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堂的存废之谜新解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大雅堂兴废变迁考》的文章，在论及大雅堂的存废时，虽然也涉及元祐党争的因素，但并没深入剖析。近日与川眉兄闲谈，受川眉兄不仅要考虑要元祐党争的因素，而且更要考虑元祐党禁因素的启发，重新思考后，改写如下，切望各位指教！ ---南山种豆翁
岁月流转，朝代更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雅堂如同一颗璀灿的流星不知何时便消逝在历史的天空之中！而且消逝得是如此彻底干净，以至于成了丹棱历史上一件千古之谜！ 我想宋代时丹棱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当年杨素一个乡村土财主要以一已之力完成九百多首杜甫两川夔峡诗的刻石工程，并且建高堂大屋来庇护安放这些诗碑，应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宏大的建筑工程，如此文化盛事一定会被本土的文人雅士们所歌咏，在地方史志文献中也应该大书特书有所记载。然而从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九月，黄庭坚撰写《大雅堂记》一文时算起，到明代弘治丁已年（公元1497），巡按御史荣华重新修建大雅堂止，近四百年漫长时间内，且不说大雅堂不载于宋史文献之中，就是在丹棱地方志中也未见只字记载。而且在此段漫长时间内，丹棱文人学士也是代出有人，在宋代时著名乡贤如“三唐”、“七李”、但在他们的诗文中对大雅堂却未曾有只字道及，特别是宋代时著名史学家丹棱人李焘，他是杨素的孙女婿，但在他的诗文中也没有关于他岳祖父修建大雅堂丝毫的记载。照理说他岳祖父做了如此重大的文化工程，难道不值得他去大书特书一番吗！然而事实却非如此。 对大雅堂的提及只是几百年后的清代才多次被人谈起。而即使谈起也是连大雅堂所在的方位地址也说法不一。如在清乾隆版《丹棱县志》中说：“大雅堂，城南三里。”而清代著名学者彭端淑在其《大雅堂记》却又说：“考旧志，盖在今之城东里许云。”对此，笔者也甚感不解。据黄庭坚《大雅堂记》及他与杨素间的书信中所言，大雅堂应建于宋元符初年这段期间，从那时起至清代，虽历经数百年之久，堂倾碑毀也不致于连遗址也蛛丝无存吧？对此，清代之前的地方史志上无记载，这好理解。因朝代更迭，地方史志毁于战乱。但地方文人学士如“三唐”、“七李”诗文中都也鲜有提及，这就难以理解了。而现在甚至连遗址位于何处也搞不清楚，让既使是学富五车的后代乡贤端淑先生也为之茫然。再说大雅堂即使毁坏了，那几百方石碑可不是轻易能灰飞烟灭得尽了的，为何如今也是“残碑断碣无有存者”？真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对于为什么会“残碑断碣无有存者” 这个问题,彭端淑先生在其《大雅堂记》中认为：一是一部分诗碑因其艺术价值被前明时历任长官运载私藏走了；二是当地人为占用其地，将其抛入沟壑之中去了。 对彭端淑先生的揣猜分析，笔者也不敢苟同。一是诗碑如此重物，在交通不易蜀道艰难的时代，要想载运而去，决非易事。再说数百诗碑，即使是一县之邑候也决非能公然一一私运他乡。二是即使为土人欲利其地，而将诗碑抛入沟壑之中，但数百年来，不可能连残碑断碣也没有丝毫发现。 对此，笔者窃自揣之，对宋元明以来地方史志上无记载，这可以归于宋、元、明三代末年发生的战乱将地方史志毁焚无存之缘故。县志中记载丹棱最早的县志是明洪武年间丹棱知县孔克宜所纂修的县志已毁于明末战火，清康熙20年(1681)由当时山东进士丹棱知县张晓所始创编修的县志也毁损无存。目前丹棱仅存最早的地方志是由邑人彭遵泗编撰的清乾隆版《丹棱县志》，在此志中对“大雅堂”是这样记载的：“大雅堂，城南三里，邑人杨素翁请黄庭坚书杜甫蜀中诗，刻石。作堂荫之。并恳为记，明弘治中，巡按御史荣华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县江谦率众绅士往祭也，遂为故事。献逆后，堂毁，碑碣无存。”这是目前我县地方志中最早一则关于大雅堂的记载。所以，对清以前宋、元、明来几百年间大雅堂的情况我们虽然无法知晓，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而否定曾经大雅堂的存在。胡昌健先生在其《黄庭坚谪巴蜀年谱、诗文、尺牍、文物综考》一文中，曾云：“成都曾有大雅堂杜诗诗刻，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金石》：‘《大雅堂石刻杜诗记》，黄庭坚书，元符三年九月立，今无。’”可见历史上确曾有过大雅堂诗碑存在。 对宋时地方文人学士如“三唐”、“七李”诗文中都鲜有提及大雅堂的原由，笔者认为可归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虽曾有提及，但没保存下来，或目前尚未发现。二是因大雅堂因种种原因最终并没有真正全面建成，或者建成后不久随即因政治斗争缘故便遭毀坏而荡然无存了。三是或大雅堂虽然建成了，但因地处偏远且规模小，而未被人重视。而其中第二个原因笔者认为又最为关键。凡熟悉宋代历史的人就知道，在宋代元祐期间新旧党争之激烈之残酷，是载之于史册中的。 元祐期间新旧党争，是北宋时以王安石为代表主张变法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反对变法的旧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当时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与苏轼同在旧党阵营，因而也遭到了新党人士的残酷迫害。