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发了个帖子说说喝酒的趣事，有朋友回贴说，我戒了烟酒，毅力真强。其实，这哪是什么毅力强？那是舍不得这条“狗命”。命虽贱，但并不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为了说清楚戒烟、戒酒，就不得不说说在什么时间，又怎样的染上了烟酒。这就得从学会喝酒说起，就得从我父亲说起。 从我记事起，我的父亲就是在办公室做事的。但不知怎么的，却在我刚进初中时“下了岗”，既没犯错误，也不是“腐败分子”，但就是下了岗。后来经过大家的推理和猜测，很可能是他有“中统特务”的嫌疑。在当时清理敌伪档案时，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的花名册上竟出现了父亲的名字，虽然不排除有同名同姓的人，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是颗“定时炸弹”，所以还是被清除了。再说，他的一些习惯也与邻居格格不入，“特务”的嫌疑就更大了。比如：在他的卧室里，长年挂着一幅“岁寒三友”的中堂和张旭的两幅狂草条幅。另外，家里的各个墙面，他都贴有长条形的山水画，旁边用同样大小的纸张，用柳体或瘦金体写上一首诗或词，一年一换。这和《一双绣花鞋》的情节极其相似，不得不令人怀疑。 我父亲“下岗”后，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一个运输合作社拉架架车。由于他本身的身体就瘦弱，两肋的排骨就像两列琴健，加上十多年都在办公室工作。所以拉的货总比别人少一半，当然工资也就少了一半。我从进初中起，就在每个寒暑假、星期天，去给父亲拉“飞蛾儿”，这样，他才和别人拉的就差不多了。 我记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吧，我都是跟着他到“三砖厂”拉红砖。我记得行走路线是这样的：从家里出发，经过西大街、八宝街、青龙街、文武路、新华路、猛追湾、麻石桥、沙板桥、热电厂、多宝寺到三砖厂。装起货后顺原路返回到新华路的“五世同堂”后，再沿红星街、提督街、盐市口、红照壁、南大街、蜀汉路、武候祠大街、高升桥，在红牌楼交货。交货后再从高升桥左拐经体育学院、青羊宫、西安路回家。从出门到回家，少说也有五十里出头。所以说，一年有大半年是天未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归家。我记得，我常常在不到六点就被叫了起来，躺在架架车上还要睡个“回笼觉”，快到热电厂时被叫醒，吃了用毛巾包着的一搪瓷盅饭后，就到了三砖厂。那时好像没有“装卸工”这个职业，我们全是自己装车。我那时虽然小，但每次抱五匹砖还不在话下；父亲虽然是大人了，每次也不过比我多抱两、三匹。装了二百五、六十匹砖后，立即就动身往回赶了。一动身就要上多宝寺那个长坡，两、三里长，我拉着好像有二、三十里长。待到了中午，恰好在“五世同堂”的一个叫“小花园饭店”的苍蝇馆子吃午餐。在这里，父亲还闹了一个笑话。事情是这样的： 午饭时，父亲总要叫一份冬瓜肉片汤，我总是只吃肉片不吃冬瓜。因为我从能吃饭起，吃冬瓜就要反胃，要吐。吃了冬瓜汤里的肉片后，只是有点难受，却不会吐。有一次回家后，父亲向妈妈告我的状，说我没有礼貌，只吃肉片，整得他就只能吃冬瓜。谁知妈妈在听到他的告状后，不但没说我，还把他数落了一顿：娃娃都那么大了，你这个当老汉的还不知道他从小就不吃冬瓜吗？自那以后，只要有我在，他就再也不点冬瓜肉片汤了。 在拉车的路上，父亲一边拉车，还一边教育我，他常常对我说：忙时也不可偷闲，拉车的时候也是把平时学的东西过过脑子的时候，要我记住马克斯的一句话：“我除了睡觉，脑子里总会想着与人类有关的东西”。并给我讲胡适的“聪明人懂得各种事物，但他用一种来观察世界”是什么意思。在途中小息的时候，还教我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川剧要分为“高腔”和“弹戏”，什么是“高腔”，什么又是“弹红”；比如川剧的曲牌：“西皮流水”、“二黄导板”、“夺夺板”、“字字双”、“半天飞”、“园林好”、“水底鱼”什么的；还要教我《马房放奎》、《长生殿》、《斩皇袍》、《五台会兄》、《鱼禅寺》、《拷红》、《思凡》的唱段，不过我没有学。
在回家路过青羊宫的时候，父亲总会买一包粑粑的卤肉，拿大半给婆婆、爷爷下饭，自己也留下一点下酒。这时，我也因为“拉飞蛾”，也能在桌上喝上几口酒，夹上几片肉，父亲还要对妈妈说，这样可以消除疲劳，第二天才有力气，所以妈妈也就不反对我喝酒。慢慢地，我就能在桌上“正儿八经”地喝上半杯、一杯酒了。
参加工作后，多了同学、朋友的聚会，也多了喝酒的机会。我记得，才参加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我常常到宜宾去找同学耍。同学分配在一个长江边的厂里，那个厂很偏僻，连一条通向外面的公路都没有，人员、货物都只能通过厂里的码头用船运进送出。厂里有铁道、火车，也不通外界，起点站、终点站都在厂里。所以，我们常常在半下午的时候，到厂食堂切点肉，到供销社买点杂糖，每人手拿一瓶《五粮液》，到江边的石滩上一边喝酒，一边数过往的船只。这样，大半瓶酒就下肚了。我记得那时的《五粮液》是两元四角伍一瓶，与《泸州头曲》一个价，比《泸州特曲》少一角。就这样，我就慢慢地学会了喝酒。
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和职务的变化，应酬多了，喝酒的时候也多了，就慢慢有了酒瘾。但也不是非喝不可，在家吃饭，大半的时间都没喝酒。
