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次核试验，据传试爆于当地时间2006年10月9日上午10时35分27秒，时间大约在朝鲜官方宣布准备核试验的一周之后。此次核试验造成了一次约为3.6级的人工地震，相当于800吨三硝基甲苯炸药（TNT）爆炸产生的烈度。10多天后，本文作者几经努力进入朝鲜，在非常接近核试验地点的城乡，观察当地状况，并遭遇了一些波折。他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掩藏对这个邻国极度的好奇心，进行了细致到近乎琐碎的观察。本系列所呈现的，是那场让国际社会哗然的核爆之际，“风暴眼”里波澜不兴的一幕幕，出于诸多考虑，直到如今作者才肯讲述当初的见闻。本文为系列“窥探”的第三篇。
第一次去外事委员会“检讨”错误吃了闭门羹，我坐在汽车里，陪司机玄师傅办事。
他约的人终于来了，是个骑自行车的朝鲜妇女，穿着明显比我这几天见的灰扑扑的朝鲜人鲜亮。简单交谈后，她拿出车筐里的海螺和螃蟹给玄师傅和徐厂长检验。
谈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赶到，后座上带着一个大编制袋，里面都是大海螺。过秤后，装了满满两泡沫箱，徐厂长又把他们的几只大螃蟹也买了。付款是一部分人民币一部分朝元，朝鲜妇女和徐厂长拿计算器换算了半天。
双方约好第二天还在此地交易。
我问徐厂长：“这些海螺他们哪儿弄的？”
“从渔民手里收的。”
“朝鲜人让做生意吗？再说，海边不是都被铁丝网拦着不让私自捕捞吗？”
我身边的小伙子说：“哪儿能看得住啊。”
我看看工会主席，他熟视无睹，好像早就习以为常了。
出了城市，就基本看不到房子了。但路边不时有行人赶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和头顶包袱的中老年妇女比例差不多。徐厂长说：“先锋到罗津有十几里地吧，朝鲜人到市场卖点东西，来回硬走一天。”
“现在还有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了。”司机李师傅说，“我们刚来的时候，连穿皮鞋的都没见过，一个都没有。”
我问：“你哪年来朝鲜的？”
“我来得早，九二年？那时候十几朝元兑一块钱人民币，现在都四百了。”
在先锋郡的一个国营会社，满屋的螃蟹堆在地上，几个女工用铁锨翻动，另一个女工拿着水管。不时有朝鲜人提着一两只螃蟹或海螺来卖，换了几张大额的朝元。
T会社的车还有公干，玄师傅帮我们拦住一辆车，让司机把我和工会主席捎回去。
司机自称三林子，三十岁的样子，穿件皮西装，高大帅气，典型的东北人，开辆双排座的货车。他自己拥有一个会社，帮其他会社拉货是他的一项业务：“什么都做啊，只要能赚钱。”
汽车驶入一个院子，里面已经停了好几辆汽车，应该都是来拉货的。一个大棚子里，约五十来个女工低头割贝。两个女工一组，一篮子的贝壳，一个女工剖开贝壳，把贝肉割出，另一个女工用小刀去除内脏。她们专心地低头工作，手法熟练。天蒙蒙黑了，大棚子里被电灯照得通亮。女工每割完一篮子，就把贝肉送去记数，再领一篮子，废弃的贝壳倒在大棚子旁边，很快堆得小山一样。
我看着女工灵巧翻飞、冻得红彤彤的手，问三林子：“她们这么辛苦，一个月才一百来块钱？”三林子说，她们是临时工、计件工资，干好了每天能拿人民币二十多呢。
我有些奇怪了：“我怎么听说朝鲜工资一个月才百十块钱？”
三林子告诉我，那是正式工，虽然工资低，但大米、油之类的日常用品都是免费配给的。
换班了，几个女工拿出自带的饭盒开始吃饭。饭盒是塑料的，很小，最小的我觉得就象以前医院放注射器针头的盒子。饭盒里有米有菜，有的还有几条腌过的小鱼。海风里，几个人站着，每一口都要嚼半天，偶尔还夹一筷子伙伴的菜。
