感似乎说不上。我不太可能在那一年意识到，像我们这种类似家庭背景的人，也会陷入一种窘境，而后又看到在别人头上笼罩着的滚滚乌云，也慢慢在自己头顶上聚集盘旋。看似平静单纯的学生生活，在暗流涌动。

　　在班委里，我与班长走得很近，有些臭味相投。他看上去有些老气，这和他成熟干练有关。他常提醒我，不要那样幼稚。在班主任那里开的核心会议，我这样的文体委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班长偶尔会给我透露一点信息，都很神秘。作为高二学生，已开始亲身体验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我们带来的实质上的影响。我渐渐觉得，他在班上讲话底气的不足。他已意识到他的上中农出身，可能会给他带来影响，因而处处小心谨慎，而我的家庭背景更不如他，父亲是旧知识分子，统战对象。只是此时，还没有到高三时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有天他对我说到了她。班长告诫我在排练节目时，要注意，离她远一点，更不要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与她单独呆在一起。他那欲说又止的神态，让我紧张和警觉。她是班上惟一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但成绩又始终雄踞第一。她幸运的是，1962年因经济濒临崩溃，阶级斗争淡出，她才得以考进高中。那时全县这所惟一的高完中仅招了100人，二十几个中选一个。我追问班长。他告诉我，前不久她上街回校时的路上，在雨中她遇到一个生病的小学女生，她就把这学生背回家，返校时，因为她急着往学校赶，雨又停了，就把伞给忘了，后来那家长就把她的伞送到学校，说了些感谢的话。我听了说，这是好人好事啊。他马上说，你看你，幼稚了嘛。然后就讲述令我颇感心惊的事。

　　这事只有班上几个主要干部知道，有的认为应该报到学校团委，在黑板报上表扬。班主任把他们招去讨论此事。这个班主任原是西安某大学的政治助教，快50岁了，没有希望了，1960年代初被下放回到我们县中来教政治。起初我们以为大学下来的老师有多么了不起，结果听他讲课，却令人百般失望。他对班干部说，这事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事如发生在贫下中农的子女身上，这就再正常、再自然不过了，而且不仅是个黑板报表扬的事了，可它发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身上，那就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的本质是什么？是她的本质会驱使她真心做好事吗，还有，她把伞落到别人家里是不是有意的？如果是，那是什么目的？她想表现自己这是肯定的，但目的是什么，是想沽名钓誉？装扮自己？还是想掩盖她内心中，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联系一下她珍藏的那些乌七八糟的相片的事，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好好想一想吗？

　　听到此，我禁不住不寒而栗！那还是高一时，进校不久的事。他父亲年轻时外出读书，与同学一起照的相片，那些西装革履年轻人个个洋气、神气十足。她有个要好的同学在她书桌里找东西，从一本旧书里，发现夹着这些照片。大家一下围着争相传看，惊讶、羡慕、啧啧赞叹。她为此事，对她的朋友发了脾气。尽管那时还没有重提阶级斗争之类的事，也没有后来那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但凡是参与此事的团员，都在团内受了批评，并做了检讨。那件事要发生在1963年，那几个团员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照片，而且还有父亲西装革履与穿着婚纱的母亲的结婚照。我当时想，那些东西要被人知晓，那会是个什么后果？

　　到1965年毕业、考大学时，她当然再没有1962年时那样的好运，能考上大学了。这时阶级和阶级斗争已提到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那种黑云压顶的政治气氛，连我这种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没有考大学的信心了。可奇怪的是，虽然看上去，她也很低沉和沮丧，可她的成绩依然那样稳定，一直没有人能够超过。我们在私下里议论她，只能解释为脑瓜子太聪明了。我们这所县中学，从1961年开办高中起，除第一届外，每年都有考进北大的。那时的教育与现在刚好相反，从小学进初中，要淘汰百分之九十以上，从初中进高中又要淘汰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那时高中考大学的竞争并不激烈，比考高中轻松多了，学生更多关注的是考哪所大学适合自己。一个县100人高中毕业生，还要除去几个身体不合格的。那时高考成绩虽不公布，我们也不知道她的高考成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她不是家庭出身问题，那她绝对是一个被培养进一流大学的苗子。那个时候，除了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出现过成绩优秀的学生落榜的现象，顶多是进一个自己不满意的大学。估计她高中毕业回乡后，日子更不好过，因为农村的阶级斗争之激烈，远不是学校可以比的。她后来的人生怎么样，也没有哪个同学提起过。我倒是问过一些同学，他们都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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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巅峰云雾

