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在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支撑之下，将中国再还原为一种体系，类似于苏联，虽则没有它那么彻底。这恰是一个“作为帝国的民族”所应具备的国体形式，它与作为一个体系的传统中华帝国是有某种贯通性的。
——重塑中国历史哲学(二·上)
一、导言：为何要重构历史哲学
尚观：您在此前曾与王利先生合作了一篇对话“东北观天下”，并起了一个颇有雄心的副标题“重塑中国历史哲学”，不知你们是出于怎样一种问题意识而展开此种思考的?
施展：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当然是中国问题，更准确地说，是近代以来的中国转型问题。对转型国家来说，它尤其容易遭遇的困境是身份迷失的问题，它不再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是谁，这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它难以有效地识别并锁定自己的目标，以至于在转型过程中出现各种歧出之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并不是初看上去那样清晰，这实际上基于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它需要通过一种历史哲学的叙事才能够获得表达。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广大边疆地区的存在，我们的历史身份便尤其复杂。主流的历史叙事，总是不自觉地把中国的历史等同于中原史或者等同于汉族史，这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是很明显的。
尚观：是的，中原以外的历史在教科书当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而且所述之事多半也是其与中原之间的战争，从而仍是中原史的附属物。
施展：但这样一种史观无疑是残缺的。汉族不是用血统界定的，真从血统上来界定的话，找不到什么是汉族，多少当年的蛮夷今天都被我们视作汉族，所以汉族是用文化，通常认为是用儒家文化来界定的。我们在“东北观天下”一文中曾经说明，区别于一神教，儒家伦理若欲转化为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及制度安排的话，其载体不是个体心灵的皈依，而是一种表达着伦理意涵的生活方式，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于是它就有着一种地理依赖性，依赖于定居农耕的社会与经济形态，从而因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因此，汉族中心的史观，完全无法涵盖对于整个中国的解说。必须有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视野，将中原与边疆纳入同一个历史过程中来审视，它们分别构成这个历史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相互依赖、相互塑造——包括战争也是这种相互依赖与塑造关系的表现——才能够有效地理解“何谓中国”这个问题。这个更具普遍性的视野，正是需要通过历史哲学的重构才能够展开。
尚观：能否更具体地谈一下何谓更具普遍性的视野?
施展：我们在《大观》小组的讨论中曾经提到过，中国的历史，不应被理解为作为一元实体的汉族不断扩张从而成就今天的疆域与人口的历史，而是应该理解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在这个体系当中，大致以长城作为南北分界、以嘉峪关以及湟水谷地作为东西分界，有多个历史主体在不断地互动。它们的互动过程，有时表现为准列国体系，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在说周代的状态，更是在说秦统一中原之后，长城南北定居帝国与游牧帝国对峙、互动、互为条件、互构的状态，如汉-匈奴，唐-突厥，宋-辽等;有时表现为超越定居-游牧之对峙的多元帝国，如元、清等。无论哪种样态，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多元的体系而存在。
在多元帝国的情况下，游牧民族以一种外在超越的方式实现对于草原、汉地的普遍治理，儒家只是作为多元帝国当中的一个要素存在，虽则它是很核心的一个要素。在准列国体系的情况下，中原地区也不是单凭儒家理念(且不谈法家等)便可以完成自身的建构的。因为汉族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无法统治草原，于是北方的游牧帝国便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中原帝国必须在北境做出相应的军政和财政安排，这种安排要求汲取民间资源。但是就原初的儒家而言，它是反对这种汲取的，视其为“与民争利”，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舍去“兵”与“食”也不能舍去“信”，但这种理想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是无法实现的。而儒家作为一种入世的学说，它要求把自己外化为现实的秩序安排，同时也要对现实存在的秩序安排给出正当性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那种迫不得已的资源汲取的需求，现实当中的儒家便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叙述，否则政权的正当性无法获得辩护。这便意味着，就纯中原王朝来说，北方的游牧王朝也已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其制度安排与精神秩序的建构当中。
尚观：王安石变法便是此一问题的一个极佳例证。
