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过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一部个人史》，不难达成这样的认识：
这是一部追寻之书。作者以档案为线索，追寻20多年前自己在东德被监视的详情。它没有“追忆似水年华”的慨叹和诗情，只有历史的严酷和真实。在此过程中，作者既深刻地理解了过去，也清楚地看清了自己在历史中的坐标。
这是一部告密之书。从头至尾，告密是本书的核心。大面积的告密，遍存于夫妻、父子、亲朋、好友、邻居、街坊等所有人群之间，它足以让最坚强的心灵产生虚无的幻灭感。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无情摧毁，失重的感觉也油然而至。
这是一部控诉之书。在“警察国家”，统治者以国家机器为手段，实施了严密的社会控制，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对德国而言，这道伤痕将与希特勒留下的创伤一起，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迹。
这是一部反省之书。当众多的普通人在权力面前一味屈服，以妥协和服从行平庸之恶，他们的行为总和最终聚集成一大邪恶。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暴力和谎言当道之时，作为个人，你如何选择？
《档案：一部个人史》昭告世人的，并不止这么多。
5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线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史学博士的蒂莫西·加顿艾什，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分别在东、西柏林停留数年搜集资料。不料，他在东德的行踪引起了秘密警察和线民的注意，被持续盯梢，并留下了325页的档案。
东德国安部俗称“斯塔西”，正式雇员达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有173000人，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中就有就有一名线民。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2月初，莱比锡等地陆续传出“斯塔西”分部被占领的消息。次年1月15日的傍晚，数以千计的东柏林市民冲进“斯塔西”总部，阻止特工销毁档案。
如何处理这些档案，成为政客和民众关注的问题。许多西德政治领袖主张“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建议将档案加密30年后，存放在国家档案局；民选的东德政府亦持相同立场。也有人主张，“斯塔西”档案应该全部销毁。
眼见政府依旧坚持档案加密的立场，1990年9月初，即两德统一前一个月，以年轻人为首的20多名抗议者冲进“斯塔西”总部，把自己反锁在储藏室。当天傍晚，数百位民众赶到门口声援。民运领袖“拒绝移交国家档案局”，他们发出“我的案底属于我”的呼吁，行动开始被舆论关注。一周之后，占领者开始用绝食的方式，向政府施压。接下来的半个月，警方多次清场失败，有关此事的报道充斥于各类媒体。东西德政府迫于压力，在统一前的最后一个周，将保存与开放“斯塔西”档案的原则，以附注的方式加进了早在几个月前就签妥的《统一条约》。
两德统一一周年后，国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明确规范档案的用途和调阅方式，依法成了“联邦政府委托管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局”。目前，这一机构有1600名员工。运作20多年来，申请调阅自己案底的民众已经超过300万人。斯塔西档案局的第一任局长是东德的民运人士、牧师高克，因此，斯塔西档案局也被称为“高克机构”。
蒂莫西·加顿艾什要回了自己的档案，并逐一回访当年监视他的线人，以及负责联络这些线人的官员，并以自己的日记、保存下来的信件等作为参照，解释其中的歧义与出入。在此过程中，引领读者理解“警察国家”的本质。
显然，这并非一次身心愉悦的故地重游，而是作为历史学者的理性探寻。他重访的线民包括：柏林洪堡大学国际部主任；国安部联络人，曾在路透社工作的格奥尔格博士；格奥尔格的妻子米夏拉，一家画廊的工作人员；舒尔特，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密斯教授，英国人，1970年转至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R太太，共产党员，蒂莫西·加顿艾什发现她是线民时，“感到万分的悲伤”。
由于蒂莫西·加顿艾什在《明镜周刊》《泰晤士报》《星期日电讯报》《旁观者》周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一本被认为中伤东德的著作，1983年，他被禁止进入东柏林。
庞大的监控网络如何建立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德国实现了统一，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的共产党统治均宣告结束。不管有没有被追究，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没有人会引以为荣。在德国，“斯塔西”档案的公布，使得一些充当线人的学者失去教职，一些监视邻居的人被迫搬迁；一些夫妻发现另一半是监视自己的线人后离异；一些被亲人出卖的父母和子女断绝关系。
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充当线民？米夏拉的回答是，在她心底，依然残留着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仰。她感到那是一个正式的责任。她还希望利用国安部，让她在官僚主义游戏中取得优势，比如，帮助她去美国出一次公差（没有成功）。她和格奥尔格真心认为，蒂莫西·加顿艾什是间谍。米夏拉承认，“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大家都会想方设法解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