而在党争中，力主绍述之说且与苏轼、黄庭坚私怨尤深的赵挺之，排斥打击迫害黄庭坚更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便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罪名，贬黄庭坚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县）别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安置。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是年五月，黃庭坚虽然因此而被重新起用为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舒州知州，而于当年十一月离开四川赴任新职。但不久便因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并起用蔡京为相后，便又遭逢厄运。蔡京为相后，便大肆残酷迫害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崇宁元年（1102）九月，对元祐中反对新法的大臣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一百二十人，称作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石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祐党人碑”。 对凡名列碑石的元祐党人，不许其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 黄庭坚因此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又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崇宁三年（1104），蔡京又上奏宋徽宗重新将元佑党人增扩至三百零九人，由蔡京手书姓名，颁发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天下。同时，为了彻底在舆论上消除元祐党人的影响，蔡京还上奏宋徽宗禁燬元祐党人诗文书籍，说：“为正天下视听，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悉行焚毁。” 在此连番打击迫害之下，黄庭坚于崇宁四年（1105年）客死贬所，终年六十岁。 知晓这段历史，我们便不难探析出大雅堂兴废之谜来。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黄庭坚在第一波党争中被贬四川黔州萌生书杜甫两川夔州诗时，尚未发生全国范围内立元祐党人碑，禁毁元祐党人诗文书籍事。所以在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初，黄庭坚能与杨素在戎州谋划用三年时间刻碑建堂事，并在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九月，为杨素之请写《大雅堂记》。而且从黄庭坚与杨素书信往返中，可知刻碑建堂是在如期实施中。但是到了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立元祐党人碑，禁毁元祐党人诗文书籍事，情况就不同了。黄庭坚与杨素谋划刻碑建堂事已施建三年之久，州县官员谁人不知？再说黄庭坚又是新党最为痛恨的苏轼之得意弟子，州县官员谁人敢庇护不管？在此人人自危的严竣政治斗争环境之下，大雅堂诗碑又非可折叠藏匿之物岂能完壁留存？而且元祐党禁连延几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大雅堂诗碑恐怕早已珠残玉碎，破坏殆尽了。 再说承建者杨素，仅是一乡村土财主而已，在此人人自危的严竣政治斗争环境之下，岂敢与强大的国家机器抗争？他是没有能力保护大雅堂的！所以，刚刚建成不久便被损毀无存的大雅堂也如同昙花一现，随之烟销云散般地淹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了。几十年之后，虽然党禁结束了，受迫害的元祐党人一一恢复名誉了，但党禁之余威尚未荡涤销灭，而且时过境迁，杨素家族后人恐怕也无心、同时也无财力，更关键的是也无法再重新找黄庭坚去重新书写杜甫两川夔峡诗来重建大雅堂了。所以笔者认为，大雅堂虽然在丹棱大地上存在过，但很快便彻底毁之于残酷的党争之中了，而不是后人揣猜地那样是毀于明末战火之中。 不过，对在丹棱大雅堂是否存在过这个问题，我却从不怀疑。因为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中说得很明确大雅堂由丹棱人杨素修建在丹棱，这是有书为证的。即使它在丹棱土地上没有存在过，但它千百年来在中国的历代文人墨客的心目中存在！即使在现实中它的存在规模很小，但它在中国的历代文人墨客的心目中却永远是一座神圣庄严的文学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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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8 0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