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明研究上层也有腐败
《南方周末》报道，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称国家药典委更名金银花涉嫌腐败：把南方金银花被2005版《中国药典》更名为“山银花”，金银花作为国家食药监总局前局长、现国家药典委常务副主任委员邵明立老家山东“忍冬花”的专用名，导致南方花农巨额损失，给山东金银花的开发商带来巨大利益。人类考古是牵涉有利益的学术，掌权高层也易走偏。程映虹先生1959年生，苏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有《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西窗东眺》等书出版。他看中国古文明研究，部分上层也腐败。2014年7月30日程映虹在文章《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中，评论中国古文明正统基石的“北京猿人打天下说”时指出：
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这也是一种很种族化的表达，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为什么是种族化的呢？因为你认为自己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意义上就与众不同，这是非常种族化的概念，只有对种族概念习以为常的人才会认为它不是种族概念。退一万步说，就算北京猿人确实有后裔，就像今天中国相信智人起源多元论的人的说法，那和今天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也没有多大关系。今天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
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境内的古人类，没有那个国家说它们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的。而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170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
这是很荒谬的。为了论证今天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去重新构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构建出来的。周口店遗址1962年定为全国历史文化遗址，1987年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但到了1997年却又变成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其实，只要读一读最普通的介绍材料就可以看到，与其说周口店遗址体现了爱国主义，不如说体现了国际主义，有那么多的外国科学家和科学基金会和研究机构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当时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泛滥，国际主义完全缺席，这是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又一个问题。
对于北京猿人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公共言论中，也有很强的声音说这个提法不对，从科学角度来讲，它也的确不对，但在通俗文化和官方叙述中，还是肯定了北京猿人作为中国人祖先的说法。北京的中华世纪坛的长明火就是从周口店引来的，那是通过一个国家仪式在千禧年隆重举行的，意思就是说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了。中华文明就这样成了一个超越全世界人类历史的绝对存在，圆满自足，人类历史的逻各斯。围绕这个永远不死的文明的是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论证：什么中国人为何这么特别，什么中华文明为何如此经久不衰，还有什么中国古代就有可以替代普世价值的天下主义，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持不同观点者的争论也很厉害，正方和反方都明确地意识到北京猿人的问题和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意识形态有关，不仅仅是人类演化的问题。网上有一个人主张，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他有一幅画，画上有两个人的形象，一个形象是北京猿人披着兽皮，坐在地上点火，另一个形象是汉代壁画里那种，头上戴冠，穿长袍的人，手上拿着一个犁在耕地。他说，戴冠、穿长袍的文明人是外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在画的下面文字说明是“驱除智人，恢复猿人”。我觉得有些人的脑子会非常走火入魔，但是你要知道了这个背景，又觉得他非常的意识形态化，他居然能够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原来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说驱除智人，恢复直立人，他的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这个观念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和爱憎分明到了这个地步，和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也联系起来了。
程映虹先生虽有“近十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的上古史大统一，但追溯到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盘古-嫘祖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似乎是无知的。把裴文中、贾兰坡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当然是不正确。但不承认远古联合国的“盘古-嫘祖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成就了另一段超越全世界人类历史的上古史大统一的存在，而圆满自足，也是不正确。造成这种情况也是一种上层的学术腐败。
当然，这里情况很复杂，也许不全是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的错。对于中国古文明，在追捧北京猿人历史中，可能也有时代的局限而让外国人骗了我们，即有裴文中、贾兰坡等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虽然后来裴文中、贾兰坡等都讳莫如深。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地区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让国家级的中国历史学家可偷懒，不想到四川紫阳人发现处等外地考古。有人说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1923年，贾兰坡才15、6岁，是给外国人背行李打小工的；刚解放，我们没有真正得行的历史学家，加之唯物史观要硬上，说外国人发现北京猿人不好听，就把贾兰坡这个苦大仇深给外国人背行李打小工成长的人抬起来，不是说卑贱者最聪明吗？就这样奠定了中国的正统历史，上层的历史学家在北京家门口搞科研，挣钱，这60多年是赢登了。程映虹先生说，1997年把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洞变成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在北京扩大建设，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洞，已成北京的内城地区。真有意思，全世界少见。是否为了说明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的北京猿人，就不顾真实的事实呢？这是否也害了我们中国自己?
事实被说成裴文中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才轰动了国内外。而裴文中（1904 - 1982 ），此时25岁，1927年才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9年前后发掘出北京猿人有外国人吗？毋庸讳言，最初北京猿人考古是由外国人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指导的中国。但这些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被贾兰坡，裴文中等人说成在周口店陷入困境，是裴文中进行了几方面的尝试才有的进展。事情的经过是，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1889—1971）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1897 -1979 ）做后勤管理。杨钟健是领导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杨钟健1955年被评为院士，但翁文灏作为我方定的国民党战犯，1950年弄回国，并没有被评为院士。从1929年起，杨钟健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是一直合作的。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载的法国人，在中国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长时间在中国进行古人类学、地质学考察，他被认为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其实早在1921年，由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与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 因此他们才是在1921和1923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的。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才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是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颗人的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
但现在只提1929年裴文中因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后，让“周口店”便名扬中外，轰动了世界。在《贾兰坡谈北京猿人》中，贾兰坡（1908-2001），更是后来红极了的人，头衔是：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1929年于北京汇文中学高中毕业，未上过大学。1930年代协助裴文中参与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发掘工作,发现“北京人”头盖骨。1931年，23岁他，由于偶然的机会，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当年被派往周口店跟随裴文中搞发掘。1935年，裴文中到法国留学，贾兰坡挑起了主持周口店发掘的工作。1936年11月15日至26日，贾兰坡在11天之内发现了三颗“北京人”头盖骨，又说被再次震惊世界学术界。（史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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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21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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