　　不少书在再现1957年那场运动扑朔迷离的历史时，大谈“引蛇出洞”和“诱敌深入”之说。这似乎从M说“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的话中也可得到印证。其旨在说明那是早已设置的一个计谋，一切都按M的意志在演变。可是真的有那么神奇？

　　英裔美籍著名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位汉学家，他认为“文革”起源要追溯到1956到1957年这段历史，因此，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里就首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客观、冷静而又全面地梳理和分析。西方研究“文革”不计其数，甚至哈佛大学还正式把“文化大革命”列为一门基础课。无疑，只有把这一段历史放在M后半生的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搞清楚一些迷雾后面隐藏的真相。1956年自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个人迷信之后，在中国上层内部发生微妙的变化。八大反对个人崇拜，对M再没有以前那种颂扬，连他的思想都只字不提，更别说把它作为指导纲领了，他的战友们更是提倡集体领导，大谈个人迷信的危害。M对八大政治报告，十分震怒，但又只能隐忍，暂时沦入沉默。他已强烈地感到战友们对他地位和权威的挑战，并构成威胁。八大后他竟忍不住对常委们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这里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息：他把八大精神与他本人对立起来。事实上，从建国以来，他与L等人在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就日益加深。他作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L也是反对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他没有过多长时间就把八大决议推翻。他从来自称：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之说，正在形成之中：德国——俄国——中国。按八大路线搞下去，他成为世界人民的领袖不是更远了吗？M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于是1956年M就提出整风运动。但Liu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刘当时可能没有看出他的用心是针对自己，只是主张不要用政治方式，而是用经济发展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当M提出要全国开门整风，就更是遭到来自以Liu为代表的内部的反对和强烈抵制。他们的理由是暴露出内部的阴暗面，会被利用，引起混乱，搞乱局势。当此之际，上层已是剑拔弩张。《起源》详尽叙述了他们严重的分歧，从中可以看到历史演绎的复杂性，故而令人眼花缭乱，又十分困惑。不过该书没有明确指出，M提出开门整风的目的就是想借用外部力量来整内部之风，把火烧到Liu等人的身上。四十年代的整风是他与Liu联手，把对手搞下去，他最终集内外最高权力于一身，凌驾一切之上。这次目的当然是一样，他要扭转八大对他形成的不利形势，重振威风。他有次在高层讲话中，明确说，对正确的东西“就是要崇拜，不崇拜不得了。”这次只是方式变了，他要利用外部力量来帮助他在内部达到目的。他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在50年代人们对他一片阿谀颂扬声中，令其醺然。他深信人们对他无限景仰，自己也确实是人民的救星。因此他才会一再鼓动他们提意见，而且要求给“老和尚”们提意见。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完全失算了。他猛然发现在这帮知识分子的颂辞之下隐藏的是另一种居心。自己点燃的这场大火不但没有烧到对手身上，反而烧到他这个最大的“老和尚”身上以及背后的组织。他一下陷入进退维谷之危境。一方面是令他深深失望的知识分子让他觉得大上其当，而且还气势汹汹，大有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之势；另方面是发展形势不幸被内部的对手言中，且怨气很大，强烈要求他采取行动。他经历过内部历次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深知它的瞬息万变和险恶，丢掉权力往往就在俯仰之间，一个政治家一旦失去权力，那就什么都不是，结局也是非常惨的。在文革之初，他问谢富治，什么叫政治？他告知谢，政治就是“你死我活，你下我上”,把谢惊得目瞪口呆。在井冈山和江西根据地的几起几落，他尝够了个中的滋味，教训刻骨铭心，他是在几十年在对内和对外的激烈生死斗争中，好不容易才集一切大权于一身，他立志要做世界人民的导师的愿望才刚刚起步，岂能让那些历史在他身上重演，他的凌云之志毁于一旦？

