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窑酒器与唐代酒文化浅叙------ 陈映平

大石

《邛崃经纬》文章

邛窑酒器与唐代酒文化浅叙

                                                                                      陈映平

饮酒，离不开酒器。人们历来讲究美食美器，喝酒更是讲究酒器的精美与适宜。酒器作为酒文化的一个载体，同样历史悠久，千姿百态。我国古代的酒器无论材质、用途、数量，无不令今人眼花瞭乱，叹为观止。

7年前，笔者有幸收藏到一把由邛窑烧制的唐代酒壶。壶高22cm，口径5cm，腰围37cm，底足8cm，喇叭口，腹鼓，引柄，砖红胎，施乳浊白釉，肩两侧绘有兰草纹饰，造型古拙大气。粗矿、豪放的唐代古陶瓷特有的艺术风格凸显无余，器型完整，是唐时陶瓷酒器的上品，使我非常喜欢，如获致宝。

翻开中国历史，唐代历时286年（618年—904年），经历代政治精英文攻武略、励精图治，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空前繁荣。作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陶瓷业也步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邛窑是四川境内遗址面积最大，烧制时间最长，器物流传最广的古窑。促使邛窖从无到有，从小壮大的众多因素中，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邛窑生产的器物多种多样，造型优美，独具匠心。其生产的酒器不仅数量大，器型种类亦多，色彩丰富，极具地域特色，处处表现出人类文明状貌，作为酒文化历史的载体，以其丰姿神韵，已然留芳至今。如贮酒器有酒坛、酒罐，注酒器有酒壶、玉壶春瓶；饮酒器有各种款式的酒杯、酒盏、酒樽，如三彩高足杯，海棠杯，鸭型杯，美人抱鱼杯，鹦鹉含花杯等。这些酒器在装饰上，纹饰优美雅致，艺人们在具备书法功力的同时，彩绘工艺技术也相当娴熟。他们用散发着浓浓土香味的本地原料配出深绿、浅绿、淡黄等色彩作画。有的在器物腹部或口沿最突出部位涂抹酱班组成图案，名曰“图彩”；有的在器物肩部施以少量圆圈绿彩，名曰“点彩”；有的在器物外壁画出几株兰草，简单的只有一片卷曲飘逸的兰叶；也有的用笔随意书写“蜀”、“临邛”、“谷”字……这些彩绘，看似漫不经心，却很有时代的装饰韵味，古意盎然，很容易使人体会到艺人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和笔下蕴含的书法功夫，极具邛崃地方文化特色，真可谓“无迹可寻，然后入神”。这些造型独特、精美、时尚的器具，作为唐代民间生活用品，它不仅满足了民间大量需求，同时也被王室、宫庭所青睐。据资料显示，成都五代时期的王建墓出土的随葬品中，邛窑生产的酒壶、玉壶春瓶、酒杯、碗、省油灯盏等生活用具占有相当数量，可见其历史地位之高，陶瓷制造和烧制技术之精湛。

中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古传说中的狄仪和杜康很早就开始了造酒。酒从诞生起，这种原始、特殊的液体就作为与上天、祖先沟通的工具。这种被视为“上帝赐赏的稀罕之物”只能在占卜、祭祀、庆典等特定的活动时才能用。到了西周、秦汉时期，随着社会阶层的凸现，酒又成为社会生活的奢侈品，被社会上层达官显贵少数人占有。

及至唐代，生产酒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规模庞大，产量增加，酒不再神秘化和特权化，成为全社会人民的首要饮品。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和强大，疆域辽阔，中原和西域有大量的葡萄种植，南方气候温和湿润适宜果树生长，这些都给酿酒奠定了基础。在古代，酿酒工艺和技术较为简单，只要掌握了发酵工艺就能酿酒。唐代的酒以果酒、谷物酒（糯米谷物）、葡萄酒、荔枝酒、椰子酒、黄柑酒、梨酒以及保健的桂花酒、松叶酒、松针酒等几十种低度酒为主，米酒产量最大，饮用范围亦最广，同时也有很多节令酒，如端午时节饮艾酒、菖莆酒，重阳节时饮茱萸酒和菊花酒，元旦、除夕饮屠苏酒。这些酒，酒精度很低，通常在10度以下，相当于现代人饮用的啤酒度数。按色分两类：一是黄酒、米酒、女儿红、花雕酒称为黄酒；二是各类水果酒称为红酒。其酿酒工艺简单普通人均可易操作，“盛夏溽暑，以曲和粳饭投之，三日成酒，香出盎外，流浆乏艳，芳烈过于椒桂”，即制曲、投料、发酵、加热，用这种技术酿出来的酒、酒液稠浊，酒面上飘浮着米渣、果渣，酒精度底，一般为3—5度，发酵成熟快，生产周期短，饮时不过滤，产量大，品种多，风味各异，入口甘醇清香适宜，便于自饮和销售。