所有与蒂莫西·加顿艾什见面的线民，对于过去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不堪回首。让蒂莫西·加顿艾什“感到万分的悲伤”的R太太，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进而选择性遗忘。史密斯“很不夸张地说，觉得非常后悔。”他还担心蒂莫西·加顿艾什提到自己的真实姓名。
“斯塔西”为何能够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监控网络，让那么多人成为自己的线人？东德的压力性体制是重要的原因。汉斯-约阿希姆·马茨在《情感堵塞》一书揭示，东德人遭受的压制从一出生就已经开始，随后遍布了每个人的成长过程。
孩子尚未出生，母亲就必须到指定医院，接受专家“检查”。孩子降生后，马上被抱走，3天后才能母子团聚。由此，恐惧在幼小心灵中扎根。到3岁左右，孩子们被强制送入幼儿园，被迫学习吃饭、排便、个人卫生、睡觉等。上学后，灌输式教育，频繁的考试与训练，又彻底摧毁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人们的所有社会生活都被规制和安排，自己无法改变，价值观念受到约束和控制，持续不断的谎言充斥横行。在马茨看来，东德被定格在“童年”期，从未培养起独立自主、自我意识、责任感等特质。民众的不自主和依赖心理被美化为“促进社会安全”。
不难想见，在恐怖和谎言的专制统治之下，投身于国家的怀抱，可以获得人性所需要的安全感。很少有人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正如加顿艾什经历的那样，“在这次寻觅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
在我看来，除了由国家暴力传递的恐怖，以及个人的软弱之外，线人还有另一层动机，即利害的计算。显而易见，成为积极的线人，既可以得到安全部门的信任，成为被依靠对象，而且有机会得到奖金或其他方面的好处。如果拒绝安全部门的要求，极可能被怀疑，也没有任何获利的机会。做线人固然不光彩，但却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与支持。
当告密成为一种公共道德
提倡告密，在苏联、东德、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可谓习以为常。据金雁研究，苏俄1926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就有这样的条款：“匿名报告可以作为提起刑事诉讼的缘由”。58条第12款规定对于58条中列出的任何罪行不检举者与当事者同罪，也就是说，“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犯罪”，而且可以实行株连政策。为惩治不检举的行为，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梁文道在本书导言中说，“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
然而，史实证明，告密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公元前845年，无道国君周厉王就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一旦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就密报王室，导致人头落地。三年后，民众奋起造反，厉王被迫流亡。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之下，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家，一直鼓励为君绝父，即秦晖先生所云，“家好族好不如权势好,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到秦代，告密就被皇权大力提倡，并作为一种制度建构。《秦律》中公然称：丈夫犯法，妻子若告发他，妻子的财产可以不予没收；而若是妻有罪，丈夫告发，则妻子的财产可用于奖励丈夫。
汉代时，汉武帝下“告缗令”，名为防止偷税漏税，实则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告密，“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这一举措，使得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最终，“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商贸业因此被汉武帝毁灭。既然有了如此便捷的致富之道，于是，“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唐代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此外明代以及清代的康雍乾三代，朝廷均鼓励告密，导致告密之风盛行。
在古代，告密是各种类型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特产；在现代，它也是道德伦理重建的结果。由苏俄兴起的暴力革命，在深刻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冲击了旧有的秩序和伦理，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苏联阵营的国家，告密成为一种新的公共道德。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它一改猥琐的姿态，获得了大义凛然的正当性，部分消除了告密者的羞耻感——这也正是“斯塔西”成功控制德国社会的重要原因。
告密的罪魁祸首无疑是统治者，作为个人，却无法回避个体的责任。一旦陷入，将终身不得安宁。即便国家、公众和受害者不追究，告密者也无法心安。蒂莫西·加顿艾什对部分告密者的回访，已经显示了这一点。而鼓动告密的制度，崩溃是它最好的结局。http://y2.ifengimg.com/a/2015/0708/icon_logo.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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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1 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