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士大夫看重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功业。可是，他们最被世人敬重的政绩，却往往是教育与启蒙。
一、“东坡”何尝办“书院”2016年元旦那天，从深圳赶到惠州，走亲访友之后第二天去西湖转了转。中国城市的湖泊以方位命名的“西湖”很多，除了杭州西湖，最值得一游的大概是惠州和福州的西湖吧。而惠州与杭州一样，都是大文豪苏东坡呆过的地方。杭州有“苏堤”，应该是《宋史·苏轼传》里重点介绍的他知杭州时的兴革政绩遗存。苏轼在惠州呆了近三年，有什么传下来呢？没有什么可看的，除了后人建的“苏东坡纪念馆”，只留下一座侍妾朝云的墓在湖畔。
苏轼虽说是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毕竟还是朝廷命官。“安置”是投闲置散的意思，与仕籍被除名而当作坏分子“编管”是不一样的。士大夫是不是只有到了对仕途彻底绝望，才去从事传道授业的文化传播呢？比如，苏轼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贬（今之海南岛）琼州别驾，居昌化”，留下了“东坡书院”。
2012年冬天，腾讯网“大家”频道开办之前，曾邀请作者在海南岛开笔会，我们参观了位于儋州市中和镇的“东坡书院”。这个占地46.8亩的书院，考其历史沿革，若说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不如说是一个向历史名贤苏轼致敬的人文性的旅游景区。
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东坡以琼州别驾的虚衔贬到昌化军安置。《宋史》本传说，“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租）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苏）过（栖）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野史笔记讲得细致一些，说同年十一月，昌化军军使张中邀苏轼一起去拜访当地逸士黎子云；当时，座客中有人提议凑钱为苏轼建住所；东坡欣然同意，并取《汉书·扬雄传》“载酒问字”的典故命名“载酒堂”。苏轼父子就在这个“载酒堂”里居住、读书写作，并与当地的官绅士子交往论学，如此而已。“东坡”何尝办什么“书院”？
出于对文化巨擘苏轼的敬仰，元朝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春，人们在“载酒堂”址建了东坡祠；到了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重修东坡祠时更名为“东坡书院”，儋州的学者相继在此设帐讲学，使之成为历代海南及儋州最高学府。《琼台纪事录》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这样说是美化苏轼呢，还是攀附名人？无论如何，表达的是后人对苏轼对文化大师的崇敬。这种情感总没错，总比崇拜强权和“霸道总裁”好。所以，今天的旅游景区“东坡书院”搞成5A级又何妨？
网上搜索“东坡书院”，另一处在江苏宜兴市的蜀山之麓，又名“蜀山书院”，俗呼“东坡祠堂”，与苏东坡的渊源更弱，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大文豪而建造。
苏轼的文化才华与创作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流的。人们已经对他表达了无尽的敬仰和赞美，这里不妨说点他的不美：他对教育事业与文化传播并不热心，而且根本就缺乏远见。
他被贬黄州时曾“戏作”一首《洗儿》的诗篇：“人皆养子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自然是牢骚话和讥嘲语，但他无心倡教崇文也是真的。
一般人印象中苏轼一生不得志。《宋史》本传总结他的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他的忠爱、正直是肯定的，被贬来贬去也是事实，但要说政治上不得志嘛，也就是没有像王安石、司马光那样为宰作相，却比李白、杜甫得到的掌权机会多太多：当过十多个州的太守、兵部与礼部的尚书，在皇帝身边做过侍从学士。《宋史》大篇幅记述了他在新旧党争中的政见，以及统治杭州、密州、徐州、扬州、定州等地的政绩。
我们在中学课本读到的苏词《江城子· 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据说下半阙述志，表达年近四十的苏轼希望得到重用、平定边疆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上半阙叙事，渲染的太守的权势与威风，不是的确很“豪放”吗？
