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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也:你为何会相信谣言?是内心的真相,还是沉默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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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5 0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导语:历史毒瘤和社会瘟疫——谣言
  身处自媒体时代,谣言满天飞,造谣者从秦火火到周禄宝再到水木然,造谣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无论是昔日“甲流”泛滥,还是最近的雷洋事件,乃至天津港爆炸事件,处处都有谣言的身影。可以这么说,谣言以其特有的目的性,巨大的欺骗性,疯狂的煽动性,强烈的破坏性,成为历史毒瘤和社会瘟疫。
  作为比较勤快的业余码字工,每天面对各式新闻,当然要甄别谣言,以免因言获罪,也积累一些经验,不妨对谣言作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分析,从谣言的黑史、谣言的生产、谣言的传播、谣言的应对等方面一一展开,希望能裨益大家。

  一、“黑史记”:被谣言改变的历史
  谣言是人类社会古老产物,早在远古时期,便有谣言存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史中,谣言曾在退敌、篡权、党争、内斗中多次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为后世史家所称道。
  历史使人明鉴,不妨拿几个历史人物和事件来说明。
  诸葛亮为了搞掉司马懿,就派人在魏国大街小巷到处散布司马氏图谋不轨的谣言,于是魏明帝曹叡当真换下了司马懿。这一局诸葛先生胜。后来因形势所需,司马懿又重出江湖,为了搞掉诸葛亮,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派人买通刘禅身边的宦官,散布造谣称诸葛亮在外带兵,挟兵自重,恐生变乱,于是蜀后主真把诸葛亮召回成都。这一局司马懿扳回一局。
  大家对“淝水之战”应该有所耳闻,“淝水之战”的转折或者说前秦的崩盘就缘于一个谣言,这个谣言说出来很LOW逼,就一句“秦兵败了”。当时接到后退命令的秦军一听,便纷纷揣测:不败好端端退什么呢?于是,一个战略的后退就演变成夺命狂奔。前面的人一调头,后面的人一看形势不妙,总认为逃命总不会错,便纷纷丢盔弃甲作如鸟兽散状,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严重踩藉事件,一踩藉就崩盘,自然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完败!
  战场如此,社会更是如此。谣言还能导致改朝换代,读二十四史,就发现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必然谣言四起的,最著名的就是“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代汉者,当涂高也”、“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弥勒转世,当辅牛八”……这是每隔几百年都会有这样类似的谣言。
  谣言可以改变历史,甚至还可以改变既存的历史
  历史上的故事绝大部分都是谣言产物,而千百年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时就是谣言,谣言写进了历史书;另一种就在流传过程被再创作。因此,史书和文学记载的可能就是谣言。
  就像几个历史人物,正面形象也能被篡改成超级大反派的,比如唐代名将苏定方,一生驰骋疆场数十年,北击颉利、西灭突厥、东平百济、南镇吐蕃,纵横万里,建立不世之功,人品也极佳,善于提携后俊,死后配享武庙,享受进凌烟阁的最高待遇,但在《说唐》里被黑出了翔,描写成头号大反派……宋代名将狄青也遭受同等待遇,历史上真实的狄青甩出杨家将好几条街了,但在《杨家将》中狄青是与潘仁美一样的奸臣,设计刺杀杨宗保,简直要黑成狗了。既然正面可以描写成反面,那么反面也可以描写成正面,这种例子在现代史中更是俯拾即是,比如说“爱国志士”李先驱、“精忠报国”张公子、“坚贞不贰”冯将军、“立场坚定”郭诗人、“沆瀣一气”林彪江青……前面的还是流毒在民间,而后面的则遗毒在史籍。
