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野隐蔽邛崃的背后故事-------- 唐文栋

大石

                                                  《邛崃经纬》文章

                                              黄碧野隐蔽邛崃的背后故事

                                                                          唐文栋

      因酷爱文君文化，与之相关的文字材料与图片自然都会关注。已故著名作家黄碧野在所著的《跋涉者的脚印》一书中，一段他上世纪在邛崃的文君井读书写作的描述最让我陶醉。书中原文是这样的：“我在邛崃最喜欢的写作环境是文君井公园。邛崃在古代名为临邛，是卓文君的故乡……文君井公园有一口井，茶色碧绿，茶味甘芳……我经常在茶座上执笔写长篇。一碗盖茶，一包香烟，就能消磨半天。茶馆附近就有荷塘，炎暑荷花盛开，风送荷香，使我神清气爽，运笔如飞。”

     这位作家在抗战期间缘何隐蔽于邛呢？虽《邛崃文史资料》一书曾有过相关的文字记载。然与前一阵我从旧书摊上购得的《成都文史资料》、《中共成都地方历史选编》、《大邑县志》等书，在细读后发现与此段历史有关的不同记载。现将上述资料整理如下，尽力还原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现将人物的简介先罗列于前，以便读者能够较为顺畅地阅读下文。

《莽原》出版社是1942年至1943年7月在四川成都祠堂街创办的一家抗日救亡出版社。《莽原》出版社出版“莽原丛书”和顾牧丁编辑的《诗星》和《雨丝》。“莽原出版社”的营业部曾与“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互相交换销售进步书籍，并秘密运往成都以外的州县。后因人员暴露被迫转移，于1943年下半年被迫关闭。

     碧野(1916～2008)，原名黄潮洋，1916年2月出生，广东大埔人。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他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莽原出版社总编辑，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和湖北分会副主席。碧野的作品以歌唱英雄的时代为主调，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李慧明，大邑县人。生于1918年，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民国27年入党，民国31年在她的领导下，大邑县人姚雪崖和周鼎文出面在成都祠堂街创办了《莽原》出版社。民国32年秋此社被国民党查封。同年秋她考入川大文学院历史系。民国36年大学毕业后去重庆盘溪民建中学代课。民国37年4月被捕入狱，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社”。 1949年解放前夕被杀害，时年仅31岁。

       刘家言，大邑县人。生于1918年，民国26年入延安抗大。民国27年入党，后被党组织派遣回川，中共川康特委指派他作掩护成都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的工作。后被捕入狱，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社”。1949年解放前夕被杀害，时年仅31岁。

   周鼎文，1922年出身于大邑，1949年任川康边人民游击队纵队副总司令，1963年任温江区地委常委，后在任职成都市农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

   李善扬：原大邑王泗乡人，（生于1910年----卒于1989年）。青少年时拜邛崃西禅乡“四知堂”的陈步轩先生为师学习中医。出师后在邛行医，且成为邛崃著名中医、成都市名老中医。时任“邛崃县医师公会”的理事长，与王镜如、巫建三同为该会的总干事之一，系当时邛崃知名人士。

    姚雪崖，1923年出身于大邑县王泗乡，后为离休干部。

    故事大约从民国10年前后讲起，那时成都祠堂街上陆续开设了不少书店、出版社和文化用品商店，慢慢地被成都的老百姓称为文化街，且成为当时成都市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时间又挪展到了民国30年（1941年）的初春，这条街道上突然新开业了一家叫：“莽原出版社”的店铺。该店铺距少城公园不远，背靠金河，大门口悬挂着一块黑漆横匾，镂刻着“莽原出版社”5个白色大字。店堂内左边并排着两个高大的书柜，内装各种精装书籍，右边靠墙是零售书摊，展出各种书籍和时髦前卫的杂志。书摊边的墙上挂着4幅中外著名作家的画像，他们分别是：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和狄更斯。这四幅画像是画家彭华士为祝贺莽原出版社开业而特意绘赠的。画像下横贴着斯大林的名言：“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家书店不仅布局新颖，而且陈设的书籍因其前卫和颇具革命性和真理性，深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一时间“莽原出版社”的名声鹊起。

    经过笔者仔细核对，其实时任莽原出版社的领导人是（中共党组织的）大邑县人李慧明和刘家言，总编辑是特聘的作家碧野，副总编辑是诗人牧丁。但实际的、具体的业务负责人是大邑县人周鼎文和姚雪崖。

     由于鲁迅先生曾在上海组织和领导过莽原社，并曾主编过《莽原》，因此，祠堂街莽原出版社的领导人决定起用莽原来给即将诞生的出版社命名，决心继承和弘扬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这家出版社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当时成都进步作家、诗人、读者以及同行的首肯和爱护，尤其是许多进步青年的追捧，但同时更因此招致国民党的敌对压制以及疯狂扼杀。

     这家出版社其实是受共产党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书店的负责人也好，工作人员也罢常常有意识、有目的地从广大的读者群中去发现、结交和团结当时在成都各个大学、中学的进步青年，尤喜发展培育邛崃、大邑县的进步学生。