苏轼热衷于政治上的建功立业，任地方长官时在兴教崇文上有什么作为？没有。《宋史》载：哲宗时，苏轼“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你看，这个博学的苏轼，是不是很偏执很迂腐？人家高丽国来天朝请求赐予书文典籍，主动要求输入中国文化，赐书本来也有前朝故事（先例）在，他却从故纸堆找出一个反例来阻止。主政者“不听”他的，不是很应该吗？
二、潮州人这么崇敬韩愈有意思吗韩愈与苏轼不一样，虽说也有政治抱负，议政甚至比苏轼更率直，比如尖锐批评“宫市”，激烈谏阻皇上“佞佛”，但是他更大的抱负是赓续孔孟的道统，即《旧唐书》说的“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所谓“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达）淳（正）”；同时，在文章上也想以“新古文运动”开一代新风，所谓“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因而，“颇能诱厉后进”，传道，授业，广收弟子门生。也是与老师这行有缘吧，他科考晋身与仕途一直不顺，曾四度任职国子监。
就是这样一个韩愈夫子，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入宫，长安掀起信佛狂潮之际，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他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一上来就放言无忌，直把天朝当美国，宪宗怎能不震怒，要将他处死？经众大臣和亲贵说情，宪宗息怒将他贬为岭南的潮州刺史。收到他发自潮州的认罪与辩白信时，宪宗已息怒，对宰相说：“（韩）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说天子事佛就会短命，多不吉利呀，简直有诅咒之嫌嘛。
给皇帝上表又不是孩子放炮仗图痛快惟恐声响不大，敢做就敢当呀。不能说是被“流放”，被贬官去远州还是当“一把手”嘛！何至于悲悲戚戚地如赴刑场，立“遗嘱”《左迁至蓝关示侄孙（韩）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到了潮州，即上表悔罪谢不杀之恩，乞求“哀而怜之”。他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他吹捧德宗说，“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无不从顺。”进而怂恿皇帝“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而自荐歌功颂德的水平，“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敢于直言谠论的是韩愈，不吝谀词的是同一个韩愈。他的一体两面为世人所熟知。他的文章在当代写得最漂亮，德宗知道；他的忠心嘛，皇帝也不怀疑。但是，那个年代，信函一来一往就是数月，韩愈就这样在潮州做了七个多月的地方长官。
他以这种心态，在潮州七个多月能干出多少成绩来？值得说的是两件事：一是新旧《唐书》都不惮词费加以记述的驱鳄鱼。我们当然不信他的一篇官样文章，以天子官吏的口吻对鳄鱼们下的最后通牒，就从此消除了潮州的鳄鱼之患。他既不是超级大巫师，鳄鱼也不是那么容易驯化的通灵之物！
另一件就是兴教讲学了。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潮州知州王涤重修韩愈庙，请求苏轼撰写碑文。苏轼欣然命笔，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写道：“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个办学宗旨很不文化，很讲政治。应该切合韩愈的思想观点。他在《原道》里毫不含糊地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无论如何韩愈的到来，给潮州带来了文化或者说文明的风气。潮州对韩愈的尊崇是真心的，甚至将他奉为神，此后这里山也姓了韩，水也姓了韩——潮人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
推崇文人与文化就是相对于野蛮的开化，是一股进步的力量。苏轼的碑文开宗明义写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比起上古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政治军事首领同时兼任思想文化导师，孔孟、韩愈乃至程朱、王阳明等出身“匹夫”的人士，成为朝野供奉的精神偶像，不是很好吗？不正是维克多·雨果期待的“众目仰望的不是统治人物，而是思维人物”吗？