其他的女工仍旧埋头工作。
三林子领我进到一间平房，像是更衣室，空旷的大房间里一面墙满是柜子，对面墙上贴着很多奖状，还有工作计划什么的。当然，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领袖像是少不了的。
脱鞋进去，三林子在地上摸，找了个比较暖和的地方躺下。原来屋子里烧有地炕，不过不热了。
三林子把皮衣盖上头睡，微微打着酣。
更衣室的外间挤着几个年轻的朝鲜女工，隔玻璃门看里面呼呼酣睡的三林子，嘀嘀咕咕。我以为三林子占她们的地方了，就进去推他：“喂，她们下班来换衣服了。”
三林子睁眼看看外面，说“没事”，翻个身继续睡。
女工们好象也并不非常忌讳，脱鞋进去，打开自己的柜子，换上干净的衣服，简单地化妆，再围上鲜艳的围巾。
看到三林子醒了，先是一个女孩上去和他说些什么，很快，五六个女孩就围着三林子坐下，很认真的样子，紧张地盯着三林子。三林子和她们说着什么，还有人不时插句嘴，引起一阵哈哈大笑。
要走了，工会主席还没过来。我问三林子：“那个朝鲜工会主席呢？”
三林子并不很在意：“进来后就没见他啊。哦，这么晚了，应该是搭别的车先回去了。”说起刚才那些女孩，三林子说，她们很年轻，也就十七八岁，不过与外面割贝的女工不同，她们是正式工，工作简单轻便，比如验货、包装什么的，但每月工资低得多。
村里的土路
汽车一驶出工厂，马上陷入无边的黑暗。三林子路很熟，三拐两拐，就上了先锋到罗津的那条大路。
车灯闪过，路边有走夜路的朝鲜人，或步行或骑车，还有人招手作出搭车的样子。三林子尽量把车开快，特别是看到路边有人的时候，不停叮嘱我：“看看后面，有人（扒）上车没？”
颠簸中我看不清楚，只能凭感觉回答：“没有。”
三个朝鲜士兵站在路中间拦车，看到一个还背着枪似的。三林子神态明显紧张，但依旧不减速，甚至还轰油门。非常近了，朝鲜士兵才从车前跳开。
我问三林子：“你不怕那些朝鲜兵是检查的？”
“检查也不能停！什么地方啊。”他顿了顿，“其实都是搭车的。”
这里有车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开始还经常有人同意朝鲜人搭车，但朝鲜人太穷，见什么拿什么。士兵更不敢搭了，指不定出什么事情呢。
再次让我确认后车厢没人扒车后，三林子告诉我，就在不久前，有个朝鲜人扒中国人开的车摔下来受伤，他们的朝鲜亲属就围在那家中国人的会社闹，司机被抓起来拘留，赔钱什么的更是少不了的，“都知道中国人有钱”。
过了罗津市区，三林子才放松下来。
刚进T会社大门，徐厂长和玄师傅就跑来问，怎么没见工会主席。三林子说：“他早就不见了，以为他搭别的车走了。”
徐厂长一叠声地说“坏了”。原来，他们比我们早回来，半路上看到一个人独自低着头从先锋往罗津走，徐厂长当时看着就像是工会主席，而玄师傅则认为不可能。
徐厂长派了李师傅回去接工会主席，其他几个人有点忐忑地在门岗房里等。
正说话间，电灯灭了。一会儿，电工气喘吁吁跑过来：“动力电不行，还是缺一项。”
徐厂长破口大骂：“真不是东西！”原来，朝鲜最大的问题是电力不足，T会社最初拉的是一条3300伏的线路，天天停电，去交涉，朝鲜方说是T会社用电量太大。三天前，又花了18万人民币拉了一条6600伏的线路，今天又开始出问题。
发电机轰鸣起来，电灯亮了。我问：“拉条电线需要18万？”徐厂长说，18万是付给朝方的，T会社配套买变压器外加送礼，为这条线路花费约50万呢：“才用了三天！这不是骗人玩吗？”
徐厂长说，几年来为了电的问题伤透了脑筋，前前后后买了五台变压器，三台发电机。
玄师傅告诉我，这台大功率的发电机一天一夜需要用两吨柴油，而一吨柴油在朝鲜价格为820美金。
正说着，李司机开车回来了。工会主席下车，绷着脸谁也不看，径直去他的办公室。