施展：没错。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一元的实体，相反，它一直是个多元的体系，所谓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这个多元体系不停地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其寻找过程会通过战争、贸易乃至移民等方式呈现出来。经常是会在一系列的战争之后，南北两方终于形成了均势，于是我们可以说整个体系找到了某种均衡状态。寻找均衡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从东汉末到隋唐;特定的均衡状态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宋辽澶渊之盟后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但是均衡又会因为小冰期、小暖期交替的气候变化而被打破，冰期到来会导致生产骤减、暖期时间足够长则人口过度增长，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人口-资源压力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发新的战争，中国历史便会进入下一次寻找体系均衡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是日本汉学重镇京都学派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都提出唐宋变革有着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意义，中国从“中古”进入“近世”;但这个观察还是集中在中原视角，若把视野转向草原视角，我们会发现这里也有个“唐宋变革”。辽代不同于以前的草原帝国，它不再追求自身的汉化，而是主动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这是多元体系寻找均衡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尝试，它开启了将准列国体系的外部均衡转化为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的路径，正是这一路径，使得东亚大陆的多元体系找到了超越于农耕-游牧对峙之上的普遍帝国的可能性，其后又几经变迁，才最终成就了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中国的广大版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并未进入黑格尔所说的停滞，相反，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运动，有着一种哲学意义上弘大的历史演化。
多元-普遍帝国首先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当然，纯粹的中原帝国是否首先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也是可商榷的。其政治性就体现在它要为东亚大陆多元体系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政治存在形式，由于儒家的地理依赖性，它实际上是无法用儒家的天下观获得有效表达的。这种稳定的政治存在形式，在清代的乾隆朝(平疆之后)基本上可说完备了，它将该多元体系所需的各种要素，无论是军事的、财政的、精神的，还是地缘战略空间的，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多元帝国秩序当中，整个东亚大陆和相当部分内亚地区都获得了和平红利，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据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并不是因为美洲作物的引入导致人口激增，而是因为人口激增，清朝官员被迫开始考虑推广美洲作物，但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那么人口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使然了。
不过美洲作物这个事情也在提示着我们，近代的中国不是孤立地作为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存在，它要作为一个亚体系，在全球体系下获得再审视——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早就提示过这一点。东亚大陆的体系均衡在乾隆朝刚刚找到其政治存在形式后不久，便遭遇到西方的压力，于是中国历史又开始了在更大的体系结构当中寻找均衡的过程，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转型的历史背景。但是在这个更大的体系中，东亚的亚体系已经寻到的内部均衡也会被打破，秩序的重构会是总体性的，在一个内外互动的过程中来运动。某种意义上，内外两个方向的秩序再均衡是同一个过程，互为条件，中国历史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从门户开放，到国民革命，再到冷战，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全球规模下的体系均衡之政治存在形式的寻找，可以说仍然没有完成。若欲思考当下的中国问题，则我们有必要对过往的这些历程梳理出其历史哲学层面的意义，才能重新确立中国的自我意识。
二、吏治国家与自由联盟
尚观：说到作为体系的中国，则我们势必要进一步问一下，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其主体性何在?“东北观天下”一文中已经提出，来自东北的游牧力量，才能建起一种超越定居-游牧的普遍秩序;那么，在你们看来，在历史哲学意义上，西北边疆的主体性又在哪里呢?
施展：简单地说，它们分别从外在的制度层面和内在的精神层面为东亚大陆体系的秩序重建提供要素，这就是这两个方向分别的主体性所在。
以从汉到唐之间的历史为例，中原帝国建立起的是一个依凭中央财政的官僚制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吏治国家，并以此滋养着一种繁盛的文化，但是它总会遭遇不可避免的命运循环，堕入衰朽，汉末便是此命运的一次集中体现;在衰朽当中，人们甚至会对此前支撑着整个吏治国家的正当性的观念秩序产生质疑，魏晋玄学对于东汉中后期已经发展到烂熟的儒学的替代就是例证，于是整个中原从外在的物质秩序到内在的精神秩序全方位陷入危机。每逢此际，未入吏治国家之窠臼的东北便为外在政治秩序的重建提供必须的激情，西北则为内在精神秩序的重建提供某种意义上的理性，它们使得整个东亚大陆的体系重新焕发活力。