再说到烧烟，我烧烟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开始的烧烟。那时，我们十三个成都学校的造反团经过商议，共同成立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包括“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分为十三个支队（“川大八二六“退出后改为十二个支队），之后也一直没变，之后再要参加的，就只能是支队下面的分队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立后，首场战略就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我也就代表支队进驻了西南局，在西南局里成立了联络站。西南局联络站的任务共有两个：一是宣传、接待各地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第二就是占领舆论阵地，晚上到全城去刷大标语。
先说白天。好像是惯例，来人在没有说话前就要先敬一枝烟。为了不打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拉近“革命组织”间的关系，别人敬了烟就得烧，就是嘴烧得发苦也得满脸微笑作满意状，不然，就脱离“革命”的了。
再说晚上。到城内刷大标语，基本都在晚上。骑着一辆破三轮车，上面放着白纸、墨汁、浆糊，看见哪处墙面有空，就在哪里刷上一条大标语。到后来，到处都刷满了，就干脆在别人的标语上再刷上一层。就这样，常常要干到后半夜三、四点钟。那时，我这个支队联络站下面有三个分队，他们今天来的是这几个人，明天来的又是另外几个人，而支队的就我一个人，就要天天熬夜，所以，烟就成了必须之物，开始是半包烟，后来一包烟还要收“早工”。
工作后，因为做的是技术工作，制定标准、编写规程、制作规范等在白天都不好干，熬夜就成了经常的事。熬夜时，浓茶和香烟就是最好的助手。至于一晚要烧好多烟就没有计量了，只记得，常常在吃饭时，嘴里还有股苦味。另外，还时不时地有几天不睡和通宵不睡的情况发生。试举两件：
一、有一次，厂里接到生产出口产品的任务，为了做到百分之百的合格，我就把藤椅搬到了生产现场，在那里守了三天三夜。困了，就在藤椅上打个盹；饿了，就叫食堂把饭送到车间来。为此，我还特地买了一条烟放在办公室抽屉里，任务完成了，这条烟也烧得差不多了。
二、有一次，去参加冶金厅在峨嵋山冶金疗养院召开的工作会，会期五天，前四天开会，第五天上峨嵋山玩一天。在开会前我就同长钢二厂的老向（工程师）、长钢四厂总工办的张工、攀钢质管处的李工约好，第五天去爬金顶。老向还特地从江油厚坝叫来了辆四驱的越野。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在第四天的中午就接到厂里的电话，说第二天有个企业上档升级的检查，我必须参加。所以第四天会议结束时，厂里来的小车就在疗养院的坝子里等着我了。我赶回厂里，已经晚上九点过了，所以家也没回，就一头钻进办公室开始了工作，因为厂里的软件材料基本上都由我掌管。虽然厂里也派了几个人协助我，但他们只能做查找、誊写一类的，资料的分类、编排还得我干，该改写的该写，该重写的重写。就这样，终于在第二天八点之前完成了。只是，这一晚就没合过眼，连宵夜、早餐都是送到办公室来吃的。当然，这晚烧的烟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只记得嘴上就没断过烟。第二天，检查组的人来了，我还得守在现场，检查组要看什么资料我就得把所要的资料送到检查组的面前，还得陪同他们参观生产现场，回答他们的提问、质询。直到吃完了午饭，把检查组送走，我才回到了家，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三天中午。
有人说，把几十年的烟瘾、酒瘾戒掉很难，我认为不是。其实生理的依赖最多就一个月，“心瘾”才是最主要的，要一年多甚至很多年。其实，好多人烧烟喝酒，就是为了享受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如果想到酒喝多了后的翻肠倒肚，想到在卫生间里抠喉咙吐酒时的难受，还能够飘飘欲仙吗？这就像《红楼梦》里的贾瑞，明知道王熙凤在捉弄自己，但就是不死心，就是要去被捉弄，在夹道里受冻了一夜，还被浇上了一身的屎尿。病得倒了床，疯颠道人给他送来了“风月宝鉴”，叫他看看“风月宝鉴”背面王熙凤化出的白骨，病就会好的。但他偏偏要去看“风月宝鉴”的正面，看王熙凤在镜子里的风情万种，最后落得个“病入膏肓，脱精而亡”。所以，在戒烟酒时，千万不要去想烟酒带给自己的享受，而要多想烟酒给自己带来的危害，这烟、这酒就能够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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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3 10:48
发表于 2016-2-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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