三、广文先生得其所哉说到被贬谪的文人播撒文化教育的种子，今人首先想到的是韩愈，其次是苏东坡。分别纪念他们的韩文公祠和东坡书院，是全国有名的旅游景点。其实，还有一个古人兴教崇文做得更多更有成绩，却不大为人所知，那就是广文先生郑虔及浙江临海市的“广文祠”。
去年12月13日，我们一行人从刘伯温故里浙江省温州市的文成县，到台州市游览辖下的临海市。临海一直是台州的州府，上世纪90年代台州市政府才迁往椒江，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最有名的文物是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有“江南长城”之誉。而按照文物权威罗哲文先生的说法，它是现存北方“明长城的师范和蓝本”。戚继光把在这里修城墙的模式，比如用于士兵瞭望和休息的“双层敌台”建筑设计搬到了北方重修工程。
询问台州和临海的朋友，此地名胜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哪些人的遗迹？答曰有三个人：
一个是唐代的鉴真和尚，曾在城内的国保单位龙兴古寺驻锡。天宝六年和天宝十一年，年逾六旬的鉴真曾在这里讲律授戒、救济贫病。唐代天宝十二年（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公元752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归国，至扬州延光寺邀请鉴真作第六次东渡。十月二十九日夜，65岁的鉴真从龙兴寺出发至灵江边，为等候在江边的24位沙弥授戒后，与思托等38人上船，携带佛像、经书、药品等物资，至黄泗浦与遣唐使船会齐，这回终于成功抵达日本国。
第二个人是北宋的张伯端。道教“全真道南五祖”之首，字平叔，号紫阳、紫阳山人，传为“紫玄真人”，又尊为“紫阳真人”。张伯端生于临海，代表作《悟真篇》著于临海，亦称“悟真先生”。
第三个人，就是唐代的郑虔，世称“广文先生”。唐玄宗曾亲笔赞美他的诗、书、画为“郑虔三绝”，晚年被贬到台州任司户参军，直到69岁时病逝于此地。
郑广文，我是读杜甫的名篇《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熟悉的：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轲，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
诗当然是好诗，直抒胸臆，从郑广文说到自己，最后一段作总结。“但觉高歌有鬼神”之助，却也是老调重弹，无非不得志的满腹牢骚。杜诗大抵有两个主题，一是忧国忧民，如“三吏三别”；二是哭穷嗟卑，如这篇借酒浇愁的“醉时歌”。我是不大欣赏这类作品的。“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可以理解，说它揭露了朝廷政治的腐朽云云就不免拔高之嫌。我不大认同其中的三点：你自我认定是天才，别人就该纳头便拜？你有才，就该酒足饭饱？别人得志就不公平，你得志就OK? 白居易、韩愈晚年得志，生活就很“腐败”，大纵其欲；刘禹锡被贬为苏州刺史时，还向做高官的朋友讨取美丽的家伎，所谓“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杜甫避乱寄居在成都的草堂，却借酒发泄对恩公、节度使严武的“羡慕嫉妒恨”，不顾起码的礼仪当众嚷嚷：“严挺之竟有（严武）此儿！”这些人不得志也许是好事，“穷而后工”；若志得意满，就多半呵呵了。
说回郑虔。《新唐书》卷二百二有他的传。天宝初年，在宫廷任协律郎时，他搜集当代史事，著书八十多篇，被偷看他书稿的人告发，说他私修国史。郑虔急忙焚稿灭迹，还是因此被贬外地十年。他是如此地博学多闻，尤长于地理，各地山川险易、风物特产、驻兵多少，他都了然于胸，曾写了一本《天宝军防录》。读书人都钦佩他，称他为“郑广文”。唐玄宗也很欣赏他的才能。他回到京城以后，皇帝想把他安排在身边，不管具体事务，特地设置了“广文馆”，任命郑虔为广文馆博士。这个书呆子得到任命，不知道“广文馆”这个机构在哪里，便找宰相去诉苦。宰相说：“皇上下令扩充国立学校，增设广文馆，来安排有贤德的人，让后人说起广文博士是从你开始的，这不是很好吗?”郑虔这才走马上任。
郑虔这人一门心思在学问在创作。他非但没有利用皇上对他的厚爱作威作福，而且没有名正言顺地利用可招收官宦人家子弟入馆就学的权力脱贫致富，甚至受到有关部门冷遇也不肯向皇帝诉苦，以致大雨毁坏了广文馆的房屋，有关后勤部门不加修复，他就借住到国子馆内，广文馆被废弃。
