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有信仰

苍蝇拍5757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控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建，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制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一些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