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已经连续五年就调整人口政策问题提交提案。从2010年开始，王名就提案建议放开二孩管制，而从2013年开始，他的提案则进一步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在王名和其他代表、委员的推动下，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八个省份依法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新政。
昨日，王名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已经不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他还认为，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废止应只是时间问题。
对话人：王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单独二孩
“申请人数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北青报：放开“单独二孩”后，有人认为对目前的低生育率影响有限，也有人说会显著提高生育率。您认为这个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名：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率拥挤问题，我个人推测，不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
生育率能提高多少尚需观察，希望卫计委公布相关数据，把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有多大以及每个月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公布，这样就能做出分析。我认为，第一年会是很重要的反弹期，现在来看，这几个月，申请人数是有限的。尽管说北京有多少人打爆了电话，但很多只是咨询。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很多城市的申请人数，远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还有一个现象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而且，我们的一胎化政策不是一个有效执行的政策，一胎化真正有效的人群往往是体制核心人群，体制外的边缘人群，想生的话，早就用各种方法突破了，所以，“单独二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弹性值并不高，不要预期弹性值很高，这个政策实施以后，对核心人群的影响有限。
北青报：那么，我国什么时候可能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王名：从整体上讲，我把“单独二孩”理解成一个过渡政策，从原来的一胎化政策向二胎化政策过渡的中间政策。大家关心的全面放开生育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列不出时间表，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是要尽可能地缩短，二胎化政策对我们当前的低生育率和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缩减，包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有积极的影响，如果过渡期太长，这个影响就不大，我们希望这个影响大一点。
北青报：现在还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决策层的担心主要在哪里？
王名：我觉得决策层没有担心，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决策层的担心，现在主要问题是，数据还没有出来。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已经转型了，只是转型以后我们需要一个观察期。转的过程需要多长，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干与不干的问题。如果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体制上会有一些阻力，因为我们旧体制还在运行，体制上还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
北青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将来全面放开生育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王名：我今年的提案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不是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放开，越早放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少，越晚放开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大。
社会抚养费
“成立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
记者：您今年还提出要全面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名：我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社会抚养费制度从一开始设计就存在问题，尽管我们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它是基于“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负担”来考虑。那你有没有想过多生了孩子其实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
我们现在讲人口红利，红利在哪儿呢？不就是在人口多生上带来的红利吗。
北青报：如果废除了社会抚养费，是不是部分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因此受到影响？
王名：社会抚养费千万不要理解成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准确地说，这部分钱不是用于财政的，而是用于社会的。所以我这次提出，我们一定要关注一胎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失独家庭问题。这个钱首先不能再征收了，如果历年征收有结余的话，我建议，把结余拿过来，成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这就正好符合设立社会抚养费的初衷了，这个钱要公开、透明。
失独家庭是谁带来的？相当程度上是一胎化带来的，所以这就需要国家来承担责任，那么就要拿社会抚养费来作为救助基金，这起码体现了国家是负责任的。除了成立国家基金给他们必要的救助外，还要动员一些社会组织来关怀、帮助他们。
我的理解，社会抚养费制度要不要废止已经不是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它什么时候废止的问题了，就像前不久的劳教制度一样。
