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评梅花奖得送“红包”——章诒和忆张庚
摘自章诒和《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一文
也不知什么时候,戏剧界搞起了评奖。先是剧协搞,设立了梅花奖,曹禺奖。后来文化部也搞,设立了文华奖。再后来宣传部也搞,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登时,戏剧界沸腾了,热闹了。演员、导演、编剧、作曲、舞美一齐朝它飞奔而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兴给评委送礼了。最初的礼物是土特产,后来升级为红包。当然,不是每个评委都送。送能送的,不送不能送的,张庚属于后者。一次,广西的某个剧团进京演出,由广西有名的老演员挂帅。剧团做东,在一家餐厅与首都戏剧界见面。宴毕,广西的一个同志给每位北京来宾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所有的人都明白那里面装的是啥,故无人拆看。递到张庚的面前,老人家还以为是戏票、通知之类的东西,便打开了:原来是二百元人民币。
张庚把钱和信封往餐桌上一扔,对坐在自己身边的广西一号女演员说:“××同志,你请我们吃了饭,怎么还要送钱?”
××同志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大家都愣在哪儿,场面尴尬又有趣。
张庚丢下信封走了。
后来,送红包的方式有所改进,改进为送到评委家中。一个冬日的周末,我在张庚家里吃晚饭——涮羊肉。饭后约八点来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一个相貌清秀、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站立在门口。脸色疲惫,神态胆怯的她,自报家门:“我叫×××,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想拜望张老。”
我忽然想到:眼下正值评奖前夕,她恐怕是为奖而来。于是,本打算告辞的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张庚夫妇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我则坐在紧挨着客厅的书房里,隔墙旁听。
×××说:“我快满四十五岁了,想参加这次梅花奖的评选。”
梅花奖的评选规则是限于四十五岁以下的演员参评,故张庚夫妇一致鼓励她参评。这个女演员说,自己已经报了名,剧院领导也很支持。但是,她发现一起参评的演员都在走“门子”,送红包。尤其是外地的演员,有剧团、文化厅(局)的支持,开着公车,拿着评委的家庭地址联络图积极奔走,且出手大方。而自己则腰无分文,剧院也是一贫如洗。院长对她说:“咱们连发工资都困难,哪儿有钱送评委?”话说到此,这个女演员的声音已带了“哭腔”。
这时,我只听见张庚问:“那些参评的演员是不是都在送钱,送礼?”
对方怯生生答:“是的,个个都在送。”
张庚大声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在送,就等于都没有送。你回去安心准备演出。把戏演好了,不用送礼,肯定也能获奖。”
“张老,真的是这样吗?”
张庚没有做出回答,只是说天色已晚,气候寒冷,快回家吧。
一个多月后,梅花奖揭晓。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位唱青衣的北京女演员评上了。名次是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的。她排在倒数第二、三的位置。
文华奖是政府奖,分量自然比梅花奖重得多,评委会的规模与结构也更为庞大。主任由一个爱好戏剧、喜欢演员的副部长亲自担纲。评委多由文化官员组成。其中包括文化部的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戏剧处处长、副处长、直属院团领导,还有来自外省文化厅的厅长、副厅长。张庚和另外一两个专家被聘为顾问。
这个奖因官方色彩而受到普遍重视,竞争激烈,评议也激烈。张庚看戏认真,评戏也认真。他对于只看重内容,一味强调题材的倾向是不满的,认为戏曲创新已经到了必须讲究形式的阶段。然而,评选的结果令他失望,一连两天的情绪都不好。第三天,正好在研究院出席一个什么会。散会时,他对也是文华奖顾问的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明年的文华奖若再叫我当顾问,我是不接受的。所谓的听取专家意见,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还是长官意志。”
那位同事对张庚的观点非常认同,也当即表态,自己明年也不参加了。第二年,我发现只有张庚不是顾问。别人仍在以当文华奖评委、顾问为荣。
张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1911年1月22日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毕业于长沙楚怡学校,后进入武汉黄埔七分校。当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1931年在武汉参加左翼剧联武汉分盟,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剧联常委。在此期间,编辑《生活知识》等刊物,撰写戏剧理论文章,并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了话剧《秋阳》。抗日战争爆发,率蚁社流动演出队沿江演出。1938年到达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6年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编辑《人民戏剧》月刊。1949年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戏曲学会会长。先后担任《戏剧报》《文艺研究》主编。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03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2岁。
著有《戏剧概论》《戏剧艺术引论》《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新歌剧论》《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戏曲艺术论》等。主持和主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戏曲选》《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艺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志》《张庚文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