尚观：为何会有那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循环呢?听上去仿佛宿命论。
施展：不能说是宿命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这涉及基于官僚制统治的专制大帝国，与基于自由秩序的草原军事贵族制(东北)或自由贸易城邦(西北)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这里的专制或自由，不是在任何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表述的，而是对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秩序生成机制的刻画。
尚观：我们在这里的讨论都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展开。今天人们谈论专制与自由这两个词的时候太容易为它们赋予意识形态色彩了，而常常忘了它们都是必须基于某种既存秩序才能够被讨论的，该秩序的生成机制本身则往往被人忘掉。
施展：就人类秩序的最初生成而言，可以说近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自下而上地自发演进的，姑且称之为自生秩序。但在嗣后的发展上，中原与边疆走上了两种不同的路向。
自生秩序在古代的中原地区表现为一种源于传统的仪礼秩序，贵族制作为该仪礼秩序的载体。该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可以参加战争，同时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也会大于实用性质。宋襄公可以说是这种意义上的贵族制的绝唱，他“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任何不符合礼的战法，都胜之不武，宋襄公耻之。但这在战国时代显得很迂腐，宋襄公被不讲究贵族精神的、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变法的对手打得大败。通过变法，各个诸侯国内部的贵族等级被夷平，传统的仪礼秩序的载体不复存在。人们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于出身、血统，而是基于军功;平民也可以参战了，甚至可因军功升至超越于过去的贵族之上的地位。由于不再有约束中央政府之资源汲取的中间性力量——贵族——的存在，整个国家便得以建立起庞大的中央财政，庞大的官僚体系-吏治国家便得以建立起来。而新被拔擢的平民，正好是用来填充官僚体系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似贵族有着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财务基础，同时其地位的提升又依赖于王权，其与王权之间便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这样一个群体进入官僚体系，便可使得其效率得以最大化。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也被依照战争动员的逻辑重构了一番，这样，全民战争开始出现了，战争的实用性转而超越于礼仪性之上，各国进入了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则其逻辑终点就是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并且这种大一统从技术上来说差不多是不可逆的，因为大一统首先基于中央财政的大一统，而能够阻挡中央财政大一统的古典意义上的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原帝国于是走上了自上而下形成秩序的专制时代。这个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持续了很久，唐宋变革前后也有差别，但它们与春秋时代相比的差别才是根本性的。
这种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也要由具体的人来运作，是人便都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在帝国初建之际，开国首领都是非常能干的，对于官僚体系会有一种还算有效的约束;但是随着帝国承平日久，成长于后宫的后续君主的能力会日渐下降，约束官僚的能力便也大不如前，于是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会逐渐被官僚们所窃夺。由于官僚体系实际上才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君主并不做太多具体的工作，中人之资也能胜任，所以帝国一时倒也不至于崩塌。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上下暌违，于是帝国上下可以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末日心态，帝国便衰朽掉了。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以致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帝国便无应对能力，秩序遂瓦解。
帝国从初建的朝气到衰朽的暮气，只要几代君王的退化、一百多年的时间，嗣后就是等着秩序瓦解、新的开国英雄的出现了。对庞大的官僚制帝国而言，这就是其无法避免的命运循环。
尚观：于是就需要来自于中原以外的要素注入以再造活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循环，两汉是中原帝国，其衰朽带来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有了外部要素的注入，秩序重建，开创了隋唐这样的胡汉混合帝国，中唐之后帝国衰朽，秩序瓦解。宋代又是中原帝国，衰朽之后被草原帝国重构——人们经常说大宋是多么地有活力，但是要看到那种活力都是基于自下而上的民间秩序，自上而下的帝国秩序也无法避免衰朽，否则无法解释蔡京、童贯、史弥远、贾似道之流的大行其道。明代又是中原帝国，后期的衰朽极为严重，然后又是草原帝国对秩序的重构。中原-草原的互动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轴。那么，为什么草原帝国不会陷入那种衰朽呢?