入唐以后，唐人传承改革了秦汉以来的传统酿酒工艺，酿出的琥珀酒占据了主要销售市场。唐诗中经常提到的琥珀酒，如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春酒杯浓琥珀薄”，这种以水果、谷物、葡萄酿出的黄色琥珀色的酒，味道甜，品质上乘，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员青睐。唐代，不仅酿酒业发达，酒肆亦极为繁盛。从繁华的都市大街小巷，到乡村僻野，大大小小的酒肆星罗棋布，数不胜数，杜甫《琴台》诗曰：“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真可谓酒肆林立，酒香弥漫。

酒肆，又称为酒坊、酒店、酒家、旗亭。酒肆是唐时期餐饮业最为突出的行业，是当时城市经济繁荣的象征，更是官府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酒肆有大有小，大的酒肆一般为城市黄金地段，装修豪华的酒楼，环境优雅，服务优质，生意非常火爆，是社会上层和知名人士宴请朋友的首选。如诗人王维《渭城曲》诗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杨柳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安西郊的渭城，是通往西域和巴蜀的必经之道，唐人西出送朋友几乎都在渭城有名的酒楼里进行，故留下了许多脍灸人口的渭城酒肆饯行的名句。小的酒肆即为现代人所曰的“苍蝇馆”，服务水平低，就餐环境差，多为贫民饮酒的去处。唐代人普遍开放豁达，做事有板有眼很较真，性格粗犷豪放，不但在饮酒行酒令时要分胜负，而且对当时市场经济的认知也有不同凡响的超前性。如为了扩大酒业销售市场分额，增加酒肆营业收入，利用酒旗、招牌的炫耀，美妙少女当垆，音乐歌舞的助兴，妙龄酒妓的佐饮等较之现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促销理念和手段。如白居易在《东南行一百韵》诗中写到：“软美仇家酒，幽闲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当垆。”

唐初，长安城内设置了良坛暑，有专职的酒务官员负责，为朝庭酿酒。良坛暑生产的御酒专供皇族使用，酿酒时足曲足料，不计成本，如春暴、秋青、桑落、凝露浆、桂花醑等都是唐代御用酒的不同品种。这些酒同时也用于皇家宴会饮用，朝庭庆功，赏赐大臣、官员也常常可以喝到这些高品质的酒。为此，官员、文人墨客均感皇恩浩荡赋诗咏词之人甚，如“御酒瑶觴落，仙坛竹径深”，“圣酒一沾何以故，唯欣颂德奉时康”。

除此以外，唐代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贡酒，分两种，一种是从当地酿好打包直接进贡。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耳熟能祥的电视广告词曰：“唐时宫庭酒，今日剑南春”。剑南酒，唐时亦叫“春”酒，名气很大，在官方和民间广为流传，曾风靡一时，皇帝每年下令地方进贡。还有一种是委派酿酒大师带着酿酒绝活，到京城皇家酒坊直接酿酒，如湖北的郢州酒。

唐代，由于政通人和，人们在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强烈地追求精神生活的多样化，将物质、精神、文化的追求达到极至。一时间，饮果酒、米酒、菊花酒、赏胡臣乐舞成为唐时的一道时尚风景。唐代饮酒之风盛行，饮酒习俗各异，与酒有关联的饮酒令各具特色，妙趣横生，成为一种助酒行乐的酒文化游戏。如亲朋聚会，婚嫁宴饮，按巡饮酒等多达20余种酒令就是当时社会饮酒习俗和酒令的说明。按巡饮酒，是分轮由长者到卑幼一个个地饮，一人饮尽，再饮一人，众人都饮完一杯叫一巡，一般为三巡。元稹在《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诗中云：“归来高堂上，兄弟罗酒尊。名称千万寿，共饮三四巡”。行令助觴即行酒令助饮。唐代，将酒文化推至高潮，极具代表的是语言文字类酒令——雅令。这种雅令，其内容风雅，难度较高，一般在士大夫或文人雅聚时较流行，纯粹以中国文字自身的特点，运用分折、组合、谐音、对句、续句等方式创造出变化无穷，充满雅趣和智慧的语言文字为形式的游戏，需要行令者具有较高的文学、美学，历史修养和综合文化底蕴。至今流传甚广，显现才华的是李白、杜甫、贺知章和王之涣四人联句行令，如：

