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的写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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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

当这书寄到我办公室时，我有点发愣。连续几天没有决心翻开，因为翻开第一页就必须看完。一天下班时，我用自行车载着这本巨大的书回家，骑车穿过北京的地坛公园东门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隐喻：在北京大街上，不会有人翻开这本书。就算在今天，我也认为，这本书在中国知音甚少，读完它的人也会是极少数人，因为谈论这本长诗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当我拿回家放到茶几上时，我夫人吓了一跳，她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一首长诗”。然后我俩都疯狂了。最后，我还是用了三天时间读完了，整整三个晚上基本上没睡。为了验证我读完了这首诗，我给大家说一个细节，我在书中找到了一些错字。比如：第663页，长诗提到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诗人张志民，书中把“张志民”错印成“张志明”，这印证我读得很细。当蝼冢让大家谈感受时，我想到一个转喻：这本书的厚度和长城的砖很接近，基本上是按照长城砖的厚度打造的。长城的砖压成粉末状，能听到中国历史的回音。这本诗相当于两块工业时代的红砖的厚度，如果将其一页一页碾碎，长度将极其震撼。对此，我想到了一句诗：“向上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从这部长诗里，我们能看到一百年历史的深处发生了什么，也能看到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未来将要发生什么。所以这本书难度非常巨大，这种难度还不是指刘仲先生写作的难度，而是指我们阅读的难度。为什么我这次会从北京来到资阳？全是因为这部长诗。没有这部长诗，我不会到这里。通过这部诗，我第一次知道了资阳。刚才大家谈到华栋，他也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他的写作也30年了。我和他今天到这里，和我们的身份和头衔无关，而是作为诗人和读者来的。下面，我谈三点想法：

　　第一，说到这部长诗，就不得不放到当代的长诗的写作语境来考察。说到中国当代长诗的写作，有一个地方不能忽视，这就是四川。四川有大量的先锋诗人，包括欧阳江河、廖亦武、柏桦、周伦佑、翟永明等，均写出了至今仍被谈论的长诗，他们也成就斐然，包括陶春。今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但在文字上接触时间比较长。他们做了一个《存在诗刊》，探索了如何将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融入长诗写作。为什么巴蜀产生这么多长诗，我认为这源自一种地方文化的传统精神，这从古代写作长诗（赋）的杨雄身上能够看到，从而形成了一个写作长诗的环境和氛围。但是我读《在河之洲》之前，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刘仲要写体量如此庞大的长诗。对于这个疑问，我想作者大概在诗歌文本中给出了答案，其中有一句就是：“庞大得出格的长诗”。刘仲认为自己这首诗很庞大，也很出格。出格的意思就是不正常，脱离了普通的伦理规范。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进行写作，我想作者可能也在诗歌文本中给出了答案：“既然已将生命许给诗神，就应该庄严地为历史作证”。这就涉及到个体、语言、历史三者生成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也有不少诗人写作历史题材，包括写作文化史诗的海子、骆一禾等。但对于这部10万行的长诗，对于这种历史题材的写作则带有更多格外的意义。《在河之洲》中涉及的个人和历史的写作关系回应了一个问题，即：“历史选择诗人”，这看似假话、废话、空话，其实不然。为什么是刘仲？为什么是唯独刘仲这一个人这样写作，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这是大家必须关注的。其次，《在河之洲》的内容还体现了诗人再造了历史。特别是诗中涉及上世纪后半叶，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历史和诗人的再造性关系。这种历史的再造不是直接镜面反射，也不是摄影或简单的回忆，而是用诗歌在表现历史。三是诗歌选择读者。这样的长诗到底会有什么人来读。写作长诗，更像是坠入一个黑洞。古今中外，尤其是写作长诗的诗人很有悲剧性，有的20多岁就迅速离开了人生。面对这种体量庞大的精神主体，诗人将经受很多考验，面临巨大的困境。因为要将历史转化为自己的个体化的语言。从文本的内在精神到外部形式，包括文体的创造、构架的搭建、语言的锤炼、主题的挖掘以及调性的控制，对诗人都是巨大的挑战，这种写作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说，《在河之洲》值得一读，我们会看到文本主要采用了传统的手法，而翻开任何一页，这部诗都是严谨押韵的，还是叙事的，而且还要刻画众多不同的场景、塑造众多各异的人物，甚至还要考虑外在工整的韵律和节奏，这种难度对于长诗创作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对诗人是一种是巨大的考验。而这首长诗完成是需要支撑的，这背后的付出和理解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谈到这种大体量的诗，有几个概念需要理清。即长诗和大诗的关系，史诗和诗史的关系。在我看来，长诗更接近一种物理概念，由行数和字数构成的。而大诗则具有一种精神体量的重要性。我从来不使用史诗这种概念，在我看来，史诗属于伟大民族的集体创作，而非个人创作，是一种不断传唱、不断延续的艺术形式。对于《在河之洲》，我认为可以用诗史、大诗来界定和定义。这不是一般的长诗，这是具有精神重量的大诗，也是用诗歌叙述历史的诗史。从这部长诗中，我们能发现诗人的阅读和精神资源来源，也能理解他有足够的能力来用诗歌来进行写史。我也读了很多人书写中国梦的厚厚的长诗，但读了两页就扔掉了，那些都不是诗歌，那些梦也不是真实的。我觉得《在河之洲》在处理当下的困境的时候，具备两个写作姿态：一个是自省，一个是反讽。这两种姿态其实也就是一种。诗歌中的反讽意识非常重要。我在文本中看到了类似和风车大战的堂吉诃德的诗人的主体形象。这非常重要。风车旋转时，会产生离心力，许多伟大的诗人都被这种离心力所甩出时代的中心。而诗人只有站在边缘的位置，才能对个人、历史、四川以及原型作出回应。我认为这个叙述姿态非常重要。

