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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变股东有多少积分拿多少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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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1 11: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阆中普贤街社区集体资产股改试点调查
编者按 我省选择在成都温江区等10县市区启动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通过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资产量化、完善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激发四川农村发展新活力。
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权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等问题突出,沉睡的“家底”亟待理清,变为能让农民共富的“明白账”。国家尚未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各地都在探索改革,有的取得成功,也有的受制于现实困境。
今日起,本报推出《理清沉睡家底 激活共富股权·四川农村集体资产股改调查》系列报道,呈现我省正在推进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反映各试点区的探索和思考。
“凭啥子1982年以后的就算原村民,以前的就不算?不公平。”陈宏斌和廖明德又争得面红耳赤。
“和你说了很多遍还说不通。”廖明德气鼓鼓地站起来,“懒得说了!”
63岁的廖明德和69岁的陈宏斌,都是阆中市普贤街社区村集体资产管理小组成员,一个组长,一个负责纪律监察。
普贤街社区前身是保宁街道办事处城郊三村,1995年土地统征,村民集体变成居民。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曾经的农村衍变为城市的一部分。今年初,普贤街社区被定为该市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首个试点单位,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需要完成清产核资,界定成员、折股量化。那么问题来了——以哪个时间点来界定成员?全村166户、571个村民,不同年龄、不同贡献,按哪个标准定持股数量?
资格认定
谁是原村民?从哪段时间算起?
6月8日,记者来到普贤街社区村集体资产管理小组办公室。陈宏斌正在准备第二套方案:“反正我对第一套有意见。”
几个月前,村民大会选出代表,组建村集体资产管理小组,在廖明德的组织下拿出第一套方案——以1982年土地下户时原城郊村村民名单为准,确定原村民。截止时间定为1995年。“也就是说只有1982年到1995年间,户籍在村的人有成员资格。”廖明德解释,其间不论迁出、迁入,均按在村实际时间计算。
陈宏斌不赞同的是起始时间。“1950年土地改革,1958年建公社,1982年土地下户,从这三个历史变更时间来看,最合理的应该是1958年。”从建公社开始,所有村民向公社缴纳公益金和公积金,也是集体资产原型。
廖明德认为,陈宏斌的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果追溯到1958年,根本找不到那时的人员名单、户籍资料。”而选择1982年土地下户,村民开始拥有土地使用权,也合情合理。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当时土地承包人员名单以及户籍历史资料,认定起来比较可靠。
两种意见,在管理小组内部多次讨论。综合考虑,还是选择了第一套方案,并进行公示。
预料之中,部分原村民就有质疑。廖明德说,管理小组不得不挨家挨户进行详细解答。对部分态度较坚决的村民,还需多次上门做工作。
公示期结束,方案正式提交到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最终敲定,确认时间定为1982年1月1日至1995年12月31日。
股权分配
将各种因素换算积分,按分数定股权
“不管你们咋个争,先把我的问题说清楚。”村民朱正禄的到来,打断了陈宏斌和廖明德的争论。
朱正禄是为确定两个儿子在村的实际时间来的,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股权分配。依据改革方案,成员需按户籍关系、土地承包情况、居住状况等获取“积分”,按分数高低获得相应股权。
计分规则早已进行公示,计多少分拿多少股(具体规则见图表)。按这一算法,朱正禄1978年出生的大儿子朱敏,因承包土地可得基础分60分;实际在村时间14年,加计28分;37岁年龄还可获6分加分,共计94分。但小儿子朱刚1987年出生,户籍却在1992年迁出,能拿多少分?
“这是特殊情况。”廖明德解释,土地统征时,考虑到村上老人及未成年人,余留下了18亩土地,最终演变成如今的2100平方米房屋及铺面。当时朱刚已没在村上,所以享受不到基础分,只能取得在村6年的加分,即12分。
朱正禄有些沮丧,但规则白纸黑字摆在面前,也不好再争什么。“老朱你放心,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会考虑,不会让你一家吃亏。”
廖明德坦言,股权量化要充分发扬民主,个别村民的特殊情况也要充分考虑,公平公正地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落实到户。
资产处置
是一次性卖光分光,还是“留鸡下蛋”?
按阆中市的改革方案,成员界定、股权量化后,下一步即成立法人组织,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民主管理和经营。但村民有自己的想法,“大多数人想把集体资产一次性处理。”廖明德说。
一次性处理即变卖。村民们把“家底”摸得很清,包括250万元现金和2100平方米的房屋铺面,“房屋和铺面一年的租金收入才30万,但如果一次性处理,市值可高达1700万元。”
全村166户村民,有142户赞成一次性处理集体资产。
当然也有反对声。“养鸡下蛋,绝不能杀鸡取卵。”唯一赞成对现金和固定资产实行股份制,即成立法人组织来经营管理的是吴玉珍,在她看来,村集体资产全部为经营性资产,经营状况良好,可持续为村民带来稳定收入。
较为中立的观点,是对现金和固定资产逐年分配,有15户村民赞成。“如果以后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再做打算。”一村民说。
“政策允许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创新集体资产配置方式。”但廖明德也明白,“杀鸡取卵”不如“养鸡下蛋”,毕竟盘活农村资源,为农民持续增收才是改革最终目的。“我们很困惑,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连线乡村CEO】
改革不是争资产而是让资产效益扩大
□吴恩福
(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书记)
戴着“中国十大名村”、“华东最大市场村”等众多桂冠,九星村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依靠改革,建立了一个九星市场。最开始我们股改采用的是“现进现出”的方法,对20%的资产按现行价格评估,再由大家出钱认购,得来的钱再分给老百姓。整个过程中,我们都秉承一个理念,那就是“改革不是争资产,而是让资产效益扩大化”。从最初的综合市场,发展成如今的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
如今,控股集团股东有两名,分别是九星村民委员会和上海九星社区股份合作社。除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外,还实现了人人有股份,从村民变成股东。去年,集团利润达3亿元。
【专家观点】
把选择权交给村民
□郭晓鸣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
不管是成员界定还是股权量化,最需要考虑的就是公平性。如何实现公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村民自己,所以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要把选择权交给他们。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股权改革之后怎么办?也就是集体资产如何分配。普贤街社区居民想要一次性处理资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无法判断,继续经营是否会持续增值。但钱分完了,以后怎么办?
我们也观察到,有的地方股改之后,未能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改之前房屋是出租,改之后还是出租,大家会觉得没意思,还会增加管理成本。所以,政府部门要为改革试点村提供更多后续服务,包括出台新的产业规划、构建新的发展机制等,来盘活农村资源,实现村民收入稳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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