施展：草原帝国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周期性的继承危机。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得先来看看游牧生活的一些本质性特征。
第一，草原帝国是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的。因为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互为条件，但它们的建立都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被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草原上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地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于是官僚制帝国在这里不可行。
第二，游牧者的日常生活通常都是以小规模的部落单位行动的。一方面这是因为草原上瞬息万变的天气对畜群可能有巨大影响，于是游牧者必须能够迅速地做决策以及迅速地转移，小集群行动方便;一方面更主要地是因为，一旦部落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必须依靠官僚体系才能管理，而无法依靠熟人社会的模式来管理，但官僚体系在这里无法存续，所以部落规模达到临界点时，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小集群行动。
这两个特征便确保了那种基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秩序形成方式，在草原上不会像中原上一样，被吏治国家给扭转过来。所以草原上便仍然有着一种原初性的自由。
尚观：游牧者小集群行动为主，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可以看到历史上庞大的草原帝国的存在，这个问题需要解释。
施展：对。那么草原帝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秦统一之前我们几乎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但是秦统一之后，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原因在哪?就在于中原统一了。草原上的资源有限，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最便利的办法当然是贸易，而中原地区通过这种贸易可以获得草原上的战马，这绝对比中原的马要好。只要中原未统一，则各诸侯国都会愿意与草原贸易，否则邻居的马比自己的好，对战争不利。而既然能够自由贸易，则草原上的各个小部落也不会愿意联合起来，以致被大可汗扒去一层贸易利润。由于南北两方都是准自由贸易状态，贸易的条件可以大致形成一种市场均衡。但是随着中原统一，官僚制帝国无贸易竞争者，它便可能拒绝贸易，或者规定一种远远偏离市场均衡的贸易条件。草原小部落无从贸易，便只能强抢了，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战斗力，于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上我深受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论述的启发。
这种草原帝国严格说来是个部落联盟。由于税收成本的原因，联盟的大可汗仍然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他可以掌握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权，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一种实际上不自主的中央财政。但这点财政能力既不稳定，又不足以支撑其对各个部落民众的直接管理，仍然只能允许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一旦大可汗带领联盟同中原征战的能力不足，则那点可怜的中央财政也难继续了，于是部落联盟就瓦解了。明朝的北方草原一直没有形成庞大的游牧帝国，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的强硬军事政策，使得大可汗无法联合起诸多小部落。当然，对于明来说这未必是个优选项，因为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管理贸易的成本，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对于民间资源的汲取也很过度，强化了皇权专制，弱化了民间的自生秩序，所以明代的民间繁荣远不如宋代。
尚观：那么作为部落联盟的游牧大帝国，部落盟主就无法一言堂地做决策了，小可汗们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这应该是游牧帝国当中常见的军事贵族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蒙古部落的忽里勒台大会还是满清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制的一种表现。
施展：同时，由于部落首领还需能征善战，小孩子是不行的，所以在部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首领的继承关系通常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终子及。但是到了第一代领袖的最后一个弟弟也去世之后，接下来该由谁来继承，就会出现争议，第二代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某种继承资格，也都渴望继承，大家就会打起来。这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它会导致帝国的分裂瓦解，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少有延续过百年的，这是由于立国大汗的兄弟一代的自然寿命所限。可以说，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克服，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的，而是在后者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之后，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
草原生活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于是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相沟通的萨满教有着较高的依赖，亦即通过一种韦伯所说的卡理斯玛要素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同时草原雄主必须具有大英雄的特征，否则无法服众。于是，可汗们便既需能征善战，也需具备卡理斯玛属性，受命于长生天，这才完整地符合大英雄的要求。中国的史书中就记载，北族游牧帝国选择可汗的时候，要将选出的人置于马上狂奔很远的距离，待其从马上颠落，再用白绫缠其颈用力勒，勒至濒死状态时问他“你能做几年可汗”，这种濒死状态下的回答，便被视作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是长生天的意志通过他的口表达出来，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可汗所必须具备的卡理斯玛属性。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曾就此做过一个对耶律阿保机的很有趣的研究。