　　第三，关于长诗中的时间、空间和地方性。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今天来到满屋四川方言的会议室有一种孤独的感受。这让我联想到，这次会议的组织方式也创造了我参加过的研讨会的纪录。甚至包括无论男女每人面前的一个烟灰缸，都很特别。这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诗歌和日常生活是统一的，是一个层面的。这部长诗从时间维度，涉及了大约100年的中国史。而这其中又涉及两段历史，一是诗人亲自体验参与的部分，这是当代史部分。二是近代史部分。这来自于诗人对家族间接的考察，这两段时空融合到一起是有难度的。因为后者还需要诗人发挥历史的想象力。说到地方性，我在诗歌中看到的空间非常重要。比如，川中县、内江、翰林院、资中、甘家坳、吴家湾等。这些空间分属不同层次，既有公共空间，也有私人空间。从这个角度看，这部长诗明显来自于这块土地。所以，诗歌和地方的关系很重要，什么样的地方生长什么样的植物。因此，这部诗歌一定来自于资阳和四川，而不是其他别的地方。另一个则涉及方言，很多正文里都有大量的方言，每一节后都有注释，内容涉及必须解释的民俗文化，诗歌和注释构成了相互的支撑。每次我读注释的时候非常高兴，作为外地读者，这些注释是必须的。因此，这首长诗由正文和注释两个声部组成，如果没有第二个声部，阅读的障碍将前所未有。还有两个问题困惑着我：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中国史。这部长诗每一卷都是以圣经作为引言，对此我不了解。为什么一个四川本土诗人写作中国的长诗，在引言部分不使用本地的语言，而要使用西方圣经中的教义。每一卷的引言串联起来，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精神史。我认为这和宗教信仰无关，可能更多是来自于精神苦难的对话。而我本人更倾向于使用四川的民歌等本土形式作为引言，因为这部长诗很多的卷首诗都具有浓郁的本土文化气质，是本土的声音。纵观现代汉语新诗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诗人背后很长很长时间站立的都是西方诗人艾略特、里尔克等，而不是站立的东方诗人。汉语和西方诗歌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今天暂不展开。

　　关于中国史，我们能从从这部长诗中大历史、民间地方史和个人史构成了关于时间的三个维度。首先说到大历史，用诗歌叙述大历史，一定是非常个人化的大历史，而不是来自于档案馆的官方史。当代中国20世纪经历了几个巨大历史节点，面对这样的历史题材该如何处理，不仅是诗人面对的课题，更是中国当代所有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这种题材写作的难度非常大，这涉及历史和修辞的关系。我认为，这部长诗在描述某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和历史大人物时，比重过大。我更想看到在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史。因为历史事实有时会对个人的自由创作造成巨大的压力。此外，我还发现在很多节的开头，先写到四川的天气，然后进入正文。蜀地的天气和诗歌精神氛围的呼应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艺术性上，这部长诗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说。我所知的很多四川诗人的诗歌写作都带有先锋性，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很多流派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在河之洲》则是很少的，即便是西方的影响，更多是来自于古典时期和经典时期，或者现代主义之前的时期。我更多看到了文本中中国诗歌自身的部分，作者更善于使用传统诗歌的秉性，包括汲取民歌的营养，在写作中呈现出朴素的现实感，这是一种非常踏实的写作，包括那些很自我的观照方式。另外，这部长诗如何协调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关系，协调戏剧化和主体议论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可贵的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不是单纯描绘老旧的事物，而是更多呈现当下工业化的景观。过去和当下不断往返打开，历史和今天不断相互打开，在时空的跳跃中不断关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辩证关系。而第四卷《节妇和烈女》似乎是女性题材，实质还是关于历史的叙述。我最后想说，这首长诗修辞上还用了预叙，在展开故事之前预先谈到了未来。如：“17年后，当马世勋在躺在病床上”。而我想说的是，当30年后，当刘仲仍然在写诗的时候，中国的诗歌界还有谁做好足够的准备阅读这部长诗，评价这部长诗，让这部长诗不止在四川流传。这部长诗应该进入国家档案馆。就如华栋所说，这首诗给出了很多窗口，可以随意进入。我在诗歌研究生涯中，从来不使用伟大的这个词。但我这次来资阳，只是为了一个人来的，是怀着敬畏之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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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长诗的写作，有一个地方不能忽视，这就是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