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凤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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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盐亭县有没有凤凰山，或者凤凰坡的地名呢？
有一位广西籍的壮族高级工程师李仲华，从其网上公布的履历来看，长期在广西南宁工作。不知为何却偏爱对四川西充的文史研究，其著作《地灵人杰话西充》、《张献忠在西充》等，其在《文史杂志》1987年04期登载一篇小文《张献忠殉难西充凤凰山》，此文我详细看了。他首先列出张献忠的殉难地的三说：
一：《明史》记为盐亭凤凰坡；
二：《绥寇纪略》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为西充、盐亭交界之凤凰山；
三：《西充县志》、《荒书》、《蜀乱》、《蜀碧》等史籍则记为西充凤凰山。
按理紧接着就该对此三种说法进行对比与论证，值得奇怪的是，李文中缺乏这一环节，紧接发表了如下的文字：“其实，第三种说法才是与客观实际相符的。这不仅因为持此说法的人最多，而且查西充与盐亭的历代地图，盐亭无凤凰山，盐亭与西充交界也无凤凰山，西充凤凰山，至今则仍存其名，并有张献忠殉难于此的种种传说。”即没有进行论证分析，直接下了断语。
这就有点儿怡笑大方了，哦，不，不算方家。假设把上述这段话读与盐亭街头众生，都会被路人耻笑的。显然，李仲华这位高级工程师有可能都没认真查“西充与盐亭的历代地图”，更没有来过盐亭。不然，不会闹这么大一个笑话。而且居然把“持此说法的人最多”当成一个评定标准，显得很外行。这是在某间房子里“持此说”的人最多，还是在一个群，一个论坛经过投票统计的人很多？没有标准的。大家都知道，历史真相，是不能根据某一说传说的人数多少来决定的，或某个人声音很大，地位很高，就可以得出结论。更不能轻率地就下了一些“文史研究者一生都不敢妄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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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盐亭不但有凤凰山，而且还很出名。
县城东门对河就一座，曾被笔者赞为“盐邑人文第一名山”。古潺亭曾矗山顶，盐亭名宦董叔封常游宴于此，劝课农桑，历朝历代文人墨客诗文赞述，且有盐亭香火最旺盛之凤灵寺傍山而建，规模宏大，为盐邑最大的佛教活动场所。近年有宗门大德南怀谨之授业恩业，民国一代禅宗大师“袁焕仙”的灵骨归建于凤灵寺，让此山、此寺、此邑皆倍增光辉。然而。明史与县志等记载的张献忠死难于此的凤凰山，却并不是指县城东门这座凤凰山。
《太平寰宇记》：凤凰山，在县城东九十步，高一里，西临盐亭水，孤峰绝岛，峭壁千仞，旧名潺亭山。隋开皇四年，县令董叔封有德政，时游宴于此，后人因号曰董叔山，亦曰董政山。《十道记》：董政山，原名凤凰山。
可见，此凤凰山孤峰绝岛，峭壁千仞，并不会被用来驻军或路过此山。且盐亭人都有记忆：现在的东门桥与北门桥，都是后来修的。民国时修潼保公路，一直是遵循古道，从西南门入北门出。明朝时更是如此，从富驿入盐亭，由灵山铺来，经沙河铺进入县城底铺。这是一条古道，潼川府至川北一带保宁府的大道。说来没有到城东门对岸凤凰山去打仗或过兵的道理。反而城北的营盘山，记载相传是张献忠部在此宿营，而得名。
所以，这也让很多文史家，哪怕是盐亭本地的文史研究者都感到困惑与不解的地方。他们无法去印证《明史》的说法，更不敢去响应清初大学问家吴梅村的张献忠在“盐亭诛”的观点。于是，这就更让“西充说”成为流行，甚至一度成为唯一与正确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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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另有一座凤凰山。
且地理位置恰恰就在西充、盐亭交界。在今洗泽镇安佛场，紧邻西充县鸣龙镇一带，不仅有座凤凰山，而且该村还叫凤凰村，此山东去约五公里，就出盐亭界。而且更巧合的是：此山还是条大路，山后旧有“马郎驿”，是原顺庆府至潼川府的大道，系现今西充县至盐亭县的“义盐公路”的古代版本，维系着两县交通。
此凤凰山虽说并不为盐亭全县人民熟知。但老金孔、八角两区人民却都是知道的，位置就在大仁公路“洗泽路口”处，公路翻山而过，在凤凰山形成一个“Z”字大弯，为金孔八角两区人们必过之道。此凤凰山有山坡，且山坡当大道。未修公路以前，是依山直接翻的坡，故旧又称凤凰坡。