尚观：在这种状态下，每个部落的首领，其权力的终极正当性来源都不是源自某个上级，而是源自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这是贵族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多头治理，群龙无首。
施展：所以，草原帝国天然地是自由的。由于自下而上的秩序生成机制未被扭转，它便保留着人类最本真的淳朴与最原初的激情。任何一个秩序的建构，都是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的。单纯的激情有可能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激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
中原帝国历经多年的吏治统治之后，激情已经被驯化消磨。每逢其衰朽之际，都必须新的激情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北方(或说东北)的游牧民族;而中原原有的理性已经不足以驯化此一激情，否则当初也不至于衰朽，它需要新的理性要素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西北(或说大中亚)的异种文明。两种新的要素与中原原有的各种要素相融合，才能够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大陆的体系演化也达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来自西域的佛教等则帮助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一种超越于草原-汉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这些东西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才最终催生了灿烂的唐帝国，东亚大陆上的人民也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普遍的自由。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对此做过非常精彩的分析。
离我们更近的清帝国，到雍乾时候，汉满蒙回藏皆入治下，东亚大陆多元体系的整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族地区主导大清的财政秩序，其提供的庞大的中央财政使得大清统治者可以对八旗进行直接管理，将军事贵族赎买掉，从而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统治者在此以皇帝的身份出现。满蒙主导安全秩序，因冷兵器时代的草原骑兵是最具战斗力的部队，统治者在此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藏地以其精神力量驯化外蒙，藏传佛教要求信徒必须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可以移动，但寺庙无法移动，于是外蒙游牧民的游牧半径便被寺庙所固定下来，从而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定居化，没有了高度机动性，则其对定居帝国的冲击力就大幅下降，大清以此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击溃的历史重演，所以康熙说“一座庙胜十万兵”。统治者在藏地以文殊菩萨转世的身份出现，回部则提供帝国整体的安全战略空间，因为外蒙与回部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所以左宗棠在塞防海防之争中，坚定地说“保新疆所以卫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通过清朝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
而且，大清帝国还建立了多元互构、相互依赖的帝国治理结构，将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治理的依托。比如在台湾，依托熟番统御汉人和生番，熟番即汉人与生番的中介性要素，台湾学者有本新著《番头家》对此有过很精彩的讨论;在内蒙，以皇帝直辖的土默特诸部统御其余诸部，土默特部即满洲与蒙古的中介性要素;通过黄教统御蒙古，却以青海的土族作为章嘉呼图克图即蒙古的头号大活佛，土族是蒙古的分支却又已经藏化，变成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中介性要素由于其跨界性的身份，可为两边所认可，但也会为两边所排斥，于是中央对中介性要素的支持，会使得其对中央保持高度忠诚;而一旦任何一边对于中央的统治有反抗，则中央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一边，来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便更稳定。而清朝皇帝本身研读儒家经典比汉人还要厉害，同时不忘骑射为本，也成为满汉之间，乃至帝国的根本的中介性要素。
尚观：这一番对于边疆主体性与东亚大陆体系重构的分析很精彩，也进一步完善了你们在“东北观天下”一文中提出的东北方向为体系提供激情的原因。现在我们还是聚焦回到西北方向吧，您刚才说西北提供新的理性，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或者说，其深层机理何在呢?
三、中亚的史与地
施展：要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对西北的史与地做一个分析。当然，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有句古诗“西北望长安”，这个视角是从中原向西北望长安，我们现在经常把陕西也归在西北的范围里，但严格说来这仍未摆脱中原视角，长安对中原来说是西北，在我们所探讨的那个普遍性视野之下，它仍然是中原，甚至很长时间里是吏治国家的中心所在。我们要转换视角，从西北来望长安，站在西域视角来思考问题，打破“向西北”所蕴涵的内外之别，也要破除中心-边缘的意识桎梏，尝试将广袤的西北视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时刻祭起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历史让我们“望长安”的“量天尺”，以鹰击长空的自由姿态俯瞰我们的历史，来思考何谓中国。非如此，则不足以抛掉千百年来历史叙述积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层层精神重负。
尚观：这个视角的转换精彩。所以，要讨论西域的话，必须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视野之下，即中亚视野，或者北大昝涛教授经常用的一个概念“中央欧亚”。
施展：确实如此。西域本身构成大中亚的一个部分，在历史和地理上都与中亚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要想有效地理解西域视角，可能首先还是得从中亚的角度展开来谈。但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大一点，我们之前谈的“东北观天下”，从草原游牧帝国对于中原农耕帝国的外在超越这一角度，谈了古代东亚大陆的普遍秩序如何得以成立的问题;把视野拉大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近乎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逻辑结构，亦即流动性的人群与定居性的人群之间的对峙，推动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
