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处理“红包”净化官场环境

瓦武特

    为落实整改中央第九巡视组巡视四川反馈意见，按照省委安排部署，从11月中下旬到12月底前，在全省范围集中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全省把领导干部遵守严禁收送“红包”礼金规定的情况列入2014年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加强日常监督，切实做到监督关口前移。（四川日报 12月22日）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至今，腐败的官场一直奉行红包文化，红包文化就是腐败文化。对于握权力的官员，收送“红包”礼金危害是巨大的，因为红包被称为灰色收入,处于腐败与人情的“暧昧”地带。稍有不慎，必将带来影响恶劣的腐败行为，给党和人民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同时“红包”多的地方就是发生腐败的高发区。

    比如落马原云南楚雄州州长杨红卫，在面对指控，他表现得很坦然。“我手中有了权力，一些老板就想方设法接近我，逢年过节送个三五千元的红包。礼尚往来，这在官场是平常事，我也没在意，哪知道出事后一加，居然收了这么多。”足可说明收受红包就是腐败的向头部队。事实上，腐败之所以能够存在，“权力”和“红包”之所以能够共存，其根源就在于部分干部权力观的异化。

    笔者认为，红包文化的存在助涨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折射出相信潜规则的下属通过红包献媚达到自己的目的。落马贪官常为自己辩护这是人情来往，实质上红包文化就是腐败行为。面对红包问题绝不能放任不管、听之任之，不然让“小贪”变“巨腐”、“小鼠”变“巨虎”，我们要在权力外部环境中形成强大的震慑作用，在制度上把“红包”和“权力”进行“隔离”，让干部不敢贪腐、远离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