  历史人物如此,历史事件更是如此。远的比如“焚书坑儒”事件,焚书这事,秦始皇书没全烧,反倒是都存了一本在宫里,号称国家图书馆,最后是让项羽统统烧光的;坑儒这事,秦始皇坑的全是方士,是那帮跳大神的,也就是可恶的“造谣党”,最后都算在了秦始皇头上,以证明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近的比如“联合国降旗”事件,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结果惯例被某个组织描写特例,说专为某总理量身定制的,还配了个感天动地的故事。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会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让历史照进现实,现在由于处于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那简直是谣言满天飞的节奏了,造谣者从秦火火到周禄宝再到水木然,造谣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无论是昔日“甲流”泛滥,还是最近的雷洋事件,乃至天津港爆炸事件,处处都有谣言的身影。可以这么说,谣言以其特有的目的性,巨大的欺骗性,疯狂的煽动性,强烈的破坏性,成为历史毒瘤和社会瘟疫。

  二、“诞生记”:谣言是怎样炼成的
  说好谣言史,再来说说谣言的诞生记,即谣言的出炉。
  情绪、共鸣、争议是传播的灵魂,谣言的最大特质就是煽动性和传播性强。造谣者造谣时当然要以能够快速传播为主旨的,那就必须考虑“吸引眼球”,谣言一般都有个“爆款”的标题,标题必然对眼球具有极大的冲击力的,内容必然是刺激性、新奇性、轰动性的,很容易迎合公众的品味,能让民众火速前来围观,通过“求扩散”、“求真相”等方式加入传播的行列中来。
  那么,造谣者如何炮制一则成功的谣言?造谣者如最早被抓的水木然一样,基本上都有文宣高手,不仅能够炮制谣言,而且深谙传播规律,很会借势发力,往往会利用一个突发性的事件,然后巧妙地将事件进行加工、包装,从而看上去还真很那么一回事。一般而言,谣言能顺利出炉有三大特征:一是事件的普遍性;二是事件的严重性;三是事件的模糊性。
  先说事件的“普遍性”。造谣者为了使自己的谣言尽可能地传播,编造谣言时一般都从会很普遍的事物入手,与尽可能多的人都有关,毕竟与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受众才会更愿意去传播,“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与越多人有关,就越能激发人们进行二次传播。
  再说事件的“严重性”。造谣者心里非常清楚,人们都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理,不能吸引眼球,就不能导致传播。因此,造谣者在传播过程中一定会很没节操添加各种元素产生“轰动”、“趣味”等眼球效果,事态越严重越能符合人们的口味,同时也越能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么一个严重的“事实”,看着慌了,坐不住了,出大事了,要扩散出去!
  最后说事件的“模糊性”。造谣者之所以借势发挥,主要这个事件本身还相当模糊,也就是说真相还没有到来。诚如马克吐温所言:“谎言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时候,真相还在穿鞋。”人们了解真相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又与公众的舆论高潮有那么点时间差的,而谣言恰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远跑到了真相的前面,先取得了“话语权”。一般而言,事件能够产生“模糊性”,主要原因表现在:
  一是缺少新闻报道或已报道但内容粗略,就像突发事件在民间早已疯传了,而媒体报道则是短短几句,就会让人们产生无限遐想,他们会认为新闻越短,事件越严重;二是新闻报道不专业或者藏着掖着,导致报道漏洞百出,甚至前后矛盾,留给好事者很大的遐想空间;三是某些紧张的情绪使个人不能或不愿接受新闻所述的事实,不可能是这样的吧?怎么可能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常态啊!