我继续在门房里坐着和大伙穷聊。桌子上放了几本中国的杂志，我翻了翻，文章的题目或者凶杀或者奇情，我问：“不是说朝鲜对带书进来管得最严吗？”他们说，塞到运货的车里，查不到的。
过了一会儿，感觉工会主席应该消气了，我去找他要照相机，却四处找不到人，有人说他早骑自行车回家了。
徐厂长听说工会主席走了也很生气，说还要找他谈电的事情呢。
我看看时间已经十点多了，有点饿。想起说过请三林子喝酒的事情，正好他卸完了货，就坐上他的车回市区。半路，汽车拐进一个院子，原来三林子的父亲带着工人给一个朝鲜会社安装锅炉，要顺路把他们捎回去。
五六个人挤在汽车后排，又温暖又热闹。除了三林子的父亲，其他几个工人都是临时从中国珲春市过来的，一直在谈论朝鲜生活的拮据。他们不是第一次到朝鲜，说感受最深的是朝鲜小偷特别多，而且专偷中国人，市场里就不用说了，半夜睡觉，就经常有小偷摸进去。一个人说，有天晚上把他的鞋偷走了，另一个人说他的衣服也被偷走过，还有一个人说，有天晚上小偷把屋里的人惊醒，他吓得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那是二楼，四米多高，我们吓坏了，怕他摔死，一看，竟然没事，他躺地上晕了一会儿，一瘸一拐跑了。”
三林子带我来到我前一晚吃饭的饭店。老板娘很惊奇：“你俩怎么在一起？”我说我俩待了一下午了。老板娘笑了，扶着三林子的肩膀说：“他是我老公，这儿的老板。”
饭后，三林子把我送到中国人住的三兴宾馆。打开电视，竟然有几十个频道，还有凤凰卫视。我搜了一遍，没找到朝鲜台。
大堂的布置和国内小城市的宾馆差不多，迎面墙上挂着两个石英钟，分别是中国时间及早一小时的朝鲜时间。柜台旁挂着一部IC卡电话，打扮得很艳丽的女服务员说，如果想打长途，可以到邮电局买IC卡，打到中国每分钟十五元人民币。
第二天早上，几个中国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闲聊，我也凑过去。一听是刚从中国来的，都很热情。老张是大连人，以前在国内作通信器材生意，现在还没确定在朝鲜的业务目标；老赵与朝鲜药管局合作从中国进口药材，他说中国最便宜的抗生素在朝鲜很吃香，如果没有朝鲜人拖欠货款和不讲信誉的情况，利润相当大；老程经营蕨菜业务8年了，每周从这边向韩国发货，他说罗先港至韩国的货运航线非常繁忙，都是中国船，有时候每天发100个集装箱，货主都很难抢到手。
他们都与T会社很熟，说在这里的中国人几乎都认识。听说我是来考察工程机械市场，他们告诫我，在朝鲜电力紧张是个大问题，其次是政策多变和信用度不高。当然，人力成本优势和“特区”的优惠政策还是不错的。
村里的房子大多是瓦房，每家每户用刷了白漆（石灰/编者注）的木篱笆隔开
聊了一会儿，我来到宾馆外。
终于碰到了传说中的小乞丐。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凑到我跟前，各伸出一支手指，笑嘻嘻地用中国话说：“一块钱。”在国内边境，就有好几个人对我讲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早有准备，换了不少的零钱，抽出三张一元票，一人一张。三个孩子很开心，礼貌地说声谢谢，钱揣兜里，却并不走开，在不远处笑嘻嘻地看我。看到我掏烟点火，又凑过来，这次伸出两支手指作夹烟状，我刚把烟盒拿出，他们就伸手抓。烟盒里的烟剩得不多，最前面大点的孩子抓了几支，第二个抓了一支，最小的孩子看我拿着空烟盒，就追着大孩子去讨。
我到传达室询问哪儿能买到烟，大家说不远处村里有个小商店，也收人民币。我拉上翻译小李一起去。
村里的房子大多是瓦房，很破旧，门窗基本没有玻璃，用塑料布或别的什么东西挡着。也有更破败的草顶房子。每家每户用刷了白漆的木篱笆隔开，院子里的蔬菜都很茂盛。各家的篱笆之间，自然形成了村中小路。
