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故事向川剧演化的社会人文背景 （省川剧艺术研究院）

abcdefg杨荥

         聊斋故事向川剧演化的社会人文背景
                  （杜建华：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此文是杜建华研究员所著的、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聊斋志异〉与川剧聊斋戏》一书《绪论》中的一节，现发表于此，供大家研究。
   
    《聊斋志异》问世以后，不久即被改编为传奇、杂剧及各种地方戏曲。在各地方剧种编演的聊斋戏中，仅从数量来看，没有一个剧种能同川剧相提并论，就是京剧和山东的地方戏也不例外。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聊斋志异》向川剧的大批量转化？除了川剧自身艺术风格适宜于聊斋故事的表现之外，与巴蜀文化的特异性和晚清四川特定的社会人文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下面就此试作分析。
   
    1．巴蜀移民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地处西南盆地的巴蜀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盆地四周北靠秦岭山脉，西邻青藏高原，南有云贵群山，但古巴蜀凭借奔腾不息的长江，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沟通着与外界的联系。四川境内有由北向南流人长江的岷江、沱江、嘉陵江三大江系，它们支流密布，遍及全川，成为天府之国生产和交通的命脉。古巴人得长江之便，巴族的一支由荆楚之地溯江而上，在四川境内繁衍而成古巴国，故巴文化与荆楚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古蜀王国的先民很早以前就从岷山河谷进入了成都平原并与秦国有了交往，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的发掘，证明了数千年前古蜀青铜王国的存在及其文化的高度发展；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表明，巴蜀之地是长江上游华夏文化的一个发源地。秦亡巴蜀之后，万户秦民移居四川，中原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了“书同文字”的政策，巴蜀文化之源逐渐汇入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秦汉以后，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进入四川，与巴蜀古老文化、民风民俗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至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饥馑、瘟疫造成了四川境内人口锐减，几近灭绝。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开垦的优惠政策，来自湖、广、陕西、福建等十多个省的数百万移民，迅速恢复了四川的农业生产，同时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文化艺术、民风民俗。在各地移民相互接纳与交流融汇的过程中，一种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特征的近代巴蜀新兴移民文化逐渐形成，五腔共和的川剧就是这种巴蜀移民文化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川剧属于俗文化范畴，因此它对《聊斋志异》这样为基层民众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较之某些古老剧种具有一种天然的兼容性。
   
    2．四川近代社会变革与人文思潮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自戊戌变法以后，从京城到全国各地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在四川都有强烈的反响。在积极鼓吹维新变法、舍身取义的“戊戌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就是四川人。1895年在以康有为为首的1300多会试举人参加的“公车上书”事件中，具名上书的有四川举人71名。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四川留日学生有100多人参加。四川巴县人邹容著《革命军》所传播的先进思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启蒙时期起到了先导作用。千百万民众参加的保路斗争直接推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并推动了武昌起义的进程。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的1909人中，有四川留学生472人。这些事实表明，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四川的思想学术界一直保持着积极参与的态势，且表现得异常活跃，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等不同政治派别都曾大力宣扬自己的主张，对民众思想启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间自发的反清灭洋的“教案”也此起彼伏，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接纳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蒲松龄一生经历了明清王朝的兴衰更迭，战乱兵戎、官场腐败在他的思想上曾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作为一个正直且有才华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屡试不第的结果使他无从走人仕途，满怀报国壮志与设馆课徒的卑微社会地位形成的巨大反差，造成了蒲先生的“孤愤”与“狂痴”，进而转化为《聊斋志异》中涌动着的一种奋发激进的精神力量。显而易见，这种聊斋精神与20世纪初四川的社会思潮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那一时期四川的社会巨变与人文思潮，无疑为聊斋戏在四川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思想基础。
   
    3．戏曲改良运动的教化意识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清政府迫于民众呼声，先后颁发了一些所谓“变法维新”的诏旨，在全国推行“新政”。在四川实行的“新政”中有一项关于戏曲改良的重要内容。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经过总督部堂立案，在成都建立了“戏曲改良公会”。这是四川有史以来由官方建立的第一个戏曲管理机构，主持其事的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周善培先生。周先生学识甚高，应科举考试中举人，因后查出其文逾700字，违背科考规定，主考官爱惜其文，抑为副榜，因闱墨选刻其文章三篇，名声远扬。曾与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为友，两次东渡日本，并与日本倡导维新的名流交往，还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因周善培思维敏锐，才干出众，回四川后参与过许多“维新”事宜，是当时全国知名的“新政”要员。建立“戏曲改良公会”，就是他在出任四川劝业道时所办的一项重要政务。20世纪之初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业已形成，四川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而生成于封建社会并已成颓势的川剧，在改良维新的浪潮中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有的班社“借自由之名，演不规则之事”，更多的是“生旦狎抱，帐中淫声”，“开膛破肚，肢解分尸”。“戏曲改良公会”提出了“改良戏曲，辅助教育”的口号，采取了延请社会名流编写改良剧本(一是改良旧剧目，二是编写新剧本)，组织示范演出，修建戏园，考核伶工等重大举措。这些措施在发挥戏曲的社会功能方面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是戏曲故事的重要来源，《聊斋志异》不但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和无数生动的艺术形象，也蕴涵着与社会改良步调相符合的民主进步思想，自然而然进入了具有民主思想的剧作家的视野。黄吉安先生撰写的充满着社会改良热情的四出川剧聊斋戏，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一大批聊斋戏也经过改良重新见诸舞台。黄吉安先生是“戏曲改良公会”专门聘请的剧作家，当时其撰写的七个剧本及大学士赵熙先生所作《情探》一并作为示范剧本发往全川各地供戏班上演，被艺人誉为“不可移易一字”的“黄本”，聊斋戏虽然不在示范剧本之内，但在全川流传甚广，剧本保存至今。
   
    4．文人以笔代言的戏剧主张
   
    继黄吉安之后，一些在蜀中颇有名气的文人也不断有聊斋戏剧作问世，其中冉樵子创作、改编了以《刀笔误》为代表的约10个聊斋戏(大幕及折子)，将川剧聊斋戏的思想性、艺术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吉安、冉樵子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刘师亮先生，都是在聊斋戏创作上有突出成就的剧作家。从思想观念上分析，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黄先生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热衷于社会改良；活跃于民初四川政治舞台的冉、刘二位先生则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都有变革社会的政治追求，都是那一时代的进步剧作家。冉樵子毕业于成都法政学堂，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川鄂边防参议员等职；刘师亮在20世纪20年代亦系蜀中名流，因以诗文讽刺四川军政要员而闻名。他们还共同具有诗文功底深厚、喜爱川剧、关心时政、敢于抨击时弊、厌恶贪官污吏、难于混迹于官场的特点和人生经历，选择聊斋故事编写川剧，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政治观念，一吐胸中郁闷。冉樵子有感于世事艰险，将《聊斋志异·张鸿渐》改编为川剧《刀笔误》，并写诗赠予著名演员康芷林：“客中岁月谁与度，拈毫戏编《刀笔误》，请君为我一登台，代写胸中不平处。”可见其良苦用心。他还将传统折子戏《教鬼学》改编为《无鬼论》，由此剧名便使人联想到他的人生观和政治信念。从黄吉安创作的《粉蝶配》、刘师亮改编的《胭脂判》中，我们同样能读出其鲜明的时代政治倾向。以笔代言，可以说是蜀中文人进行聊斋戏创作的一种发自心源的动力。
   
                                   （杜建华：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