北青报：和它相关的，有人认为不敢全面放开计生政策是因为全国有那么多计生干部，他们会不会因此失业？
王名：不要把放开生育理解成不要计划生育，不要人口政策。我认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计划生育的升级版。计划生育指的是，综合调节人口政策。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人口政策，关注人口政策的三个方面，而不只是生育控制这一个方面。
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多计生干部来做更多的工作、来参与人口政策调整，而不是不要计生工作。第一个是怎样有效控制和稳定人口规模，别看我们现在控制人口规模，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人口激励呢，我们会有这个阶段的。第二个是人口结构，比如年龄结构，现在老龄化很严重，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男女性别结构也出现失衡问题。第三个就是人口质量问题。
奖励生育
“十年后我们的人口绝对数量会往下走”
北青报：您建议要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王名：这个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政绩，是指一个地方出现超生以后，其他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掉。政绩考核不能再拿计划生育来作为指标了。我们倒是希望，到一个阶段会反过来看，哪个地方多生了，哪个地方奖励。
北青报：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
王名：你不信的话将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按官方口径是1.1、1.2，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不萎缩才怪呢！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社会上没什么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多生一个孩子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吗？
北青报：这个过程会需要多长时间？
王名：在伊朗、在新加坡、在韩国、在日本、在俄罗斯，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日本的奖励制度金额还挺高的，俄罗斯也是，“英雄母亲”，这没几年时间啊。以前在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以前也是严格控制人口啊，现在也奖励生育了。你说我们中国这个路能有多长？就像我们现代化一样，这么快，我们人口转型也要跟得上。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人口的峰值大概是在2024年左右，十年后我们人口的绝对数量会往下走。我们到了峰值往下走的时候，就会走得很快，我们现在提出呼吁人口政策调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本报记者 孙昌銮
全国政协委员：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 应像劳教一样废止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说：我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社会抚养费制度从一开始设计就存在问题，尽管我们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它是基于“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负担”来考虑。那你有没有想过多生了孩子其实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我们现在讲人口红利，红利在哪儿呢？不就是在人口多生上带来的红利吗。
(2014年3月11日《北京青年报》)王名教授的“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应像劳教一样废止”，我很赞同。但地方政府显然不会赞同废止这个社会抚养费制度，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早在2011年5月，我就发表文章《必须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追问是因为邵氏“弃儿”的曝光，我一直在沉思，是什么让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如此丧尽天良？应该说是一个叫“社会抚养费”的东东。为收取社会抚养费，他们将十余名“非法”婴幼儿强行抱走，然后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有的以3000美元卖给了美国人抚养。可见，这个叫“社会抚养费”的东东对基层计生部门太有诱惑力了，要不他们也就不会如此十恶不赦，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来。多年前，这个东东不叫“社会抚养费”，叫“计划生育罚款”，虽然名称好听了，有些人性化了，但本质没有变，都是两个字：交钱。以前不交钱，就去你家抢东西——牵猪抬粮食，甚至搞株连，一家抢来的东西不够钱数，就到他们的亲属家继续去抢。现在“法制文明”了，不再抢了，但还是有办法让你乖乖地交钱。邵阳隆回县16名被“没收”的孩子，大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交不起社会抚养费。
“邵氏弃儿”案曝露的不仅仅道德底线的问题，重要的是利益链的问题，是利益促使他何丧心病狂。以前计划生育罚款是为了发工资，如今乡镇干部的工资都是由上级财政下拨，那么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又用在什么地方？多位计生干部向我透露，社会抚养费上交财政后，80%返还计生部门，这些钱除少量付给计划生育有后遗症的人外，大多用在搞计划生育工作时的车路、接待、攻关等费用上。因为社会抚养费基层计生部门能得“大头”，所以分管计生工作的乡镇领导就是“肥缺”，尽管说计生工作难做，但乡镇干部却乐意当计生干部。一个乡镇一般都有10多名副科级干部，其竞争是激烈的，不是谁都能分管计生工作的。应该说，80%的返回，是各地计生干部积极收取社会抚养费的真正之因。这个返回率是有巨大的诱惑力，也是一些计生干部丧尽天良的根本原因。社会抚养费是根据各地的经济生活水平而收取的，越是经济发达地区，钱收得越多。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收取的标准也不一样，这叫“看山取柴”，根据超生者夫妻的年收入来收取。
对于富人，不怕富人少生，而是希望富人多生，生得越多，交的社会抚养费就越高。所以，对于富人他们是睁一眼闭一眼，交足社会抚养费就行，而对穷人就盯得紧，就像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那样，防止穷人超生，抓人流，就是生了下来，交不起社会抚养费，也要“没收”孩子，卖掉抵社会抚养费。有的地方收社会抚养费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一年下来是百万千万，那么这些究竟哪里去了？有不有贪污腐败、吃喝挥霍等问题？“社会抚养费”这个问题不解决，利益纽带不斩断，恶还会从胆边生，类似邵氏“弃儿”这样的丑闻就还会出现。
