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山路上，我归心似箭。浓密的雾，像一道屏障，遮住我的视线。当熟悉的笑语声从前方传来，我猛地追了过去。果真是大伯！大伯背着堂兄，正汗流满面地蹒跚前行。见到我，大伯满脸灿烂，一把攥住我的手：“娃子，回来过年了！”
一年不见，大伯的变化真是惊人，似乎又矮了好些。背着堂兄时，大伯那弓着的身子，几乎与地面平行。回想大伯年轻时，背着堂兄都能挺直腰板的情形，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假如半年前那场病真的带走了大伯，堂兄会怎样？老天真是开眼，大伯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且一睁眼，就叫“永娃”，拉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堂兄是大伯唯一的儿子。大伯还有三女。成家后，她们相继去了外地打工。守候在家的，除了大伯、大妈，就是我的堂兄。四十三岁的堂兄先天残疾，一米一左右的个头，毫无劳动能力，他的语言仅限于我们的意会与猜测。从我记事起，大伯就隔三差五的背着堂兄东奔西走，寻医问药。由于堂兄睡觉爱蹬被子，每到晚上，累了一天的大伯便抽着旱烟静静地守候在床边，眼看他入睡；吃东西时，堂兄总爱咂嘴，且嗜好荤食。三天两头，若少了荤食，堂兄就会又吼又叫。因此，大伯经常绞尽脑汁为他预备。
八年前，年过七十的大伯正多病，偏又逢大妈中风后瘫痪在床。就这样，大伯必须同时照料大妈跟堂兄，其难度可想而知。一天，因为精力、体力的长期透支，大伯在剁猪草时突然晕倒，菜刀掉到手背上，流了不少的血，多亏父亲及时赶到。为此，有姑姑曾婉劝大伯，将堂兄带去外地，让他自生自灭。大伯充耳不闻，只是硬梆梆地撂下一句话：“你放心，饿死我自己，也不会饿死我儿子！”
大妈瘫痪了三年。第三个年头，大妈去世了，大伯的世界突然间变小了。一直打工在外的堂姐妹想要轮留在家，大伯却坚决不让。在家里，大伯除了土地，就是与堂兄相伴了。农活较累时，大伯的旱烟便是一锅连一锅。出于对堂兄的担忧，大伯去地里干活时就带上他，让他在一边玩。只要堂兄在眼前，不哭不闹，无论多累，大伯的脸上都会一脸微笑。汗水、辛劳，对于大伯算不了啥，但堂兄冷不丁地一声惊叫、哭喊，大伯会特别紧张，如临大敌。
多年来，大伯照料家人，管理七八亩地，每年还出栏三四头肥猪。大伯定格在我心中的画面，永远都是淳朴、勤劳、乐观而奋进。眼下，七十八岁的大伯依然很健朗。
待大伯抽完一锅旱烟，我们赶紧往家赶。学着大伯的样子，我把腰身猫到很低的位置，让堂兄上来，可堂兄除了吼叫，愣是拽着大伯的腿不放。咋办？给他五颜六色的糖果，他不要；于是，我又从包里把买给侄女的电子冲锋桥枪拿出来。这玩意“哒哒哒”一闪一亮，很新鲜，堂兄被吸引了，终于愿意我背他。也许，长年工作于办公室的缘故，我背着堂兄，就像背着一个七八十斤的大肉团。没多会，我就气喘吁吁无力前行了。大伯要换我，我说，“干脆让堂兄自个走走吧”。大伯摇摇头，笑了，“不行，一会到家，又该耍脾气了!”
见大伯蹲下，堂兄就跟骑马似的，一下子跨到了大伯的背上，堂兄乐坏了，大伯也颠颠地笑了。看大伯背着堂兄，弓着腰的样子怪心疼，出乎意料的是，大伯轻松得连粗气都没喘。
我们终于到家了。堂兄倚在门前愣愣地看着我。大伯怕堂兄冻着，赶紧过去拉他上床，堂兄不肯。我抱他上床，他也不愿意，只是傻傻地冲我笑了。于是，大伯又去逗他、抱他，堂兄总算愿意上床了。大伯忍不住冲我笑：“你看大伯，到底是老了，连你堂兄都快抱不动了。”听大伯说着这些话，我的心里猛然一阵酸楚。
除夕，也正是大伯的生日。大伯，早早地张罗好了饭菜酒水，招呼大家去聚餐。大家喝得都很尽兴，要给大伯敬酒时才发现，大伯早已下了桌，拿了一叠钞票，正乐呵呵地招呼小孩们领压岁钱了。一时间，大家不知说什么好。我们提到更多的是堂兄，是大伯对堂兄的那份执着，无不为之感动。
那晚，我们本要将大伯请回桌上去，好好敬他一杯酒，祝福他，可当我们看到眼前的情形时，打消了那个念头。
床旁，是大伯特意为堂兄开着的电暖器。堂兄，披着棉袄，端坐在床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大伯喂给他的饭菜。大伯不时拿起毛巾给堂兄拭去嘴角的污物。见堂兄吃得欢，大伯满脸微笑，那感觉就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幸福。只可惜，我的堂兄并不懂得，永远也不可能懂得。
《一路微笑》先后刊载于《顺义文艺》、《巴州文化》、《北京精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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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1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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