  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一个“真实的核心”在传播过程,有人往往会去求证各种“小道消息”或“内部消息”,从而给造谣者创造了莫大的机会,他们就会冒充专业人士或内部人士,发挥自己的想象,先行“填补”或“优化”事件的“确定性”,也就是提供人们的信息需求。当然,这种填补恰恰是迎合大众心理,会产生一种“我也是这么想的”的共鸣感。再说了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会质疑乃至相信真相背后的真相,这其实也是谣言产生的根源之一。
  事件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合二为一就是事件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有国外学者对谣言产生做了这样的概括:谣言的强度=事件的重要性X事件的模糊性。这是一个乘法关系:假如事件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那么谣言就不会产生了。假设在事件确定后,模糊程度越高,那么其传播程度越高。如果你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话,笔者推荐大家一本奥尔波特的书——《谣言心理学》。

  三、“传播记”:谣言是怎样传播的
  说好造谣,再来说传谣。一般而言,造谣者寥寥,而传谣者熙熙,谣言炮制出来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传播开去。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乐意去传谣。笔者初步分析一下,传谣者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有着不良企图”的人。这些传谣者说白了,就是个托,性质造谣者类似,拿钱转发,有时危害性比造谣者更大。他们是受人所托的,对谣言的目的性心知肚明,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商业目的,政治目的当然是想恶意中伤,商业目的就明显的抹黑对手。谣言最初能传播开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离不开这些托的大力宣传。因为这些托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比如网络大V、意见领袖等。
  第二种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人。这些传谣者先预设好了自己的立场,因为每个人在认知上没有人全知全能,在心理上所有人都有情感,在立场上所有人都有偏向,很容易形成“先验的偏见”,从而固化对人对事的认知。比如对城管有了“刻板印象”,坚信他们就是“见人就打”的,所以呢,哪怕一张城管在路上走路的照片配上一段城管打人的谣言他也会深信不疑,他们传谣因为这个谣言恰恰符合了他们内心的需求。
  第三种是“宁可信其有”的人。这些传谣者不是没有个人的判断,而且往往带着一丝质疑的,但是转发谣言只需轻轻一点,而辟谣则要查遍资料很费时费力,特别是关于生活与安全的谣言都是危言耸听的,但“万一是真的呢?”于是,他们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态,果断转了,顶多就是附加一句“求真相”或“求辟谣”。这些人有严重的思维惰性,放弃了自己作信源的责任,另外从众心理的压力把人压扁了,也导致他们轻信谣言。
  第四种“看见什么都转”的人。这些传谣者属于最无可救药的一种,他们虽然见什么都转,但是其实见与不见根本没本质区别,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内容本身,其心理就是像大家都在转啊,朋友圈在转,微博圈在转……我去不转岂不是OUT了。对付这种人最简单,只要标题上加上“是中国人必转(必看)”、“不转不是中国人”就可以了,他们一看这几个字,就会情不自禁地转了,因为不转他就真会担心自己被踢出中国人的行列。
  谣言广为流传,其实可以用社会流瀑效应(Social cascades)来解释。流瀑,即群体思维。当流瀑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以致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实际所知,而是依靠(自己认为)别人持有什么想法。社会流瀑效应应用于谣言传播,则是指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则当事人就很容易相信那则谣言,接受他人的信念。
  主要原因还是人们因为缺乏相关信息,而当我们对某则谣言的内容一无所知时,就更容易相信它。当人们追随一些先行者或“领头羊”的言行时,社会“流瀑”现象就会发生。社会流瀑效应属于群体行为的心理学范畴,一种社会性趋同从众心理。这种从众心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不是依靠自己的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判断。
  这类似于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当群体中出现意见领袖时,话语权较少、地位较低的成员便会迅速放弃自己独有的信息,而趋向于迎合权威或者群体的声音。

  四“应对记”:真相才是谣言的粉碎机
  谣言是很危险的,特别是一些谣言经群体讨论之后,由于“群体极化效应”(乌合之众最典型的群体心理)和“社会流瀑效应”的作用之下,整个社会都会走向极端,甚至能导致更为严重事件发生。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谣言指向无非就是官方和民间。
  先说说官方应对。