尚观：这样一种对峙关系，大致沿着纬度线分布，与自然地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基本约束条件有着内在的关联。
施展：是的。打开地图来看一下，欧亚大陆的最北部分，是广袤的森林，从西伯利亚横贯整个俄罗斯，再一直延伸到北德平原;森林地带的南部则是草原地带，从远东通古斯地区向西横越蒙古高原、中亚，一直延伸到东欧的匈牙利，草原中间间或有些沙漠。蒙古与俄国的分界大致就是沿着这个草原-森林的界线来的。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当中曾经提到过，“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越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在欧洲，可以说流动与定居的关系首先是个东西问题，游牧帝国与定居者的对峙;次要程度上是个南北问题，驾船航行深入内陆的维京人与中南欧人的对峙。而在亚洲，流动与定居的问题则基本上可以说是南北问题，无论在东亚地区还是在中亚地区。
尚观：放在东欧的话，也可以说它曾经是南北关系，匈人领袖阿提拉对于东罗马帝国的压力就是属于一种南北关系。不过这个细节且不去管它。
施展：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讨论东北时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流动性的游牧者主导安全-政治秩序，定居性的农耕者主导财政秩序，双方或者相互型构，或者干脆以一种外在超越的方式合为一体。如此形成的共生结构，在几个大的地理区域内——比如以东亚、中亚、西亚-东欧(它们在近代以前也大致可以放在一个历史-地理圈内来处理)来划分的话——一再复制出现。在东方，此共生结构最后落实为清帝国，从入关算起，延续了近270年;在西方，最后落实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即使从其攻克君士坦丁堡算起，也是延续了460多年，如果从其崛起于塞尔柱土耳其汗国的遗产上开始算起的话，则还要加上100多年。东、西两个帝国都堪称长寿。
尚观：但是中亚几乎没有长寿的帝国为我们记起，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都是转瞬即逝，帖木儿之后就更是没有什么提得起来的重要帝国了。
施展：这里就涉及中亚的一个独特性了。这个独特性需要放在欧亚大陆的一种地理特征当中来解释，那就是大规模的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比较集中地存在于东西两端(南亚作为另一个地理单元暂且不论)，中亚的可供定居的宜农土地，都是以散落绿洲的形式存在的。从里海到天山，中亚一路都是蔓延的沙漠，中间点缀着一些绿洲地区。这些地方本来就处于大陆深处，海洋上的水汽很难到达，同时在中亚又有世界上最高的一系列山脉的存在，或者阻挡了南边印度洋的水汽，或者阻挡了北边北冰洋的水汽，于是就形成了大量的沙漠地区。在北冰洋的水汽能够到达的地方，则有大片的草原。高大山脉的存在虽则阻挡水汽的到来，但是由于山顶丰厚积雪的存在，积雪融化形成的一些特定的地下水源或内流河，却滋养了一些绿洲地区。绿洲地区的农业，是不可能形成足够巨大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的，这恰恰构成了中亚无法形成稳定的大帝国的一个根本秘密。
我们刚刚说过，草原帝国内部军事贵族制的存续，是以大可汗不掌握一笔庞大的中央财政为前提的，他没有能力用中央财政来把贵族制赎买下来，于是部落联盟可以存续，同时伴随着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但是一旦游牧帝国征服了东部亚洲或者西部欧亚的广阔的农耕地区，则大可汗可以将农耕地区的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便被赎买掉了。一如满清入关之后，曾经对大汗构成现实约束力的八王议政会议就不再起实质作用了，基于军事贵族制的游牧帝国便转化为基于官僚制的那种完成外在超越的帝国;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也就此转化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那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便被克服了。这是东、西两大草原征服帝国得以长寿的根本原因。而农耕地区也因此获得和平红利，在南北对峙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了。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才使得人口猛增成为可能。
反观中亚的绿洲农耕地区，其积累的财富规模太小了，不足以支撑征服了中亚地区的游牧帝国大可汗完成对于军事贵族制的赎买。于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在这里仍然存在，中亚便没有可以被我们记住的长寿帝国。即便强大如帖木儿，在其去世后帝国也是迅速分崩离析。统治中亚的帝国崩溃后，会进入相当长一段的动荡期，各路草原英雄纷纷登场，但我们往往也只能轮廓性地知道他们登场了，具体是如何唱戏的则说不大清楚，因为中亚帝国的忽生忽灭，使得可靠的历史记录很难留下，我们往往是通过其周边的长寿帝国的记述才能对其略知一二。这样一种由于其地理特征所致的历史社会学后果，使得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边的“有序为底色、失序为插曲”形成鲜明对照。当然，还要强调的是，“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用来描述中亚的政治史大致说得过去，但是中亚的经济-社会-文化史则不是这个样子，很可能对后者要反过来描述才算恰当。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谈。
尚观：这个观察有意思。地理构成了历史逻辑的一个根本约束条件，它就像一条河道，并不会规定历史长河该如何翻腾巨浪，但是作为约束条件规定了历史长河大的流动方向。
施展：具体到中亚内部来，我们还可以在更细致的地理划分下，看到受其地理因素约束而形成的一些历史逻辑结构。大中亚的地理四至，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西抵咸海，东抵哈密，北界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边界，南界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阿姆河这么一条线。对此区域内部加以细化区分，可以看到，以帕米尔高原为轴，高原东面是天山山脉，将新疆大致分为南北两块，天山北路是准噶尔盆地，是草原地区，天山南路是塔里木盆地，是沙漠间杂绿洲;高原西面则大致以锡尔河为界，河北部是草原地区，河南部是沙漠间杂绿洲。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阿姆河、锡尔河皆注入咸海，两河之间的地区一般称之为“河中地区”，这个地区的主要部分是中亚两大沙漠之一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沙漠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内流河泽拉夫尚河，阿姆河及泽拉夫尚河边上有一些绿洲城市，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如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玉龙杰赤等。
尚观：河中地区就是中亚的定居性城市地区，不过这里除了农耕之外，更有名的似乎是商业。前面说的这几个城市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商业城市。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库车、鄯善等，也都是定居性农耕城市，同时也以经商闻名。