　　那么，在这如此紧要关头，怎么办？他深知稳住内部才是第一要务，只有证明自己早已洞察一切，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依然那样英明伟大，在内部惟我独尊的地位才不会动摇，也才有在全国的至高无上。对于这帮根本靠不住的知识分子在失望之余，又转而痛恨，为与内部对手达成一定的妥协，惩治他们就是惟一选择了。M经历短时的失望、慌乱和愤怒之后，摆脱危局突破口，就了然在胸。“引蛇出洞”到这时就从他嘴里传出来了。至此，这场整风运动就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向，运动的对象、性质全变了。这种风云突变，让外部人们顿时堕入五里云雾之中，摸头不知脑，大呼上当。这时内部的妥协，远没有结束争斗，于是报纸上总是出现不同的声音。也正是由于此，从一开始，全国的反击就是乱象丛生。报上号召一出，反击就按下面各级的理解，呈现出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样子。这次以失败而告终的整风运动，让M在外部失掉信誉，内部的威望也有很大损失。鉴于此，当1962年他决心彻底搞垮Liu时，他耐心等待、精心策划，从1963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充分舆论准备之后，在1966年上半年用剥竹笋的办法，先搞掉刘的外围，点上一把大火后，布下一个Liu必然要掉下去的陷阱，就离开北京，去南方的一个山洞，观察动向。当他的外侄女向他汇报北京的混乱情况后，他笑了。一切是完全按他的预想在发展，Liu在劫难逃了。他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回北京革命去。这次他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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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人两面的另一面

　　我有时发觉，青年时期我受那个时代影响而留下的英雄崇拜情结，有时会在心里隐约显现，尽管在芜杂的思想情感中，似难厘清，但时代意识留下的烙印，却分明隐匿在某个角落，它会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被什么不经意地触动一下而残渣泛起。我还以为在1971.9.13林某逃叛事件之后，我那英雄崇拜的思想大厦，在一夜之间倾覆之后，与此有关的任何观念和情感早已荡然无存了。

　　其实不是想的那样简单。几年前，我收集经典电影时，还特意收不少前苏联战争电影，在看那里面有关斯大林的片断时仍是那样兴致勃勃，而且心情复杂。面对德国在一千多公里的国境线上向苏联发起的闪电般猛烈进攻，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莫斯科保卫战役------，斯大林总是那样沉着、镇静。他手里握着他那特号烟斗，青烟袅袅上升；他在地图面前从容踱步，目光冷峻，却充满坚定和自信，以及对一切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蔑视。斯大林曾说过这样的话：像他这样的人，必须具有这样的素质：当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任何意想不到、而又最可怕的大事件时，绝不会惊慌失措，甚至连眉毛都不会抖动一下。这就是中国垂之久远的古代英雄形象：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托洛茨基写过一本斯大林传记，其中写到斯大林被流放到西柏利亚时，关进死牢。那里面关押的除他以外，基本上都是些凶残的杀人越货的亡命之徒，每天都有几个犯人被提到雪地里枪毙，因而囚犯们惶惶不可终日；在世界末日的恐惧之中，没人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惟独斯大林，仿佛什么事都没有，饭吃得香，觉睡得着，且鼾声雷动。在一年长达八个月严冬里，西北利亚是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他常坐在门口望着那单调的无尽的冰川雪原沉思，一动不动。我相信，撇开他有多么恶劣的品质，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不说，但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经历，又经过残酷而又激烈内战洗礼的他，当遇到世上任何事，的确不会惊慌，不会畏惧，更不会失魂落魄。就这一点而言，电影里面这些场景，应该就是现实本身的真实再现。

　　此后不久，有次在书店翻书，看到《朱可夫回忆录》的最新全译本，一个军事出版社出的。出版前言里说，这书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删节的回忆录。出于好奇，就站在那里翻看。此前我看过他的回忆录片断，觉得比较真实客观。

　　以前，在别的书中看到过关于莫斯科保卫战之前，斯大林把朱可夫叫去秘密见面，心事重重，表情严重。他问朱，要以一个什么的什么的忠诚的身份，老实告诉他：莫斯科到底能不能守住？对此情节，我将信将疑。而此回忆录中有更详尽的更真实的描述，无可怀疑。想想又感到不奇怪，朱可夫的军事天才，斯大林早已清楚，再说，朱又是来往奔波于前线的军事指挥者，问问朱，让自己心中更有底？然而从那描述里，还是强烈感到斯大林满腹疑虑的忧心和不安。