  针对官方谣言是极其复杂的,往往掺杂着各种东西,包括某些民意诉求。《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曾经说过:“谣言是存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众表达意愿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武器,它不是事实,但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比真理更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大众深信不疑。”这话出自一个追求事件真相的媒体人之口,绝对是立场不正确的,但也恰恰反映民间谣言的本质:不少谣言就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它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从这个角度而言,谣言是无人邀请的发言,是一种反权力。
  正因为如此,当局面对一些黏附巨大民意的谣言,如果没有把说话好,那么就意味着造谣者对权力挑战成功了,公信危机就到来了,甚至可能引发雪崩式的社会灾难。但是,官方在应对谣言时,方法并不是很到位,笔者初步分析,大致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真接言论反击。政府发动各大媒体刊登声色俱厉训斥文章,以“谣言”为标签,“妖魔化”反抗和持不见意见者,最常见的字眼“一小撮”、“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但是,这种反驳徒有“喊口号”的气势,唯独缺乏重要的事实依据,所以效果一直欠佳,甚至将群众设置到“傻白甜”的智商,将群众推向政府的对立面。
  第二种是诉诸法律手段。政府以“造谣诽谤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等等一系列罪名定性,直接拿人问罪,但是由于谣言内容真假难辩或真假掺杂,更何况还符合民众内心的需要,因此在没有公布真相的前提之下拿人,很容易让民间产生抵触情绪,认为政府在侵犯言论自由,是对寻找真相的人下手,从而又引发新一轮的舆论危机。
  第三种是四处删帖封贴。这种办法目前是政府使用得比较广泛的,政府认为是“一禁解百愁,一封解千忧”,省得民众去上瞎掰掰。但这种粗暴的应对办法,结果又是适得其反的,因为是民众本来因为抱着“求真相”的猎奇心理来看待谣言的,这一禁反而加大了民众的疑惑,认为被删、被封的事可能就是真的,从而强化了人们对谣言的认同,纷纷叫喊着吃枣药丸了。
  第四种是采取鸵鸟政策。这种办法就是随你们瞎掰掰,你们去猜猜猜也好,你们去传传传也好,“车道沟里的泥鳅,兴不起风浪”的,我们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但是因为谣言具有“模糊性”的特性,你政府态度越是模糊,造谣者越往模糊性上加码,让谣言进一步升级,最后还真很可能会“阴沟里翻船”。
  其实,反击谣言最强有力的利器就是真相。只要真相大白就没有谣言生存的空间。如果官方不想公布真相,那么只能说明,真相被谣言不幸言中了。既然官方说什么都不信了(包括说真相),那么还能信什么呢?也只能去信谣言了。这背后有个政府公信力破产的巨大的社会隐患。众所周知,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这就是著名的“戈培尔效应”。谣言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谣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相。深入分析戈培尔效应发生作用的原因,实际就是心理累积暗示造成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才发生谣翻中国的事件。
  再说说民间应对。
  谣言并非全部针对官方的,有不少一些谣言对我们个人量身定制的,一部分来自官方,可称之为“官谣”,另一部分来自民间,姑且称为“民谣”。官谣也是相当多的,比如某真理报报道“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民谣现在更是比比皆是,打开微信朋友圈种种钓鱼文、枪手文背后往往就是一个骗局,那是拉你下水的节奏。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谣言呢?作为个体应对谣言很简单,一句老话“谣言止于智者”,做一个智者并非难事,只要有怀疑精神即可,不妨使用一下“休谟公理”。18世纪哲学家、“怀疑主义”之父、大卫休谟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理性思维的一条总原则,也被叫做“休谟公理”,即“非同寻常的声明,需要非常确凿的证据,才可信。”越离奇的信息越需要确凿的证据,当一条信息的离奇程度与这条信息的精确程度,详实程度不成比例时,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条信息为“伪”。
  思想的动摇并非正确与错误之间左右不定,而是一种理智和非理智之间徘徊。现实世界上中,许多谣言是根本经不起质疑和推敲的,我们只需要防止用群体思维来考虑问题,就能够恢复理智。这里笔者认为用“三常”来对待谣言,百分之九十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的。
  何谓“三常”,即常识、常理、常情。什么是“常识”呢?常识就是你积累的生活常识;什么是“常理”呢?常理就你学习和工作学到并应用的理论;什么是“常情”呢?常情就是保持一颗常态的心,不要过于冷漠也不过于狂热,这绝对有助你做出正确判断。你想想看:你连真相都已洞穿,为何对漏洞百出的谣言傻傻分不清了?原因就是你太过于轻信别人,或者说你太懒,丢掉了常识、常理和常情。
  结语
  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只相信自己的希望相信的东西(You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you believe what you want to believe)。人总是愿意相信他们期望的东西,谣言有时就是这样东西,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你恰恰就是谣言所需要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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