村里的小商店就像中国农村常见的杂货店，学生用具、日用商品、烟酒副食。最显眼的是两边柜台上都排列着的中国产的啤酒。当地朝鲜人最爱喝的塑料袋装的白酒，在地上扔了一堆。
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店里的烟有五六个品种，有泰国的，也有本地的，最好的是“黑猫”，这种美国烟多年前也在中国流行过。我随便挑了四盒不同的，加一起正好合人民币十元。我多掏十元，换了一大把朝鲜元，有千元的，有百元的，还有两个硬币。
回来的路上，我问小李，在这里工作怎么样。小李说，一千元工资划不来，他想过两天不干了，回中国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这个厂看起来效益还不错，如果老板赏识，也不是不能留下。
在T会社附近，我告别小李，继续闲逛。
今天是周一，土马路对面的小学里，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没看到大人，我慢慢走过去。
孩子们的穿戴还不错，大部分衣服都不算破旧，一个女孩拿个手持游戏机在玩俄罗斯方块，其他的孩子则围着爬梯玩“抓人”的游戏。
看到我照相，所有的孩子都一楞，但马上又投入到自己的游戏中了，玩得很兴奋很开心。
刚出操场，一个中年男人迎面过来，把手中袋子里的鱿鱼给我看：“三十元。”我把刚换的一张朝鲜元塞给他，示意我不要鱿鱼，钱可以给他。他没明白我的意思，数了数钱，摇头表示不够，把钱还给我，遗憾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徐厂长等人听说我的照相机拿回来了，都很高兴，正说着，工会主席从他办公室过来了，很自豪的样子，我赶紧给他点上烟，高老板娘对他举起大拇指：“你很好！很厉害！”紧接着转身对玄师傅说：“你问问他，电什么时候能弄好？为什么只我们不能用？该去哪儿办让他赶紧去！”她还发出了一句抱怨。
我爬到楼顶的平台上。周围没有高的建筑物，大海近在眼前。海水清澈，几十艘渔船飘荡着。
晚饭后，又是和三林子及几个工人一起回市区。锅炉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工人们明天回国，谈起朝鲜更加肆无忌惮。在内地城市，我听到不少赞扬朝鲜不畏美国强权、支持他们发展核武器等观点，但是那些毗邻朝鲜的中国人，很少会有这种想法。而且，与边境城市珲春听到的声音不同，在那些身在朝鲜的中国人口中，往往会有更为激烈的评价。
三兴宾馆附近，我看到路边有几个小摊。照明工具很像国内的应急灯，但是用蓄电池供电。每个小摊的货物都差不多，有烟有酒，还有花生、瓜子、方便面等小食品和纸笔、碗筷等小百货。我在一个摊位前买了包烟，又到另外一个摊位上买了包花生，本来还想买瓶啤酒，但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还是能看到瓶盖的锈迹和商标的磨损，所以算了。
买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是否把照相机拿出来拍照，直到有两位人民军士兵来买烟，我决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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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0 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