施展：对，可以沿着天山-锡尔河大致划一条线，这条线以南是定居性地区，兼营农耕与商业，这条线以北是游牧地区，南北两个部分，构成前面所说的那种游牧-定居的共生体关系。在这个大中亚的疆域中，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专门提出来讨论，那就是七河流域，它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河中地区以东，以伊塞克湖(中国历史上称其为热海)和楚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这个地方有注入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所以被称为七河流域。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是七河流域的大致范围。七河流域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连接，或说兼容中亚的游牧与定居的地区。我们曾经谈到过，能够入主中原的北族王朝皆系起自东北，概因东北作为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起于此处的北族王朝有能力兼理游牧与定居;七河流域可以说是大中亚的“东北”。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草原，同时也具备上好的农耕条件，曾发展起几个历史名城，如巴拉沙衮、碎叶、伊犁等。由七河流域出发，北可以驭草原，南可以控绿洲，堪称王者之地，所以历史上诸多重要的中亚王朝定都于此。如早期的西域第一大国乌孙，后来的西突厥、喀喇汗王朝、西辽、察合台汗国、准噶尔汗国等;大清在平定南北疆之后，其驻西域的最高长官是伊犁将军，驻跸地也属七河流域，由此统治南北疆。
同时，大致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亦可进一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西部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所在地，东部是今天的新疆所在地。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亚区域虽同属大中亚，但在历史上同时处于同一个王朝统治下的时间却并不是特别长。因为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使得跨越高原进行统治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持久。强大如西突厥，重心在西部亚区域，虽则其统治中心位于七河流域，却也难以持久地占据帕米尔以东。后来一度囊括几乎整个大中亚的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等，都是统治没多久，便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重心在帕米尔以东的准噶尔汗国、大清，则都没有持久地统治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可以说，帕米尔高原构成了帝国的天然疆界。高原的东、西两边，各形成一个次级的南-北关系之游牧-定居共生体。
尚观：中亚的地理结构极为复杂，它构成了中亚的历史长河的河床，是个硬约束。但是光讨论地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对中亚的历史、人文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四、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
施展：中亚的历史、人文讨论起来也是非常复杂的，线索太多了。因为这是各大文明间联系、交流的通道性地区，于是举凡中国的西域史、波斯史、突厥史，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游牧帝国、定居-商业城市，乃至后来的欧亚大陆帝国的历史、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等等，都需要纳入研究的视野，这一切线索纠葛在一起，构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中亚历史，对其的阅读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历史的下面，都有一个隐约存在的主线，那就是中亚自身的主体性特征。这条线不总是那么的清晰，但是细细爬梳的话便可以将其识别出来。
尚观：这条隐约的主线应该也是与中亚的那种地理特征相关联的。
施展：是的，与我的设想一样。很有趣的是，中亚的主体性，正是基于其地理特征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游牧地区而言，破碎性基于其无法克服的周期性继承危机，可以说是时间意义上的破碎性;就中亚的定居地区而言，破碎性则完全是地理所决定的——绿洲彼此是不相连的，中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同时每个绿洲的规模又都是很小的，这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破碎性。不像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都有连成大片的定居地区，形成持久的大帝国，时-空上相对而言都是连续的。
中亚的破碎性带来两个效果，一方面，由于其破碎性，使得中亚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孕育地。另一方面，由于其破碎性，就其定居地区而言，它无力保护自己，总是需要某种外部力量的进入，在当地形成秩序。外部力量的进入，或者是来自北部的游牧地区——但是这又不断遭遇到时间破碎性，绿洲城市仍处在周期性的失序之下;或者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轴心文明所形成的帝国，如中华帝国、波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周期性失序或可化解。但是对远方的轴心文明帝国而言，中亚本就遥远，再加上其空间破碎性，使得在中亚的统治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必定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远方轴心文明帝国对于中亚的统治，若欲持续，必定要采行间接统治，这样才能够把统治成本最小化。
于是我们可以说，无论外部力量是如何来的，它都要服从大中亚的一种亚区域特征，即它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周边区域的主体性——间接统治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了当地进行自我治理的必要性，从而就是对当地的主体性有了一种承认——这就是我们说的那条隐约的主线。这并不是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有着一种足够的雍容，乐于承认中亚的主体性，而是轴心文明帝国所必须面对的一种统治原则，是政治地理所带来的硬约束。即便轴心文明帝国派遣自己的人马去征服当地，欲图做某种直接统治，前去完成征服的大将军也会迅速地从该帝国中自我剥离出来进行割据，再次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前秦时期的大将吕光，曾被苻坚派去征服西域，结果吕光到了龟兹(今库车)一度就不想回来了，意图割据当地，这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民国时期，新疆的历任最高统治者都是内地过去的汉人，却也纷纷割据自雄，仅在表面上服从中央号令，同样也是例子。至于帕米尔以西的中亚，我们可以看到它被阿姆河以南来的轴心文明帝国统治的时间更是有限。公元前300多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次，8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帝国时期也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两次的持续时间都很短暂，此后的再次出现就要到来自北方的俄国征服中亚的时期了。