郑虔曾从旧书中选出有传播价值的文章四十多篇，国子监司业苏源明为这部书起名叫《荟萃》。郑虔擅长画山水，爱好书法，却常苦于没钱买纸，就到慈恩寺里拿存放的柿叶练习书法。寺里几屋子柿叶几乎被他写遍。他把自己的诗作和绘画献给唐玄宗，“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并升他为“著作郎”。
不幸的是，安禄山叛乱，从长安劫持百官到东都洛阳，郑虔被授伪职水部郎中。他称病请求去管理市场，并趁便送密章到甘肃灵武向唐室表忠心。贼平之后，郑虔与王维等一起被囚禁接受审查，最后获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并在那里死去。
郑虔在台州司户参军任上做了什么，正史并不关心。司户参军作为州府长官的僚佐，本职工作是掌管户籍、赋税等民政在台州这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地方，公事很少。据当地文字记载，郑虔到这里后，以教导后进和启迪未闻为己任，创办了学馆，选取民间子弟开展教育；同时，移风易俗，大到婚丧祭祀之礼，小到升降揖逊之仪，莫不身传言教，对台州成为“海滨邹鲁”尽开创之力。
郑虔逝世后，台州地方官吏及文人学士推崇他为“吾台斯文之祖”。据地方志记载，“郑广文祠”大约始建于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以缅怀虔公教化启蒙之功。唐以降，祠宇屡圮屡建，历代修葺达13次，最后一次修于光绪十四年（1888）。自北宋以来，每年逢春、秋日祭祀。明清两代童生应考之前，必上“广文祠”烧香；考中功名的台州各县书生，参拜府学之后，也必上“广文祠”敬香参谒，以示不忘广文先生的功德。1989年10月，“台州地区行政公署”，为“郑广文纪念馆”落成竖立的石碑，上刻文字是“台州文化启蒙者郑虔”。
现在看到的“郑广文祠”扩建于2004年，占地1500平方米，包括大门、正厅、碑墙、山门等部分，坐落于临海市区北固山南麓，背倚台州府古城墙，正厅后连著名的清代八仙岩摩崖石刻群。自然风景与人文胜迹融为一体，壮丽秀美。我们去参观那天，正下着雨，参谒者仍然络绎不绝。
正厅迎面悬挂着书法泰斗沙孟海先生“时年九十一”书写的自撰楹联：“椒海七年教启化，沧洲三绝画诗书”。“郑广文纪念馆”名乃赵朴初先生墨宝。厅右碑墙嵌有开元十五年（727）郑虔撰的《郑仁颖墓志铭并叙》（复制），清同治九年（1870）台州知府刘璈撰的《唐郑广文公碑》神道碑（原物），清光绪十八年《广文祠重修碑记》，以及一代名家启功、程千帆等人的书法石刻精品。不要说达官显宦，就是历代文化名贤，一直这么广受崇敬的也屈指可数。
郑虔及其后人对台州（临海）的感情是深厚的。他临终前没有让家人扶柩还乡，现在河南洛阳的郑虔墓，应该只是故乡人表达同情和敬意的衣冠冢。郑虔墓在今之临海市大田街道白石村金鸡山东麓，为郑氏子孙世代相守。每逢清明时节，台州六县郑虔后裔均派代表前往扫墓，并在郑广文祠举行祭祀活动。1997年，郑虔墓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不论从受教得开化的台州人角度，还是从郑虔本人因而得享“俎豆千秋”（受祭祀，得“血食”）这种中国人最崇高最期待的礼遇，在京城“官独冷”的广文先生，被贬谪到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台州，不正是“得其所哉”吗？宋高宗赵构被金兵穷追时，曾“驻跸”于台州；元末明初的枭雄方国珍，曾几度割据浙东包括台州在内……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台州人心中，其功德怎么比得上郑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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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苏东坡、韩愈等这些获得从政机会的士大夫，自身最看重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功业；即便很落魄诗人李白、杜甫，也一直梦想有“谈笑静胡沙”、“致君尧舜上”的机会。可是，除了文学成就，他们最被世人敬重的政绩，是泽及庶民和后代的教育与启蒙。文化教育，才是“功在千秋”的不朽伟业——这就是历史，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注】本文原标题《贬谪文人的杨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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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0 0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