　　但是，当我翻到希特勒向苏联发起全线进攻后，斯大林的表现那一节时，我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段记叙，把斯大林在我心中残留的一点英雄形象彻底颠覆了。可惜我现在手中没有那部书，在网上下载的《朱可夫回忆录》又刚好删掉了那一段，我没法引用原书的描述。斯大林全然不是电影里的那个沉着镇静的军事统帅，更不是他自己说的，具有当地平线上出现任何天崩地裂的惊人大事时，眉毛都不会抖一下的英雄素质。当斯大林确认希特勒这只恶狼真的向苏联扑来时，他竟一下脸色苍白，两眼失神，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他那拖着沉重的步子，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忽而走过来，忽而走过去惝恍迷离的样子，哪里还有一点点英雄气概！他一会儿躺倒在沙发上颓丧地叹气：苏联完了，一会儿又起身，语无伦次地说，自己把祖国出卖了。朱可夫发现他两腿打闪，路都走不稳。斯大林这个人从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他软弱一面的，可这次他竟然把自己内心的儒弱和胆怯之丑态，裸现在下属面前，在那么关键的历史时刻，他连稍微掩饰一下自己都没做到，可见他心理在那一瞬间崩溃到了何等程度！几乎濒于绝望！

　　一个人再了不起，总是有血有肉，也总有他软弱和胆怯的时候，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的，可在我们的艺术里，却总要一味拔高人物形象，甚至胡乱编造，任意嫁接，就是为了造一尊神来，让人们顶礼膜拜，达到愚弄人民，把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目的。前苏联有一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有两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镜头：一是起义发动之后的重要时间段，列宁与斯大林在指挥大厅里，互相挽着手臂在大厅来回走动，不停地商谈大事；二是列宁站在主席台上，挥巨手宣布革命成功时，斯大林一人赫然站在他的背后，隆重亮相。这两个看似平常的镜头，实际蕴含着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象征意义。而在真实的历史里，在那一历史重要时刻，在指挥中心连斯大林得影子都见不到，他躲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在领导集团中有知情者回忆说，斯大林对此次起义没有信心，他是故意回避，倘若胜利了，他没有反对；如若失败了，他就可以站出来，以正确代表的身份说话。所以后来俄国评论界把这些影视电影称作“阴谋文学”。可悲的是，在英雄崇拜的时代过去了这么多年，早已处在分析的时代，而这种影视在当今仍在盛行，一部又一部地接踵出现！

　　

山野夜话

　　一根火柴毁了他的大学梦

　　我上中学后，原校长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革职。因他的威严和自视不凡，不免为师生们所诟病，仅因他为人还正直，并未留下恶名。新到任的校长赵某30几岁。让学生们大感意外的是，他很平易，讲话以理服人，又和颜悦色，这就颇孚人望。这恰好与疾言厉色的李主任形成了黑红两种对照。机关里风传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一两年前，不过还是区乡一个初级中学的主任，一跃便成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校长兼书记，真是了得。

　　1962年我上高一时，在一次品学兼优的表彰大会上，赵校长大力表扬了一个高我们一个年级的优秀学生朱某。这很罕见，尚无先例，便激起了同学们的好奇心。大家在展览室观看了朱某的展品时，都禁不住啧啧称奇。一时间，他是那样地引人瞩目。令我没想到的是，他跟我们班上那些出身贫寒而又刻苦的农民子弟不同，他的穿着并不寒酸，且干净整洁，看上去文质彬彬，有种自信却不显傲气。他的头发与众不同，天生自然卷曲，成波浪式，并梳理得很好。我暗中有些惊讶，因为我那时经常穿一些带明显补丁的衣服，以示自己崇尚艰苦朴素之美德，争取进步。谁叫我出身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呢。他是阅览室的义务管理员，我有时在那儿遇到他。当我看他时，他总是微微含笑，友好地点下头，露出浅浅的酒窝。他的数、理、化很优秀，可他真正酷爱的却是文学。我那时喜欢数学和物理，对文学没有兴趣。

　　与他接触多了，他的文学知识之丰富，更让我惊讶和佩服。他天赋极高，思维敏捷。他的记忆力特别强，每隔一两天，就要从书上抄一段古典文学，放在枕头边背下来，古典诗词就不用说了。他手上的书经常在变，记得有高尔基的《童年》、《沐若译诗集》、《子夜》等，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北大，以后成为作家。这个梦想并不是不可企及，我校上两届都有考上北大的，而且教师们公认我们这两个级，人数少，质量是最好的。有次他拿着一本厚厚的《巴金文集》，由于他正忙于整理杂志，我顺手就拿起来翻看，《雾-雨-电》的流畅而优雅的文笔，一下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的语文一向不好，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他那样多读点书，提高自己，挤进前五名。

