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大清媒体
一家村主
说起甲午战争,人们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惨烈的中日海战,是民族英雄邓世昌与官兵一起驾驶“致远”舰撞向日本“吉野”舰,最终壮烈牺牲,英勇殉国的感人画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朝廷与民间的种种反应。人们不能释怀的是,中国的没落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作为大时代的瞭望者,媒体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却被无情地忽略。事实证明,媒体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舆论导向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是影响战争发展的重要因素。
大清时期的媒体,就是纯粹的报纸。没有广播电视,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是绝对的老大。鸦片战争后,上海率先开埠,现代意义的报纸正式出现。到甲午战争期间,上海的报纸已经非常发达,堪称全国媒体的风向标,比较知名的如《申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字林沪报》等。虽然甲午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各媒体均给予了高度关注,从时局分析、战况报道、时事评论,再到批评政府、建言献计,可谓是全方位的多面聚焦。由于时代的局限,大清的媒体缺乏国际视角与格局,并虚妄自大,盲目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甚至出现“笔杆子”欲指挥“枪杆子”的滑稽局面。
10月8日,《字林沪报》发文《恭拟圣主亲征议》,要求光绪效仿宋真宗亲征契丹。文章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便是,皇帝需御驾亲征,“亲统六师,东征日本”,甚至一鼓作气,直捣日本老巢。
在甲午战争前,媒体同国人一样,根本没把日本放在眼里,认为日本只是一个“东夷小国”,而中国则是“天朝上国”。日本打中国犹如“螳臂当车”,中国打日本就是“泰山压卵”,这是国人的普遍认知。作为社会的精英,很多报人也持同样的观点。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进步被中国人赤果果地忽视,国人的虚妄自大可见一斑。而英国人同样忽悠了中国人,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提督琅威理就在《万国公报》的专访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
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激发了中国人盲目的爱国热情,各种愤青、各种“抗日”的呼声,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主战言论。在当时的氛围下,似乎国人打日本犹如“手撕鬼子”一般简单,殊不知这不是在横店影视城,而是与崛起的日本真刀真枪的血拼。当时的朝廷内,只有打过仗的李鸿章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有媒体甚至直接列出了作战计划。《字林沪报》在8月22日刊发《审机》一文中就提出,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瞧见没,这是真正的“笔杆子”指挥“枪杆子”,文人好战,而武将却不想打仗。
由于清政府拒绝了随军记者的申请,在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各大媒体只好通过朝廷内线、特约记者、外国译电等方式获取新闻源。在新闻时效上,则落后外国媒体很多,准确性也很难保证。“牙山大捷”就是让人贻笑大方的一条假新闻。
甲午战争后的次年,李鸿章访问纽约,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报纸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中国的编辑们讲真话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的真实。对此,陈事美以为,媒体固然有责任,但中国自古就难有讲真话的环境,清政府难道不是满嘴谎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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