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式的官兵关系
在战略层面之外，国民党军队组织中盛行的，长官欺压下属的封建军阀式的官兵关系，使其士气与组织程度都较差，完全不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
抗战初期历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曾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坦言：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军队不一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19】
国民党军队何以如此?当年在胡宗南部队任上尉连长的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先生，有过基于亲身感受的历史回顾：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啰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抢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宫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啰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
蒋纬国先生在回顾这一系列亲身经历的事情后，实话实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和阶级秩序，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所依赖的军队将领的人格状态，以及由此造就的训练结果：
常常有些长官动不动就骂官兵，……在部下的面前，中国的长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长官的面前，中国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
……过去部队里面的基本态度很不对，长官骂干部时，不准干部问理由，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干部不知要做什么，因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会盲目去做，所以训练出来的军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冤死的人不计其数。【20】
如今的中国，有那么一些人在喋喋不休地诉说国民党军队抗战阵亡了多少将军，但很少有人解析这些阵亡将军中，有几人不能归类于蒋纬国先生讲的“不计其数”的“冤死”?有几人不能归因于国民党当局“笨拙的战略”?
也正是基于亲身经历，坦诚的蒋纬国先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破解“崔永元迷思”的“蒋氏答案”：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冤死的士兵曾被当作“畜牲”
蒋纬国先生所说国民党军队“冤死的人不计其数”，除了归因于长官指挥作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外，还有着另外一笔血淋淋的历史账——受长官虐待“冤死”的，更“不计其数”。
而翻开这笔历史账，也就能彻底揭示国民党当局为什么要实行片面依赖“外援”、片面依赖“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战”。【21】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22】
这1405万抗战壮丁的悲惨下场，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23】，予以考证。此处，仅仅简述国民党官员和美国人记载的若干历史结论：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赴美留学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曾视察役政工作，有一段目睹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而刻骨铭心的记忆。为此，他专门给最高统帅蒋介石写过一份报告，陈述“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被政府抓来的抗战壮丁，有四分之一逃亡，有四分之一被虐待致死，有四分之一因受虐待致病残而不能入伍，真正能补充到部队的的兵员不足四分之一。当蒋梦麟以此询之某“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因为据蒋梦麟回忆，该报告陈诚看过，并曾主动提出为蒋梦麟代呈蒋介石)时，这位“统兵大员”说：真正能补充到部队的兵员“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24】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也记载了国民党军队虐待士兵的种种劣迹。其中记述道，“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还记述了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25】
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的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曾著书抨击：“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该书的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26】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后来也著书斥责：“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27】
蒋介石和蒋经国、蒋纬国
何以出现上述情况?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曾愤慨谴责：“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28】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44年的日记中坦言：“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29】
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甚至痛斥：“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像对待畜牲。”【30】
至于国民党军官是怎样把士兵当作“畜牲”残酷对待，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中有着如下史实的记述：
……田文富所在国民党第一一〇军辎重团，有一天，抓住一名逃兵，绑在大树上，用青冈棒活活打死后，还要继续绑在大树上“示众”多日。
1944年冬的一天，云南昆宜师管区基干团二营五连正赶上“何疯子”值班。全连新兵被带到连部门前，“何疯子”派人将两名逃兵从临时牢房中拖出来，亲自用绳子反绑两名逃兵的双手，然后，将逃兵吊在半空。接着，又叫人搬来八块砖头，用细麻绳每两块捆一坨，拴在每个逃兵的每一只脚拇趾上。
这一次，“何疯子”亲自执棒，一直打到逃兵屙出一裤子屎尿臭气熏天的时候，才罢手。昏迷不醒的逃兵被拖下去埋了。不埋也活不成，遍体鳞伤不说，骨头也断了几根，加上内伤，根本活不了几天。
与“何疯子”“杀鸡给猴看”相比，还有更残忍的残杀逃兵方式。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一八四师某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到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前台上是杀气腾腾的值星官，两侧由荷枪实弹的团部特务排警卫。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军官站在后面。显然，这种刻意的安排是要给所有不知军营深浅的新兵们一个下马威。
执勤官整队完毕，团长亮开了洪钟般的大嗓门：“把三个怕死鬼拉上来!”话音刚落，三名早已魂不附体的逃兵被拖上前台。
团长朝他们鄙视地扫了一眼，随即下令：“让他们日土!”
