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诗歌“

紫房沟居士 · 发表于 2016-9-29 22:15

说起诗歌，首先就免不了要说到格律诗，因为诗歌的鼎盛时期在唐朝，而格律诗也正是从唐朝开始定型的。诗歌传到唐代，不仅讲究声律和对偶，而且提出平仄相粘的规律，即一联的对句要与出句相对，下一联的出句与上一联的对句要相粘，并把这个规律贯穿到了全篇。格律诗就样地定型了。但也正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后来诗歌的衰败。因为限制的太多，防碍了诗的向纵深拓展，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所以到了宋代就进入了一个瓶颈，不但诗的数量大量缩减，诗人也大大地减少了，当时的诗歌，词占领了宋代的大半个市场，因词而出名的人也不断地增多，好的作品不断地涌现。以苏轼来说吧，他一生写作了诗2700多首，词350多首，他的诗除《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几首外，其它的诗记得的人就不是太多了；而他的《水调歌头.中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词句可说是脍炙人口，老少皆能背诵。

但是，这种景像维持的时间也没有太长，到了元代，很快就被曲给取代了。为什么呢？因为词的出现并没有规定好它的韵律和平仄，而是后人依照前人词中的格律、平仄而制订了词的格律、平仄，这实际上就是“着鸡毛当令箭”，违反了前人的本意，也将自己禁固了起来，把大批的人挡在了门外，被曲乘机而入，取而代之。比如李清照的《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断不成归。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挪残蕊，更拈馀香，更得些时。”是一首写女子愁绪的名篇，但《红楼梦》中“呆霸王”薛蟠的“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不能不说对女子愁绪也刻画得惟妙惟肖，加上语言直白，因而记得的人就更多，传得更广。虽然粗俗，但不可否认把女子的心态描写出来了，其文学价值比起李清照的那首也毫不逊色。

到了现代，诗、词、曲渐渐地落在了现代诗、油诗的后面，并有逐步被取代的可能。因为唐诗从形式上的调声、隶事和内容上沿袭了宫体，宋词是一种既能合乐而唱又能讲求格律的新体诗.但摆脱不了唐诗的影子，元曲虽然曲调不限形式，基本点没有严格的要求，也更多的引入了民间俚语，但在词句上还脱不了唐诗宋词的巢臼，影响了它的传承。比如，赵朴初的《故宫惊梦——江青取经》：“ 宫门骑马带伙计，四匹。红旗车队后跟随，神气。向来佩服武阿姨，皇帝。无奈乾陵还封在山沟里，可惜。且图就近访慈禧，有理。早安排包管称心的见面礼，表意。送您一副假牙好啃童子鸡，补气。送您一副假发好和姑娘比，美丽。送您一套特制布拉吉，换季。送您一架莱卡照相机，拍戏。有人劝我把文艺大旗也送你，放屁。老娘少了它怎能混下去，哎咦! 这分明是反革命的坏主意，可气。赶快给我拉出去，枪毙! 拜访慈禧，不比寻常拜老师。真着急，一心一意想登基。问吾师，看我聪明可象唐鹦鹉? 命运何如汉野鸡? 请教你，怎能抓到黄金玺? 有何秘密?有何秘密?……”就是套用了元曲里的[字字双]、[不是路]两套曲牌，但把今天的用语镶嵌在了曲调之中，既合仄，又押韵，用古曲唱出了新词，可说是古为今用的典范。

虽然唐诗、宋词、元曲各领一代文学之风骚，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三座丰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就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特别是格律诗的“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联有定对 ”就成了写诗的规范，让诗捆绑着动也动不了，不但字数、行数、平仄都有着严谨的要求，连轻重音、用韵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严重地阻碍了内容的变化和语言的发挥，如果把我们所采用的格律诗拿来与英国的十四行诗、五行打油诗、四行诗、西班牙的八行诗、意大利的三行诗以及日本俳句对照着看看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巨大差异了。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提出了“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自由体诗、散文诗、打油诗，让一度沉寂的诗歌再次兴盛了起来。如郭沫若的《骆驼》、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艾青的《盼望》、散文诗的《临别》、《我不喜欢你》、《劝恋》、《夜》、打油诗的《说胆大》、《说钱》、《外出开会》、《四则运算》……等等，都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在一段时间还左右了文坛的走向。

由于格律诗在中国有着近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所以至今在中国的中、青年中还有着数量众多的爱好者，但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对历史的理解不同，使格律诗在群体中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能不能在原有基础上作一个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变动，使格律诗能让更多人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其实，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另外，崔颢的《黄鹤楼》虽然头三句的“黄鹤”两字反复出现，在诗里相冲，犯了诗家之大忌，第四句的后三字又是三平调煞尾，亦不顾什么对仗。但因其音节浏亮而不拗口，信手而就，一气呵成而在唐人律诗中排名第一。可见，格律诗并不是铁桶一块，不能变动的。再者，既然根据粘对的规律，格律诗允许“平起平收，仄起平收，平起仄收，仄起仄收”这四种形式，能不能再放开些，多些形式。在对仗上，除了工对和宽对，还有正对、反对、邻对……，就不要拘泥于一两种体裁了。在用韵上，虽然李登所著的《声类》没有传下来，陆法言所著的《切韵》、孙愐所刊定的《唐韵》也仅存残卷。但唐时由于嫌二百零六个韵部太烦琐，就把它缩为了一百零七个韵部，我们就不能根据现实的要求，对它再进行改动吗？既然格律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我们就干脆去掉“格律诗”这个名头，把篇有定句，句有定字的诗和古体诗统一叫做“近体诗”，自由体诗，散文诗、打油诗等不论长短句，不论平仄的诗叫做“现代诗”，拓宽了“诗”路，诗歌就能摆脱现在的困境了。