　　不过日子久了，由于我们不在一个级，我参加学校文艺排演任务重，同时还负责班上的文体活动，就不怎么见到了他了。1964年前后，政治云涛在天空聚集、翻滚，风声颇紧，雨意已浓。报告呀、讲话呀，阶级斗争，政治立场，反修防修等词语充斥其间。有天从家里出来往学校走，正好遇到一位教过我的老师，因为他家属在医院，他跟我就比较亲近，经常会给我讲学习上的事。这天他有些怪，快到学校了，他像是忍不住才很严肃地对我说，在学校的行为，要千万注意，特别是说话。他又停了下来，犹豫片刻，才说，那个学生朱某，问题严重了，校长在教师会上，以他为例，告诫老师们警惕阶级斗争动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异常激烈。听到这，我猛地停住脚步，盯着他，身子仿佛僵硬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如一股寒气浸透全身。校长说了，他找朱某谈了一次话，断定这个三代贫农的子弟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蚀了，变质了。

　　我说不清我后来见到他时的心情。我的目光一定有些躲闪；当他依然对我展齿微笑时，我只是勉强歪了一下嘴唇，以示回应，便匆匆走了过去。我是不是害怕呢，还是担心自己一时忍不住要警告他点什么？

　　在此之后，记得有次，我们校演出队对外公演前，校长被几个人簇拥着，来最后审查节目，我坐在乐队里，手里抱着大胡（一种低音乐器），我是第一次如此近的距离看到他，于是便用目光冷冷端视着他。他看上去还是那样平易，甚至和蔼可亲。但在他满面的笑容时，我看到常会在某一刹那间，一种深不可测的光，在眼仁里像流星一样，倏尔而逝。那是风高夜里的飞逝的暗箭？还是月昏之夜的刀光一闪？

　　到1964年7月朱某这届高考了。照例是县委第二书记挂帅，他们考试地方，五十米内都不得靠近。也是鬼使神差，他们考完的当晚，夜里我肚子疼痛，要上厕所，在大寝室门口，我想找收发室的胖哥要纸，他的门是闩着的，但由于我着急，用力过猛，就把门给撞开了。我奇怪地发现在黑夜中，他刚划燃一根火柴，在点一卷试卷。借助火光，我认出那是高考试卷，继而看到火烧到姓名处，朱某的名字赫然在目。我悚然一惊，禁不住打了个激灵------

　　他说是校长赵某交给他做的。一个堂堂校长兼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又是怎样做到的？此种卑鄙勾当，若非目睹，殆必不信。他要我把此事烂在肚子里，否则他就完了，我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我与胖哥近乎哥们，加之自己的前景都岌岌可危，怎会自取祸端？

　　朱某后来当了兵，在部队成了随军记者，出过散文集，不幸90年代英年早逝。后来我没有机会遇到他，没能告知此事。他罹病至死也未能知道他为什么没能考上大学。

　　

毕竟东流去

后面呢？

rzlijunyi

:)
严重支持这类文学。。。楼主辛苦了，继续哈。。。。相信你能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山水如画

写得好，应该出书

湛ち默是り金

写小说的？？！！

更上一层

:(:(:(:(:(

梦回吹角连营

巴中论坛仅见，社区少见的纪实感怀精品，同为巴中人，以为荣

网咯暗暗

没有艳遇的青春 我曾活在大巴山

南媒网   http://www.nmei.net/

阿—旺

喧嚣的社会，让我们共同回味历史，体会前辈在动荡岁月里的坚守，苦难中的成长、成才与成功！期待更多精彩！:loveliness:

869131534

支持

大宝器

:lol:lol:lol:lol

露桥闻笛

有天收到母亲的来信，告诉我，在我曽就读的平昌中学的胡老师的事。他是教高中同级俄语的，但我是学英语的，同一个班两个语种。他在西师读大学时，我国正与苏联交好，因此他与苏联学生交有笔友，那些信都留着，到了后来，这些事就被翻出来，就有人检举他是苏修特务。就在平昌县开类似的批斗大会那天，他惶惶不可终日，半夜就在校园的一棵树上吊死了。有人提出这是畏罪自杀，即然没有问题你害怕什么？结果查去查来，也查不出什么。幸好没有定畏罪自杀，否则他的家属，特别是子女的日子还怎么过啊。母亲千叮呤万嘱咐，要我把与别人的通信全部烧掉，并不要乱说一句话，万一有人要说什么，只要自己没有做坏事，就不要害怕，相信党，相信人民云云。我立即回信让二老放心。

楼主朋友：
     胡老师那位在苏联读研究生的笔友，就是老师大学时期的女友。当年一同考研的，都填报的苏联某大学，可惜，胡老师57年被内定为中右，暗管着，自然是不会考起的。他们两地书到《九评》的前夜，后来就没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