几个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每个逃兵身体两侧各站一人，抡起军棍“噼啪噼啪”轮打。也不知打了多少军棍，团长喊了一声“停”，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人。台下的士兵都以为留下来的一人要被枪毙示众，没想到团长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一百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间，新兵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全都愣了：昨天还是朝夕相处的患难兄弟!
一时间，新兵们的腿又全抖了起来。谁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惨叫一声。第二名新兵还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一百多名新兵，以他们违心不忍的方法，为逃兵选择了最难以忍受的死亡过程。
按照团长吩咐，死去的逃兵被脸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见天日的。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也是抗战末期，国民党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二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更令人发指的惨剧。
那天，该营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军官示范。随后，一百多名士兵一人一刀，谁也别想躲脱。
到最后，逃兵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外露，肠子也掉了出来，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一双痛苦的眼珠还在动。
据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该团某连长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扯出肠子，叫人往外拉，连长则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脸皮，一直把脸皮拉到嘴角，死都不给人一个痛快。该团还有一位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栓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不知哪个“有文化”的“烂学究”，给这种吊人方法取名叫“凤凰单展翅”。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据记载，个别军官甚至将逃兵身上的肉割下来切碎煮熟，而后强迫士兵分食，军官则吃人脑。笔者在云南石林采访的起义士兵刘益，抗战期间在云南屏边驻防时，就被强迫喝过“人肉汤”。他说，那一次军官强调：“喝了人肉汤，就不会开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后还得喝。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
史料记载，在华北傅作义系统的某部队，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后，杀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来后，还要强迫死者的父亲去吃!【31】
说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卫立煌将军当年的担忧了。如此残酷虐待士兵的旧军队，打起仗来，哪个军官敢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把士兵“撒出去”?哪个长官作战不依赖血腥的“督战队”?所以，卫立煌在感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之后，接下来的话一语破的：“别说(像八路军那样)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32】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严厉谴责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之后，就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作出了经典的历史结论：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33】
综上所述，蒋介石之所以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短视。从一般军事常识上看，在抗日战争中，我正规兵团要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采取流动性很大的运动战，或我军分散深入敌后开展猛烈的游击战，必须在战区内解决给养、兵员的就地补充，解决制造、捕捉战机时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问题。在敌人眼皮底下，不发动民众，军队能源源不断得到供给和补充吗?能有效地封锁消息、掩护军队出其不意的行动吗?要发动民众，农民备受盘剥、士兵挨打受骂、官僚腐败、专制独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得解决。但革新政治，将动摇现存的社会制度，蒋介石能干吗?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颁布过“二五减租”法令，但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掌权的党政军警宪官员多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而基本没实行过。对此，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曾有过揭示本质的披露。【34】蒋介石也曾向敌后派遣了近百万大军，由于他们不依靠和发动群众，由于他们坚持反共方针，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1941年崩溃于中条山，1942年败溃于浙赣，1943年覆没于山东，到1944年，除零星武装外，敌后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在此期间，国民党投敌部队近50万人，投敌将官58人、中央委员20人。【35】事实证明，任何脱离人民的军队都无法汲取真正的力量源泉。
国民党当局不愿意也不能够在人民群众中汲取战胜日寇的力量源泉。共产党军队深入国民党军队丧失的国土，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国民党当局不但不支持，反而要封锁陕甘宁边区，到处制造反共“摩擦”，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这就是整个中国抗战难以“构成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最直接的原因。
蒋介石政府不信任也不愿意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防民如防川”，强敌面前，自然找不到“构成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力量源泉，自然而然地要幻想凶残的日寇会放下屠刀，自然要期待靠殖民主义起家的西方列强“居中调停”，由此，又怎能不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抗、阵地硬拼“笨拙”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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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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