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乞丐背后的社会学
文 | 黎明（杂文家）
汉语里又多了一个新词——“红包乞丐”。这“行当”并非近日才出现，它伴随微信平台和互联网巨头间的红包大战而来，过去，人们管它叫“微信乞丐”。不严格的定义，指“利用微信不断向其他人索要红包而且只收不付的人”。而索取红包的方式，是编写、转抄各种段子，编造各种理由发给他人，或者，什么理由都没有，直接索要。
中秋节、十一紧连，讨要红包风大兴，上升到“公共话题”，令一批歌星都按捺不住。一群人气歌手发布了一首《别拿我的红包当游戏》，希望能通过歌曲的传播方式来抵制这种不良行为。MV导演何开诚称，“这以往只有在录制赈灾歌曲时能看见的场面，没想到因为红包也能看见”。策划人陈晓龙则说：“调侃讨要红包的意义，不亚于一场赈灾……讨要红包已经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毒瘤。”
演艺圈对“红包乞丐”现象反应激烈，也许过度了。这是私人领域中的私事，不存在侵权和伤害，既定微信红包规则与授受双方的行为过程，毫无强迫因素在内。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家不得不关注强迫公众、强制他人的行为与机制，而在“强迫因素”之外，很难找到还算得上严重的问题。换个说法，除了大家面临的无端被强制的问题，其他事基本都算不个事儿。
演艺圈的反应或过度，或许正是意识到“红包乞丐”现象无关轻重，遑论其中还有演艺商机在焉。但是，“红包乞丐”现象蕴含的“社会学”并不简单。
指责“红包乞丐”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的说法，比较流行。这是一个误解，和道德绑架扯不上关系。
和逼捐不同，索取红包，没人占据道德制高点，没人借社会公德、政治或宗教理念，作为索要钱财的理由。其间没道德出现，自然也就没有道德绑架。平时在中国常见的所谓“道德绑架”，实际上也不真实。即便提出强势而咄咄逼人的道德理由，若没有不讲道德和法治的现实力量做帮凶，仅凭“道德”，也绑架不了任何人。
不是道德绑架，而某些接受索取信息的人，感受到了一点压力，这又叫什么呢？贴切一点，应该叫（主观认定的）“情感敲诈”。
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到大众不过十几年的事，之前，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文本、益智读物早已存在，然而，今天在网上的查询与阅读仍不方便。因此，“网前”的诸多信息、学问成为“网上一代”的短板，或被中国的大众读者所忽略。
比如，“情感敲诈”，早就属于近似于术语的词汇。1997年，苏珊•福沃德博士（美）的畅销书《EB情感敲诈》在中国出版，但今天，早已见不到此书对分析家、咨询师的影响痕迹，红包授受双方，更不会发生此联想的可能。
“情感敲诈者知道我们需要爱和帮助，他们就会撤走它们，或者使我们感觉到，必须争取它们”。一小撮抱有真实贪欲、恶念的“红包乞丐”，说到头，也不过如此。
“红包乞丐”借了娱乐的势，即便借助更强的气场，终归算不上一项事业、营生。没几个人指望靠红包解决本月房租、下月饭钱，把这获利方式太当回事的，都是懵懵懂懂的天真者，或一时热衷于一种自取其辱的“捷径”罢了。
而发放红包的人，不管感受、动机如何，总之实际为“发放善意”。你居高临下，完全自主，不发和热发的任性，都无可指责。至于发红包行为，原本出于某种现实利弊的考量，这是生意或权衡了，那由你的商业头脑加以处理，评价促销或推行为，用的是另一套规则。
究竟怎么看“红包乞丐”现象？乞丐身份是被人轻看的，“红包乞丐”的名称，即表现出普通人的否定与鄙视态度。其实，不该简单地区分好与坏。此现象揭示两个更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情感敲诈”的扩大化，由紧密圈扩展到非紧密社交圈。原因相当复杂，各位不妨发挥一下。个人之见，主要原因有三点：
1.独生子女和“缩水家庭”关系中，“情感敲诈”的分量较以往各历史时期都重的多，大家习惯了非常阶段、非常效能的“情感敲诈”，将其扩大到更大空间自然而然，新一代天性使然而已。
2.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钱权党，中国人都是忠诚的党员，大家都深切体会到金钱能量及其所有象征的含义。时代潮流裹卷一切，物化标准滥用乃大势所趋，给我、给你财物 = 关爱与在意，用钱数当衡量感情、关系的尺度，成为正常惯例；同时，“要钱”，“给我”，为“情感敲诈”的主要表现方式，而金钱驱动力强，“情感敲诈”之扩张，也随之愈发迅猛。
3.文化与世俗之变，为“情感敲诈”的扩张扫清了诸多障碍。譬如，“测试我们的关系。网友1元，喜欢3元，暗恋5元，哥哥7元……旧爱52元，老公99.99元”……这就托了性意识、性文化大变的福气。这类个人公开发布的内容，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多正式与非正式的情爱关系，被视为“流氓至极、大破鞋”啊，都死有余辜了。
第二个现象：中国社会在私相授受方面历来郑重其事的钱财交接行为及其支付观念，在当代中国人这里，正悄然改变。
“红包乞丐”，文字间隐含了最重要的前提——索取者属于原有经济关系中轮不着、不相干的人，要红包的人，本不在传统认可的金钱往来范围之内。
你凭什么对我要钱？我凭什么给你钱？这理直气壮的质问，在红包潮来袭的背景下，也似乎被划入陈旧、僵化的观念了。部分“红包乞丐”和“红包施主”现实的回答是“不凭什么”——没理由，哪怕很扯淡的理由，就可以要，就可以给。
如果某些当代中国人也像一些古人一样，为一时的高兴、任性或某种感觉而一掷千金，这多半就算“正面现象”呢。“代沟”深深，年轻人仍在挖掘。这群发红包、要红包的人，都不是面对卖菜小贩，为少花几分钱而唠唠叨叨的“老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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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3 0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