显然。如若真如《明史》与《盐亭县志》所述：张献忠死地在“盐亭界凤凰坡”的话。那从西充县至盐亭城，方圆几十公里。唯此地无疑。况《绥寇纪略》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还直接记录，为西充、盐亭交界之凤凰山。也正是此地。沿着西充、盐亭两县交界，一一排查，再也没有如此山这般合适《明史》的山形地理，离此不远南部建新镇尚有一座“凤凰山”，但与史事不沾，故而排除。此四座凤凰山地位图如下：
也就是说：广西李仲华整理的张献忠殉难地的三说，实际就两说，即盐亭说与西充说。前两种说法，合为一说：盐亭凤凰坡，即西盐两县交界不远的凤凰山的山坡。这非常符合史籍定位。
只因为此山隐在乡间人不识，籍籍无名。其历史声名为“西充多扶镇” 同名的另一坐小山所夺。很多研究张献忠的学者，甚至包括著有《大西军史》的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王纲教授都没有注意到此山的存在。而否定了《明史》的记载，将张献忠的死难地定在西充多扶镇凤凰山。现在去西充凤凰山考察，根本也看不到一点张献忠有清军大战的印记，但若你足够用心打听，从圭峰禅院后门上山，或许你可以看大家指给你说的张献忠的碑，而此碑，正是1983年3月13西充县政府新立的，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殉难地。而碑文正是王纲教授所撰。其用意是将“西充说”作为一种定论。
由于王纲教授也压根就不知道“西充盐亭交界”还真有一座凤凰山，王纲一文《张献忠牺牲的地点》故得出“凤凰山并在在西充盐亭两县之交界处”的结论。并拿《蜀碧》、《蜀难叙略》、《蜀破镜》、《小腆记传》、《井蛙杂记》这样的野史与杂家之言来否定《明史》、《明纪》。拿《西充县志》、《直隶绵州志》、《彭山县志》、《合州志》这些编写年代不一的方志与“方志的再引用”来否定正史。说实话，这种方法首先就不可靠。打个类同的比喻，就好似地方土政策与小规定，竟然否定超越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
《明史》的修订是很认真严肃的国家大事，专门成立有“国史馆”，参与者全是当朝最有名望的学者与史家，他们能接触到最机密的核心资料，搜集信息的手段与范围也很广，前后经历几修几改几个阶段。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
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
朱彝尊、
尤侗和
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
万斯同。
黄宗羲的得意弟子
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的儿子、
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
史学家。清初著名学者
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
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
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
张廷玉等撰,
张廷玉是唯一在在清朝中配享太庙的汉人。
像上面这些大家，他们能一个又一个的在张献忠死难地点上犯错？或知道错误而不修正过来？让自己经手的国史，其正确度还不如方志与野史？
他们是如何肯定了盐亭说，而将张献忠“盐亭诛”作为一种“国家性的说法”从而保留在《明史》中？这难道真是他们这些大家学者们一群人，甚至几辈人的疏忽？
同治年间的西充县令高培谷也非常困惑此事，其著有《凤凰山》一诗：共说元凶就此刑，何因载笔误盐亭。显然，他们都非常不明白，为何西充民间的百姓都传言张献忠是死在多扶的凤凰山，为何《明史》的记载却是盐亭凤凰坡呢。
这个，很多大家都没有搞清的问题，我能理明白吗？
从五年前我重提张献忠“盐亭诛”这个观点起，就多少次地问我自己。不要厘不清不说，还闹个笑话把自己套进去就不好了，于是多少次又把笔搁下。如今，经过五年持续的收集、学习与阅读，我觉得，跟这个话题，如此有“缘份”的我，可以来偿试着说一说了。权当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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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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