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国家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公布的那天晚上，远在北方农村的母亲打电话给我：“ 现在国家又让养两个小孩儿了，你说，当时因为超生罚的钱国家给退吗？我和你爸丢掉的工作是不是也得有补偿？”语气里有玩笑也有叹息。 我就是超生的那一个，父母的人生轨迹，也确实因为我的出生，彻底被改变。
我出生在1985年的冬天，当时的计划生育口号是“宁可家破，不要国亡”，最流行的一个词估计就是“结扎”了。虽然计划生育的口号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也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对超生家庭进行围追堵截，但小山村的农民并没有因此放弃多生孩子。80年代，几乎没有农民进城务工，大家都在土里刨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力；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养老的指望。我们邻居家的门板、草席和大锅都被抄走了，依然靠躲、藏、逃在山里生下了三个孩子。我们家虽然不至于因为我是第二个孩子被抄走全部家当，父母却因此丢了工作，回村当了农民，而我也当了十来年的“黑人”。
在农村，土地最金贵。对超生家庭的惩罚除了罚钱，强行拉去结扎，就是不准许村里分给土地。超生又分不到地的孩子，就叫“黑人”。我这个“黑人”一当就是十来年，家里四口人，只有三个人的土地。我们村多山，像样的农田很少，到我可以分地的时候，基本只有边边角角和既偏又贫的土地了。而我的“黑人”身份不仅使我在家没地白吃饭，还影响了我入学读书。父母是极为重视教育的，农村过年一般人家春联都写“招财进宝”、“六畜兴旺”之类的期盼，我父母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纵然他们有这份热爱， 村里的小学却一直将我拒之门外。直到我九岁，才在母亲的多方求情下，开始读小学一年级。之后的求学过程中，我几乎一直都是同班级年龄最大的学生，到大学毕业结婚，已是而立之年，父母则垂垂老矣。
比起我的父母，我一出生便当“黑人”并不是最“冤的”。我的父母都是高中生，当时国家不允许那代人高考，村里推荐又因政治因素颇受阻挠，最终无缘大学。好在他们成绩优异，命运也似有眷顾，最终母亲当了民办学校老师，父亲则去了县办的企业当上了办公室主任。虽然都还是农业粮，没有完全脱离农村，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我哥哥出生在1980年，在我出生前，家里也确实过了几年殷实美满的日子。
在母亲怀我几个月的时候，学校就通知超生的教师无论工作业绩是否突出，全部卷铺盖回家。当时也并不是全无办法，一种对策就是谎称家里老大是残疾或者精神有障碍之类，但我母亲坚决不肯，便真的卷铺盖回家了。父亲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先是领导给做思想工作，要他劝我母亲流产，父亲不同意，办公室主任自然是当不成了。后来县办企业不让待了，一路从县城调到了乡镇。后因母亲干农活时伤到腰，加上企业改革，下岗潮到来等因素，父亲便也回了农村。
回到农村的生活并不是衣锦还乡或者田园牧歌，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生计。父母多年不务农，家里一些土地也曾给亲戚耕种，后因土地要不回来等问题也发生了一些矛盾。务农还在其次，主要是从外面回到村里，巨大的落差更使人深感到家道中落之后的“凄凉”。后来，父母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做了点买卖，但碰上“非典”，货销不出去，反倒赔了不少钱。
过年时，还有人上门催债，父母好话说尽，十分尴尬。家里煤火是早已经生不起了，父亲每天一大早起来到山上拾柴火，回家烧大锅。父母借钱还债，到后来连一分钱也借不到，甚至曾经接受过父母帮助的亲朋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开口借钱。哥哥和我一直读书，也加重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只靠土地已经无法负荷。母亲后来说，每到交学费的时候我都特别乖，生怕他们说没钱不让再读书了。迫于无奈，父亲便随村里的浇筑工队去打工，他年岁大了，只能干搬水泥、推沙子的力气活。每天天不亮就走，后半夜才能回来。因为饭总吃不到点，胃有了毛病，至今未愈。母亲喂了一头小牛，养大些卖的时候她还流了眼泪。
苦日子直到哥和我都毕业工作，才总算有了改善。
虽然我们还面临在大城市买房等压力，始终让他们操心，但我们能走出农村，圆了他们的大学梦，已给他们很大的精神安慰。
有时，有人会问母亲是否后悔要我，她说，不后悔，再给一次选择也还是会要我。他们爱我，并没有因为我“害”他们成了农民而少爱我一分。
出嫁那天，父母并未多言，但后来哥说，我走了，他们一天没吃饭。而哥哥，也没有因为我出生后分享了父母的爱而讨厌我。我从小就是哥哥的小尾巴，上山割草，下河摸鱼，他都带着我。后来，他异地求学，总不忘给我带书和好吃的东西，还写信关照我的生活。
直到现在，我侄女已经要读小学了，他还是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宠。记得小时候，去南山摘桑葚，紫红的桑葚汁染了白色的上衣，我怕挨打，哥哥说要打就打他，他会护着我。我还一脸天真地问：你长大了还是我哥吗？他说，是，长大了也是。
（作者：丁会欣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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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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