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阆中成为清初的省会的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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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清代贡院在古城的兀立存在，前些年被挖掘、考证出小城在清初曾作过临时“省会”，驻扎过四川巡抚衙门、布政司衙门、按察司衙门、学政衙门，还有川北镇总兵署等各军政机构。从顺治三年(1646年)肃清王豪格攻入阆中起，到康熙四年(1665年)军政要害机构陆续迁往成都止，屈指算来，整整也有二十年。

    从事件到时间，因经年往事不断被新发现的史料刷新，这段短暂的流年盛事已被世人所接受。但对于何以在阆中作过临时省会，一般均以“先入”大清“版图”为权威说辞，据考可能缘自顺治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时任四川巡抚张新志在一份《揭贴》中所称：

    “职奉命西巡，入境之时，三川未附，入我版图者，唯川北一隅，而保宁即当省会之区。且因伪逆盘距东南，时烦征剿。调兵运输，日无宁晷，而广元为秦蜀接蜀，阆中系省会要区，首当其冲，南部、苍溪次之，昭化又次之。陆有供应夫马之忧，水有轮派水手之累，寥察孑遗，兽鸟奔散……民之骨髓已尽……巴州、梓潼，城郭丘墟，人民远窜。”(见《明清史料丙编》)。

    实际上，顺治四年初，肃清王豪格便从汉中集结大举攻入四川，在时局动荡、朝代更替之际，他何以不相中成都安营扎寨?有一位战乱的亲历者傅迪吉留下了一本编年体自传(史学界认为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如此文字详录：

    “肃王入川。始知顺知四年衙门成都全设，简州亦全设。只是地方大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回到五瘟庙郡家营，有人走来云：‘肃王兵马与杨侯府(按：指镇守嘉定州的明朝将领杨展)一战，大败，大营由正路径走，并不入人家，步兵皆川北人，将找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地方人俱走至大山来了，你们可以不回’”。

    这说明，驰骋千里的豪格率清军不仅几乎同时杀进了成都，还设立了衙门。当时的川北(含顺庆、保宁)、川东(含重庆、遵义等)、川西(含成都、龙安)都已在清军官员掌控之下，唯有川南还在明军和抗清义民的手中。

    然而，据清史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川闹饥荒。《蜀难叙略》载：山深处，升米价二三两，菽麦减半，他物称是。荒残甚者，虽万金无所得食。加之张献忠的空前烧杀屠城，使四十万人口的成都仅剩下20户居民。这期间除了战事连绵不断，黎民百姓饱受荼毒蹂躏的煎熬，川西、川东的严重灾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致使繁华的川西坝子人口锐减，一片荒芜破败，天灾人祸，雪上加霜，惨不忍睹，昔日“扬一益二” 早已成为传说。诚如北大历史学博导、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赵世渝教授在《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中所言：“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诸省，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人口剧减，由于无民可治，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省级衙门就驻扎在川北的保宁府，不必深入”。

    因战事不断和灾荒凋蔽，致使“无民可治”，省衙不得不重新选设在“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粟，左通荆襄，右出秦陇”的保宁府。试想当时的局势，舍此还有其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