一轮圆月照金樽（贺）

金樽斟满月满轮（王）

圆月跌落金樽内（杜）

手举金樽带月吞（李）

即席赋诗雅令联句，考的是才思敏捷，虽只有四句，但内函手上之物——金樽，文气回环往复，韵律美妙极至，尤其李白结句画龙点睛，堪称唐时语言文字雅令杰作。

唐代时，酒令才有一个“专利”的名称出现，特指酒宴上那些决定胜负的活动方式。酒令在唐代形成后，很快就成为宴饮助兴的主要形式，从文人士大夫到庶民百姓无不选择适合其活动的酒令来佐酒。蔡宽夫《诗话》云：“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行酒令间有各种娱乐活动，除歌舞之外，或奕棋，或纵步，或咏诗作画。上至宫庭，下至百姓，酒宴上以歌舞和美妙的音乐伴奏助兴，将酒客带入了亦醉亦仙的境界，自娱自乐是饮酒习俗之一。宾主往往亲自起舞歌唱，以答谢主人的热情招待和美意。正如李白《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诗曰：“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体现出唐人的广泛参与性。这些酒令多借助筹箸、香球、花盏、酒胡子等器具方能完成，其目的是使在场者尽情而饮，极欢而散。

对古代文人来说，诗酒难分家，醉酒是其理想生活的状态。他们或纵情于山水之间，怡然、怡淡，过着“花间一壶酒，一盏雨前茶”的世外桃源生活；或“斗酒诗百篇”，“一壶好酒醉消春”，“但愿长醉不复醒”。人们把李白与杜甫称为诗仙与诗圣，其实也该称为酒仙与酒圣，据查，李白终其一生写诗一千多首，与酒有关的近200首，杜甫写诗一千多首，与酒有关的近400首，从中可窥其惜酒如命，痴酒之深。随着酒大量进入世俗之家，不仅贵族，普通人也可享受它所带来的乐趣。但是，酒被赋予的精神性丝毫未减，反倒在各个阶层的饮者中引起了不同反响。如天宝14年（755年）安史之乱后，由于社会动荡加剧，生灵涂碳，深为个人安危的担心成为常态，多饮，狂饮为豪举。酒后裸身的，酒池肉林的，通霄达旦宴饮的，醉死酒场者不乏其人。

唐代把酒喝得有滋有味，烂醉如泥，要数李白的《月下独酌》。诗曰：“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头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能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醉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的一生是流离失意的一生，即又是离奇曲折的一生。他中年召入长安，供奉翰林，后因憎恶权贵，蔑视流俗，戏弄宦官高力士，得罪宠妃杨玉环，受到排斥。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李白，漫游江南。他嗜酒爱游，酒成其创作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此诗倾吐他独酌无亲的孤傲心情。

又《将进酒》诗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全诗气势奔放，语言豪迈，句法明快多变，充分反映了李白放纵不羁的性格与文风。从诗的主要内容看似乎写的都是及时行乐，看透人生“但愿长醉不复醒”的情感。但我们深入李白内心深处，就会发现李白不是真正消极颓废，而是胸怀伟大的抱负却不能施展，便借酒发泄，以此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唐代酒文化十分丰富。李白可是名副其实酒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他把酒和饮酒表现到了极至，“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醉者传。”这里，诗人李白带着会须狂饮三百杯的海量和醉意，借着酒精致幻效果，把酒与饮酒始终带有天地人合一的酒文化色彩表现得微妙微肖，淋漓尽致。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贯通始终。其士途不畅，经济拮据，穷困潦倒，入蜀后建草堂于成都，与草堂一道经受怒号秋风5年多，留下大量华彩篇章。他在《饮中八仙歌》诗中写到：“苏晋长斋锈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言谈雄辩惊四筵。”杜甫以简节明快的言词，速写的手法，将诗仙李白，草书狂人张旭，语言犀利的辩论高手焦遂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华灯齐放，亭台楼阁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盛唐时代，观唐景，听唐乐，饮唐酒，漫步于诗酒之间，尽情感受大唐之风情万种，悠然于诗情画意之间。目堵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文人墨客相聚在山川秀丽，人杰地灵的临邛，以其爱不释手的邛窖烧制的酒器，斟满佳酿玉液，临窗读帖，煮酒论诗，把盏对酌，赋诗寄怀，乐山亲水。酒助诗兴，诗随酒传，给我们留下了“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和“一樽尚有临邛酒，却为无忧得细倾”千古留芳的呤颂邛地、邛酒的美妙诗篇。

在唐代，以饮果酒、葡萄酒、米酒颇为时尚流行，不仅酒质甘冽醇厚，酒名高雅，而且对酒器也非常讲究，“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好酒若能美器配，常人也能饮千杯”，固然说明当时酒质的佳美和酒杯的精致，则更显示了唐代酿酒、饮酒、酒器、酒人、酒文化的时尚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