     刘家言先是在大邑指导萧汝霖成立了一个叫“大邑青年学会”的组织，旋即又“杀回”成都，在槐树街自己的家中秘密成立青年学会成都分会。据了解当时这个分会中不乏邛崃的多位进步青年，不久该会中的核心组成人员又组成青年救国会，进一步推动成都、邛崃和大邑的学运工作。

      此时，李慧明从成都女子师范毕业，考入西川邮政管理局当邮务员，在局里，她以学习英语为名，私下却秘密组织单位上的一批青年学习革命刊物，进行革命活动。她原本就读于师范时就十分活跃，爱交朋友，四川各地的同学朋友自然多，熟人门路更广，于是她就想办法将自己主办的出版社刊物和其他如三联、生活等进步出版社的各种进步书刊巧妙地邮寄给先后离校的同学。

    她常常利用收发邮件的机会，把新华书店和《莽原》出版社的革命书刊寄往各地（其中邛崃进步青年常常通过此渠道，获得进步书刊），而在邮包上都贴有“三民主义”的一类封皮。但一次她在签发这些进步书刊的邮包时被查获，她只好以自己只看了封皮而未看邮包内容为托辞，基本算掩盖过了这一秘密行动。但党组织考虑到她个人的人身安全，不久就将她悄然转移到了成都妇女会，让她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员，以避锋芒。

    八年艰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叫嚣下，对于国统区进步的文化人士和文化事业的摧残和扼杀，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在表面恫吓、批评的同时，更多的是更加残忍的手段。时在成都文化新闻出版界赫赫有名的《莽原》出版社的遭遇自然也在劫难逃，同样的管制与残暴的镇压，对《莽原》出版社也不会例外。一方面当局找出各种理由和文件，对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设置门坎和障碍，甚至阻挠、破坏。国民党当局为控制和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专门针对图书、报刊和杂志设立审查机构。而莽原出版社编辑拟出版的原稿，不是被删除章节就是不被审批，各种厄运接踵而至。譬如，戈茅的长诗《我们的共和国》就被判定“不予出版”，丰村的小说《老处女》被审查用红笔抹掉处多。即便如此，《莽原》出版社在群众中的影响已很深，如《诗星》刚刚出版发行，就有人跑到出版社来追问：“那一首题为《向莫斯科致敬》的诗作者的真实姓名？家住在哪里？”。其实，此类情形在《莽原》出版社常有发生。

    民国32年（1943）夏，中共川西党组织因一位党员的暴露，很可能由此牵连碧野和《莽原》出版社，出版社的主编碧野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周鼎文当即指派人告知碧野并迅疾安排他们夫妻二人向大邑一带转移。

     关于这段险情，我们来看一看碧野先生后来在自己所创作的《芙蓉城旧居记》中，是怎样记述这一危急时刻的：“一天夜里，有个陌生的青年忽然来找我，说李广田的学生，特地前来告急，说成都行辕要逮捕我，力劝我天亮前离开成都。为了不牵连别人，我烧信，事为大兰发觉。她和吕伯良资助我盘缠，并派小兰骑自行车探路，连夜送我出城，奔向邛崃山脚隐蔽。”

      其实，碧野夫妻脱险后，被周鼎文分别将其先后安顿于大邑县自己家中和姚雪崖、张绍甫的家中，但时间都极为短暂。周鼎文仍觉得大邑熟悉自己的人太多，对碧野夫妻在大邑继续隐蔽，没有绝对安全的把握，又经过通盘考虑，通过疏通各种关系，联系上了原本是大邑出身，后在邛崃行医的李善扬先生。李先生当时已是邛崃有声望的人，一听说此情况后，极为爽快地答应下来。待安顿好碧野夫妻后，还主动给邛崃的袍哥“上咐”打过招呼。

     沟通妥当后，周鼎文就亲自护送碧野、邵琼夫妇从大邑转移到邛崃的中医李善扬先生家悄悄安顿隐蔽下来。碧野先生夫妻二人到邛不久，女儿蓉蓉就在邛崃城关镇出生，按理蓉蓉就是邛崃人。不日，得知这一消息的姚雪崖又专程赶来邛崃看望碧野夫妻。同年秋，姚雪崖和周鼎文已感有被捕的危险，于是萌发了去延安的想法，在他们二人要去延安前，再次一起来到邛崃看望碧野先生一家人，并与之话别。临行之前，碧野先生给姚雪崖四封西安相关朋友和组织的介绍信和一张托词为“兹有五十年代出版社成都办事处职员姚南赴西安等地结算账目，希沿途军警验条勿阻”的路条。旋即他们二人随即动身前往延安。

      果真不久，《莽原》出版社就被特宪查封了，它的主要负责人虽有被捕的危险，然该社人员早已安全转移、隐藏了起来了，安全躲过这一劫难。

     而这一次文化和革命火种的重要转移，就将成都、大邑和邛崃的文化和革命史的脉络无意中从一个侧面给串联起来，且在三地都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经的“战火硝烟”虽然远去，但我辈须知这和平与繁荣来得是多么的不易。历史故事背后留给我辈的是对那一辈革命者无限敬意和先烈们无尽的追思。铭记历史，追思先烈正是本文的写作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