尚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亚在秩序的存在样态上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秩序多元化，这是我们进入中亚人文历史时一个十分突出的引向。二是被动或弹性。当我们用通道去界定中亚时，往往是从文明交融和碰撞视角来体现这种被动性特征的，对于中亚而言就表现出了较强的弹性存在。概言之，中亚体现出一种消极的主体性。
施展：不要小看了这种消极主体性，它反倒可能对于世界历史有着启示性意义。中亚的主体性之所以消极，全因其地理破碎性，这种破碎性使得不仅外部难以持续地统治它，在其内部也始终保留着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传统帝国当中被消弭掉的自由，一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群龙无首”，不要忘了，《易经》有云，“群龙无首，大吉”。中亚所得以保存的自由，在较小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游牧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始终未被赎买上;在较大的意义上，呈现于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彼此互不统属，也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上。一个个城市的独立性，保障着人类最原初意义上的自由的存续。自上而下的秩序建立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推动着自下而上的秩序汇聚。这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建构出来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风俗意义上的原初自由。中亚作为几大轴心文明的连接地区，亦可称为通道性地区，成为贸易的通道和文明传播的通道，是它天然的历史命运。
尚观：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又天然地是适合于贸易所要求的自由秩序的，所以可以说，“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历史命运，中亚的破碎性成就了它的这种命运。
施展：这种命运也反过来促成了另外一个面向，中亚的商人群体在古代到中世纪可是大有能量的。虽然他们要依赖于游牧帝国的保护，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依赖于突厥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突厥帝国的各种基于商业过程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唐帝国经常也受惠于此。以至于，粟特人成为突厥人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突厥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突厥帝国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祆教等波斯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我猜想这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粟特人后裔，当然，他们已经混入了突厥人的血统。据俄国的突厥史权威巴托尔德的研究，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以至于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到欧洲的。这个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中亚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是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更形呈现出历史在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再能那么容易地讲，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相对于中亚，究竟是谁在规定着谁了。做个不恰当的比方，轴心文明地区和强大的游牧帝国，仿佛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中亚的商人们则是虽手无缚鸡之力却真正拥有头脑的智者，后者担当着形成规划的历史命运，前者则担当着执行规划的历史命运。
尚观：中亚同样也是诸种文明交汇之地，其自由性格又会赋予它什么样的特征呢?
施展：这里的关系就更大了，甚至更具本质性，从这里可以看到中亚的一种带有积极面向的主体性。
中亚绿洲地区贸易发达，人均财富量很高，但由于其太过破碎，总财富量却很小。于是，它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之地，轴心文明只能生发于大片农耕区域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但是这些轴心文明生发之地又一定会建立起轴心帝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的力量便会对文明本身发展的逻辑构成一种压制，使得文明的可能性无法被充分释放。中亚地区同样有对文明的需求，于是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作为自由通道的中亚地区，这为中亚带来世界性的眼光，较高的人均财富量也让中亚人有余裕来思考这些文明所提出的问题。诸文明在这里各施解数，自由竞争，同时由于中亚无法被强大的轴心文明地区持续地直接统治，又使得诸文明在这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治性的压力，从而使得它们在中亚充分释放出各种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是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的。
比如，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而它在中亚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印度本土的诸多不同，佛教的更多可能性呈现了出来。这些鲜活的精神要素传入中原，结合于北朝的激情与创造，对于中原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这才迎来了“盛世大唐”。脱离开中亚，则我们无法有效理解唐朝，无法理解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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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19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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