20012年9月写了《再说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 》，重拾这个话题，是因为看了当天的一条新闻：浙江宁波有对夫妻，两人均是独生子女，于今年年初顺利产下了第二胎。正在全家乐翻天时，几名计生人员上门，称按照规定，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也要经过批准才可以生育第二胎，而夫妻两人在生孩子前未办理手续，最终当地计生局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7万余元。但夫妻俩认为自己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无需缴纳，目前计生部门已申请强制执行。（9月10日新华网）这对夫妻符合生育二胎，为什么要征收这7万余元社会抚养费，如果说没有在生育孩子前办理手续，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计生干部，为何不服务到家，对人家通知一声：你们夫妇符合生两胎的条件，请来计生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怎么就只知道收钱，不知道服务？别忘了你们是纳税人养着的，不是说以人为本，咋就以钱为本？如果明知道人家合乎条件，就是不告诉他们，等他们生了孩子就上门收钱，这就有钓鱼收费的味道。也许计生人员会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合乎生育二胎条件，但我要问，那你怎么知道上门收钱？通知只要花一元二角钱寄上门，还不用你们收钱那样上门辛苦。但是通知了，还能收到这7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吗？
在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出台前，社会抚养费被规定全部用于补充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费的开支。有计生官员说，其投入方向包括九个方面：独生子女保健补助费，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建设支出，节育者营养补助及路费补助，计生宣传费补助支出，计生培训费补助支出等。但在现实中又有多少用在这几个方面？报道说，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社会抚养费在基层政府变形手法不断。官员坦言征收中的摊派任务现象仍然存在，村干部为了完成后高额的返还比例不惜自行垫付缴纳。一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挪作办公经费，用于招待送礼及职工奖金。监管不力导致出现基层人员以不入账或少入账形式贪污，广东省计生委官员坦言“查不过来”。“查不过来”，社会抚养费这样就抚养那些基层人员？2010年，原郑州市惠济区计生委副主任李喜凤被诉贪污社会抚养费26.7万元。但其辩称，“其中5.7万元作为奖金发给了村妇女主任，7.6万元被领导拿走，其余的，有给领导送礼的，有招待领导花了，还有一些在工作中花了。”李喜凤最终被认定贪污社会抚养费近14万元。
(2012年8月24日新华网)这是恶的社会抚养费带来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农村究竟有多少？如果这种社会抚养费恶的不废止，这样的悲剧就仍然会发生。因为长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村民艾广栋于12月4日上午来到该村党支部书记(以下简称村支书)艾连坤家中讨要说法，最终却在村支书家中因为喝农药中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2013年12月9日人民网) 45岁的艾广栋与其妻谢玉凤共有5个孩子，四女一男，老幺是4岁的儿子。从2003年有第2个孩子后，村干部们就开始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求一次性支付7千元，后来要交6万元。谢玉凤说：“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本来就人多吃饭，仅靠种田收入的艾广栋夫妇，日子就过得艰难，手上有几百钱，就被村干部逼着拿走了。如今又把他家收的7千多斤玉米全拉走了，叫他们怎么活呢？这不是逼他们走上绝路吗？
媒体公布了2012年24省份社会抚养费数据，这24个省抚养费超200亿。河北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13.6亿元，接近于人口最大省、经济最发达省广东的14.5亿元。越穷越罚款，社会抚养费以前就叫计划生育罚款，只不过换了个马甲好听些，性质却是一样的。河北省不是收社会抚养费的大省，收的最多的省份而是我的家乡江西，2012年收社会抚养费33.86亿元，成为全国收社会抚养费的“老大”。我的家乡也出现过因收社会抚养费的悲剧，不过那场悲剧比之让更震惊、残烈，这个悲剧发生在洪湖乡，村支书一家七口，全被砍死，连那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也没幸免。我的同学在该乡当计生干部，也是因为计划生育，他的儿子被人用镰刀割死。这些悲剧的发生是乡村干部借收取社会抚养费，把他们身上的油榨干了，他们无路可走，要么像艾广栋那样自己喝农药，要么就报复他人，成了凶残的歹徒。我坚决反对这种暴力的行为，但我一直在呼吁取消收取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因为社会抚养费没有真正用到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等方面上。既然收取的社会抚养费，不能达到真正的用途，却成了腐败的温床，废除社会抚养费这个恶的制度就是人性向善，在走向正义。
这么多年来，农村自杀的悲剧从来就没有间断过。2003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农民的命为何如此不值钱？》。讲的是陕西省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出人意料地接连发生3起自杀事件，他们先后服农药、上吊死亡，也是因为交不起罚款。我在该文中写道：在我的家乡有这样的谚语：“宁可世上挨，不可土里埋”。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过去总认为，中国农民历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和并不优裕的物质生活中磨练得像优质钢材一样，既坚硬又富有弹性，我们的农民兄弟如今咋就愿意选择自杀？……农民的生命为何如此不值钱？这决不是一个承受力差的问题。眼见着一个个面朝黄土拼一生都想过好日子的硬汉子走上了自杀之路，眼见着那些鲜活的生命转瞬如风中灯烛，除了悲愤于农民的命不值钱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些不管不顾农民死活的罚款措施，那些不管不顾农民死活的罚款者该如何面对那些死者？如果看了这些，你就知道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为何要说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应像劳教一样废止。王名教授，您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因为您敢在两会上，公开说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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